周汝昌
晋代陆机的《文赋》，是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而《文赋》中的重要论点，应当首先数到“缘情绮靡”一说。
可是，“缘情绮靡”四个字的确解到底如何？看上去，似乎不复杂；稍一追求，则问题就很多了。大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对这四个字就有了误会、错解。这种误会、错解，在诗坛上起了不小的坏影响，因而也影响了大家对陆机文艺理论的评价。
这种状况，如果不设法澄清一下，而任其以讹传讹、将错就错，则会关系到我国诗歌史上的许多关键问题，都将随之而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这是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
本文打算尝试探讨一下，如果能够先把“缘情绮靡”的确义摸索到了，然后再谈其它的问题，那才不致郢书燕说。
下面试分为“缘情”、“绮靡”和“缘情体物”三部分来说明这些词句的意义和关系。
一
先谈“缘情”。大约由于这两个字一向最受人注意，人们对它的理解、体会最为多样，误会、歪曲也就最为严重。现在打算拿清代有代表性的朱彝尊一人作例子，先来看一下情况。
朱彝尊对这个问题，一时说：
缘情以为诗。诗云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
，蕴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情之挚者，诗未有不工者也。……为诗未有
无情之言可以传后者也。（《钱舍人诗序》，见《曝书亭集》卷三七。）这分明是以“情”为指感情，而强调“唯情说”“感情真挚论”的。亦即诗家常说的“诚于中，形于外”，“情信而辞巧”之义。
可是他一时又说：
且夫诗也者，缘情以为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忆雪楼诗集序》，见
同书卷三九。）这似乎又要调和“缘情”于“言志”之间。或者说：这样的“缘情”，竟是与“言志”殊途同归了。关于这个问题，朱自清先生在他的《诗言志辨·教诗明志》篇中所论最备，这里不再详说。要紧一句：这样的“情”，已有接近于“志”——朱先生所谓“政教”的“怀抱”——的倾向了。
可作旁证附参的，可举专主“寄托”的常州词派开山张惠言，他论词曾说：
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
——《词选》也正是把“缘情”实际理解为“言志”的例子，和朱氏此处所说相合。
但朱氏一时却又说：
《书》曰：“诗言志”，《记》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古之君子，
其欢愉悲愤之思，感于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
可已者也。……后之君子诵之，世治之污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见。故不学
者比之墙面，学者斯授之以政，使于四方：盖《诗》之教如此。魏晋而下，指
诗为“缘情”之作，专以“绮靡”为事，一出乎闺房儿女子之思，……恶在其
为诗也？！（《与高念祖论诗书》，见《曝书亭集》卷三一。）奇怪，这竟又是把“缘情”和“言志”极端对立起来了！
看来，朱彝尊对“缘情”这个词，自己也很伤脑筋，根本搞不清倒是怎么回事，因此三说而三异其词。特别是最后一例，索性把这里的“情”缩小而为“闺房儿女子”之情，这竟和后来的风流名士袁枚所说愿效白傅、樊川，不肯删掉自己的“缘情”诗、而有“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的话⑴，简直是一鼻孔出气的。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议：“那么，他所谓‘缘情诗’，只是男女私情之作；这显然是曲解了陆机原语。”⑵
由于这班人的误解、歪曲及其影响所被，加上对“绮靡”一词的更大的错会（说详下节），再看到六朝时代南方民歌小诗中的许多情歌和士大夫的“艳体”，于是就有人指责陆机，说他是纯艺术论的、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倡导者，似乎要他负全部诗歌史上的坏影响的重大责任。
假如不幸而有人再来把“缘情绮靡”解释成为“恣纵其情欲而一味淫词艳语”的意思，那就可以是“无所不至”“愈来愈不堪”的局面了。——然则陆机又要负“色情诗词”“黄色韵语”的责任了！
这好象有些推演过甚其词。不过也可参看《文选》中《赋》的分类里面第“癸”类是“情”赋，而所列四篇就是：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曹子建的《洛神赋》。到清代大文评家纪昀，果真就说出：陆机的这一句话，流毒之至，“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赤裸裸地描写色情肉欲。）”⑶
可见我上文绝非过虑。
当然，我们不会象他们混淆爱情和色情。但无论如何，“情”这个字眼，意义复杂，易滋误解，已是十分显然，而且来源也很古老了。朱、袁、纪一类的歪解，难保不余风犹在。先提出来，对寻求正解，是有无限好处的。
所以问题落在：陆机本意的“情”，究竟是确指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从《文赋》本身去分析研究，也要从陆机的其它作品中去参互印证。据今所知，他一共有三次用了“缘情”这个词意。这就对我们非常有用处。
一次是在《叹逝赋》中，他说：
顾旧要（平声）于遗存，得十一于千百：乐＠⑴心其如忘（平声），哀缘情 而来宅。＠⑴，落也，就是“离去”义。
一次是在《思归赋》，他也说：
彼离思之在人，恒戚戚而无欢；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
再有，就是主题《文赋》了，原文是：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仅仅这样一列举，则陆机本意之与“言志”、与“闲情”“艳情”“色情”并无干涉，就已不待烦言而自明了。
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文赋》说：“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平声）。”以乐、哀包举“七情”而言，可见这“情”也并非是象有些人所理解的，只限于消极哀伤一个方向。
再仔细分疏起来，陆机的“情”似是泛指感情的“性能”或“状态”，即古人所谓“性”或“心”。
第一例里，“心”和“情”对文互义：说欢乐好象已经离开了“心”而不再出现；只有哀伤缘附于“情”而居留不去。这个“心”，好象是指我所谓的“感情的性能”。而“情”则似乎可与“心”同义；也可以是指“心情”“心境”，即我所谓的“感情的状态”。
在第二例里，“悲缘情以自诱”一句，如承上文而看，也象是指业已形成的某种“心境”，说：“对于本已戚戚无欢的人来说，悲端自然就缘诱相生了。”如此，“自”似是自然而然的意思。但如对下句而看，“悲”“忧”一方面是由“情”而单方导发，一方面又是触“物”而兼相诱生，“情”，内心之义；“物”，外物之义。如此，“自”又似乎是“自身”的意思；而“情”对“物”言，也就更富有“性”的意味，即我所谓的“感情的性能”了。
“情”和“物”的屡次对举，表明了陆机之深知并重视二者的关系。“缘情——体物”“缘情——触物”二例之外，还有一例：“情ｔóｎｇ＠⑵ｌóｎｇ＠⑶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⑷这里，是“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结果，所以该是作者将感受通过思维、想象等整里过程以后所达到的境界，“情”而能益鲜，“物”而能愈进，似乎“物”已由印象而成为形象，“情”已由情绪而成为“情思”了。
以上所说，或不尽得情实，乃至很谬。但有一个事实已然明确了：陆机之所谓“情”，绝对不是“风情”“闲情”“色情”的情。
要想较全面地明了陆机的“缘情”的本意，有必要考虑到上举的这些例证，都作出更好的分析，彻底廓清那些历史久远的误会曲解，才有可能摸到陆机真正意旨之所在。
二
“缘情”已略如上说。“绮靡”二字，看上去总该比“缘情”好懂多了，问题应该不大。实则又殊不然。不仅并不好懂，而且历来的误解竟然更为严重。
这话并非危言耸听，有例可证。
“绮靡”，据通行的《辞海》说：
犹言侈丽也。下引《梁书》论诗“至梁转拘声韵，弥尚绮靡”的话为证。《辞源》也同样的确切，说：
言文辞之浮艳也。这可作为一般理解的代表。
绮，是华美，已然不怎么高明了。靡，是“更糟糕”！李白所说的“七言、又其靡也”的用法，可以参看。何以言“更糟糕”？例如朱彝尊就曾说丁炜的诗：
直者不伉，绮者不靡。《丁武选诗集序》）其意答曰：“绮”犹自可，“靡”则万要不得！盖事物而一到“靡”，那完全糟不可言了。
李白早说过：“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白居易也曾说：“（自作）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则多矣；然寓兴放言、缘情绮语者，亦往往有之。⑸”则老实不客气地在“绮靡”和“绮语”之间划了等号。
绮丽，绮语，本要不得；现在陆机公然提倡比“绮丽”还要糟的“绮靡”——侈丽、浮艳。无怪乎六朝期间“诗道之坏，亦已极矣！”
可是，李善却和上述诸家的理解全然两样。他说：
绮靡，精妙之言。（《文选·文赋·注》）这话初看起来，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令人简直疑心他是存心回护陆机——而又毫无借口、办法，索性作此风马牛不相及的大言欺人之语。
可是，又早有一个刘勰，他在评《楚辞》时说：
《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文心雕龙·辩骚》）《九辩》，姑置勿论。至于《九歌》，那是大家历来公认的古典诗歌里的最高成就之一；我想谁都会同意：象“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样的风格意度，若下品评月旦，那么“侈丽”“浮艳”“绮语”等等，都是最用不上的字眼。刘勰论文很高明，难道这里他可以胡言乱语吗？
道理一定别有所在。
我们试行考查一下。“绮”，本义是一种素白色织纹的缯，《汉书》注：“即今之所谓细绫也。”⑹而《方言》说：“东齐言布帛之细者曰‘绫’，秦晋曰‘靡’。”郭注：“靡，细好也。”
可见，“绮靡”连文，实是同义复词，本义为细好。
再参以旁证：靡靡，“细好也”；靡迤，“细走也”；靡曼，“细理弱肌也”；不必多引，足证“靡”本细义。
于是我们开始清楚：原来“绮靡”一词，不过是用织物来譬喻细而精的意思罢了。
再看刘勰评品赋文，说“仲宣靡密，发篇必遒”（《诠赋》），“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体性》），“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才略》）：三例都是细密义。评《九歌》，说：“绮靡以伤情”，唐写本作“靡妙以伤情”：都是精致美妙义。
然后，绮有“轻”义。靡有“柔”“徐”一义：如靡曼，又训“柔弱”。如靡靡，用以形容行路，“犹迟迟也”；用以形容时光，则“渐进也”；用以形容音乐，则“声之细也”；用以形容谈话，则“言谈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也”。这些都是“细密”义的引申⑺。
最后两例很要紧。“声之细也”的靡靡，出《文选·洞箫赋》；“言谈之流、如解木出屑”的靡靡，出《世说》注。——这就和“诗”有密切的关联了！
我们看，缘情的“绮靡”，是和体物的“浏亮”并举对文的。“浏亮”，后来音转为“嘹亮”，可以形容人谈吐的通畅、心胸的豁达（如言“这人说话嘹亮”，即谓其人话语通达、事理晓畅），也可以用来形容笛子的声调音色。而洞箫的“靡靡”，并不是指的什么“靡靡之音”的“淫声”，而是指它那种“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的、具有幽咽特点的声调音色，和“一泻无余”的“亮音”，绝不相类。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忆秦娥》，曾给这个特色作了很好的传写，那就是：“秦楼梦断箫声咽（入声）”（咽，幽咽、声吞、声塞的意思）。这是此外的乐器所绝不能仿效的⑻。
刘勰也曾有过一句极关紧要的话：
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时序》）可见“绮靡”一词，又是当时形容音乐调韵的常用语。
事情已经很清楚：“体物”的赋，侧重直陈铺叙⑼，所表达的意思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气、语调，都比较显豁晓畅，读起来、理会起来，都比较朗爽通达，甚至淋漓痛快：因此就是“浏亮”。相对的，“缘情”的诗，侧重沉吟涵咏，所表达的情致，都比较细致深隐，而与此相适应的，自然就是低徊往复，沈郁蕴蓄的语式声调（这自然都是指当时的古典抒情诗而言），读起来，理会起来，也比较需要优游潜浸、循回体味：因此，这就是“绮靡”了。
这是两种不同的美的对立。
刘勰在品论《楚辞》时说：
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他以“绮靡”和“朗丽”并举对比，可能就触及了这种不同风格的美的区分和比较。
刘勰以“绮靡”来形容《九歌》，完全恰切，因为《九歌》在楚辞中，“诗”的性质最为饱满，“诗”的气味最为浓郁，相形之下，其它篇章，都显得含“赋”的直叙铺陈的成分较多了（《离骚》《九章》，正是如此）。
再回来看李善，他把“绮靡”体会为“精妙之言”，真乃是善于读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他道着了陆机所指出的诗的特征之一：诗确是比其它文体要精妙得多——细密精致、蕴蓄微妙得多。
那么，陆机不愧是一位见得到，说得出的大论文家。他和“侈丽”“浮艳”、和什么“绘画横陈”等等见解，又有什么干涉呢！？为什么要他替“诗道之坏”来担负责任呢！？
三
朱自清先生曾有过一段很重要的话，需要引录一下：
“诗言志”一语虽经引申到士大夫的穷通出处，还不能包括所有的诗。《诗大序》变言“吟咏情性”，却又附带“国史……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的条件，不便断章取义用来指“缘情”之作。《韩诗》列举“歌食”“歌事”，班固浑称“哀乐之心”，又特称“各言其伤”，都以别于“言志”，但这些语句还是不能用来独标新目。可是“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言志”以外迫切的需要一个新标目。于是陆机《文赋》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缘情”这词组将“吟咏情性”一语简单化（按指我们今天所说的“简化”，不是我们含有反面意义的“简单化”的意思——引者），普遍化，并＠⑷栝了《韩诗》和《班志》的话，扼要的指明了当时五言诗的趋向。（《诗言志辨·作诗言志》）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朱先生接下去的话：
他还说“赋体＠⑸而浏亮”，同样扼要的指出了“辞人之赋”的特征——也就是沈约所谓“形似之言”。从陆氏起，“体物”和“缘情”渐渐在诗里通力合作；他有意的用“体物”来帮助“缘情”的“绮靡”。朱先生这里对“绮靡”的理解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他把“体物”和“形似之言”划以等号，正确与否？也待再详。但他最后的几句话实是值得玩味了，因为他接触到了一点极为重要的意义，就是：“缘情”和“体物”二者的关系问题。
原来，陆机的话是这样的：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
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
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他在列举了十体之后，指出每“一对儿”之间的分别，又总以一点要义：虽然区分若是，但亦不可走极端、钻牛角尖（这里他并非是要说什么“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和什云“发乎情，止乎礼义”等“诗教”，因为那和“文体区分”有何交涉？）。
陆机的“区分”，主要指以类相从的每一对儿之间的差异，如诗之与赋、铭之与箴，等等。李善已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注这十句时，都是以每一对儿并列而言，如云：“铭以题勒示后，故博约温润；箴以讥刺得失，故顿挫清壮。”深得原文意旨。再参以刘勰的话，那就更加明了，他说：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正就是“博约温润”一语的简化）。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⑹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文心雕龙·铭箴》）这就指出了这种有同有异、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把陆机的原意发挥得很好。
必须明白了这一点，然后谈“缘情”、谈“体物”，才不致于十分孤立、片面地看问题。
“体物”一词，大约是本于《礼·中庸》的“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参综《注》《疏》之旧解，似乎是以为：体物者，生万物，赋给万物以形体的意思⑽。然则朱先生以“体物”为“形似之言”（另一处说即是“描写”⑾），也可以算是一种“赋以形体”吧。不过陆机的原意，怕未必如是。
“体”有“依”义；陆机曾以“缘情”“触物”为对，“触”也是“因”“由”之义；刘勰说成“附物”，又说“体情”（《情采》），陆云说“附情”：二字之可以互代，似乎有迹可寻。
陆机的所谓“物”，恐怕所指也较广，不限实体而言：所以“体物”大约略如说“触事”之例，比如李善就说：“赋以陈事，故曰体物。”乃是直以“物”为指“事”而言的最好的例证。因此，陆机本意当不是要说“描写实物”“写生”的意思。再说，汉魏六朝的赋，也并不限于“咏物体”，相反，像陆机、陆云他们的赋，倒是以言志、抒情为多。
当然，“触物”侧重被动，是物来触情，是创作之先。“体物”则侧重主动，是以情附物，是创作之际。这分别是不难见的。如此，“体物”的体，似究有“体现事物”的意义。这微近乎“反映”。但是和“描写”却不可等同起来，那样恐滋误会。
因此，“体物”和“缘情”的关系，如只是要指明“诗”“赋”的大别，固不妨二者并列而相对待，无事再为辞费；朱先生意在专从“诗”的角度出发而讲话，固亦不妨说是用“体物”来帮助“缘情”；更由于朱先生把“体物”理解为“形似”或“描写”，以致那“物”被缩小了，因此“帮助”之说就大有类乎后世词家所谓的“景亦情”“写景亦即所以言情”“寓情于景”了。
不过，既然那不只是为了指明“诗”“赋”大别的一层关系，既然陆机本意的“体物”并非如此狭义，而他的《文赋》原是要“文适多体”（陆云语）的，也并非是专从“诗”的一个角度来立论（所以陆云才有“便欲不清”的评语）的，那情况就都另当别论了。 刘勰曾说：
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故为情者要约而写
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
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心雕龙·情采》）这虽然是以“情”“文”对言，但究竟是以“诗”“赋”并比，因此重“缘情”而轻“体物”的意思自然就包括在内。至于陆机，其本意是否和刘勰此文相同，我们还不敢确说。
要想讨论“缘情”和“体物”的关系，还得先从“情”和“物”的关系谈起。我们当然知道：“情”是“物”之所生、所形、所属，二者是统属关系，而非平列对待的两造，所以“缘情”的实质意义也就是一种“体物”；即使把“情”作为一项独立的范畴来看待，它也仍然只好算作“物”的一项罢了。不过这样说了之后，并不等于讲解了《文赋》，正如前例，我们此刻还不能说陆机已然具有这样的认识。
但是他在赋前《序》里的话，却很可玩味。他说：
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按此是“情形”“情隐”“情实”义，不是我们现
在正讨论的“情”——引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意”，居间；“文”，依赖并通过“意”而及于“物”。他只说“称物”，而不说“称情”。然则，在陆机，为文的目的就是要“称物”。
因而这个“物”，也应该是包“情”而言了。
古人以为：作为作者的“人”，为本位，外有“物”，内有“情”，“物”来感“情”，“情”以应“物”，因而成“文”。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此“志”实指“情”），莫非自然。”（《明诗》）钟嵘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正都是说这个。这是就创作动机而说的一种“情”和“物”的关系。
陆机也说明了这层关系：他在《文赋》开头的那一段已然包括了它。这里无待烦引细论。
刘勰在《诠赋》篇里说：“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必巧丽。”则指出了不但因“物”以兴“情”的一层单方关系，还有以“情”去睹“物”的一层相互关系。“物以情睹（今本作“观”）”，有双重意义：一，“物”必借“情”才能感受；二，“物”通过具有不同的“情”的人而“睹”为不同色彩的“物”。
这是另一层很重要的“情”“物”关系。
“情”被“物”感了之后，“情”就进而形成为一种“状态”，作者所写，就是此情。作者如何写“情”？要通过事物形象来体现，而不能只凭空里说些“我喜呀”“我悲呀”等等，所以这时“情”“物”已成为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创作素材了。这是另一种“情”“物”关系。“情ｔóｎｇ＠⑵ｌóｎｇ＠⑶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所指疑即近此。
及至说到其所以“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就是为了如何更好地去“称物”，这“称物”显然就是创作目的了。到这里，“情”被包纳为“物”之一目。
这又是一种“情”和“物”的关系。
综合起来看：陆机说“缘情”“体物”两句话时，其用意如果不止于说明诗与赋的大别，就也兼表“情”和“物”的联系，所以才有“虽区分之在兹”的转语。从上面的分析而考查，我们还很难证明陆机乃是以“体物”一词来专指“形似”的“描写”，所以也还不能就说他有重“情”而轻“物”的倾向。假如可以说“他是有意的用‘体物’来帮助‘缘情’”，那岂不也可以说他是以“缘情”来“称物”？至少，从全文看，他本人并没有有意识地突出“缘情论”的用意。
至于说指出“当时五言诗的趋向”和“辞人之赋的特征”两点，细按似也不尽然。
如刘勰所说的“江左（东晋）篇制，溺乎玄风。……宋初……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明诗》）庄老玄风，用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是所谓“人生义理”，是“钻入一种狭隘的‘言志’的＠⑺角里”（《作诗言志》篇）；而“谢灵运……从山水的赏悟中歌咏自己的穷通出处——诗却以‘体物’著。”（也是朱先生语，见同篇）——那么，这“趋向”岂不正是“缘情”的反面了吗？
同样，如有些文学史所指出：“复兴了辞赋的‘诗趣’的，乃是六朝的诸作家。这个复兴运动，也当开始于建安时代。……汉人每喜夸诞的漫谈，其失也浅薄。六朝人却反了过来，专爱在伤感的情绪上着力，遂多‘哀感顽艳’‘情不自禁’之作。六朝赋与汉赋之别便在于此。”⑿（郑振铎《中国文学史》）——那么，这岂不是“当时的”“辞人之赋的特征”，正非“体物”而恰是“缘情”了吗？
我想，这就说明了陆机这两句话的辩证关系，我们不可“死于句下”，将“区分之在兹”竟然看死，而忘了“亦禁邪而制放”的预先警告。
刘勰虽然也曾指出：“（章表奏议要典雅，赋颂语诗要清丽，符檄书移要明断，史论序注要核要……等等，各有准的）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定势》）可是他也仍然不得不承认：古诗十九首是好在“婉转附物，怊怅切情”两个方面；不得不承认：《离骚》是好在“叙情怨则郁伊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辩骚》）这四句话的例证也正是表明了“缘情”部分和“体物”部分的分合情况。
所以，我认为：朱自清先生说的：
从陆氏起，“体物”和“缘情”渐渐在诗里通力合作……这句话，才真是卓识通论。
至于陆氏的“缘情说”被特别强调起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是事实，不过那实际上是较晚的事情，另有其客观背景与条件了。
四
上面所说，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廓清了历来文学家、文评家、研究者们对《文赋》，特别是“缘情绮靡”说的一些相当荒唐、谬误的歪解，进而探讨陆机本人的原意，看清楚他到底在讲些什么。
陆机的《文赋》，本是文适多体的一篇广义的文论，并不是一篇狭义的诗论；而陆机作为一位作家，却是一位诗人，并不是一位散文家；加以他的“缘情绮靡”说是自铸伟词，提法极其鲜明新颖，使人首先注目：这就常常使读者发生一种错觉，以为他是重诗而轻文，重“缘情”而轻“体物”。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但是弄清了这一点之后，——如此说明了之后，并不意味着他的“缘情”说的重要性便相对地减低了。完全不是如此。恰恰相反，“缘情”说的提出，仍然是他这篇赋里的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意义之一。
因为从这里说起，值得我们思索、探讨的东西就太多了。
例如，“绮靡”和“浏亮”两种不同的风格，就关涉到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唐诗和宋诗的区别消长的问题，宋词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异同的问题，文学上的秀美和壮丽两种美的问题，作家的高明和沈潜的性格的问题，创作手法上的比兴和赋咏的分合的问题，等等，恐怕认真研究起来，就都须从陆机的提法里面去参互印证一下，那研究才能更为全面。
例如，自从“赋者，古诗之流也”从附庸蔚为大国以后的发展、兴衰问题，我们这个诗的国度里独独缺乏史诗、叙事诗而抒情诗成为诗、词、散曲的实际本质的特殊现象的问题，若讨论起来，恐怕也不能离开陆机的“缘情绮靡”说的头绪。
这些重大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本文的范围、非本文力所能及了。这里只想试行指出这些线索，供研究者参考。
正文注释：
⑴ 《答蕺园论诗书》，见《小仓山房文集》卷三○。
⑵ 《诗言志辨·作诗言志》篇。
⑶ 《雪林诗钞序》，见《纪文达公文集》卷九。
⑷ 《文赋》。
⑸ 《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
⑹ 《高帝纪》《叙传》《地理志》等，都有“绮”字注，仅文字小异，一致指为“细绫”。
⑺ 刘勰又用过《绵靡》一词，见于《杂文》篇：《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又用过《明靡》一词，见于《章句》篇：《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皆可资参研。后一例亦与《清英》一词为对文，与《时序》篇中一例正同，尤可比较。
⑻ 王褒所赋的洞箫，是古排箫，并非苏轼所指的竖箫；但排箫虽然多至十六管、二十三管、音响不一（有《巨音》《妙声》《武声》《仁声》之异），而《靡靡》则是特指其《细密》之声（见李善注），与竖箫之《袅袅》和《咽》，是并不冲突的。况《洞箫赋》明言：《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喧。》这是对洞箫竹的《因天性之自然》的总评语，足见古代排箫虽然管多，也绝不是一种声响强烈的乐器。
⑼ 《周礼》注：“赋……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⑽ 这种解法很可疑，他们把“体”说成“生”，所以只好硬把“不可遗”说成“无所遗”，实感牵强。如果“体”解为“依附”义，则“附物而不可遗”就通顺多了。
⑾ 刘勰时而有这种见解，如“物色”篇所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即是。但这和陆机的本意未必是一回事。
⑿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