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铎
社会科学战线 1996年09期
姜铎 又名蒋立，1915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85年离休，现反聘为该院特聘研究员。研究专业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主攻课题是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代表作包括《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江南造船厂厂史》（1865—1949）、《旧中国买办阶级》（合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合著）、《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等。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而又复杂的人物。最近读到了唐浩明先生的新著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拜读之下，觉得内容确属精彩，既是小说，也是历史，基本上如实地反映了曾国藩的一生，对曾国藩研究，无疑提供了一部颇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因此，想借评这部大著之机，发表我个人对曾国藩的一些看法，就教海内外衮衮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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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和一个穷翰林而一举成为晚清的一代名臣，靠的是扶助清朝镇压了太平军。因此，曾国藩和太平军的关系，既是他一生的主线，也是这部书的主题。这部小说洋洋120万言， 分成《血祭》、《野焚》、《黑雨》三册，其中一半以上的章节，都是叙述湘军与太平军相互拼搏的。曾国藩本人从1852年奉命帮办团练开始，至1864年攻破天京为止，整整和太平军打了十二年交道，这段时间是他42—54岁的黄金年龄，八年以后的62岁，他就离开了人间。
今天，相隔一个半世纪之久，再来回顾曾国藩和太平军打交道的历程，应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段十分不简单和不平凡的往事。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军，在洪秀全、杨秀清领导下，于1851年1月11 日在金田村宣布起义后，队伍迅速扩大，乘机杀出广西，进入湖南，围攻长沙不下，转攻克岳州，水陆并进，1853年1月占领武汉三镇， 号称水陆五十万人，沿江东下，声势浩大，清军丧胆，望风崩溃。太平军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并于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改称天京定都， 和清朝分庭抗礼，号称水陆一百万人。面临上述情势，仅仅作为在籍守母丧的侍郎曾国藩，又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凭什么敢于站出来和太平军作对？因此，对团练大臣的差使，曾国藩迟迟不肯就任，后在教师唐鉴和诸友好的敦促鼓励下，才勉强墨绖出山。到长沙办团练，白手起家，创办伊始，百事待举，加上地方又诸多掣时，颇不顺利。逼迁衡州，苦练成军，水陆两营，不满两万。兴冲冲地血祭出师，但初战不利，碰上太平军羊楼司和靖港两次硬钉子，被打得损兵折将，狼狈败逃，曾国藩痛不欲生，跳入湘江，企图一死了之。后虽经侍卫抢救出水，但仍灰心丧气，无颜见家乡父老，再次准备自尽，后被左宗棠痛加指责提醒后，才重新振作起来。
塔齐布的湘潭捷报，成为曾国藩起死回生重振湘勇的一帖兴奋剂。接着收复武昌，溯江东下，攻破田家镇江防，直逼九江，湘勇军威大振，曾国藩声名鹊起。不料太平军调翼王石达开坐镇九江、安庆前线指挥，三次挫败了湘勇水陆两军，把曾国藩逼得困守南昌，一筹莫展。正好又报父丧，曾国藩趁机暂时下台，回乡守制。
1858年秋，在曾国藩守制复出时，武昌和九江已先后被清军攻克，太平军因内哄争权，杨秀清、韦昌辉先后被杀，石达开被逼带十余万人马另立山头，杀向四川，太平军力量分崩离析，大大削弱，只剩下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人马，加上洪秀全重用无能亲属，朝政紊乱，人心不齐，眼看太平军大势已去。曾国藩抓住这一时机，在黄州府巴河镇召开湘军将领会议，定下进军皖中围攻安庆和援助浙闽并最后围攻天京的计划。但这一计划进展并不顺利，同年十一月间，奉命进逼安庆的李续宾部七千余人，在安徽巢湖边的三河镇，被太平军全部歼灭，这对湘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直到1859年9月， 曾国藩力促其弟曾国荃攻下了安庆，并帮助左宗棠自成一军，向浙闽助剿，帮助李鸿章建立淮军，向上海、江苏助剿，才奠定了围攻天京的基础。1864年7月19日， 曾国藩湘军终于攻陷了天京，一场轰轰烈烈历经十四年足迹几遍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终于被曾国藩扑灭下去了。
曾国藩和太平军的关系，是决定他一生命运和地位的关键，也是对他作历史评价的关键。他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举成名，不在于他所标榜的道德学问，更不在于他的高官显爵，而在于伟大的太平天国运动是经过他的手镇压下去的。因此，对太平天国同晚清政府这场政治斗争，究竟采取什么立场，不能不成为评价曾国藩的关键所在。章太炎先生所说，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便是这个道理。范文澜老早年在延安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正是紧紧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上写的。冯友兰先生生前说得更明白：“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冯先生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了的。冯先生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执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 （《新观察》1989年第7期，“早春走访冯友兰教授”）在这里， 冯先生确实可称是一个“大胆假设”。果如冯先生所说，曾国藩不仅是挽救清王朝的“中兴名臣”，而且是挽救近代中国免于倒退的大大的功臣！
我对太平天国虽未作过深入研究，但对冯先生上述说法，仍然难于苟同。据我所知，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思想言行，虽然涂上一层“天父天兄”等等神道设教色彩，但其愚昧、落后和迷信的程度，究竟不同于一般的会道门；就其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件而论，实际上已带有一定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毕竟是时代不同了。因此，“神权政治”，“倒退到黑暗时代”等等假设，显然是根据不足的。因此，太平天国还是难于否定，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还是罪责难逃，难于翻案。
2接下来想谈谈曾国藩和清政府的关系。
曾国藩的一生，对清政府满族统治集团，无论咸丰帝也好，慈禧母子也好，始终严守君臣界限，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稍有非分之念，更不敢存满汉畛域之见，作排满兴汉之想。因而博得清政府的信任和重用，生前封侯拜爵，尊为汉臣班首；死后赐谥文正，备极哀荣。难怪范文澜老在四十年代初发表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这篇名著中，痛斥之为“汉奸”了。当然，范老这篇名著，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骂的是曾国藩，指的是蒋介石，今天我们来重温这篇文章时，浓郁的政治色彩，仍跃然纸上。应当作政治宣传品读，不应当作历史教科书读。可是范老送给曾国藩“汉奸刽子手”这两顶大帽子，几乎是“一锤定音”，把曾国藩打入十八层地狱，在新中国史学界经半个世纪之久还难于翻身。这两顶帽子，前者是站在汉族立场讲的，后者是站在起义农民立场讲的，都有一定的革命道理和历史根据。这里对后者不想多说，对前者想说些意见。曾国藩忠于清政府，帮助清政府扑灭太平天国运动，是否可以定他背叛汉族帮助满族的汉奸之罪呢？这是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毕竟已不同于满族入关满汉两族剧烈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初期，而是满汉两族的斗争早已告一段落，已日益汉化的满族为主的清政府统治权，已经历了康乾盛世在内的二百多年历史，当时的中国包括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民族在内，事实上已开始融合成浑然一体的中华民族了。如果说，在满汉两族争夺统治权未定的初期，把帮助清军入关的汉人洪承畴、吴三桂等人定做汉奸，是罪有应得的话；那末，在隔了近二百年的曾国藩时代，由于他忠于清朝，还同样称之为汉奸，这顶帽子便显然不大合适了。
在满洲贵族重用满人排挤汉人的传统政策下，曾国藩博得清政府信任和重用的过程，是颇为曲折和复杂的。1853年初，曾国藩以一个在籍侍郎的身份，奉咸丰帝之命，帮办地方团练，经过两年的艰苦训练，练成水陆两营一万湘军，正当曾国藩踌躇满志血祭出师之际，咸丰帝一道上谕，为了代湖北已故巡抚杨健请入乡贤祠，着将曾国藩降二级留用，一瓢冷水兜头泼下。1854年秋，曾国藩率湘军攻下武汉，咸丰帝上谕嘉奖，并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并准备进一步重用，被军机大臣祁隽藻一语提醒，十天后，咸丰帝便改下第二道上谕：“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并把湖北巡抚一职，补授给曾国藩最瞧不起的陶恩培，把曾国藩气得病倒了。1856年，湘军水师在湖口、九江先后惨败，武汉又被太平军克复，曾国藩只得率湘军困守南昌，进退两难之际，又突报父丧，曾家弟兄三人，正好乘机回乡丁忧，在回乡的路上，曾国藩的心情十分凄凉，回想自己满腔热血，一片忠心，同太平军血战了四年，却落得皇上猜疑，地方排挤，四面碰壁，八方龃龉，几陷于通国难容的境地，论官衔仍旧是一个老侍郎，论饷源则几万湘军并无固定地盘，靠向别人乞讨过活，内心十分痛苦。直到太平军发生杨、韦内讧，石达开分立入川，曾国藩才乘机重新出山，指挥湘军再度攻占武汉，并占领九江，在长江中游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军事根据地。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陈玉成和李秀成两部围攻，几乎全军复没，主帅和春和主将张国梁先后战死，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入上海租界，清政府才不得不委任曾国藩加钦差大臣衔，署理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第二年九月，力促其弟曾国荃攻下安庆后，实授两江总督，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并晋封协办大学士。1864年7月19日， 湘军攻陷了天京，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毅勇侯，位极人臣。为了保全功名和继续争取清廷的信任，曾国藩不惜大量裁撤自己一手创建并赖以起家的湘军，并迫使其弟曾国荃称病回乡，可见曾国藩的用心是良苦的。
关于曾国藩不愿称帝问题，曾经产生种种传说，小说《曾国藩》，也为此费了不少笔墨，绘形绘色地作了种种描述，颇为引人入胜。《曾国藩研究动态》上，也发表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两篇文章，引起了我的兴趣，不免在这里也发些小小议论。
议论之一是：曾国藩压根儿不想当皇帝，不愿当皇帝，也不是当皇帝的人。他的儒学传统，根底很深，忠君报国思想，根深蒂固。他起兵的目的很明确，一是保卫明教，二是保卫地主阶级利益，三是保卫清朝。他的个人追求，是做一个中兴名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于愿已足，绝不存非份之想。因此，尽管王闿运、曾国藩等屡次劝进，均遭到严厉拒绝，便绝非偶然了。他个人自奉俭朴，清心寡欲，一生只讨了一个小老婆，对帝皇生活，并无兴趣。他是一个受理教束缚很深的白面书生，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儿。中国自春秋战国进入封建社会以来，所有开国皇帝和起义领袖，大都不是军人武夫，便是流氓无赖，读书人很少，秀才是造不起反来的，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也。有趣的历史现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学大师，从至圣先师的孔孟老夫子带头，宁可皇皇然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劝说圣君贤王，替天行道，治国平天下，自己却甘当辅佐，即使是昏君懦帝，亦不敢生取而代之的野心。当时的曾国藩，正是抱着这一心态的典型之一。
议论之二是：曾国藩即使想当皇帝，也未必当得成。当时清政府虽已衰落，特别是江南大营被歼，元气大伤，但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拥有一支以强大骑兵为主的庞大队伍，仍然部署在河南中原腹地，虎视东南，曾国藩一有动作，首先便会碰上这颗硬钉子，湘军没有骑兵，难于对付，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上湘军主力攻陷天京后，官兵大都积蓄了一些钱财，人心思归，战斗力锐减，能否再为曾国藩称帝卖命，毫无把握。而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是湘军起兵，是以保卫明教和忠君保国相号召，并作为团结奋斗动力的，一旦曾国藩势将成为自己打自己嘴巴，食言而肥，不忠不义，大逆不道，丧失人心，众叛亲离的人。何况新从湘军分离出去的左宗棠楚军和李鸿章淮军等将领，会不会臣服曾国藩，根本是一个未知数。还有，以英国为首的国际在华势力，当时已定下扶持清政府的政策，曾国藩称帝，未必会获得国际承认。以上种种不利因素，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是早已考虑得胸有成竹，因而雷打不动，坚决拒绝称帝，这正是曾国藩的高明所在。如果曾国藩头脑发热，贸然称帝的话，其后果很可能像他自己所说，被众人推上了多刺的皂荚树，落得个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在这一点上，带有草莽英雄本色的曾国荃，比起乃兄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议论之三是：曾国藩拒绝称帝，不仅有利于他个人的得以保持令名以终，而且还有利于中国的统一。湘军攻陷天京以后的国内情势是：太平军余部尚存近三十万人散见各地，北方东西捻军的力量正方兴未艾，西北回民起义和西南回民起义仍在发展中，清政府的统治权，还谈不上巩固和统一。在上述情势下，如果再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曾国藩拥湘军称帝东南，国内势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出现新的动乱，清政府统一中兴的局面，便难于实现，在虎视耽耽的外敌环伺下，中国统一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将比原来更糟。在这一意义上，曾国藩的坚决拒绝称帝，应该说客观上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好事。
3再谈谈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化问题。
《曾国藩研究动态》上，称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的发韧者，应该说是符合历史情况的。我在1989年发表的《略论曾国藩》一文中，对曾国藩发起和倡导洋务运动的功绩，曾列举了六项事迹，其中有五项，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均属首创。一是1862年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揭开了中国用手工自制轮船的序幕。二是1863年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1865年，容闳向美国朴得南公司购办了百余台机器设备运回上海，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6月，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 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鼓励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它出书的时间和北京同文馆差不多，而出书的种类和数量则超过之。五是采纳容闳建议，会同李鸿章和丁日昌，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上述历史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的首创之功是不可没的。过去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新中国史学界对清政府洋务派主持的洋务运动，长期持全面否定态度，因而对曾国藩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一些首创事迹，往往不是一笔抹煞，便是轻轻带过，甚至丑化人家意图，“汉奸刽子手”嘛！还能做什么好事？经过近年来实事求是的研讨，对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总算已达成共识。于是，曾国藩为中国早期近代化所做的一些好事，才陆续获得史学界的承认，这个转变是多么来之不易啊！
但是，由于时代限制等种种因素，对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均不宜作过高的要求和评价。
第一，他是一个精通中国传统儒学的封建士大夫，对近代思想和近代知识，接触和涉猎不多，因而对中国近代化，并无远大眼光和通盘打算。他在着手向西方学习造炮制船时，开始把问题看得很简单，认为外洋器物“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6页）不料花费九牛二虎之力试造出来的木壳轮船， “行驶迟钝，不甚得法”，直到六年以后的1868年6月， 江南制造局才造成了中国用机器制造的第一艘轮船。试造的炮，情况也类似，湘军中所用的炮，大部购自外洋。
第二，他对当时世界大势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认识不足，定下了一条“忠信笃敬、信守和约”的妥协外交路线，贻祸无穷。天津教案的处理，便是他亲自贯彻这条妥协外交路线的恶果。这是一场屈辱外交，当时人已有定评，他自己也承认“内疚神明，外惭清议”，认做一生憾事，我们后人犯不着再代为辩解。
第三，1872年他便离开了人间，距离太平军和捻军等的平定还不久，他的近代化抱负，付诸实践的时间太短，因而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远不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尽管他那样念念不忘地重视仿造兵轮，并拥有一支现成的长江水师，生前也未来得及创建一支近代海军。
最后，我想对曾国藩的一生提出以下三点看法：第一，过去由于政治斗争需要，给曾国藩戴上了汉奸刽子手两顶大帽子，今天已时过境迁，我们伟大的祖国，又正处在日益兴旺发达、和平统一在望的大好时光，对历史人物应该给予宽宏大度的评价，因此，为曾国藩摘下以上两顶大帽子，无疑是时候了。第二，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个过大于功或功过参半的人物，因而不宜大张旗鼓地过于渲染。第三，研究曾国藩的原则和尺度，仍然是实事求是和恰如其份八个大字，过去把他一笔骂倒，固然有失公允，今天又把他捧上了天，送给种种桂冠，同样也不够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