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土地革命运动，总体上来看进行得比较成功，主要原因是当时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机关能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有益的措施。照金时期的成功经验不仅对后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也为西北根据地以及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借鉴，为党取得全国革命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照金苏区；土地革命；意义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38-02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西北地区创立的一块非常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同时也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党在照金苏区带领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对土地这一基本生活物资的需求，而且提高了边区群众参与革命事业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根据地武装队伍及根据地自身的巩固与发展壮大，从而为党在陕甘边地区取得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照金苏区开展土地革命的现实基础
照金位于耀县西北部，森林密布，沟壑纵横，地域偏僻，远离县城，是屯兵练武的理想场所，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而此时照金地区的土地多为县城几家地主和香山寺所有，60%以上农民以租种土地为业，由于土地贫瘠，生产工具和耕作落后，每亩仅收粮二三斗（约合35-52公斤）。收获既微，租粮又重，农民需将总收成的30-50%缴付地租[1]299-230。
耀县在当时又多天灾与人祸，自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年（1929年-1931年），耀县连续三年大旱，六料未收，饿殍遍野。又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耀县久旱成灾，禾苗枯萎，民心惶惶，流亡日多[1]299-230。同年3月25日午间，耀县降雹如卵，顷刻之间，原积寸余。像这样的灾害在那个时期真是层出不穷，又加上关中及山东、河南、四川、山西等省饥民又不断地流入，陕甘境内发生连年灾荒，赤地千里、灾民流离、卖妻鬻子，饿殍载道的惨象，如《陕灾周报》所说“人民家无隔宿之粮，村多断饮之户”。“流亡载道，白骨撑天，野无青草，村绕荒烟。”①而当时国民政府的地方驻军不但不拯救人民于苦难之中，反而以“剿匪”为名，搜刮民财，多方骚扰，百姓四处躲藏，十室九空。当地群众在生活上没有任何保障，为了得到生存的资本他们迫切需要通过革命来求得生存。
这一时期正好处在我党历史上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反封建斗争的核心，并把这一任务与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照金苏区土地革命的主要措施
由于照金地区所处的特殊环境，中共中央在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后认为：在照金地区进行土地革命，是维护红色政权、发动人民群众的关键，也是加强根据地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的根本保证。因此在1932年8月1日，《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要求陕西党“去坚决的执行下列的基本任务：巩固陕甘边根据地创造苏区，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的加紧这一工作。第一，必须坚决的没收地主阶级与祠堂庙宇及土豪劣绅的土地，按照劳动力与人口，平均分配给雇农贫农以及中农……以彻底肃清封建残余，但这必须使基本的农民群众了解并在自愿之下来执行的。第二、为巩固这一革命期间，必须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使之成为拥护并支持土地革命的基本队伍，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第三、要动员工人、雇农及贫农加入红军，积极改造士兵的成分……[2]
中共陕西省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始终坚持把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作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一项最重要的任务。1932年底至1933年初，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照金地区的农民运动不断发展。照金地区各村普遍建立了农会组织。农会由主任以及若干委员组成，农会的这些成员均由革命觉悟较强的贫苦农民担任。农会组织的成立直接推动了分地运动的开展。
1933年春，陕甘边领导机关带领照金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依据《中华苏维埃政府土地法》，立即在“芋园、金盆、香山、北梁、韩家山、杨家山、陈家坡、老爷岭、黑田峪、土儿梁、杨柳坪、谢家庄、孙家山、秀房沟、小崖子等村”[3]，组织群众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当年参与土地分配的小崖子村老农会干部杨玉财、房上村马长贵等介绍：“土地分配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为：发动阶段。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党、政、军负责人习仲勋、李妙斋、周冬至、王满堂等，带领干部深入各村，同基层干部一起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分配的意义和政策。第二个阶段为：组织阶段。一般是上级指导，各乡村革命委员会与农民联合会、妇女会共同负责，具体确定分配对象，统计户数人数，研究分配方案等。第三的阶段为：实施阶段。”[4]352-353在土地具体分配的实施过程中，边区领导机关首先宣布要没收一切地主、反动富农，寺院祠堂的土地；其次边区领导机关根据各村的具体情况，采取两种形式对土地进行分配：一种形式要求把现有的租种土地无偿的分给租种群众，这种分配形式的目地是为了确保佃农对租种土地的所有权，使其不再向地主交纳佃租。另一种形式要求由贫、雇农共同选出的代表统一组织进行丈量全部没收土地的数目，并要测定出每块土地的标准等级，然后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具体情况进行逐户的分配。
据调查，当时芋园乡分配了耀县学堂和香山寺占有的土地二千亩；金盆乡分配了耀县平原大地主李卜客以及陈家坡地主梅生玉的土地五千余亩；秀房沟村分配了大地主安东财的全部土地；大崖子村分了地主杜十二的五百余亩土地。香山、陈家坡、北梁、韩家山、杨家山、谢家庄、老爷岭、黑天峪、南趟、小崖子村、土儿梁、杨柳坪、孙家山等乡村，分别分配了耀县平原大地主潘家、雷家、李家、耀县学堂、香山寺院及当地地主的大量土地[4]353。在土地分配的运动中，边区领导机关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相关政策和法令，废除了地主阶级强加于农民的佃租、欠债和反动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使广大贫苦农民得到了一直以来渴望得到的土地，脱掉苛捐杂税与租债的镣铐，生活上有了相对稳定的基本的保障，无不欢欣鼓舞，衷心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色政权及其领导的红色军队。 三、土地革命运动对根据地建设的作用。
陕甘边照金苏区时期进行的土地革命是陕甘边根据地土地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全国土地革命运动的缩影，同时又是一次真正意义的人民大革命，因为土地革命运动的开展是当时中国民权主义革命对内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的首要任务。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领导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发动群众起来打土豪、分浮财、废除高利贷，夺取地主土地进行分配。随着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土地革命运动也进一步地走向了深入，已由过去单纯的打土豪、分浮财转入到着手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边区各级主要领导及时带领群众进行土地分配的运动，由于各级干部工作得力，以及群众发动工作的深入扎实开展，根据地的广大地区很快就形成了土地革命斗争高潮。
在宣传和发动群众组织参与分配土地的过程中，照金苏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能够站在斗争的前列。刘志丹、习仲勋等都曾亲自深入调查，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指导分地工作顺利进行。他们还热情接待来访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及时纠正划定成分及分配土地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使广大劳苦大众真正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这样不仅给边区群众提供了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且有益于拉近党和当地群众之间的感情，扩大了苏区的影响力。因此，翻身做主的农民群众为了能保卫住斗争的果实，以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军，在照金地区掀起了参军的热潮。出现了许多父亲送儿子参军，妻子送丈夫支援前线，兄弟俩共同加入红军队伍的感人事迹。照金地区先后有30余名优秀的子弟参加了主力红军，有百余名热血男儿、英健妇女参加了地方游击队。
照金群众在积极参加红军队伍的同时，他们还主动担负了为部队运粮运草、修建工事、打造堞墙，以及为部队赶做军鞋、磨面制粉、做饭洗衣、护理红军、游击队伤病员的工作，例如，胡家巷王俭老人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多次细心地照顾受伤的战士，做饭、喂药、洗衣服都成为老人的平常事一样，战士们亲切地称她为“红军妈妈”。习仲勋同志在照金负伤后，王俭老人冒着危险，每天送饭、熬药，还设法弄来白糖、猪耳朵等，给他补养身体[1]303。
由于党在根据地开展的土地革命及其颁布的相应政策深得民心，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支持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同时，在当革命政权遇到敌人的破坏时，照金地区的广大群众主动拿起枪杆和敌人斗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卫和支持了苏区和红军的革命斗争。游击队、农民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遍及乡村。他们站岗放哨、传送情报，配合红军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促进了武装斗争的顺利进行，从而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并推动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尽快形成以及巩固。照金地区人民的英勇斗争在发展西北红色武装割据的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奠定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耀县志编纂委员会.耀县志[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109-110.
[3]房成祥.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7.
[4]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G].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