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
黄正林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是很困难的，但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我们主要从晚会和秧歌、舞会来看边区的日常娱乐生活。
（一）晚会和秧歌
边区的晚会是有传统的，在苏维埃时期，“晚会的举行大部分都是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逢到纪念节日也必定是要举行一次晚会的。有时为了欢迎新来苏区的人物，我们也会特地预备了几次晚会。史沫特莱，外国新闻记者以及派拉蒙影片公司派来的那个摄影记者，都做过苏区晚会的参加者”。而且在苏区，晚会是唯一的业余娱乐活动，很受大家欢迎，“毛泽东、朱德和博古以及其他许多苏区重要人员都是晚会的热烈参加者”。
“他们在工作时间之外，要召开生活检讨会和批评会，还要组织宣传，发动人民抗日。此外，还被物质缺乏和食粮恐慌的气氛包围着，所以需要一种休息，需要一种娱乐。这就是他们举行的文娱晚会。”晚会成为苏区动员民众以及红军和机关工作人员休闲生活的主要方式。
抗战时期，延安的各种晚会非常富有特色，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不同单位的各种晚会如期进行，如“每逢节日（如‘五一’、新年、新春„„），马列学院必举行晚会，节目丰富多彩，话剧、京剧、合唱、相声„„等等应有尽有，有的甚至轰动了延安”。中央党校“每周末组织文娱晚会和舞会，每个班根据个人不同的爱好，组成秧歌队、合唱团，自编自演话剧、秧歌剧、快板等”。
延安各单位的礼堂、大厅，新旧剧场乃至庙宇的戏台、单位的院落都成为举行晚会的场所，“普通市民较集中的新市场有常设的剧场，偶尔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也在八路军司令部的大礼堂公演。党政军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免费观看。”中央大礼堂是举行晚会最多的地方，“在一些节假日，或为欢迎某位重要人物时，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肯定演戏”。“逢到晚会，除非天下大雨，或大雪与大雪之后，山路不好走，大礼堂总是挤满了人，从来不会有一个空座位。”所以，在延安工作过的人几乎都有周末或节日在中央大礼堂看晚会的经历。
抗战时期的延安，每逢重大事件或重要客人来都要举行晚会。如1938年三四月间，延安市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白天开会，晚上看文艺晚会，有天晚上演出的是秦腔《升官图》、《武家坡》，陈伯达陪同毛泽东也去看戏，场面十分热闹，也来了很多群众观看演出。
1940年5月2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当天傍晚延安军民在南门外自发组织了欢迎晚会。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5位参议员访问延安时，在民众教育馆举行了欢迎晚会，“唱欢迎歌以后，接着音乐，秧歌剧，话剧，到夜半十二时才散会”。
晚会是延安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举办十分频繁。如1939年5月5日，王恩茂“参加马列学院的晚会，纪念‘五五’马克思诞生，热闹一晚，半夜才回来”。次日是星期六，原定召开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但因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来延安，举行欢迎晚会，故旧戏剧晚会改期明日举行。”5月7日，王恩茂又参加了在“陕公大礼堂举行的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从王恩茂的日记来看，延安晚会举行之频繁，也说明晚会在人们娱乐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死气沉沉的村子因边区各种剧团下乡而变得活跃起来。如庆环分区农村剧校1940年上半年在陇东各地演出戏剧36场次。延安的剧团也利用农闲的冬季到边区各地巡回演出，送戏下乡。
1938年冬，民众剧团在陕北个三边等地巡回演出，演出的剧目多达10余个。这样的巡回演出，一方面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起到了动员民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丰富了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根据地的文艺走上了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道路，使边区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更加活跃和丰富。边区不同层次的剧团和宣传队纷纷走向基层，为老百姓服务。如西北文工团1943年春节在陇东分区创作和演出的节目有《孙万福回家》、《模范城壕村》、《如此宁县》、《边区的一天》、《八路军和老百姓》、《钟专员和胡县长》、《马渠游击小组》等。
延安大学、鲁艺工作团、留政工作团、民众剧团、文工团、评剧院等团体也分赴各区进行文艺演出。在边区，民众看戏的热情很高，不论演什么戏，在什么地方演戏，群众都很积极踊跃观看，“一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的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伸长了头颈等待看”。可见，各种文艺演出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深受他们欢迎。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兴起了新秧歌运动，于是扭秧歌成为边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在延安经常从事于秧歌工作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在去年（指1943年——笔者注）开展秧歌运动一时期中，延安共有三十二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今年春节，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会，表演了近百个剧本，其中大半是民间秧歌队出演的。综计现在全边区共有六百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据丁玲的估计，在边区人民中，每十二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是扭秧歌的。”
新秧歌运动兴起后，秧歌成为边区民众最普及的娱乐活动。1944年春节，延安出动的秧歌队有27队之多，创作了150余种剧目（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不仅丰富了边区民众的生活，而且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边区人民用自己的艺术，颂扬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歌唱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通过秧歌把民众动员起来，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二）周末舞会
周末交际舞会最初是延安“上层”社会的主要娱乐方式。这种娱乐方式的引入与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有直接的关系，她在抗战初期访问延安期间，看到中共领导人单调的生活，就有了教他们学习跳舞的想法。在史沫特莱的鼓动下，交际舞成为延安中共高层业余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
曾留学欧洲的朱德非常喜欢跳舞，“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毛泽东的“舞姿就像散步一样”，毛对跳舞有独到的理解：“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他常常一边跳舞，一边和陪他跳舞的女教师或是女学生聊天，还喜欢开玩笑。”而周恩来的“舞姿格外潇洒、优雅、娴熟、堪称‘舞会王子’，鲁艺的师生们都对之倾慕”。
关于延安高层领导人的跳舞，毛泽东曾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侯，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可见，中共领袖对交际舞会的喜爱与热衷。自从交际舞在延安兴起后，周末舞会就成为中共领袖经常性的娱乐生活。
随着交际舞会在延安的兴起，部分中共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十分热衷于跳交际舞，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则被邀请作为舞伴，交际舞会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就变得另有所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这样延安交际舞会的意义就不同一般，“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的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
这一结局也实现了创办者的最初意图。当然，为大龄将军和革命者寻找伴侣只是延安交际舞会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有了完美的结局后，交际舞会依然是周末比较高雅的娱乐生活，而且逐渐超出了“上流”社会的圈子，普及到了延安的各个角落。如齐肃在批评王实味的文章中说：“近来延安每逢星期六晚上，常常有跳舞晚会。”新华社“星期六组织跳舞晚会，博古、艾思奇等同志也常来参加„„跳舞时没有乐队伴奏，就借用博古同志的唱片。”
鲁艺、马列学院是青年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舞会最盛行的地方。鲁艺既有音乐系又是文艺青年最多的单位，而且女生是最受欢迎的舞伴，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交际舞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到延安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时常来鲁艺跳舞”。马列学院在蓝家坪，那里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两个鲜红耀眼的绒球”。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之余，周末舞会成为人们放松的主要生活方式。
在一些共产党人的眼里，交际舞是代表现代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东西，因此，交际舞在延安刚兴起就遭到了抵制，尤其是部分中共高层领导夫人对交际舞有着强烈的不满，贺子珍是反对最强烈的一位。毛泽东说：“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随着抗日战争艰苦环境的到来，对延安交际舞会的不满从夫人们延伸到知识分子。性格开朗的女作家丁玲在
《三八节有感》中写到：“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的眼睛都会望着她。”
丁玲批评的是那些在延安的“舞星”，也包括江青（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如果说丁玲只是委婉地“捎带”地批评了热中于舞会的几个“舞星”，那么王实味批评的不仅仅是几个“舞星”，而针对的是整个延安的周末舞会，他的批评十分激烈：“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王实味的观点很快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对王实味斗争的升级及对其问题性质的定性，他对交际舞会和延安其他问题的批评便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范文澜、（李）伯钊等对王实味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的话语进行了彻底的和无限上纲的批判。尽管王实味遭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但至少说明有一部分人是反对举办周末舞会这样的业余娱乐活动的。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基层社会的交际舞会则比较少了。
经历了“王实味风波”后，舞会仍然回到了“上层”社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成为整风运动后交际舞会的主要场所，舞者主要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每逢星期六，王家坪照例要举行舞会，江青和愉快的叶剑英是舞会的中心人物。朱德是个跳舞能手”。
一位在延安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回忆说：“不论在杨家岭，还是枣园，中央书记处和机关举行周末舞会的时候，都是我们机要科的同志担任乐队伴奏，所以能比较多的见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延安的上层社会中，交际舞会还有着相当的魅力，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末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除了晚会、舞会等娱乐活动外，业余体育活动也是边区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边区机关单位和学校因陋就简进行业余体育活动，如各机关单位很好地利用延河作为水上和冰上业余运动场所。美国友人马海德（乔治·海德姆）晚年回忆延安时期的业余体育活动时说：“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做集体操。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游戏。”
延河丰富了延安工作人员的业余生活。球类运动是延安业余体育活动最主要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几乎各个单位都有业余篮球队、排球队，有的还组成足球队。如马列学院组织的篮、排球队经常和党校等其他单位的球队比赛，“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八路军将领朱德、贺龙等不仅是跳舞爱好者，也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贺龙的120师篮球队在根据地是很有名气的，经常在延安同各单位球队比赛，从外地到延安参观的青年团也参加贺龙组织的篮球比赛。
朱德是延安的体育爱好者和组织者，“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体育比赛遍地开花，篮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等等”。体育活动不仅丰富了参与者的生活，也丰富了其他人的业余生活，如“延安的人们，热爱体育，每次球赛，热心的群众都从延河两岸拥向球场，球场边上的山坡成了很好的看台，坐的、站的人山人海，为两边选手叫好加油”。这些都反映了体育活动在边区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
延安时期的自由与民主
作者：邢小群
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何方，回忆1938年他在延安的学习、工作经历，令人回味。
一集合就唱歌
我在延安的生活有一大半是在抗大度过的。延安的普遍整风开始后，很快转为肃反和抢救运动。这就使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我在这里谈的是前一段。 那时的延安，到处洋溢着一种自由、活泼、生动、欢乐的气氛。自由的空气，和平民主的精神，也许是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到延安后最重要的感受。
延安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也许就是《延安颂》上说的“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只要一集合，就要唱歌。
唱歌，最热闹的还是集合开会的时候。无论会议规模大小，歌声总是此伏彼起，啦啦队也是喊个不停。而且还经常“啦”到了中央领导人和有说唱特长的人。荣高棠就是因为演出“卖梨膏糖”的节目，连名字也改了（后来把高糖改为高棠）。有领导人参加的会也就“啦”领导，包括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记得有一次朱德就在不断的喊声下，被迫站起来唱了一首北伐时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 不同特色的报告
那时延安的会也特多。除了延安的中央首长常给大家作报告外，从前线、大后方和国外回来的或来访问的人，也经常被请来做报告。记得1940年朱总司令在学习节的大会上动员大家学习时就讲过，不久前在西安的一次国防会议上，他就把胡宗南等国军将领讲得没话说了，原因就是他学过辩证法，那些家伙却不懂。他那时讲话还有点旧社会的语言影响。提到云南起义后他任旅长时在四川打的一次胜仗，他说，“那次战役是谁指挥的？就是兄弟我！”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王明的报告。大约是1939年春天，他才开完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来，给大家讲参政会的斗争。那时等级制度并不森严，听报告的人可以在报告中间或报告后向报告人随便提问题，站起来问也行，但递条子的多。王明正讲着，就有人递条子问：我们共产党有七名参政员（按：指毛泽东、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邓颖超、吴玉章），其他人都去，为什么毛主席一次都没去过？王明回答也很俏皮。他说，你们会不会下象棋？难道不知道双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就将起军来了？实际上六中全会已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王明自己发言也说要众星捧月。但是这一情况没向下传达，各种会上对毛泽东的介绍仍然是“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所以对王明的答复我们并没听懂，以为只是指军事统帅：一个是国民党军委委员长，一个是我方的军委主席。实际上王明指的是两党领袖。
墙报与直接写信
提起办墙报，就令人想起在延安前一时期的民主气氛。各单位的墙报，除发表学习心得、问题争论等以外，谈时政和向组织提意见也是重要内容。墙报上的意见，领导或者没看或者不好讲，反正往往没人理，还不如直接写信。
我在1941年一个短时间内就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贺龙的，说的是同一个连队的学员，抗大每年每人发一套衬衣，但对120师调来的人，还再给他们发一套。我说，这本来已经是山头主义了，而且还在助长和培养山头主义。后来贺龙专门派人来向我作了解释。虽然没能说服我，但表明人家还是把我的意见当作了一回事。第二个意见是关于生活问题的，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信是直接写给校领导的。当时三分校的校长是许光达，副校长是陈奇涵。来我们大队讲话的是陈奇涵，他对我提的问题作了答复和解释。但由于我的署名用了个“何方谨上”，他答复时就念成了“何方谨同志”，一时变成笑话。在当时，提意见是一种很平常的事，一些文化人还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或刊物上。
人和人是平等的
在延安的生活中，给人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觉得人和人是平等的，是确实认为上下级只是分工不同。那时中央领导也很随便。在街上遇到，也是各走各的，可以打招呼，也可以不打招呼。一次我就看到，毛泽东见何思敬走过来，赶忙上去打招呼。而何思敬却只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还有一次也是我亲眼看到，陈云进延安城北门被站岗的挡住，问他是哪部分的，为什么不系风纪扣。陈云规规矩矩地扣上风纪扣才让进去。
那时延安没汽车，有些人连马也不骑。毛主席后来坐的是洛杉矶华侨捐赠给八路军抗战用的小巴士。在抗大总校上前方去以前，我在延安看到骑自行车的只有罗瑞卿和他的警卫员。据说是他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大后方出版所得稿费买的。另外，吴玉章老人因怕骑马危险，在延安常看到他骑毛驴。
延安时期的“跨国婚姻”
李德和李丽莲
延安时代的“跨国婚姻”并不鲜见，最为著名的要数李德和李丽莲。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向中央苏区派出军事顾问李德，即奥地利人奥拓·布莱恩（笔名华夫）。李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众所周知，这里只说他生活上的“毫末细节”。
李德到江西苏区时正值三十出头，自然有正常的生理上的需求。据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是苏区没有妓女。”（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李德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李德的不‘检点’很快传到了领导层面，这是从未遇到过的棘手事儿，但听任洋顾问如此放肆，影响确实也不好。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最终组织上找到了一位名叫肖月华的年青农妇。
肖月华是出身贫苦的广东姑娘，长得虽不怎么漂亮，但为人厚道，当时在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身边工作。肖月华也是一位老革命，17岁那年由海丰县妇女协会执委、彭湃夫人蔡素屏介绍入团。在领导“软硬兼施”的磨泡下，肖月华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同意嫁给李德。正如朱德夫人康克清所言：肖月华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的“代表”，所以凑合着与李德一起过了。也是据索尔兹伯里所言，著名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其实，丁女士此言差矣！这种有违人权和婚姻道德，由组织上定夺的婚姻“配给”，在中国，特别是在部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甚至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当肖月华给李德生了个皮肤黝黑的儿子后，连毛泽东也调侃李德：“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后来，毛泽东还一直记得李德、肖月华夫妇这个儿子。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安娜利泽，中共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成员）随夫婿抵达延安，毛泽东初次见面便问王安娜：“你儿子（王黎明）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毛泽东不顾王安娜脸上的惊愕神色饶有兴味地寻根刨底。当王安娜明确表示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以后，毛泽东才抚掌笑曰：“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年版）
但是，这种组织上介绍乃至一手包办的婚姻十之八九是悲剧。果不其然，在李德移情别恋投奔延安的上海影星李丽莲之后，肖月华最终找到了毛泽东。听完肖月华的哭诉，毛泽东说：“博古那时把李德奉若神明，言听计从，要什么给什么，需要女人，就将你提供给他，实在是荒唐，造成这场婚姻悲剧。”不过，毛泽东最初也想做“和事佬”，毕竟这是桩涉外婚姻，尤其还与共产国际、与苏联人有牵连。但肖月华去意已决，经调解无效，边区政府民政厅同意离婚。
肖月华解放后任职湖南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尔后调回部队，授大校军衔。1983年11月3日病逝。
而令李德情有独钟的李丽莲身材颀长，俏丽动人，更兼天生一副好歌喉。1937年与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一起离沪来延安。由于李丽莲不仅能演戏，还能歌善舞（为上海“天一”影业公司演员，曾在胡蝶主演的《皇后的新婚》等片中配唱），很快担任了延安鲁艺音乐系助教。离婚后的李德与李丽莲正式结婚，李德也转为中共党员。但好景不长，婚后不久，李德便于1939年8月奉命返苏，留给李丽莲的是无限惆怅与清泪涟涟。新中国成立后，李丽莲大部分时间从事民间外交，曾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并历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1965年4月在北京病故。定居民主德国的李德则于1974年去世。
郑律成与丁雪松
另一对“跨国婚姻”是丁雪松和郑律成。1918年生于重庆巴县的丁雪松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20世纪70年代末先后出使荷兰和丹麦，此前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朝鲜处副处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等职。
丁雪松幼年失怙，父亲丁开科英年亡故，家中生活十分清贫，主要靠母亲做手工活、摆小摊苦度光阴。丁雪松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重庆文德女中，她才华出众，唱歌、弹琴、舞蹈无师自通，成绩名列前茅，屡获教师好评。丁雪松于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年初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学习。在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时任学生会副主席、俱乐部主任。她是在“抗大”这座革命大熔炉里与同龄的异国青年郑律成相识并相爱的。丁雪松说：“1938年初，我到了延安。那是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歌咏之城，到处回荡着嘹亮的歌声。”“那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抗大’女生队的几个同志到延安北门外散步，初次见到一个体型瘦削，腰杆笔挺，眉宇间显得英俊而刚强，身穿黄色军大衣的人。他是我们队长赵玲的客人郑律成——来自朝鲜的一个革命青年。后来在我担任队长以后，又常常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他有时穿着灰色的军装，有时穿件褐色的茄克。当他在晚会上出现的时候，他的节目很独特，嘴里吹着口琴（用铁丝把口琴系在头上），怀里弹着曼陀铃，脚下踏着打击乐器，一身而三任。我想这也许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在当时延安这样简朴而热烈的晚会上，不正需要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有着各种艺术才能的青年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活跃大家的文娱生活么？有时他引吭高歌，那宏亮抒情的男高音，具有一种感人的魅力”。 1918年生于韩国全罗南道一个贫寒家庭的郑律成，原名郑富恩，是著名作曲家，国际主义战士。郑律成的3个哥哥，都参加了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1933年春，15岁的郑律成和一批青年志士从朝鲜木浦登上了“平安九”轮船，来到中国南京，进了朝鲜在华抗日团体所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1937年9月，郑律成在李公朴等人的帮助下，和爱国青年—起奔向延安。他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经邓小平签署命令，被中央军委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郑律成的另一代表作品是《延安颂》，正是这首被誉为“用心抒写世界上所有争取和平的人们”的作品，成了他和丁雪松喜结良缘的“媒人”。1937年秋，到延安不久的郑律成，就想写一首优美、战斗、激昂的歌曲来歌颂延安。193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延安城里大会结束后，郑律成和“鲁艺”的几位朋友站在北门外山坡上，眼前是唱着歌、呼着口令的青年男女踏着整齐的步伐奔向各自宿地。嘹亮的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天，传遍山野田间，郑律成的心和整个延安城一起沸腾，他要求身旁的女诗人莫耶给他写个歌词：“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丁雪松这样回首往事：“在延安的
一个晚会上，我见到了郑律成，他和女高音唐荣枚同志合唱他刚谱就的《延安颂》„„郑律成当时是抗大的音乐指导，我任抗大女生队队长，他常到我们队来教唱歌。我们就这样结识了，以后，我们常在一起漫步、聊天，无话不说。”（丁雪松《〈延安颂〉和〈八路军进行曲〉》）
丁雪松于1941年12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秘书，差不多同时，她与郑律成结婚。此前，郑律成一度在政治上受到某些人的“怀疑”（怀疑为“特务”）。由于他写了《延安颂》等有影响的歌曲，才保留了党籍。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央批准，丁雪松与郑律成去了朝鲜工作。中朝正式建交后，丁雪松和郑律成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丁雪松加入朝鲜国籍并转为朝鲜劳动党党籍，长期留在朝鲜工作；二是两人分手，从此各奔东西；三是郑律成随丁雪松回中国。后经周恩来批准，并征得金日成同意，两人相继回到中国。1950年9月初，郑律成不愿在祖国受难的时候离去，他的心情十分矛盾，最终他让丁雪松带着7岁的女儿先行回国。1950年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人们纷纷撤离战火笼罩的平壤，郑律成扎上干粮袋，装上火柴和盐，准备背着77岁的老母亲撤离平壤。此时，我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同志，派吉普车把郑律成母子送过了鸭绿江，随后乘火车匆匆赶到北京。郑律成于 1976年病故，丁雪松现已是91岁高龄。
李敦白与魏琳
由李先念、王震介绍，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中共的著名国际友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先后娶了两位中国姑娘。他在延安则是和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英语播音员魏琳结婚。魏琳原名蒋琳琳，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肄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熟悉鲁迅先生《日记》和《书信集》的朋友都会依稀记得一位名叫蒋抑卮的人物，他便是魏琳的祖父，与鲁迅有长达30年的交往情谊。正因为蒋抑卮是鲁迅留日的挚友，于是有人穿凿附会地将魏琳说成是“浙江绍兴东浦人”。其实，蒋抑卮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从蒋抑卮到魏琳，蒋家在杭州已繁衍5代，实为杭州郡望。
虽然出身金融巨贾，但由于战争，魏琳的生活依然颠沛流离。1942年她从上海著名的教会中学中西女中毕业考入沪江大学。据魏琳回忆，这时，她“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是模糊的”。1943年那个酷热的夏天，不满20岁的魏琳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她这样写道：“出于反对日寇占领上海这样一点非常浅薄的爱国想法，更主要的是为了脱离大家庭，逃避现实、追求新鲜，追求所谓的‘不平凡、不空虚’的生活，我离开了生活了19年的家到国民党区去了。”“1943年，我经江西到成都。又于1945年3月到了重庆，上国民党的中央大学。在外文系二年级借读”。在这里，魏琳读了《新华日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等一类报刊书籍，对社会发展规律、国民党的统治及解放区的民主生活都有了一些了解，“以后就被吸收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1946年2月25日，由美国、国民党、中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委员会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中共方面急需大批英语翻译人员，周恩来指示：要在半个月内从重庆、成都的大学中挑选100名左右政治上可靠、有一定英文水平的大学生，作短期培训后，准备在有美方人员参加的国共整编军队时担任中共方面译员。“因为是要给美国人当翻译，坐的是美国人的飞机。登机前，我们都改了名字。
我原名蒋琳琳，改了母亲的姓，叫魏琳。飞机经过北平飞到张家口，聂荣臻同志接见了我们”。魏琳这样回忆道。
在张家口的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外语干部训练班里，学员享受营级干部的生活待遇。训练班学员编成几个小组，自学为主，教员辅导，并请国际友人李敦白、美国记者库莉训练听力，还邀请聂荣臻、罗瑞卿、姚依林、马辉之、杨春圃等领导同志到班上作报告。
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1945年夏天，他随美军踏上中国大地，来到西南边陲云南省昆明市。从那一刻起，24岁的青年李敦白便开始书写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李敦白成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美籍党员，他曾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众多中共高层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称他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纽约时报》亲切地叫他“中国女婿”，“四人帮”则诋毁他是“美国特务”。在华35 年间，李敦白曾两次入狱，在狱中度过了近一半的时光。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因“斯特朗间谍案”在西柏坡入狱，他被指控“接受美帝国主义指示，破坏中国革命”，1955年4月4日获释，毛泽东、周恩来向李敦白当面道歉。然而，后来中国人再次犯错，而且是同样的错——
“文革”初期李敦白身为北京外国人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袖人物，一度在北京“红得发紫”，但却被四人帮诋毁为“美国特务”、“国际间谍”而遭逮捕。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将李敦白软禁。1968年2月21日，又以“美国特务”罪名被送至秦城监狱关押，于1977年11月19日出狱，前后监禁长达9年8个月零1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访谈节目《60分钟》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称：李敦白“曾利用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说服邓接受了我的60分钟采访。这在西方新闻界的来往中，是唯一的一次。”（《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李敦白在昆明时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处理民间事务。这使李敦白有机会看到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听到底层百姓的痛苦呻吟，并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传颂一时的“朱毛”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二战结束，李敦白却不想回国，他想方设法让自己滞留中国。李敦白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通过地下党的帮助，李敦白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的秘书、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英文名辛西娅）。未几，宋庆龄先生介绍李敦白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任职，负责把粮食送往受灾地区，从此脱离美军。廖梦醒点燃了李敦白的“延安梦”：“别回去了，与我们在一起。留在中国，到延安去。”于是李敦白奉命前往武汉“联总”办事处报到，并从那里往北进入大别山区。在此期间，李敦白利用职务之便给了中共一份丰厚的“见面礼”：1946年春，李利用美国记者的特殊身份，从美方代表白鲁德那里弄到了准确情报，将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中原解放区首府宣化店发动进攻的机密告诉了中共。后来，见到周恩来时，李敦白投奔延安的想法还得到了周的支持。按照周恩来的意见，李敦白将和纽约一个救济组织的代表普莱丝小姐一起奔赴北平，准备从那里搭乘美军军用运输机进入延安。但此计划却遭到了美军的拒绝，连叶剑英出面也无济于事。叶剑英提议让李敦白去张家口，那里的新华广播电台正在筹建英语广播，缺少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协助工作。当地最高指挥官聂荣臻也要求李敦白留下。
李敦白与魏琳的爱情种子便是在张家口播下的。在贫瘠的黄土地上，爱情种子顽强地发芽并开花结果。李敦白与魏琳是名副其实的“师生恋”。李本是有妻室之人，只是1945年离开美国时，他的第一次婚姻便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临近崩溃。李敦白毕竟是洋人，在昆明时也“鬼
混过几次，与一些吉普女郎搂抱亲嘴”。尽管适逢燕尔之喜的老朋友李先念将军在延安已经豪情满怀地向其承诺：“我们打赢这场战争后，我就是武汉市的市长，到时候你就可以过来生活，我帮你找个当地最漂亮的女孩做老婆。”但是李敦白似乎等不及，他也无法习惯没有女人的日子。在收获爱情果实的秋季来临之前，即便是对魏琳动情之后，李敦白在感情上也一再“出轨”。 他首先迷上了刚回延安不久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养女孙维世：“在延安，我迷上了孙维世，她非常迷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周恩来的窑洞，当时周恩来正在接受斯特朗的采访，我对她一见倾心。她有张非常甜美的脸，漂亮的头发，大眼睛充满了幽默和智慧的光芒。她善良机智，红润健康，又有点男孩子气。我怕她拒绝，所以尽力与她建立起脱俗的柏拉图式的友谊。”与孙维世同岁的李敦白倒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不敢造次唐突。李敦白哪里知道，这位后来成了著名表演艺术家金山的夫人的孙维世，连青年林彪都为之心旌摇荡，足见其风采魅力。孙维世是革命烈士孙炳文长女，著名话剧导演艺术家、戏剧翻译家，李敦白第二次身陷囹圄时，孙维世亦于1968年10月14日惨死狱中，年仅47岁。
李敦白的感情漂泊，直到魏琳对其最后“锁定”才宣告结束。从相爱到波折、到花好月圆，两人终成眷属，李敦白在回忆录里写得很翔实：
那时，每天晚上我都从电台送她回家，一路欢声笑语。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已深深爱上了她，直到她突然割断我们之间相恋的可能。“我们不能再接近了”，她说，因为她在等未婚夫从布拉格回来。于是我的自尊心阻止我再做进一步的表示。不久我便离开张家口，远远离开了她。但就在我动身去延安的那天，我察觉到，其实在她内心深处，并不像外表所表现的那般抗拒。她在我床头放了一副亲手织的手套，还附上一张深情的字条：“这副手套是我为你织的”，她用英文写道，“我会永远珍惜我们的友谊”„„
我还是很难做到不露声色„„魏琳终于递给我一张小纸条。其实我一直在等着她某种形式的拒绝，因此当我看到她那张挽成结的纸条上写着“我们必须谈一谈”时，心立刻沉了下去。我几乎可以肯定，她要告诉我的是：我们之间必须保持距离„„
那天吃完午饭，我便按照她的指示，忧伤地坐在房间里等她。她进门后，径直走到房内另一头的椅子上坐下。我坐在炕上，等她开口。“我们必须谈谈”，她说，“我再也受不了这样子下去，对我们的工作也不好”。这正是我最害怕听到的，“怎么了？”我问。她哭了起来，大颗的泪珠从圆脸上滚下来。她用手捂住泪眼，啜泣着说：“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同时爱上两个人。”
„„
当我们手牵手走出那个小房间时，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一旦魏琳改变心意，爱情便势如破竹。
1947年10月，我和魏琳结婚。
按照规定，我们向组织提出申请„„婚礼很喜庆。一帮朋友自发布置了我的房间，婚礼就在那里举行。廖承志发挥漫画天分，画了一幅巨大的画像：一个戴眼镜的外国人对魏琳丰满的身姿垂涎欲滴，上端还题了两句打油诗：“洋人何必忧天，有情必成眷属”。
后来，李敦白入狱后的第3年，也就是1952年，苦苦等候的魏琳申请离婚。李敦白杳如黄鹤，魏琳选择再婚，并与新的夫君携手至今„„（作者：浙江财经学院中国外交人物研究所所长宗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