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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一八”惨案说到“四一二”惨案》
2014-04-23 09:34阅读：373
从“三一八”惨案说到“四一二”惨案 1927年4月28日这一天北洋政府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素有“南陈（独秀）北李（大钊）”之称。提到李大钊就不能不提到“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新华门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了一起军队向学生开枪的惨案，鲁迅为此次惨案中罹难的学生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全国中小学优秀教案，成为教学材料。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写这一篇文章？这就要对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个了解，教案中对这一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的注释是这样说的：一九二六年，我国的北方还在军阀政府的统治下，掌握政权的是北洋军阀皖系头子段祺瑞。当时占据着东北的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关内进军，遇到了国民军将领冯玉祥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便公开出面，在三月十二日派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入天津附近的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三月十六日，日本帝国主义纠集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借口维护一九○一年八国联军与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抗议，并组织起新的“ 八国联军”，准备武力进攻。三月十八日，北京人民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后又到执政府前请愿。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镇压群众，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造成“ 三·一八 ”惨案。刘和珍烈士就是在这次惨案中遇难的。
当时的真实历史是：前北洋政府皖系头子段祺瑞只是名义上作为执政府最高执政，并不真正掌握政权，北京政权实际上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国民军将领冯玉祥两人的争夺之中。段祺瑞被推出不过是作为两人之间的缓冲器。事实上，段祺瑞并没有下令卫队开枪镇压群众。只是在执政府门前执勤的卫兵以为示威群众要夺取他们的武器冲进执政府（并不排除示威者中有人怀有这种企图），从而引起卫兵的过激反应，造成局势一时失控，慌乱之中开枪才酿成惨剧的（其实许多惨剧的发生都是如此，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非事先有预谋的一场屠杀。示威游行自古有之，往往发展为群殴致人死命的暴力行为：北宋靖康之乱时有之，明朝江南纺织案也发生过。就在“三·一八反帝爱国运动 ”发生前六年，也发生过入室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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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纵火焚烧私人住宅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去年西安发生的“反日爱国运动”不是也发生过砸毁私家车，行凶伤人的事件吗？再说，在执政府门前执勤的是冯玉祥的国民军，也不是段祺瑞所能指挥的动的。冯玉祥一贯喜欢标榜热爱人民，每个国民军袖套上都写有“爱民”二字，但不等于就是“军民鱼水情”的人民子弟兵。“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冯玉祥借口段祺瑞卖国求荣（冯玉祥自己还不是一样从日本和苏俄两头拿钱）将其赶出中南海，实现了苏联“推翻亲日的北洋政权”的目的。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随后冯玉祥的国民军就被张作霖的奉军赶出了北京。
在教案中对这一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的注释中还这样说到：“ 一些走狗文人，如陈西滢等也制造流言，诬陷爱国学生是‘ 受人利用 ’，被‘民众领袖 ’（指李大钊同志等）盲目地引入‘ 死地 ’。” 应该说那些罹难的爱国学生确实是“ 受人利用 ”，被“ 民众领袖”（指李大钊同志等）盲目地引入“ 死地”。因为示威是受中共北方局领导，中共北方局是受李大钊领导，李大钊又是受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且又是受斯大林领导，所以这场惨案背后最大的推手应该说是斯大林。本来段祺瑞政府已拒绝了列强的通牒，事情已经了结。但苏联（斯大林）还是指示中共北方局在执政府门前组织群众举行抗议示威。于是中共北方局（李大钊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组织群众举行抗议示威，目的在于制造事端利用冯玉祥将段祺瑞赶下台，再由冯玉祥掌控北京政权。就是说李大钊领导下的中共北方局是在按照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指示在执政府门前组织群众举行抗议示威，提出“打倒军阀”的口号。难道依靠几个赤手空拳的学生就能把几十万军阀部队打倒？其实无非是想要一个他们信得过的军阀（冯玉祥）打倒另一个他们信不过的军阀（段祺瑞），即扶持他们认为的亲苏势力代替他们认为的亲日势力。本来段祺瑞在台上，还可以形成与冯玉祥、张作霖的三头执政局面，可以保持一种相互间的权力制衡，段祺瑞的下台缺少了对张作霖的制衡——冯玉祥的国民军单独暴露在张作霖的奉军面前而被张作霖赶出了北京。没有了冯玉祥的保护，中共领袖李大钊也随之落难——把自己“盲目地引入死地”。不禁让人感到有些造化弄人。
为了达到肢解中国并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目的，斯大林唯恐中国（天下）不乱，竭力挑起和制造中国内战：先是鼓动、拉拢、收买和资助吴佩孚、冯玉祥和孙中山反对被认为是亲日的段祺瑞皖系把持下的北京政府（直皖战争）；之后又鼓动、拉拢、收买和资助张作霖、冯玉祥和孙中山反对吴佩孚直系把持下的北京政府（两次直奉战争）；接下来又鼓动、拉拢、收买和资助冯玉祥和蒋介石把持下的广东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和冯玉祥当时被称为南北二赤）反对亲日的张作霖奉系把持下的北京政府（安国军政府）。1925年春，给孙中山当顾问的苏俄外交家鲍罗廷，为鼓动冯玉祥倒戈，一次就送给冯玉祥18000支步枪、几十门大炮、大量机枪以及飞机，还有大批弹药，并许诺给冯二千万卢布的外汇。冯玉祥是个有奶便是娘的旧军阀，谁给枪、谁给钱就听谁的（后来在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宁汉对抗中，又因为蒋介石给枪给钱而站在蒋介石一边逼汪下台）。正如袁伟时说的：“段祺瑞为了恢复国家的主权，召开关税会议，跟列强谈判，收回关税自主权。已经达成协议了，却在“三一八”事件冲击下无法签字。‘三一八’其实是用极端的口号蛊惑学生，冲击正常外交交涉酿造成的恶果。起因本来是军阀之间的矛盾，1926年3月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联合进击国民军，日军军舰冀图带领奉系的军舰运送直系部队在大沽口登陆，国民军开炮，引起各国抗议。通过交涉已经达成妥协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鼓动学生上街，提出很激进的口号。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了很多很极端的口号。比如开关税会议要收回关税主权，他说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中国有这样的力量吗？你要是有这样的力量不用喊口号，就可以很自然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还提出要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公使驱逐出北京，非常革命，非常可爱，也非常愚蠢!‘三一八’事件的背后有苏俄在鼓动和操纵，还有头脑简单的冯玉祥支配下的国民军上场，结果把段祺瑞赶下台了，军队包围执政府，迫使段祺瑞宣布辞职。他的辞职是对中国民主发展进程的一个沉重打击。后来国民党北伐，建立了一个新的专制政权，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被大大推迟。”（袁伟时《缠斗》第207页）
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国民军将领冯玉祥为争夺对北京的控制权大打出手，又引来冯玉祥的死敌吴佩孚从两湖调兵北上加入张作霖一方。使得北洋军在南方的兵力空虚，给国民党北伐军造成了可趁之机。由于多次北伐失败使得广东的国民党政府不敢再轻举妄动，只图满足于广东小朝廷偏安一隅的局面。广东的国民党政府主要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分子手里（而且以广东人居多），使得在广东的外省人（多为江浙人）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希望能够打出去夺取属于自己的地盘争取自己的发展空间，同时摆脱由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把持的国民党中央的控制。蒋介石就是这些江浙人的代表。所以开始时中共是反对举行北伐的。由于冯玉祥吸引了吴佩孚主力北上，为蒋介石北伐创造了成功的条件，使国民党北伐军迅速控制了南方的长江流域地区，蒋介石因此而实力大增，为他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积蓄了资本。长江流域地区是英美势力范围和利益所在，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蒋介石与英美之间达成了谅解，蒋介石很快成为英美利益的代理人，公开走上反苏反共的道路。很快，被中共倚为革命战友（刘伯坚、邓小平当时都在冯部任职）的冯玉祥也与蒋介石同流合污成为其同路人。也不知伙同冯玉祥将段祺瑞赶下台的李大钊九泉之下有知的话会作何感想？
1926年“三一八”惨案导致段祺瑞下台，标志着北洋时代的结束。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导致国民党政权的建立。这一切都离不开共产党。而国民党政权比北洋政权更加反共和凶恶，更为专制独裁。“三一八”当中还是国共两党亲密合作，两党党员共赴刑场。而“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才不到一年，国民党就制造了“四一二”惨案。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共分裂，十年内战。这回被杀的就不光是一个李大钊了，而是几十万中共党人人头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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