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敬朴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4年11期
一、“二次农村革命”的命题
所谓“农村革命”，是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借助外力发起的大规模运动，以非常规方式或反常规方式使农村现状发生根本性突变的变革。三年前，中国政府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曾被学术界称为继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的二次农村革命。对此，湖南省长沙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邓大才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电子邮件采访时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农村税费改革设计预期，没有打算要从根本上对农村的经济政治制度进行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而是想在保留现有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土地制度的前提下，减轻农民的负担。税费改革只是税收体制内部的一项子制度的改革，并没有改变目前事实上存在的城乡二元税收体制和分配体制。”[1]邓大才研究员从经济学视角对“农村税费改革”的价值判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颇有见地。同时，再一次提出了“二次农村革命”的命题。
二、不同历史时期农村革命的“质”的区别
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农民面对的是使他们世代穷困的剥削阶级，需要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写初期的“农村革命”是：“很短的时间内，将有数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2]这一暴风骤雨终于发展为秋收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获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革命战争年代的农村革命，革命对象是与之对立的确定的阶级敌人：可观察、可测量、可评价的具体敌人。农村革命的内容也是清晰的：打倒剥削阶级，分田分地分财产，自己当家作主人。农村革命道理更是明白易晓的：“谁养活了谁？”这些揭示农民生存权的启蒙语发动了贫苦农民，组织起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所需要的革命队伍，成就了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谱写了人类历史上农民运动最辉煌的篇章。
在和平建设时期，由于政策上对“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城市居民与农村人口”区别对待而不断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农民长期处在生产与生活条件不利的弱势环境中；面对的问题不仅是农村社区物质文明落后带来的贫穷、农村精神文明落后带来的愚昧、农村管理制度文明落后带来的孤立无援，而且还因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而被忽略、被冷落，甚至由于种种原因被压制、被欺骗，就像《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国农民报告》所反映的那样。这些问题的解决完全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那样直接更换反动政权就能立竿见影。革命战争年代解决中国农民问题要的是阶级斗争，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中国农民问题要的是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以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人民内部矛盾的大框架内使全部农村人口成为有能力享有同等权利与义务的现代公民。
鉴于上述“三农问题”形成的多因素、多层次、多类型、多结构，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农民革命”的对象多元化了：有经济的（农业多样化及其产业更新）、社会的（农村社区发展与建设）、法治的（农民权益的法律保障），更深层的是农村人口自身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在土地与农民的关系上，如何变革是可观察、可测量、可评价的；而在涉及农村人口自身发展与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矛盾关系上，变革的理念、思路、途径与方法及其时空条件上的跨越性、复杂性，则往往是一时难以分清，充满了挑战。
正因为如此复杂，中国农民在较长的时间里很难找到敢于为自己挺身说话的人。少有的几个，如梁漱溟、彭德怀等也曾遭遇特定环境下的压制。就连1927年就在南京郊区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陶行知，提出“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的灵魂”，宣言“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3]；被毛主席誉之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人，50年代初也曾被批判，直至改革开放其学术思想才见光大。可见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农民革命之难。
三、“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什么称为“第一次农村革命”
进入建设时期，中国农村进行过多次政治的与经济的运动，但都没有改变农业为主、农民就地务农、农村封闭式运作的基本格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才以改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逻辑起点，开始打破上述“三农”格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给了农民对土地的自由经营权，带来了农村产业革命，有助于农业的产业更新，促进了农村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给了农民自主谋生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给了农民自主流动的可能性，剩余劳动力可以离土或离乡，务工经商，自谋出路。在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亿万受过义务教育乃至高中教育的青壮年农民跨越地流动，带来了包括“三农”在内遍及全国的人才流、物流、信息流；客观上促进了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开放，才有了今天农村完全不同于过去50年的根本性变化，故学者们把“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称之为一次“农村革命”。
四、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应从真正提高农民素质及其享受公民权益谈起
今天“三农问题”具有新的“质”的特征。
1、当“生存权”升格为“发展权”需要时，农村人口素质及其享受教育的权益跟不上。
在农业生产力已向生态文明与高新技术发展、农产品流通趋向市场一体化的时候，农民原有的传统劳动经验与小生产经营水平根本不够用，农村劳动力无论在乡务农还是进城务工，素质与能力远远不够用，而教育培训又远远跟不上。在政策向改革者倾斜的时候，农村“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了，结果大大强化了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与贫富之间差距的扩大。在总体上脱贫之后，“生存权”升格为“发展权”，而受教育权是“第一发展权”，“不同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与“教育公平权的差距”凸现为新时期“三农问题”发展的突出矛盾。
2、当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农村人口获取文明教化的精神关怀与制度保证跟不上。
由于小农经济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的影响，农村人口的异地流动自发地依据了“血缘——亲缘（家族）——地缘（老乡）”的联系。这种联系虽富有人文性，但难以适应开放性市场经济对组织化高素质生产力的要求。要使这种农业文明特征的自然性交往联系过渡到“业缘（专业同行）——人缘（完善人格的互相吸引）”的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特征的社会性交往联系，需要从整体上提升农民的个体素质与能力。因此，今天需要的是使包括青壮年农民在内的全部农村人口成为有能力享有同等权利与义务的现代公民。
李昌平在“主张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一节中说得不错：“不从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保证农业、农民、农村应有的基础、根本、主体地位，一切都无从谈起”[4]但是，“农业、农民、农村应有的基础、根本、主体地位”从哪里建立起来？归根究底取决于农村人口自身的原动力水平，也就是说农民必须从单纯的、被动服从转变为有完善人格的现代公民、有创业能力的现代劳动者。这只能通过补偿农民教育权益，使农民自身逐步具有现代公民起码的认知水平、情感水平、行为水平；当这三种水平构成农村人口个体的基本思想道德素质、科技人文素质、劳动创业素质、身体心理素质的时候，上述一切“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保证”的外部条件才能发挥作用。今天的农民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某个策略变化去解决，更不能像革命战争年代那样，用“搞运动”的方式去解决今天的“三农问题”了。
3、当教育由经济社会发展的“因变量”转为“自变量”时，农村教育自身的改革跟不上。
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所写的《从现在起到2000年教育内容发展的全球展望》指出：“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教育看成一种因变量”，而现在“应该从教育自身的角度谈一谈它的演变”[5]，即让教育从因变量变为自变量。这是一个顺应时代又超越时代的历史过程。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又进一步指出：“过去，全世界的教育制度总是成为各种趋势的追随者，而不是这些趋势的创造者。现在，教育应当领先于变革，而不只是对变革作出反映；应当在帮助塑造一个人们期望的21世纪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6]从这个前提出发，“使教育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自变量”，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现实的。当教育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自变量，农村教育也成为农村改革发展的自变量。
“由因变量向自变量转化”是教育规律在新时代（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新内涵。在全球一体化与互联网迅速普及、现代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不仅可以说“今天的教育就是今天的经济”，而且应该说“今天的教育就是今天国民的素质与能力”。这是教育由因变量向自变量转化的最生动的说明。
教育的本质是通过育人塑造未来。教育的本体功能是育人，它首先体现在促进人的成长、发展上，教育的其他功能都要以此为基础、为中介，即通过育人来实现。“三农”问题的关键与要害是农村人口的发展受阻。“农村人口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扶贫，而且包括“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心理人格）、“个人的道德品质”（道德人格）、“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法律人格）以及创业能力的发展，即作为公民的主体性的发展。没有作为公民的主体性的发展，农村人口就不可能成为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合格的劳动者；所谓的“农村城市化”也是外壳上的形式现代化，即使进了城，也难以融入其中。而农村人口作为公民的主体性的发展，只能是通过教育而经历“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教育化、普及化与人格化”的过程中实现的[7]。
而农村教育的“工具性”与“功利性”只偏重教育的社会功能（如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等），忽略教育的本体功能。在这样的教育下，农民很难主动获得求生存、求发展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健全人格与创造能力，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农村教育仅仅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因变量而非自变量。农村教育一直是跟随着政治运动转。由于农村自古以来就是农民革命的发源地，农村文化教育跟随政治特别紧，这使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在农村教育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使农村教育进而使农村人口的发展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
五、结论：彻底的农村教育改革将是农村二次革命
从根本上改革与发展中国农村教育，使其目标与效益指向“包括农村儿童青少年和几亿剩余劳动力在内的全体农村人口”的主体性发展，使世代“唯‘县太爷和达官贵人’是从”而不知公民权利与义务的中国农民在获得知识、技能与创业能力的同时，在法理上自知、自明，在行为上自力、自主，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二次革命。只有将当代中国作为世界大国而必须使与时俱进的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社会主义中国国家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普遍施惠于包括所有农村人口在内的全中国各族人民，中国今天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才能保证真正是以人为本的、协调稳步的、可持续的。只有经过实现这一目标与效益的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才会彻底摆脱“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国家危机感。
作者介绍：陈敬朴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