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科学·2011年第4期
印度小额信贷危机的深层原因及教训
何光辉1 杨咸月2
（1.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 上海 200433）
（2.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 上海 200020）
摘 要：印度小额信贷危机震惊全球，引起人们对小额金融帮助低收入群体脱贫致富的神圣使命产生质疑。实际上，其深层原因是小额贷款的无控制增长导致过度集中；高回报吸引商业资本甚至对冲基金大量涌入；恶性竞争诱导穷人过度借贷；劣币驱逐良币又使得社会责任退化。中国小额信贷虽然起步较晚，但类似的一些不良倾向正在出现甚至蔓延，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否则将很难确保小额信贷使命的真正实现。
关键词：印度小额信贷危机 深层原因 神圣使命
正当人们感叹于小额金融（Microfinance ）①的巨大生命力并对其寄予无限厚望之际，印度却发生了借款人拒还小额贷款的严重危机。极大震惊全球特别是致力于消除贫困的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及相关人士并引发广泛反思。小额信贷模式由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先生所创，一直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奉为低收入群体脱贫致富的有效手段和希望，在亚非拉等国迅速扩张，而拥有全球最大小额信贷产业的印度则被视为榜样。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出现小额信贷项目及非政府组织（NGO ）；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小额信贷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在城乡试点推广。在获得巨大成效的同时，类似印度的一些不良倾向正在出现甚至蔓延，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一、印度小额信贷危机的爆发
从2010年10月开始，印度小额金融最兴盛的安德拉邦（AP ）爆发了信贷违约危机，数以万计的穷人拒绝偿还盈利性小额金融机构（MFI ）贷款，地方官员也劝阻客户不要还贷。全印度妇女民主联盟多次在印度央行门前集会，要求政府监管MFI 。由此，印度小额金融市场陷入了混乱。这一危机主要源于无力偿还贷款的客户在MFI 暴力催逼下自杀。根据消除农村贫困协会（SERP ）提供的不完全数据，从2010年3月1日至11月19日，为逃避债务或债务负担，70多人自杀身亡。该协会是家非政府盈利组织（NGO ），负责收集与商业小额贷款有关的死亡案件。安德拉邦有7600万人，其中四分之三居住在农村，是印度小额信贷发源地，占全国小额贷款30%以上份额。许多世界知名的印度MFI 如SKS 、Share 、Spandana 、Basix 等总部均设在该地区。
与小额贷款相关的自杀事件上升导致安德拉邦政府于2010年10月15日紧急颁布临时法令《小额金融机构（贷款监管）法令》，要求MFI 暂停催收贷款。为安定民心，授权① 真正的小额金融包括小额度的贷款、存款、保险、汇兑及与之配套的培训等民生促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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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随时逮捕“侵扰”客户的MFI 员工或雇佣的代理人。安德拉邦立法机关于2010年12月14日投票表决通过了该法令的永久版本。法案规定，MFI 不得逼贷或采取其它逼迫行为。违反规定者处以六个月监禁，或者罚款最高1万卢比（1美元约合45卢比），或两者并罚。法案还规定MFI 需要在政府部门注册；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品；禁止按周还款，将还款期延长至1个月；不得向单个借款人提供1个以上的未清偿贷款，只有从地方当局获得无异议证明后才可发放第二笔贷款；为防止发生暴力收贷，收贷地点只能在政府办公地。此外，还规定利息不得超过本金。
印度央行理事会也在安德拉邦政府颁布临时法令的当天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分委会对危机进行调查分析。该委员会在2011年1月19日发布了评估报告，提出监管建议，希望同年4月1日开始实施。印度央行于2011年5月3日发布的《货币政策报告》（Subbarao ，2011）显示，基本同意分委会提交的监管报告。印度央行（Subbarao ，2011）规定，只有合格MFI 才可从商业银行获取优惠贷款。合格MFI 是只能为低收入家庭（城市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卢比，约合1350美元；城市家庭低于12万卢比）提供小额无担保贷款。第一笔贷款额不得超过3.5万卢比，第二笔及其后的贷款不得超过5万卢比；为避免过度借贷，单个借款人未清偿贷款总额不能超过5万卢比。高于1.5万卢比的期限不短于24个月。还款期限由借款人自行选择。
事实上，印度小额信贷市场在此前已敲响过危机警钟。2005-2006年，安德拉邦的Krishna 和Guntur 地区发生了危机，借款人与MFI 发生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与如今的危机类似，这两个地区有数人因过度负债自杀。当地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公开号召借款人不要还贷，并关闭了包括Spandana 和Share 在内的50个MFI 办事处。在强大舆论压力下，负责政府资助的公益性小额金融组织自助组（SHG ）的APMAS 迅速发布关于MFI 的指导方针。APMAS 还作为政府与MFI 的协调人撮合双方进行几次协商。最终，MFI 与政府达成和解。随着事态平息，固有的顽疾如多重放贷、野蛮收贷等变本加厉，与SHG 的恶性竞争不断升级。2009年，一家MFI 由于扩张过快导致资产出现严重问题而宣布无法偿还金融机构贷款，事件涉及到北部的Kanpur 和其它几个城市。2009-2010年，位于近邻AP 的Karnataka 邦的Kolar 穆斯林掀起持续数月的大规模罢还贷款运动，许多MFI 因此陷入瘫痪。
印度小额信贷危机在全球并非个案。过去三年内全球发生了一系列的危机和抗议活动。2008年，尼加拉瓜“不还款”运动引发了大范围的违约和暴力抗议并一直持续到现在，22家大型MFI 均受到影响，其中一家MFI （Banco del Exito）因此破产清盘。在摩洛哥，12家MFI 的违约率迅速上升，并于2009年在一家大型MFI 陷入困境而被政府接管后达到危机顶点。与此同时，波黑也出现小额信贷危机，该国在战后恢复期内过度发展信贷业，在缺少足够客户的市场中出现了大量MFI 。2008年10月，巴基斯坦的借款人在当地官员支持下拒还小额贷款，接着出现了拖欠危机。2010年，塔吉克斯坦许多人由于无法偿还小额贷款而选择自杀。
这些危机特别是这次印度危机严重损害了小额信贷行业的声誉。小额信贷模式近十几年来一直备受推崇，被视为实现联合国在2000年设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的有效途径，即在2015年将赤贫人口减少一半。截止2009年底，全球小额贷款超过700亿美元，客户超过9100万人，其中大多数为女性，印度和孟加拉占一半（Lascelles 等，2011）。然而，如今的危机却使人们特别是曾经的支持者产生了疑问，甚至改变了态度。曾于1997年在美国华盛顿与克林顿总统会谈时盛赞小额信贷的孟加拉总理，在2010年12月公开将小额信贷108
机构斥之为以减贫为名吸穷人之血。孟加拉政府于2011年1月中旬对挪威播放的纪录片中关于由尤努斯创立的格莱珉银行“擅自挪用资金”事件展开调查，尽管在4月25日解除了对其指控，但最终迫使尤努斯不得不从格莱珉银行退休。
二、印度小额信贷危机的深层原因
印度小额信贷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危机，原因很多，深究起来不外乎以下四个方面。
（一）无控制增长导致市场过度集中
印度新德里行业协会Sa-Dhan 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印度MFI 贷款
①从2.52亿美元增加到了25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扩张最快、最大的小额信贷产业。仅2009
年，借款人就增加了59%，贷款额也增加了56%。在2009-2010财年，印度MFI 的客户数量增加了850万，总数达到了2260万，业务规模为1850亿卢比，而在2006年时仅为180亿卢比。印度最大盈利性公司SKS 是印度乃至全球发展最为迅速的明星MFI ，截止2010年9月底已拥有666万有效借款人，贷款总额543亿卢比。从2003年启动商业化转制至2009年，客户年均增长150%，总贷款规模年均增长173%。即便由于数年来的持续扩张而致其基数大大提高，借款人和贷款总额在2009年仍比上年分别增长了65%和99%；仅2010年第3季度就比前1季度分别增长了8%和23%（参见表1）。该公司计划到2012年拥有1500万客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MFI 。SKS 的超常规增长与其经营理念有关，即增长、增长、尽可能快地增长。
表1 SKS规模超常规扩张（2002年至2010年3季度） 年份 [***********]09010-9-30
39.93119.63343.481352.383032.085743.00总资产（千万卢比） 总资产增长（%） 199.61187.11293.73124.2033.1733.26总贷款（千万卢比） 总贷款增长（%） 91.89275.701050.672456.415434.0084.56
352.08
116.0798.93170.80207.12313.7517.3051.31162.95有效借款人（万人） 666.2064.592029有效借款人增长（%134.90196.65217.57分支机构
员工 [1**********]451,[**************]54
注：印度财年截止日是第二年3月底，如2002年为2002年4月1日至2003年3月31日。
资料来源：根据各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整理。
小额贷款的无控制增长极易导致市场过度集中，市场饱和。印度ACCESS 的2009年行业报告分析了230家MFI ，其中27家最大机构占据了印度88%的小额贷款市场（Srinvasan ，2010）。截止2010年3月31日，最大10家MFI 拥有全国全部贷款的64.48%；最大9家贷款占63.6%；最大5家占比为49.93%；最大9家的客户占70.4%（Reserve Bank ① 参见http://www.sa-dha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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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dia，2011）。这些具有市场垄断力的大型MFI 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几个地区。截止2010年9月，印度28个邦中的3个邦的MFI 客户占到全印度的50%以上，而穷人仅占全国的15%，其中AP 的小额贷款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全国穷人32%的中部地区，贷款客户却不到9%。
之所以盈利性MFI 均选择在安德拉邦等少数地区迅速扩张业务，与政府数十年来在这些地区培育SHG 有关。政府通过大量公共资源的投入形成了成熟的小额金融市场环境。印度SHG 约拥1100-1200亿卢比的银行贷款基金，150-200亿卢比本金基金和250-300亿卢比储蓄和盈余资金。根据NABARD （2010）提供的数据，2008-2009年，全国银行贷款的45%发放给安德拉邦的SHG ；2009-2010年增至46%，147万SHG 的未清偿贷款达1174亿卢比，平均每个SHG 未清偿贷款79791卢比。这些数据意味着SHG 运动在安德拉邦已经渗透到了所有家庭。与其它地区相比，安德拉邦的SHG 平均贷款额也较高，2009-2010年，平均每个SHG 的银行贷款11.89万卢比，而其它地区仅7.57万卢比；平均每个SHG 成员贷款约1万卢比。Srinivasan （2011）认为，SHG 小额金融渗透指数在安德拉邦为3.64，小额金融渗透穷人指数为6.35，而这两个指数在除南方外的其它地区全部低于1，最低的分别只有0.03和0.07。MFI 虽然自称让更多穷人获得信贷，但却集中在100%居民都能够通过SHG 获得更多、更大额贷款的安德拉邦而非其它地区，原因是在此更易于进行低成本扩张。创立一家可持续、功能强大的SHG 需要3-5年。而MFI 只需在极短的时间内很轻易地将SHG 经年耕耘而来的客户资源据为己有。造成整个行业在AP 过度扩张并最终酿成金融危机。
（二）高回报吸引商业资本甚至对冲基金大量涌入
在高速集中增长的同时，MFI 还拥有非常高的投资回报，甚至让华尔街黯然失色。对非盈利组织MIX 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在2009财年，印度85家小额信贷组织的平均股权收益率（ROE ）为11.56%，最高为147.03%，最低仅-190.16%；其中最大10家的均值为30.57%，最大5家平均达40.14%。从总资产收益率（ROA ）看，85家的均值为0.25%，最高9.41%，最低只有-60.68%；其中最大10家和最大5家的均值达到4.55%和5.46%。可见，两极分化非常严重。Sa-Dhan 发布的报告显示：264家MFI 的ROE 与ROA 中值分别是11.5%与1.6%；最大10家MFI 的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9.5%和4.3%。从Srinivasan （2011）的报告看，2009年在60家收益率为正的MFI 中，6家ROA 超过7%；35家超过2%。与之形成对比，2009年国有银行的平均ROA 为0.6%，最高也只有1.6%；收益最高的私营银行是2%。组合资产收益也如此，23家MFI 高于30 %（最高的为41.29%）。仅在2010年第2财季（7月1日至9月30日），最大MF I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116%，达8.1亿卢比。
高投资回报对商业资本、特别是包括索罗斯在内的国际资本巨头产生了巨大吸引力，而高增长引起的资金饥渴更使得盈利性小额贷款业对这些资本敞开大门。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印度该行业接受的私募股权投资总额达到了5.65亿美元，特别是2009年以来，出现了爆炸式增长，近三分之一的小额金融私募股权投资交易发生在印度（CGAP, 2010）。印度Intellecap 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09财年，私募股权基金和小额金融专业投资者在印度完成了17项交易，价值86.7亿卢比；2010年上半年，发生了14项交易，价值超过3亿美元。表2显示印度MFI 的主要国内外商业投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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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印度MFI 的主要国内外商业投资资本（截止2010年底） 小额金融投资实体（MIV ）或有影响的投资方
投资总额投资
家数
500-10006
8财务投资者 投资总额 基金名称 属地 （万美元） HovosTriodos Matrix 红杉资本 国际 国际 国际 交易次数基金名称 属地 投资方式 IFC MSD LOK 资本
Aavishkaar
Accion
Unitus 股权基金
Micro 风险投资
Incofin
Oikocredit
发展世界市场
DiaVikas
Bellwether
BlueOrchard
MicroVest 资本 国际财务投资 国际财务投资 印度有影响的投资方1200-1500印度有影响的投资方国际财务投资 国际有影响的投资方国际 国际 国际 科斯拉风险投资国际 SVB 国际 未公开 2国际 11TreeLine 亚洲3未公开未公开未公开1697国际 NMI 国际 国际财务投资 国际财务投资 国际财务投资 国际有影响的投资方国际财务投资 国际 索罗斯量子基金国际 Catamaran JM 金融 Taj 资本 Legatum 资本印度 国际 印度 国际 印度金融包容基金 国际有影响的投资方2Sandstone 资本国际
资料来源：根据CGAP 网站http://www.cgap.org资料整理。
SKS 的成长历程对此是个很好注释。其前身是NGO ，全面商业化经营始于2006年。2003年在原有的NGO 基础上成立了私人公司，捐赠资金转入无经营业务的壳组织5个互利信托作为新公司的原始股东，2005年获得非银行金融公司牌照。2006年，NGO 全部资产转入SKS 。从2007年起，国际私募基金开始大规模进入。2007年，美国红杉资本为主导的私募基金投资两次共计1670万美元，占总股本27%；2008年，美国大私募股权基金Sandstone 资本投资7500万美元，占总股本12%，这是该基金第一次在全球投资MFI 。到2009财年，商业资本股份增加到72%。逐利资本的大量进入致其盈利大幅增加，税后净利润在2005年为50万美元，2006年81万美元，2007年414万美元，2008年1746万美元，2009年为3686万美元。2010年7月28日，SKS 在印度股票市场首次公开募集资本，以每股985卢比出售1680万股，筹资规模达到163亿卢比，比计划筹资额高出近40%，而其股价也在交易5个星期后上涨了42%，在2010年9月达到1404.85卢比。索罗斯通过旗下对冲基金量子基金出资1.9亿卢比，购得30万股股票，占SKS 股票发行后的0.4%股权。风险投资4巨头之一的维诺德·科斯拉以及巴菲特也变成其股东；另外还有一些机构投资者如摩根斯坦利、巴黎银行等。SKS 的13倍超额认购以及6.7倍市净率和40倍市盈率使备受争议的墨西哥Compartamos 也黯然失色。该公司在2007年上市时的盈利水平几乎是SKS 的两倍，而其市盈率仅2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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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S “过度成功”的上市历程在印度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①一些大型MFI 如Spandana 、Share 、Basix 等也早已成为国际私募基金的投资标的，且正在谋划上市。显然，索罗斯们的投资选择意味着商业股东对小额贷款业的增长充满信心，非常看好包括SKS 在内的印度MFI 盈利性和成长性，并有可能对其有更高、更苛刻的要求，进而可能损害处于金字塔底层客户的利益以及公司本身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要知道即便是主流商业，国际逐利资本的无控制流入也会产生严重风险，不用说肩负社会责任的小额金融领域。
（三）恶性竞争诱导穷人过度借贷
逐利资本的大量涌入导致小额贷款市场出现无序竞争，放贷基本准则被扭曲。在利润驱使下，MFI 似乎变成了向穷人无节制兜售商品的“沃尔玛”超市，获得贷款就像买可口可乐那样便利。②不负责地向近乎文盲的穷人出售债务的直接后果是过度借贷，即借款人从不同渠道获得多笔贷款，而自身并没有相应的偿还能力。最终不可避免地出现诸如自杀乃至家破人亡的恶果，导致社会混乱。
逐利资本要求两位数以上的利润率迫使MFI 降低必要的运营费用进而违背稳健的信贷原则，仅关注贷款发放和偿还指标。首先，不再对经营地区进行必要评估。许多MFI 只选择其它放贷机构已选择的乡村，特别是SHG 发展成熟的地区。业务过分集中于成熟地区必然加剧了市场恶性竞争。其次，扭曲了放贷基本准则。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MFI 采用万能的市场营销手段，特别是市场后进者。他们编织许多好得难以置信的致富故事一味地游说人们借款，甚至那些并不需要的借款，毕竟大部分穷人并不愿意背负债务。为获得更多客户，MFI 忽略必要放贷程序，省略客户筛选过程，甚至对借款人不进行审核。贷款手续非常简单，只需要身份证和一张照片即可。有些甚至伪造身份证明，出现大量所谓的“幽灵借款人”（Ghost borrowers）；将贷款分包给代理人；对逾期贷款进行借新还旧。第三，忽略风险控制流程。为降低费用，小组贷款发放前的必要培训环节、贷后风险追踪等流程基本上被省略。广泛采用的标准化模式即统一利率、按周还款等也是基于节省费用的考虑，并一直受到CGAP 的批评和警告。
这些恶性竞争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即过度借贷。安德拉邦有1602万户家庭，有624万MFI 客户，1731万SHG 成员，小额金融客户（SHG 和MFI 之和）是家庭总数的1.5倍。按照该邦252万户贫困家庭计算，小额金融客户是其9.3倍，仅MFI 客户即为当地贫困家庭的2.48倍，还不包括在安德拉邦经营的全部MFI （Srinivasan, 2011）。而EDA /CGAP（2010）就2009-2010年Kolar 危机进行的研究也显示，该镇9家MFI 中的7家中，至少有33%的客户拥有1笔以上的贷款，20% 左右的客户有3笔或3笔以上的贷款。在有些地方，借款人甚至用所欠贷款公司名称代替日历：星期一公司，星期二公司…
重复贷款所导致的过度借贷是危机的一个早期预警指标。但印度缺乏这一预警贫困的早期数据。另外一个过迟指标“自杀”出现时意味着事态已变得非常严重。重复贷款的借款人通常会陷入“小贷款、大麻烦”的困境。与上述放贷违背稳健原则相对应的可能是不择手段地逼迫违约者还贷。在保证及时还贷及强烈盈利动机驱使下，MFI 信贷员或其代理人对客户进行威胁、公开羞辱、非法收回抵押物等。Roodman （2010）指出一些MFI 用极端手段折磨不能按时还贷的客户，为了还款，客户只得借新还旧，当最终甚至从高利贷那里也借不到款时，只会被积重如山的贷款压垮。SERP 收集的自杀案例几乎都涉及到重复贷款。债务负担可能是经年积累起来的，而与之相关的自杀也仅仅由一些意外事件触发。也许人们在自杀时欠MFI 的债务只占小部分。从可统计口径看，三分之一的小额贷款由①
② 此次危机打乱了一些大型MFI 的上市计划。 SKS董事长Akula 即持“超市”经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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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I 提供，余下的来自于SHG （Srinivasan, 2011）。由于SHG 贷款具有公益性，可以设想，MFI 成为自杀导火索事件的可能性要比SHG 大得多。正基于此，一些MFI 信贷员或代理人因其行为被认为直接导致当事人绝望自杀而被逮捕。
（四）劣币驱逐良币致使社会责任退化
本来，印度小额金融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是NGO ，一般注册为公共协会，资金主要来自慈善捐赠，专注于扶贫，以促进社区发展、改善民生为导向，为穷人提供公益服务，如组建和经营SHG ，提供健康、商业及职业技能培训等。尽管不以盈利为目的，许多NGO 能维持正常经营，不少组织如当时是NGO 的SKS 、Share 、Spandana 等迅速成长并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以盈利为目的MFI 占比非常低，但其巨额利润和高额回报使得绝大多数达到一定规模的NGO 无法抗拒这些诱惑，抛弃原有服务宗旨，转而将盈利作为经营目标。而市场新进入者干脆从一开始就将小额贷款作为有利可图的业务来经营。这使得那些坚守非盈利原则的NGO 和政府资助的SHG 越来越感到窘迫，生存环境不断恶化。
据印度央行统计，印度12亿人口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成人能够获得正规金融服务，政府由此将金融包容发展作为国家重要政策。早在20世纪80年代，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扶贫人士成立NGO ，并发起推动政府资助的SHG 运动。SHG 最初由NGO 创立，最早开始于1987年，是由一家叫Myrad 的NGO 发起，接着其它NGO 如Pradan 及国际捐赠者如Care 也参与其中。1992年，印度政府设立专门致力于通过NGO 贷款给SHG 的组织RMK 。SHG 模式倡导成员间互助、自立、自管理、自担责任，由15-20名妇女组成。内部成员定期存储小额资金，同时还可从银行获得贷款。SHG 再将这些资金为成员提供贷款，自行决定贷款用途、金额、利率和还款计划。在每周或每月的小组会议上，成员相互交流并借助集体力量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此外，许多SHG 还成为其它社会服务平台，如购买化肥种子、农事和养殖技术培训。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经济改革为私人资本提供了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盈利性MFI 应运而生，情况由此逐渐发生变化。盈利性MFI 良好的盈利表现和发展前景对NGO 们产生了极大诱惑。根据规定，印度NGO 的留存收益不得分配；一旦清盘，支付负债之后的剩余不归发起人或其经理支配，必须转入用于公共利益的其它NGO 甚至政府账户，理由是其资金来自于纳税人或潜在的纳税资金（用于慈善目的的资金通常免税）。此外，工作人员的酬薪也不高，有些甚至是志愿者。这些限制使得NGO 无法吸引商业资本，发起人或其经理难以获得高薪。盈利冲动以及由此产生进一步扩张的愿望使得达到一定规模后的许多NGO 想到转制成盈利性公司并希望进入主流资本市场筹集更多资本。
转制目标通常有三种选择：社区银行、合作组织和非银行金融公司。银行牌照管制很严；合作组织属于成员所有，资本积累缓慢复杂，且满足不了商业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是印度NGO 不愿意效仿格莱珉银行客户共有股份的主要原因。实践中，除了一家NGO 选择转成银行外，其它所有NGO 均选择变身成非银行金融公司。例如，Grama 的母公司是一家慈善信托，在1993成立之时致力于通过教育、培训和咨询等帮助贫困者改善生存状况。1997年4月，Grama 独立运作，注册形式也是慈善信托。2007年Grama 转制成盈利性MFI 。BASIX 成立于1996年，信托基金SRTT 为其提供免息资金用于开展业务，后来由NGO 转制成以盈利公司。
其实转制路径较简单且基本雷同。首先，成立一个新商业性公司，将慈善性实体NGO 的业务转移进去。然后再设立一个特殊目的载体（SPV ）互利信托，承接NGO 捐赠资金所积累而成的净资产，作为股东投资于新公司，形成新公司的资本金。第三，转制人用来自印度小型产业开发银行（SIDBI ）提供的低利率转制贷款即过桥贷款作为新公司转制期的流动资金，用以购买NGO 资产；NGO 再用所得现金替转制人偿还转制贷款。通过这种从左口袋到右口袋的转制，转制人即可合法地控制原NGO 净资产并通过新公司实现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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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膨胀，因为互利信托是壳组织，完全处于转制人的掌控之下。大公司Spandana 的转制很有代表性。该盈利性MFI 在1998年成立之时为NGO ，2003年开始转制，将原NGO 的贷款资产全部转入新设立的盈利性公司。由于印度不允许NGO 在盈利性公司持有股份，并规定非银行金融公司的资本金不少于2000万卢比，转制人根本没有能力筹集数额如此巨大的资金，而设立互利信托即可解决这一难题。其做法是从NGO 客户中挑出2万名高级客户，每人免费获赠NGO 的1000卢比账面资金；10人1组，每组需将获赠的1万卢比作为互利信托的资本金；互利信托再将其资本金入股新公司，新公司由此获得了2000万卢比的注册资本。此外，原NGO 因其资产全部是贷款而无法提供新公司足够流动性。为解决这一问题，除了要求每组需缴纳100卢比现金入户费外，转制人还从SIDBIS 借得转制贷款；并参与ICICI 银行提供的证券化计划，将从原NGO 转入的部分贷款卖给该银行；最后将所获现金归还转制贷款。互利信托的投票权由Spandana 总裁指定的代表行使，事实上被转制人控制。在随后三年，转制人及其家族逐渐获取互利信托减持的股份，持有新公司股份到2008年已高达59%。至于股份如何增持以及增持成本不得而知。
巨额转制财富效应掀起NGO 变身盈利性MFI 的热潮。自Share 于1999年转制以来，越来越多的NGO 加入了这一进程。例如，2009年最大的10家小额金融组织中只有成立于1982年的SKDRDP 仍坚守非盈利原则，除了SEIL 和新进入者Equitas 在2007年底成立之时即以盈利为目标、AML 是Share 转制人家族利用转制财富设立的盈利公司外，其它6家均在21世纪初由NGO 转制而来。
此外，盈利性MFI 高管的巨额酬薪也使得NGO 望而兴叹，其经验丰富的员工即便意志坚定者也难抵诱惑，纷纷跳槽至盈利性公司。高管酬薪从Share 与SKS 可见一斑。Share 总经理酬薪在2007年约2290万卢比（包括88万卢比零成本干股），2008年升至8080万卢比（包括2690万卢比零成本干股），比私营银行ICICI 银行CEO 的酬薪还高。总经理酬薪占全部员工成本在2007年约7%，到2008年升至15%。AML 的情况类似。其总经理的年薪在2006年是340万卢比；2007年600万卢比；2008年升至1580万卢比（包括激励），同时还获得1940万卢比干股，酬薪共计3500万卢比。总经理酬薪占员工成本由3.1%上升到11%。此外，其女儿在公司担任董事，年薪也在240万卢比。SKS 高管的创富神话更令人咂舌。2007年3月，董事长Akula 以原始价格获得1600万卢比股票，而在同一天，包括风险投资家科斯拉在内投资者的出价却是每股49.77卢比。如果按此价格计算，Akula 获益6500万卢比。但实际获益更高。18个月后他以每股103.91卢比售出，获1.5亿卢比。这还不是全部。他还于2009年12月对2007年雇员股票期权计划获得的期权进行了行权，并于2010年2月迅速售出。其行权价为每股49.77卢比，以每股636卢比价格出售给TreeLine 亚洲，三个月净赚5.5亿卢比。此外，他还持有数十亿卢比的巨额限售股。SKS 的其他高管从股票中也赚取了惊人收益。
表3 SHG-银行连接项目与MFI 市场份额变化
客户数目（百万）
SHG-银行连接项目
MFI
总计
贷款组合（十亿卢比） SHG-银行连接项目
114 63.27 26.96 189.36 140.52 2008年年年 两年增速（%）
续表3 2008年年年
两年增速（%） 201.34 总计
新增贷款组合（十亿卢比）
SHG-银行连接项目
MFI
总计 -0.01 246.61 157.01
资料来源：Reserve Bank of India（2011）。
商业化浪潮对SHG 也产生了重大冲击，致其市场份额近年来快速下降，功能日益萎缩。表3显示，SHG-银行连接项目的客户份额从2008年的78.27%降至2010年的70.72%；未清偿贷款份额下降更多，从73.71%降至59.78%；新增贷款从64.96%降至40.96%，2010年的新增贷款额低于2008年。如果按此趋势发展下去，SHG 的市场份额将逐渐被MFI 挤占。SHG 改进民生的原有功能退化。2000年之前，SHG 制度建设投资充裕，但其后开始减少并日益枯竭，原因是包括双边和多边在内的早期捐赠者停止资助，甚至被来自金字塔底层的巨额财富所吸引而转投盈利性MFI 。Srinivasan （2011）认为过去SHG-银行连接项目之所以非常成功得益于NGO 专注于民生发展的热情和努力。但近年来，这些NGO 大量转制，不仅相互之间以及与市场新进入者之间形成恶性竞争，还参与SHG 公共资源的争夺，而后者显然不是对手。其成员无法抗拒来自MFI 多重贷款的强大促销攻势。训练有素的SHG 成员和组长被MFI 挖走，充当其业务代理。而有些SHG 就是当年MFI 的前身NGO 借助捐款组建运作的。Srinivasan （2011）指出，许多SHG 肢解，其成员变成了MFI 的客户。此外，MFI 模式使然。为保证还款，MFI 小组成员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有人没有按时还款，其他人也无法获得新贷款；而且通常要逐周还款，如此短的还款周期极易导致资金周转不灵。正如前文所述，利润驱使使得MFI 回收贷款的暴戾并不亚于高利贷。集体压力及MFI 的追收迫使成为MFI 客户的SHG 成员在不能按时还款时首选对SHG 贷款违约。这是由于SHG 的还款期限长；而且成员之间有非常强烈的互助和制度支持。不同于MFI 贷款给具体的个人，在SHG 银行业务中，银行贷给小组，再由小组贷给成员，银行并不知道谁借了款，但成员间非常清楚各自情况。在某个成员无法还款时，其他成员可贡献出额外资金用以偿付，而非如MFI 那样只有来自同伴要求其还款的压力；如果确实因陷入困境而无法还款时会完全冲销贷款，其它SHG 有时也会来帮助困难户；而且银行并不严格坚持足额还款，也允许延迟付款。APMAS 对Nellore 地区的一项研究（Oliver, 2010）表明，在54个SHG 样本中，从MFI 借款的有29个（53.7%），这29个SHG 中的172个成员（65%）从MFI 借款；而且从MFI 借款的所有SHG 均是银行连接项目中的违约者。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的2010年初，印度政府和央行曾对MFI 的经营方式提出警告，指出其对政府部门悉心培植的SHG 运动产生巨大冲击。印度发展银行2008年报披露，SHG 对银行的偿还率较低，而MFI 苛刻严厉的收贷制度致使这一趋势加剧（NABARD ，2010）。
通过挤压公益性SHG 和NGO ，盈利性MFI 获得了超常规增长并为其投资者和高管提供高额利益。尤努斯对SKS 的评价具有代表性：转制后的SKS 其实是利用小额信贷之名行赚钱之实，完全背离了本该肩负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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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小额信贷发展需警惕类似危机
印度危机实际上折射出了全球小额信贷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果不引起高度重视，将会妨碍其健康发展。中国小额信贷起步较晚，类似印度的一些不良倾向正在出现甚至蔓延，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1、盈利性小额贷款公司正在高速扩张。截至2011年6月底，全国有3366家小额贷款公司，较上年年底新增了752家，①远远高出印度盈利性MFI 的数目；②而2008年不到500家，2009年为1334家。很多地方政府都在雄心勃勃地推进其扩张，截至2010年末，上海由2008年10月底首批8家增至58家，增幅超过6倍；累计发放贷款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约200%。《2010中国小额信贷机构竞争力发展报告》遴选出的前100强总资产平均增长率达到29%，贷款余额的平均增长率40%（焦瑾璞，2011）。
2、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商业资本甚至外资。小额贷款公司宣称投资收益不高，但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已高于印度盈利性MFI ，与中国银行业相比并不逊色，尽管大多数在这个陌生行业开业还不到3年，而在印度，盈利至少要在开业后4-5年。按照2011年7月初上调的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6.56 %不超过4倍进行简单计算（假设只考虑资金成本），用银行贷款利率作为资金成本即可获得19.68%的收益率；加上一般还要收取的2%手续费，收益率至少达到22%；如果考虑到复利因素，收益率会更高。参加前述竞争力评选的公司中只有2家净利润为负；排名第一的资产收益率高达18.6%；大多数在5%-10%。浙江工商局发布的《2009年度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报告》显示105家公司的资本收益率约在9%-11%。上海首批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利润在2010年大涨逾40%。发展初期取得的资本收益率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基本持平，而资产收益率却大大高于后者（见表4）。可以预期，随着经验积累其回报会进一步提升。高回报及其预期已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许多主业与金融不相干的民企纷纷进入该行业，一些外资已捷足先登。富有意味的是，国资介入非常少见。
表4 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收益率与资本收益率（2007-2009年）
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
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
大型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合作银行
城市信用社
农村信用社
非银行金融机构
邮政储蓄银行
外资银行 资产收益率（%） 2007年2008年2009年资本收益率（%） 2007年2008年年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9年报》整理。
①
② 参见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印度在政府注册的盈利性MFI 只有264家，不过大型MFI 通常设有大量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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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益性和信贷合作互助未受应有重视。印度曾经以帮助穷人为己任的许多慈善家最终禁不住利润的冲击和诱惑转而加入从穷人那里攫取巨额财富的大军，印度政府对之放任自流，曾经获得巨大成功的公益性组织日渐式微，全行业过度商业化终于酿成如今危机。我国也有类似苗头。与小额贷款公司轰轰烈烈的场景不同，以扶贫为己任的公益性组织似乎未受重视，日渐萎缩；而大量由农民自发组建的资金互助社也处于非法边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出现大量由国际组织推动的NGO ，高峰期达到300多家，如今三分之二已经消失。虽然原因多样，但与政府不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加以支持引导、任其自生自灭有很大关系。而根据银监会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获得许可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只有37家，①相对于全国34865个乡镇、60多万个行政村而言少得可伶。资金互助社类似于印度SHG ，但规模更大且大部分由村民自发形成，以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围绕村落经济或专业合作社进行资金合作互助，手续简单，利率低，利润共享，因而非常有活力。更为重要的是处于低端的贫困群体不可能是商业逐利机构的服务对象。只有不追求利润回报的公益性组织与合作互助模式才能助其脱贫致富，这正是印度政府在危机发生后开始限制盈利性MFI 过度放贷并强化公益性组织特别是SHG 的原因。如果政策和舆论导向仍然聚焦在商业性机构身上，印度式的“利润驱逐责任”的恶果可能将在中国重演：没有人愿意帮助贫困群体脱贫致富，运作良好的现有非盈利组织要么消失、要么考虑转制成盈利机构，合作互助金融因难以获得认可支持而陷入停顿。最终影响我国三农事业的发展。
有鉴于此，中国小额信贷要想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真正完成服务于弱势群体的使命，就必须吸取印度经验教训，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首先，要明确发展目标。发展小额金融业务的目标是要创出一个新产业，为商业资本提供新的盈利空间？还是为那些无法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得信贷的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户提供融资帮助？如果是前者，中国极有可能很快就会“成就”一个商业产业，甚至像如今的印度那样出现一个暴利产业，成为国内外资本逐利场所。这是由于同印度一样，中国有着庞大的贷款需求，任何形式、任何利率的供给都可能找到相应市场，这是地下钱庄、高利贷长盛不衰、小额贷款公司资金立即贷完的原因。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有2792个，服务空白乡镇342个；央行调查发现农村信贷的满足率仅有17%-33%。②据估计，到2020年，农村地区的贷款需求将达到20万亿元。此外，近1000万小型企业、3000万注册登记和2-3000万未注册登记个体户融资需求更大。如果如政府所希望的那样是为了帮助更多低收入者通过信贷等途径脱贫致富，那么政策关注点应该不是处于强势方的资本要赚取多少利润，要以多高速度增长，而是处于弱势方的客户是否能够获得支付得起的信贷。印度及其它国家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近年来发展目标混乱，放任商业资本自由地追逐利润，致使多数人并没有摆脱贫困，一些人反而陷入无力自拔的债坑。
其次，鼓励规模经营而非数量扩张，确保产业安全。各地应该放缓节奏，并非数量越多越好。鼓励跨区、跨省市经营以扩大规模经济。否则极有可能演变成无序的恶性扩张。抛开其它因素，印度的一个可取之处是小额信贷组织一直在追求规模经济，如Share 的分支机构在2010年3季度末达到1166家；SKS 在同期更是达到2407家。即便是近年来受盈利性公司强烈冲击而日渐萎缩的NGO ，其规模也相当大，如SKDRDP 这家全国最大的NGO 在高峰期2008年曾拥有1295家分支机构。此外，从一开始就要防范外资垄断的可能后果。相关部门在审批过程中除了严格挑选责任感强的投资者外，对外资要有所选择。①
② 参见：http://www.ccfc.zju.edu.cn。 参见银监会《2009年银行业“浓”金融服务再上新台阶，银监会强调2010年涉农贷款要努力实现“三个高于”》，2010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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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努斯针对印度危机提出一个中肯建议：小额信贷项目应该由本地资金或银行提供的资金来运营，对外资要有所限制。目前，我国小额金融产业刚刚发育，非常脆弱，除了民资因逐利和其它目的纷纷涌入外，国资对此兴趣不大；但外资却兴致勃勃，相对于乱哄哄且实力较弱的民资而言，其有计划布局极有可能形成垄断。因此，最好规定外资：（1）只能经营非盈利性项目如格莱珉信托在中国所做的那样；（2）只能设立诸如江苏国际机遇农村小额贷款公司之类的机构。该公司由国际知名小额金融服务慈善组织所创办，在考虑财务绩效的同时，十分注重社会责任；（3）只能以获取固定收益的优先股方式入股经营。
第三，大力发展公益组织与信贷合作互助模式。要在农村地区扩大推广扶贫基金会、中国社科院扶贫社和仪陇乡村发展协会等NGO 长期试验获得成功的模式；同时培育农村自发形成的资金互助社，鼓励NGO 参与其中，通过提供包括培训在内的专业化服务将其成功元素注入互助社。资金互助社如同当年包产到户那样在农村悄然发展，如由当地银监局批准的全国第一家互助社闫家村百信农村资金互助社，早在2004年7月就在合作社基础上实践资金合作互助，通过信息共享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当地优势产业发展，增强了互助组织带动能力。但弱势农民合作难，即便合作了也同样处于弱势地位，如果没有政策上的有效引导支持，这一新农村建设的内生力量将无法真正形成。鼓励性政策包括：
（1）出台NGO 指导性文件。就其身份、成功模式推广、业务范围等做出明确规定。为解决融资来源，国家可从财政或扶贫资金中拨款成立NGO 项目启动基金，地方政府给予资金配套；鼓励金融创新，从法规上允许爱心存款通过网络平台向NGO 客户出借资金。
（2）出台有关合作金融法规。鼓励NGO 在有条件的村镇参与互助社组建，提供专业培训；规范已成立的互助社。明确具体融资政策，合规或经银监会许可的资金互助社可按1：10杠杆率获得融资支持。（3）成立批发基金，为这两类组织提供贷款，可由政策性银行经营管理，资金可来自政策性支农资金、央行专项支农再贷款、有使命感的社会投资者；为强化社会责任，可借鉴《美国社区投资法》的做法，强制金融机构将在农村吸收的存款和赚取的利润注入该基金，或自行提供真正的小额贷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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