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伟
一块刻于600年前的诗刻，竟然一连引起了中国历史上三位著名人物的关注和某些活动，而且这些行动又反映了当时的某些重要的政治动向，值后人回忆与深思。
自古以来，曾有无数名人学士在庐山上留下了足迹和遗韵。其中有一块刻于600年前的诗刻，竟然一连引起了中国历史上三位著名人物的关注和某些活动，而且这些行动又反映了当时的某些重要的政治动向，值后人回忆与深思。他们是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民国政要汪精卫和毛泽东主席秘书田家英。
一、王阳明庐山刻诗的故事
沿着庐山天池峰的山道向前行进，游人们往往会在一座石亭前停下脚步。原来亭中有块巨石，上端刻着“照江崖”三个大字，为嘉靖文人刘世扬所题，极有水平。字的下方，还刻有一首保护得极好的诗：“昨夜月明峰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
此诗寥寥数笔，写出大自然的无穷奥秘。你看：山上山下，相隔不远，却一个是月明星稀、风平林静，让人好生酣睡；一个是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将屋顶压得严严实实的茅草卷得漫空乱舞。
看看诗的边款“阳明山人王守仁伯安书”，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所作所书，难怪诗好字也好。
这首诗表面看来，只是描绘了一种奇妙的大自然现象，其实背后，隐藏着王阳明深深的幽愤和不平。为了弄清写作背景，我们先来看看庐山秀峰寺现存的王阳明撰写的一块石碑。
石碑叫“正德庚辰平宸濠题识”，写的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叛朝廷，时任右佥都御史的王阳明接受皇帝朱武宗的圣命，大战于鄱阳湖，击败叛军，生俘朱宸濠。因此，这块石碑又被称为“纪功碑”。
然而，细读碑文，却颇有些令人感到困惑。
碑文前面明确写道：“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宁藩宸濠以南昌叛……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丁巳，宸濠擒，余党悉定。”但接下来却是：“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那么，究竟是谁擒获了宁王？并非王阳明行文不清，而是这其中大有隐情。
原来武宗的宦官、宠臣张永、江彬、许泰等人对王阳明嫉恨已久，他们接到王阳明的捷报后，对武宗说宁王叛乱前曾与王阳明联系过，王阳明却胆敢密而不报，极有可能亦存反心，看哪边得势就往哪边靠，因此对王阳明需加提防。武宗一听，十分恼怒，明知叛乱已平，还是亲率大军前来“平叛”。此行如发现王阳明果有异常举动，可随时处置，以免留下隐患。
王阳明探知内情，惊恐不安，只好将朱宸濠交给武宗大军的先行官张永，把“首功”让给他，希望他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同时，王阳明向皇上重新报捷，将功劳归于天子，并一再表明忠诚。武宗命王阳明在赣九江一带待命，等事情完全搞清楚后再做处理。王阳明虽然暂时避免了劫难，但到底是心有不甘，所以在写碑时，委婉地透露自己本应得的功劳。
王阳明正是在这种愤愤不平又忧虑不安的心境中上了庐山。
如诗如画的美景并未撩起王阳明的诗兴，倒是夜宿天池峰寺庙时遇见的自然现象触动了他的思绪。王阳明由此而联想到，自己对皇上一片忠诚，拼着性命浴血彊场；而皇帝高高在上，不派人下来调查，反而听信周围那帮小人的谗言。自己不但无功，反而要获罪，焉能不令人愤愤难平！
王阳明的幽愤在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中表露得明显一些：“天池之水近无主，木魅山妖竞偷取。公然又盗岩头云，却向人间作风雨。”诗中忍不住咒骂那些“木魅山妖”不安好心，偷盗云水酿成风雨，搅得人间不得安宁。当然，这首诗他是不敢公然刻在岩石上的。
这些诗文中的幽愤还比较含蓄，但有关“佛灯”的诗，却差点给他惹了祸。“佛灯”说的是在天池峰一带，月明星稀之夜，偶尔会看见山腰出现几十甚至上百团荧荧火光不停地游动，时大时小，时聚时散，又称为“神灯”。这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磷火，有的说是山中矿藏发出的光，有的说是星星映在半山云团上的反光，至今仍未有公认的答案。“佛灯”十分难见，偏偏就让王阳明碰见了，他喜而作诗曰：“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夜撞青天开。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王阳明真是一时大意，本身就在“待命”受审期间，竟然还敢说“拄杖夜撞青天开”，这不是公然蔑视天子么？如果嫉恨他的那些宦官、宠臣说有诗为证，他果有反心，他还能说得清楚么？
万幸，此诗并未被别有用心的人注意，王阳明最终还是洗清了冤屈，重新获得朝廷的重用。他的这段往事，这份幽愤，永远保存在了他在庐山写的诗文中。
二、汪精卫建石亭保护王阳明诗刻
1933年夏初的一天，刻有王阳明诗作的巨石前，久久地伫立着一个中年男子，他就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汪精卫虽然只比蒋介石大4岁，但资历却要深得多，影响也曾要大得多。然而，没几年，颇有心计的蒋介石就把党、政、军大权都揽到了手。汪精卫再不服气，也只能屈居之后。
虽然汪精卫表面看起来仍是那么谈笑自若，但他内心深处时常“风雨大作”，又岂是旁人所能知晓。汪精卫十分喜欢王阳明的这首诗，看到刻诗的巨石无遮无盖，决定出资建亭保护。
不久，一座精心设计、施工的六角石亭便耸立在巨石之上，不但起到了保护的作用，更为诗刻增添了光彩。汪精卫想到自己很可能因建石亭将会和大名人王阳明长久地联系在一起，自是很开心，特赋诗《阳明诗石亭落成题壁》：“瀑响龙潭静可听，兼收画本入危亭。江湖赭碧分双镜，吴楚青苍共一屏。世态佛灯搀鬼火，道心明月定风霆。飘然拄杖撞天去，片石空留手泽馨。”汪诗重点抒发内心的情感，表露要像王阳明一样。
但汪精卫到底与王阳明不同。汪精卫为了重温“老大”的旧梦，不惜叛国投敌，最终落得个遗臭万年、为国人痛骂的下场。
三、田家英读诗感叹，写联抒怀
1959年7月的一天下午，庐山天池峰的山道上晃动着几个人影。他们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他们是上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此时，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在王阳明诗刻前，众人停下脚步，一字一字地读着诗。田家英说道：“王阳明是大理学家，据说很会‘格物致知’，我不大信服。但这首诗倒好像有些预见性，诗中描写的自然现象和我们现在开会的情形似乎有些相似，‘山下’的人，又怎么知道‘山上’开会的情景呀。”众人听了，都一时无语。
7月2日开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为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和调整修改1959年国家经济计划指标。田家英对当时“左”的错误倾向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十分了解，极为担忧，因此，对此次会议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和拥护。14日，彭德怀向毛泽东递交了一封3000余字的长信（史称“万言书”），详细谈了自己对当时“左倾”、“冒进”的错误倾向给中国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的真实看法，要求中央深挖原因，迅速加以纠正。毛泽东于16日给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大会讨论。田家英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总的意见。谁知毛泽东在23日的大会上，对彭德怀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会议方向骤然转变，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变成了火药味极浓的“路线”斗争会。中央还临时决定，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站在刻有王诗的巨石旁，田家英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他经常受毛泽东委托，去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及时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在庐山会议前期，他多次向毛泽东坦率地谈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对会议的突然转向感到万分震惊，对敢说真话的同志遭到严厉打击极为不满，更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
一行人在王阳明诗刻前盘桓了好一会儿，李锐指着石亭说道：“这么好的亭子，却无对联，岂不可惜，我们何不每人做上一副？”话音刚落，田家英就拾起一根树枝，在亭前的沙地上疾写起来：“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本是岳阳楼上镌刻的一副对联，是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脱化而来。田家英很喜欢这幅对联，更熟记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时他不假思索地写下，正好婉转地表达了心境。
田家英因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差点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虽然毛泽东保了田家英，但从此也对他有了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最终，田家英同志因不堪“左”倾路线的欺凌与迫害，在“文革”中含冤而死。
虽然田家英写在地上的对联已被岁月的风尘抹去，但时间并不能淘去所有的往事。李锐在几十年后写的有关庐山会议的回忆录中专门记载了此事，并特意赋诗一首：“信步无言山路旁，大江天际去茫茫。明诗刻石已难记，亭柱书联却未忘。”
贺伟
一块刻于600年前的诗刻，竟然一连引起了中国历史上三位著名人物的关注和某些活动，而且这些行动又反映了当时的某些重要的政治动向，值后人回忆与深思。
自古以来，曾有无数名人学士在庐山上留下了足迹和遗韵。其中有一块刻于600年前的诗刻，竟然一连引起了中国历史上三位著名人物的关注和某些活动，而且这些行动又反映了当时的某些重要的政治动向，值后人回忆与深思。他们是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民国政要汪精卫和毛泽东主席秘书田家英。
一、王阳明庐山刻诗的故事
沿着庐山天池峰的山道向前行进，游人们往往会在一座石亭前停下脚步。原来亭中有块巨石，上端刻着“照江崖”三个大字，为嘉靖文人刘世扬所题，极有水平。字的下方，还刻有一首保护得极好的诗：“昨夜月明峰顶宿，隐隐雷声在山麓。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
此诗寥寥数笔，写出大自然的无穷奥秘。你看：山上山下，相隔不远，却一个是月明星稀、风平林静，让人好生酣睡；一个是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将屋顶压得严严实实的茅草卷得漫空乱舞。
看看诗的边款“阳明山人王守仁伯安书”，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所作所书，难怪诗好字也好。
这首诗表面看来，只是描绘了一种奇妙的大自然现象，其实背后，隐藏着王阳明深深的幽愤和不平。为了弄清写作背景，我们先来看看庐山秀峰寺现存的王阳明撰写的一块石碑。
石碑叫“正德庚辰平宸濠题识”，写的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叛朝廷，时任右佥都御史的王阳明接受皇帝朱武宗的圣命，大战于鄱阳湖，击败叛军，生俘朱宸濠。因此，这块石碑又被称为“纪功碑”。
然而，细读碑文，却颇有些令人感到困惑。
碑文前面明确写道：“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宁藩宸濠以南昌叛……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丁巳，宸濠擒，余党悉定。”但接下来却是：“天子闻变赫怒，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那么，究竟是谁擒获了宁王？并非王阳明行文不清，而是这其中大有隐情。
原来武宗的宦官、宠臣张永、江彬、许泰等人对王阳明嫉恨已久，他们接到王阳明的捷报后，对武宗说宁王叛乱前曾与王阳明联系过，王阳明却胆敢密而不报，极有可能亦存反心，看哪边得势就往哪边靠，因此对王阳明需加提防。武宗一听，十分恼怒，明知叛乱已平，还是亲率大军前来“平叛”。此行如发现王阳明果有异常举动，可随时处置，以免留下隐患。
王阳明探知内情，惊恐不安，只好将朱宸濠交给武宗大军的先行官张永，把“首功”让给他，希望他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同时，王阳明向皇上重新报捷，将功劳归于天子，并一再表明忠诚。武宗命王阳明在赣九江一带待命，等事情完全搞清楚后再做处理。王阳明虽然暂时避免了劫难，但到底是心有不甘，所以在写碑时，委婉地透露自己本应得的功劳。
王阳明正是在这种愤愤不平又忧虑不安的心境中上了庐山。
如诗如画的美景并未撩起王阳明的诗兴，倒是夜宿天池峰寺庙时遇见的自然现象触动了他的思绪。王阳明由此而联想到，自己对皇上一片忠诚，拼着性命浴血彊场；而皇帝高高在上，不派人下来调查，反而听信周围那帮小人的谗言。自己不但无功，反而要获罪，焉能不令人愤愤难平！
王阳明的幽愤在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中表露得明显一些：“天池之水近无主，木魅山妖竞偷取。公然又盗岩头云，却向人间作风雨。”诗中忍不住咒骂那些“木魅山妖”不安好心，偷盗云水酿成风雨，搅得人间不得安宁。当然，这首诗他是不敢公然刻在岩石上的。
这些诗文中的幽愤还比较含蓄，但有关“佛灯”的诗，却差点给他惹了祸。“佛灯”说的是在天池峰一带，月明星稀之夜，偶尔会看见山腰出现几十甚至上百团荧荧火光不停地游动，时大时小，时聚时散，又称为“神灯”。这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千百年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磷火，有的说是山中矿藏发出的光，有的说是星星映在半山云团上的反光，至今仍未有公认的答案。“佛灯”十分难见，偏偏就让王阳明碰见了，他喜而作诗曰：“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夜撞青天开。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王阳明真是一时大意，本身就在“待命”受审期间，竟然还敢说“拄杖夜撞青天开”，这不是公然蔑视天子么？如果嫉恨他的那些宦官、宠臣说有诗为证，他果有反心，他还能说得清楚么？
万幸，此诗并未被别有用心的人注意，王阳明最终还是洗清了冤屈，重新获得朝廷的重用。他的这段往事，这份幽愤，永远保存在了他在庐山写的诗文中。
二、汪精卫建石亭保护王阳明诗刻
1933年夏初的一天，刻有王阳明诗作的巨石前，久久地伫立着一个中年男子，他就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
汪精卫虽然只比蒋介石大4岁，但资历却要深得多，影响也曾要大得多。然而，没几年，颇有心计的蒋介石就把党、政、军大权都揽到了手。汪精卫再不服气，也只能屈居之后。
虽然汪精卫表面看起来仍是那么谈笑自若，但他内心深处时常“风雨大作”，又岂是旁人所能知晓。汪精卫十分喜欢王阳明的这首诗，看到刻诗的巨石无遮无盖，决定出资建亭保护。
不久，一座精心设计、施工的六角石亭便耸立在巨石之上，不但起到了保护的作用，更为诗刻增添了光彩。汪精卫想到自己很可能因建石亭将会和大名人王阳明长久地联系在一起，自是很开心，特赋诗《阳明诗石亭落成题壁》：“瀑响龙潭静可听，兼收画本入危亭。江湖赭碧分双镜，吴楚青苍共一屏。世态佛灯搀鬼火，道心明月定风霆。飘然拄杖撞天去，片石空留手泽馨。”汪诗重点抒发内心的情感，表露要像王阳明一样。
但汪精卫到底与王阳明不同。汪精卫为了重温“老大”的旧梦，不惜叛国投敌，最终落得个遗臭万年、为国人痛骂的下场。
三、田家英读诗感叹，写联抒怀
1959年7月的一天下午，庐山天池峰的山道上晃动着几个人影。他们是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水电部副部长、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他们是上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此时，他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在王阳明诗刻前，众人停下脚步，一字一字地读着诗。田家英说道：“王阳明是大理学家，据说很会‘格物致知’，我不大信服。但这首诗倒好像有些预见性，诗中描写的自然现象和我们现在开会的情形似乎有些相似，‘山下’的人，又怎么知道‘山上’开会的情景呀。”众人听了，都一时无语。
7月2日开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为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和调整修改1959年国家经济计划指标。田家英对当时“左”的错误倾向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危害十分了解，极为担忧，因此，对此次会议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和拥护。14日，彭德怀向毛泽东递交了一封3000余字的长信（史称“万言书”），详细谈了自己对当时“左倾”、“冒进”的错误倾向给中国经济建设带来极大危害的真实看法，要求中央深挖原因，迅速加以纠正。毛泽东于16日给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大会讨论。田家英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总的意见。谁知毛泽东在23日的大会上，对彭德怀作了极为严厉的批评，会议方向骤然转变，由纠“左”变成了反右倾，变成了火药味极浓的“路线”斗争会。中央还临时决定，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站在刻有王诗的巨石旁，田家英心中久久难以平静。他经常受毛泽东委托，去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及时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在庐山会议前期，他多次向毛泽东坦率地谈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对会议的突然转向感到万分震惊，对敢说真话的同志遭到严厉打击极为不满，更为中国的前途忧心忡忡。
一行人在王阳明诗刻前盘桓了好一会儿，李锐指着石亭说道：“这么好的亭子，却无对联，岂不可惜，我们何不每人做上一副？”话音刚落，田家英就拾起一根树枝，在亭前的沙地上疾写起来：“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这本是岳阳楼上镌刻的一副对联，是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脱化而来。田家英很喜欢这幅对联，更熟记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时他不假思索地写下，正好婉转地表达了心境。
田家英因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差点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虽然毛泽东保了田家英，但从此也对他有了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最终，田家英同志因不堪“左”倾路线的欺凌与迫害，在“文革”中含冤而死。
虽然田家英写在地上的对联已被岁月的风尘抹去，但时间并不能淘去所有的往事。李锐在几十年后写的有关庐山会议的回忆录中专门记载了此事，并特意赋诗一首：“信步无言山路旁，大江天际去茫茫。明诗刻石已难记，亭柱书联却未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