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14日转发《关于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定期组织干部下访的意见》、《关于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化的意见》等三个文件。三个文件分别要求，县（市、区、旗）党委书记、县（市、区、旗）长一般每月安排一天时间接待群众来访，信访问题突出的地方要适当增加接访次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把干部下访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统一组织每年至少一次；排查化解各种可能引发信访问题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重点是容易引发信访突出问题的重大矛盾纠纷。
以“三个文件”齐发之气势，足见中央对解决基层信访问题的重视程度。就在此前一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个中国第一部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指出，保障公民的信访权利，如“进一步拓宽和畅通信访渠道”，“坚持党政领导干部阅批群众来信、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制度”等。如此，“三个文件”可视为对人权规划的呼应。
我们期待“三个文件”足以温暖人权，阻挡溃败于基层。作为一种明晰的信号或焦虑的是，官方权威杂志《半月谈》最近曾连续两周关注到信访现象。《半月谈》先是刊发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孙怀山文章，历陈一些地方政府解决信访问题时所采取的一些不当措施，如以宽泛的标准统计非正常进京上访人数，以严密的手段稳控信访老户等，呼吁“允许社会矛盾得到正常显现”。接着又于上周刊载一名乡镇干部在信访工作中的真实经历。该信访干部在描述截访的种种辛苦之后写道，“自从分管信访以来，我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如果说屡屡出现的截访、将信访者投入精神病院等事件，正反映着公民维权的艰难，那么基层官员的“胆战心惊”，又何尝不反映着基层权力部门的无奈？而当维权者和基层政府的对抗形成了“都是受害者”的畸形生态，同时，这种官民秩序的失范，也一再导致基层社会的“不可治理状态”。作为一个事实，至少自去年瓮安事件开始，一些地方基层社会“碎片化”的现状已经出现。这种“碎片化”，在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教授看来是“只有国家而没有社会”，在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看来是“上层寡头化和下层民粹化”，然而无论如何，它都向我们指出了基层社会亟待弥合官民秩序的破裂关系。
有此现状，“三个文件”自非突兀之举。而作为另一个事实，是在此之前，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已开始着手体制内准备。如中央对全国县党委书记进行一次轮训。在去年11月10日至26日，2000余名县委书记接受了轮训；紧接着，公安部决定用半年时间，将全国3080名公安局长集中培训一遍。首批培训班已于今年2月18日开课；2月26日，首期基层检察长轮训班也开课了，最高检将用两年时间把全国3000余名基层检察院检察长全部轮训一遍。这些轮训活动的特点，无一不直接指向基层权力部门，“维稳”“矛盾化解”“信访”无一不是轮训关键词。
不论是各种体制内准备，还是“三个文件”，都以敦促政府部门“定期接访”“定期下访”“矛盾排查”的方式，强化地方党政和官员的政治责任，以解决基层社会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孙立平教授所说的“权力的失控”，一是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的严重缺失。而此两者，亦正是导致信访种种怪现状，以及基层社会碎片化的根本原因所在。“三个文件”如此明晰的指向，表达了清醒与明智。这让我们可以由此重新于内心铺排对治理的期待，也可以深信一切治理与改良并不只到“三个文件”为止。
“三个文件”敦促基层权力部门解决基层社会问题，是一种上级权力机关督查下级权力部门的思路。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对权力自下而上的监督。很难说，过去上级“一票否决”所导致的信访问题，不会以更加隐蔽更加严重的方式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文件”仍只是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