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被西方奉为新闻理想和职业准则的“客观新闻学”及其所倡导的新闻“反映论”，并不能较好作答后现代思想语境、新媒体技术语境、全球化社会语境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本土语境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对话新闻学”及其所主张的新闻“对话观”，能超越新闻“反映论”成为新的新闻理想与新闻职能，并且预示着多语境下的新闻转型方向。
关键词：新闻；“反映论”；“对话观”；多语境转向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l（2012）06—0141—05
引言：新闻“反映论”与新闻“对话观”
基于19世纪末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思潮而发展起来的“客观新闻学”，不仅认为在人之外存在一个可供认知的客观世界，同时也认为，人有能力“客观反映”这个外在的客观世界。这种倡导以客观、公平、公正等原则，力求像“镜子”一样“客观反映”这个外在的“客观世界”理念，常被人称为新闻“反映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理念从最初的西方新闻的职业理想，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普世性的新闻实践准则。作为“新闻事业通向‘合法’和‘可信’的途径”，新闻“反映论”之“客观性”的视觉象征，是“一个360度旋转的人眼——它意味着脱离了任何个人偏见、情感和观点的观察”…。综合来看，在对新闻记者的实践原则上，新闻“反映论”要求：一，记者不能相信自己的亲身观察，只相信权威的判断；二，记者不能将自己视为具有基本权利的一分子，而通常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旁观事件；三，记者在报道中要竭力避免“主观”的痕迹，有时甚至故意接受与自己矛盾的见解；四，记者不得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党派，不得公开参与政治…。在对新闻报道和文本的功能这一点，新闻“反映论”秉持的观点是：“新闻文本具有唯一的、正确的意义，来源于权威性的信源”、“新闻报道的首要功能是传递信息和告知公众”。
相比之新闻“反ad映论”来自“客观新闻学”，新闻“对话观”则是与“对话新闻”、“对话式新闻”、“对话新闻学”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以倪胜涛《“对话式新闻”初探》、魏丽丽《“对话式新闻”简论》、季鸿《“对话新闻”要见对话》、彭朝丞《对话新闻编写探要》等为代表的一批文章，将“对话新闻”视作为一种“采用了交谈和对话的写作手段”，“具有双向传播特点、具有全面真实和平实亲切效果、具有对话实录式、讨论式、交流式、答问式等形式”的新闻体裁进行了新闻业务方面的阐述。虽然他们只是将“对话”作为新闻报道的一种形式，但却早已意识到对话的“平等协商、相互理解、求同存异、互相纠正和补充”的精神，而将新闻与对话建立了关联。
近年来国内对“对话新闻”的关注，则始于李希光教授2009年在全球创意领袖峰会上所做的题为《新闻对话与世界和平》的演讲以及其在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发表的文章《对话新闻与新闻自由》。他倡导对话式新闻，认为“对话式新闻是人与人之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信息的自由流通”，并希望藉此实现“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避免误解和敌意。2010年，清华大学博士生李习文连续发表《“对话新闻”：理想、契机与障碍》和《论中国现实语境下的“对话新闻”》两篇文章，文中他沿用以色列开放大学Oren Softer教授在理解新闻功用和记者角色时对“客观”和“对话”两种不同理念的不同思维方式的阐述，对“对话新闻”的内涵、产生背景以及本土意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2011年，潘慧在《对话新闻：一种现实语境下的民主想象》一文中，分析了“对话新闻”中的民主精神，并表达了对“对话新闻中的民主、平等和多元的精神能够为现实中的新闻事业和社会环境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的美好希冀。史安斌、钱晶晶则在《从“客观新闻学”到“对话新闻学”》一文中，基于西方新闻理论演进的哲学与实践基础，正式将其“对话新闻”上升到与“客观新闻学”相抗衡的“学”的高度，并基于Hartley和Oren教授的文章，将新闻“对话观”的基本观点归纳为：“新闻报道是记者与其报道对象之间相互对话和沟通的产物，也是不同话语和立场相互冲突、调和与协商的结果；新闻媒体和记者应当是某个特定政治和社会群体的一份子，而不是所谓的‘局外人’；新闻文本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开放性的、蕴含多重阐释可能性的‘话语建构’；新闻报道的首要功能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内引发建设性的‘公共对话’”。
至此，我们看到了“对话新闻”的涵义如何从一种狭义上的具体的实践体裁与新闻形式，扩大至一种广义上的抽象的新闻职能与新闻理想；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新闻“对话观”如何从一些零碎性的思想片段开始上升到一个具有系统性的价值体系。结合后现代的思想语境、新媒体的技术语境、全球化的社会语境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本土语境，来回答这样两个问题：较之新闻“反映论”，新闻“对话观”，如何在新的语境下更具适应力、说服力和生命力？这种新闻“对话观”，如何可能超越传统的新闻“反映论”，而成为新闻事业的一种新的职业理想和职业精神。
一、新闻“对话观”：适应“后现代”思想潮流
如Orcn教授在论文开篇所说的：“促使新闻记者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和角色的‘客观性’和‘对话性’，也同样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基础。客观性源于西方政治文化中以启蒙运动为核心的现代主义，而对话的理念则是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形成”，相对于新闻“反映论”受到来自后现代思想的巨大冲击，新闻“对话观”的理论主张都是后现代思想的衍生品。
首先，新闻“反映论”所主张的作为新闻传播媒介的语言是一种中立的工具性存在的观点，受到“言论行为论”的冲击。导源于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意义用法论”的“言语行为论”却认为，“研究语句的意义在原则上和研究言语行为没有区别”，“语言理论是行为理论的一部分”，换言之，“断定”、“指令”、“承诺”也好，“表情”、“宣告”也罢，“说话就是做事”。基于此，它取消了对反映世界“真实与否”的问题，以言语所体现的人自身的动机、行为以及结果等的“恰当与否”取代之。不仅如此，它还区分了对“叙述式话语”（报道事实的陈述）与“实行式话语”（完成行为的表述），旨在凸显语言、言语对现实的未来向度、人本向度的“实施”功能，而弱化历史向度、世界向度的“陈述”功能。可以看出，这种强化行为表述功能的动态实践语言观，将现代主义思想家所谓的“先在与真实的世界”抛诸脑后，兴致勃勃地将历史与现在、世界与意图在言语与行为的动态合一中铺展开来。根据这一理论，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日常说话，都不仅仅是“说事”，而是“做事”；新闻报道的旨归也首先在于“影响今天”而非“记录历史”；流言、谣言，也绝非仅为说说而已，而多在于“生事”。 其次，新闻“反映论”所主张的记者要保持“局外人”身份、做“墙头上的苍蝇”的观点，受到“哲学解释学”的消解。在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看来，任何理解都将受限于解释者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解释必将不能脱离解释者的生存处境达到一种纯然的客观，“理解本身还受制于决定它的所谓‘前理解’。一切解释都必须产生于一种在先的理解，解释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可作为进一步解释的基础”；理解的过程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是“理解者的视界与文本的视界相互交融，从而超越各自原有的视界而达到新的视界”，是“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不断生成、不断流动、不断更新的过程”，在视域融合中，“过去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的界限统统被打破，彼此形成统一的整体”。基于此理论，当作为新闻文本生产者的新闻记者，面对一个作为新闻源文本的新闻事件时，对新闻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必将大大受限于其自身的不可逃离的社会性、历史性和语言性，受限于其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受限于其个人的先在的理解——“前理解”。换言之，这里存在一种“视域融合”：当作为理解者的新闻记者与作为文本的新闻事件相遇时，新闻记者由其成见所决定的视域与文本自己的视域之间的差异，使得两者之间会出现一种紧张关系，进而促使新闻记者力图去区别和筹划一个不同于他／她的视域的文本的视域；当他／她这么做时，他／她把自己的视域融入他／她所获得的文本的视域，同时也把所获得的文本的视域融入到他／她自己的视域中了。因此，作为新闻生产产物的新闻作品，实则是新闻记者自身视域与文本视域相融合的产物，它不仅有新闻事件的视域，同时也大量承载着体现新闻记者个人的时间性、历史性、社会性和语言性的记者视域。
再次，新闻“反映论”所认为的“外在的纯然的客观世界”的观点，受到意识形态和知识／权力观的拷问。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不是一个阶级强加于其他阶级的一整套思想，而是一种持续的无所不在的且所有阶级都参与其中的实践过程。同时，福柯也将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精炼归结为：“权力如何构成知识、权力如何压抑知识、知识如何效命权力、知识如何瓦解权力”。他们两者的思想，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观点：所谓的“外在的纯然的客观世界”，实则是由社会历史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知识权力因素等共同构建出来的，如语言、文本一样，其并非是自在自为的、非社会非历史的、中性客观的。基于此，作为新闻生产语境，这样的世界不仅不是客观的存在着供人认识，而且是与新闻记者之间时刻发生着相互作用：本是人生于其中长于其中感受于其中思维于其中的外在语境，却构成了人接受信息处理信息所需框架、方法与视角的内在需求，换言之，外在语境被内化成了人的自觉实践，给人一种外在环境自然客观的错觉。以塔奇曼的“新闻采集的类型化”来说：“无论哪一家新闻媒体，无一例外都是以‘网’的形式展开：对外，它是以地域为界，以中心城市为锚地，按照不同地区的情况，确定编辑部的部门划分和人力调配（如条线记者，驻外记者，通讯员等）；对内，各地分支机构和内部不同部门，等级分明，边界有定，分工把守，各司其职”，而这种类型化，其实只是为了新闻采集自身的方便。再如梵·迪克在谈新闻价值时所说：“新闻价值通过媒体反映了社会话语再制作中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为了达到所谓的权威、可信，新闻机构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消息来源而非普通人提供的信息，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社会秩序、价值及其现状合法性的再一次确认。不仅如此，依照拉扎斯菲尔德对“新闻把关”行为的说法，“新闻记者是严重受到新闻编排版式和惯例、组织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专业规则和价值的约束，以至于他们选择强调什么问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对受众呈现这些问题没有多大自由”。由此观之，种种看起来作为“纯然客观外在环境”一部分的职业准则、机构习惯，其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和隐形权力。
在后现代思想的各个击破下，新闻“反映论”可谓是体无完肤，溃不成军。在我们都不能否定后现代理论思想提出的各种困境时，唯一的出路就是理论转型和观念转向，而新闻“对话观”恰好可以为我们提供这一出路：它既不否认语言、言语的意图性和行为性，也不否认作为传播主体的新闻记者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同时，也不否认外在语境的意识形态性和权力属性，相反，它就是基于对不同语言、不同人、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性的肯定，才提出新闻需要实现“对话”而非反映“真实”的观点。
二、新闻“对话观”：符合“新媒体”技术语境
史安斌、钱晶晶在论及“客观新闻学”和“对话新闻学”两者的实践差异时，如此说道：“‘客观新闻学’体现的是以文字为核心的印刷媒介的‘单向度’新闻生产；而‘对话新闻学’则对应于以电子媒体和数字媒体为主体的新型媒介和传播生态，它需要解决的是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新闻生产成为双向沟通乃至‘多音齐鸣’的传播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的确，在传统新闻“反映论”理论体系中的“新闻”的概念界定、外延界限等问题受到新媒体技术的拷问和质疑时，新闻“对话观”却能给我们提供一种解答。
相比之传统的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媒体而言，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三大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技术，它能带给我们的最具革新性的媒介接触体验和社会关系体验。而这种革新体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新媒体技术的交互性。在这样的格局和时代里，一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民个体或群体一改以往的“旁观者”角色，搜集、报道、分析和散布新闻或信息：他们或者是现场的“当事者”、“目击者”，通过博客、播客、微博、BBS、SNS、音视频等自主发声的网络平台等现代科技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直接传送给大众；他们或者自己创办小众媒介（网站、报纸、广播、电视台等），实现一定范围内的新闻生产与传播。另一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重大新闻都最早出自新媒体，而且越来越多影响很大的舆论也是在互联网上被掀起一番有一番的高潮，仅从2011年年度的“7·23动车追尾”单个事件就可以高达9，676.000的网民发帖数量，就可以看出其影响势头之大。可以看出，这种公民共享新闻采集模式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对“新闻”、“记者”的定义，用日本公民共享新闻网站Janjan的CEO的话说：“让每一位公民都能成为记者，让每一位公民用自己的方式和受众交流，让每一位公民自己来判断事实”。 如果按照传统的新闻“反映论”来看这种“公民共享新闻”，它无疑会遭遇来自“新闻是否客观”、“信息是否可信”、“这些非专业的公民是否能够堪当记者大任”等等问题的怀疑和诟病。虽然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容易陷入“权威性不够”、“可信度不足”的客观主义新闻陷阱。但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公民共享新闻形式对新闻来源、新闻采集、新闻制作流程甚至新闻传播效果等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所以，转换对“新闻”职能与理想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可以帮我们避免深陷陷阱不能自拔。
新闻“对话观”，它承认新闻传播主体自身所携带的历史性、社会性、意识形态性，不以“是否真实”、“是否客观”作为唯一的新闻准则，而以是否促成平等、和谐、民主的“对话”为目标为旨归。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能帮助我们跨越公民共享新闻学的权威性与可信度的“合法性门槛”，能促成我们在新媒体环境下更客观、更平和、更从容地面对自媒体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格局和“人人都是新闻记者”的新闻形式。不仅如此，新闻“对话观”中对对话精神与对话职能的预想和设定，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对话交流。当然，反过来看两者的关系，新媒体技术这种即时与交互特性，也为新闻“对话观”的“对话”渠道，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
三、新闻“对话观”：满足“全球化”的社会之需
除此而外，新闻“对话观”，也同样能超越新闻“反映论”，满足当下全球化语境的社会之需。全球化，是一个包含一体化、多元化、殖民化多重含义在内的概念。作为“一体化”的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强”的过程，是全球各地都处于一个世界体系内，作为一个体系内的不同元素而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过程；作为“多元化”的全球化，是指它“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而作为一种“殖民化”的全球化，是指“全球化也不是一个田园诗般的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和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而是一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裹入的充满强权、血腥和泪水的过程”。在这个一体化的世界体系内，在解决如何协调多元文化与多元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何解决西方（欧美）中心主义的资本与文化殖民入侵，如何营造世界的和平、警定与发展等问题上，跨文化传播，尤其是跨国界跨文化的新闻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而要解决此类问题，新闻“反映论”有其力所不能及：一方面，客观反映真实如何做到，得到的是谁的真实，这种真实又该由谁来检验。另一方面，对于解决矛盾、冲突和争端，这种追求所谓的“真实”到底有多大意义。因此，在此情况下，也许新闻“对话观”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这也正是2009年李希光教授在“对话新闻与世界和平，，的演讲时所重点伸张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知道，无论就硬件设备还是软件实力，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影响上，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他们有着世界上最发达的国际性传播媒介系统，他们经营范围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盈利；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信息传播的“软实力”竞争和博弈中，则远远处于相对弱势。这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信息传播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信息鸿沟，全球信息的流动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极大的不平衡。在这样的信息传播格局下，如果我们秉持新闻“反映论”理念，将新闻视作为一种“真实的客观反映”，那发达国家在数量和影响力上的双重优势，就决定了“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必然是“发达国家单一话语主导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接受”的一元真实，是一种伪真实。在此情况下，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这种西方“客观主义新闻观”的全球殖民入侵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也秉持新闻“反映论”，而将发达国家所构建的一元真实视为全部真实，这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都最不愿意看到的。
然而，如果代之以新闻“对话观”来看待这种多元利益和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人们对于这种不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合法性有效制衡”。尤其是对于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新闻“对话观”，一方面，能让他们更清醒更理智地看待和接受他国的信息输入，进而有意识地将信息中的意识形态、权力渗透、文化差异等因素提取出来与事实成分差异对待；另一方面，也能促进他们本着一种平等开放的对话精神更有效地进行本国的对外信息输出。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可以说，新闻“对话观”，是一种更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新闻观念和新闻模式，值得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倡和践行。
四、新闻“对话观”：接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本土语境
具体到中国的现实语境，新闻“对话观”的“对话”，定位，与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密切关联。我们知道，中共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都明确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和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予以提出，强调要建立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三个层面内容的和谐社会状态。而在其中，在实现人与人的和谐方面，“对话”精神不可或缺。
这种新闻“对话观”，正好可以接应转型社会的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自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社拿处于极度复杂的转型社会。改革开放初期的“分权让利”，政策，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构想，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富人文化，先富起来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反哺社会、感恩社会，而是通过软政权化、分利化手段，与部分权力机构合谋，滋生了社会腐败和社会不公。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再分配双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社会不平等被加剧。伴随整个过程的还有社会心态的转型：拜金、浮躁、功利、焦虑、失衡、不满、仇恨，甚至冷漠，成为现在随处可以感受到的社会心态。处于这种社会心态的社会人群，将他们的利益表达和情绪宣泄，或者转化成为在网络上发布的公民共享新闻，或者转化成对其他机构新闻进行分析、评论的帖子，最后通过舆论与舆情得以表现出来。而这种舆论、舆情的出现，本身就是在寻求与国家权力机构、社会其他阶层和其他人群“对话”的体现。
基于此，根据新闻“对话观”的理念，为了达到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的目标，党政机关、传统媒体就不能完全以“真实与否”、“可信与否”的判断标准来看待网络上的公民共享新闻及相关评论，而应本着“对话’’立场去分析这些网民新闻和网民评论帖子中利益和情绪的合理性，并本着平等、诚恳、
结语：新闻“对话观”对新闻“反映论”，的超越
当然，在提倡新闻“对话”作为一种新的新闻理想和新闻职能时，本文并没有表达要舍弃传统的新闻“反映论”的观点。关于如何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我们可以借用哈贝马斯在论及其著名的“交往理性”时所表达的观点来阐述。
哈贝马斯曾表示过普通语用学的功能有三项：分别针对于外在自然的“那个”世界、针对内在自然的“我的”世界、针对社会的“我们的”世界来说，“呈示世界中的某种东西、表达言说者的意向、建立合法的人际关系”。而针对这三项功能，哈贝马斯又提出了三点有效性要求，即“相应于事实的真实性”、“相应于关系的正确性”和“相应于表达的真诚性”，其关系可以概括为如下表所示。
对应于哈贝马斯的三组关系，可以看出，新闻“反映论”将新闻的职能只局限在其中一项：真实反映关于外在自然的那个世界。而新闻“对话观”却同时囊括了全部三个维度。换言之，“对话”结果如何，同时有赖于所述事实层面的真实性、关系层面的正确性以及态度层面的真诚性三个要素。由此观之，在两者的关系上，新闻“对话观”并没有否定新闻“反映论”，而是在更高远的层面上超越了它，使新闻“反映论”所追求的客观反映真实的外在世界，成为了新闻“对话观”实现有效“对话”过程中一个必要不充分的环节与步骤。基于此，本文认为，新闻“对话观”，预示着新闻“反映论”在后现代、多媒体、全球化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多重语境下的新闻转型方向。
责任编辑：熊先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