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作者：【刘晓平 刘 立】 2010-10-5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 01 0 / 6 论郭沫若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刘晓平 刘 立摘 要: 郭沫若的诗《炉中煤》人们都很熟悉。他在诗中把自己比喻为火炉中燃烧着的煤,把祖国比喻为“我心爱” 的“年青的女郎”。他在《创造十年》中又曾解释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这种比喻,有些人会觉得不伦不类,因为一般人常把祖国比喻为“母亲”,比为“爱人”似乎不严肃。但在郭沫若却是郑重的,毫无轻佻之意。这是由他的女性意识决定的。这里要谈的就是他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的特点。关键词: 女性崇拜;刚柔相济;主客一体中图分类号: I207.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490X (2010) 6 - 207 - 02 作 者: 刘晓平,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河北,石家庄, 050091;刘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理实验师;河北,石家庄, 050091 一 女性崇拜意识在郭沫若的诗歌、戏剧中,有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庞大的女性形象系列。在这个系列中,比较突出的有《女神之再生》中的众女神,《凤凰涅槃》中的凰,《地球,我的母亲》中的伟大母亲,《Venus》中的爱神维纳斯,《瓶》中那位在灵峰上弹琴的姑娘,《王昭君》中的王昭君,《卓文君》中的卓文君和红箫, 《聂嫈》(《棠棣之花》)中的聂嫈,《屈原》中的婵娟,《虎符》中的如姬,《孔雀胆》中的阿盖公主,《蔡文姬》中的蔡文姬,《武则天》中的武则天,等等。在这个女性形象系列中,像《屈原》中的南后郑袖那样的作为“恶”的典型出现的是极少数。这极少数在此撇开不说,而所谈的是那一个“善”的系列。这里面, 有帝王,有才女,有美姬,有侍女,也有传说中的神灵。无论是对哪等身份的女性,郭沫若写来都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有着明显的不同。与郭沫若同时代的作家写女性,写她们受压迫受摧残也好,写她们追求个性解放也好,作者的基本态度大都是或同情、或赞扬、或支持、或可怜,而郭沫若则是以崇拜的态度去描写女性的。在郭沫若笔下的这个女性系列形象,各个形象当然各有自己独特的容貌,各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作者所描写的方面也不尽相同,这是无需多说的。但从总体上来看,作者是把这些女性都当作“爱神”来写的,那崇拜的态度相当明显,这个“爱神”的爱,是泛爱,包括爱光明、爱自由、爱正义、爱国家和人民,男女情爱当然也在其中。《女神之再生》中的众女神,是要在人类战争的废墟上“创造些新的光明”,“创造个新的太阳”。聂嫈大义凛然,那深厚的姐弟情谊,那强烈的反暴精神,也终于升华成以“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 ”王昭君坚决抛弃汉宫廷的豪华生活而去大漠和番,则是憎恨汉宫廷的黑暗和污秽,她骂道:汉宫廷“比豺狼的巢穴还要腥臭! ” 卓文君叛离侯门,下嫁司马相如,则显然是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这些形象则大致可归入爱光明、爱自由一类。置生死于不顾的窃符的如姬,以替屈原而死为荣幸的婵娟,宁可自杀而不当其父的帮凶的阿盖公主,宁可手刃自己的情人而不出卖自己的主子的红箫(卓文君的侍女) ,都可以说是道义、正义的化身。她们付出爱情、生命,都不是为她们自身的事情,而是为别人。她们认为与之有关的别人所做的事是正义的,便挺身相助,所以在她们身上显示出的是一团正气。她们爱的是正义。蔡文姬身上所显示出的是“野人怀土,小草恋山”的感人肺腑的故乡情,武则天则显示出忧国忧民的政治家的风度, 《凤凰涅槃》中的那段《凰歌》,则是以女性的口吻诉说国难民灾,显示出的是“忧以天下”的襟怀。这些形象身上渗透着的是爱国爱民之爱。维纳斯本来就是“爱神”,《瓶》中的那位姑娘则是纯爱的化身。我们应该注意到,在郭沫若笔下的爱情, 基本上是理想化了的爱情,或者说是升华了的、空灵化了的爱情。这最典型的就是《瓶》,《瓶》所写的恋爱,是一种“灵魂恋”。那恋爱的对象是自己幻想中的偶像。就是像《Venus》那样的作品,乍看觉得很肉感,其实,细细品味,就会感到那也还是精神的。在这类爱情诗中的女性, 显示出的是挚爱, 是纯洁,都带有一些“圣灵化”的色彩。总之,在郭沫若笔下的这一女性形象系列,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她们身上没有愚昧,没有浑噩, 没有污秽, 没有奴性,有的是纯洁、高尚、伟大、灵气;二是有些形象似乎带有悲剧色彩,但那不是“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的
悲剧,而实际上她们是胜利者,是“求仁得仁”的胜利者。因而,这些形象给人的艺术感受主要不是悲剧美,而是令人敬、令人爱、令人神往。这个女性形象系列, 组成了一个令人崇敬的女性形象画廊。这显示出的是作者心灵深处的女性崇拜意识,因为如果不以崇拜的心境去描写这些女性,就不可能造成这种不同一般的艺术韵味。其实,作者的第一本诗集题名《女神》,也就透露了这种崇拜消息。虽然《女神》的第一篇是《女神之再生》,但无论是从体现“五四”时代精神来看,还是从诗作的代表性来看,《女神之再生》的代表性都远不如《凤凰涅槃》。作者之所以不用后者作书名而用前者,显示出的就是对“女神”的崇拜意识。既然把女性当作“女神”般来崇拜,那么把祖国比喻为自己热恋着的“女郎”,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207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 刚柔相济的审美意识郭沫若的诗和戏剧,都具有较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即使是作者极力向现实主义靠拢时所写的作品,真正感染读者的也还是那跳动着的浪漫主义气质。但作者笔下的女性,却很少有外在的浪漫行为,作者也似乎并不注重于对其外貌的描写,而注重于气质上和环境上去揭示人物的精神。这就是说, 作者笔下的女性的柔美的一面,主要不是通过“温柔体贴”的行为来表现,而主要是显示人物的柔美的气质。《凤凰涅槃》中的《凰歌》一节所透露出的柔美,就完全是女性温柔气质的外观。因为里面并没有什么行动描写,全是由词语和语调表现出来,使读者读后感受到一种难以表述的柔美。如《卓文君》第一景,是池水、月光、假山、楼台,木莲盛开, 香气袭人。在此优美的诗化的环境中,卓文君与红箫主仆二人诉说曲衷。此时又琴声悠扬而起,歌声相随。在这样的境界中,卓文君和红箫的柔美也就被烘托了出来。在此无需具体写这二人长得如何,在读者的眼前也会浮现出一幅“美人图”。《棠棣之花》第二幕《濮阳桥畔》,开头便是一段冶艳的唱辞: “春桃一片花如海,千树万树迎风开。花从树上纷纷下,人从花底双双来。 ⋯⋯”这乍看,似游离于主题之外,但如果从聂嫈这一形象考虑,这却并非赘笔。聂嫈是一个姑娘,她当然和别人一样有着似水柔情。这艳歌所烘托出的是聂嫈的柔美的一面。《瓶》中的那位姑娘,对那位“诗人”更是情意绵绵。如《春莺曲》写道: “清香在树上飘扬,琴弦在树下铿锵,忽然间一阵狂风,不见了弹琴的姑娘。风过后一片残红,把孤坟化成了花塚,不见了弹琴的姑娘,琴却在冢中弹弄。”似梦,似幻,似真,如此升华了柔情,确能引起读者无限的遐想。蔡文姬, 身陷大漠而情系故土,汉室将其赎归,却又骨肉分离。她用《胡笳十八拍》唱出了难割难舍的故乡情、母子情,显示出了感染肺腑的具有悲剧色彩的女性的柔美。郭沫若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显示出柔美的一面的同时,又都透露出刚烈的气质,这种刚烈往往揉和着一种豪气。这种气质,有的表现为对于光明和新生的追求、创造(《女神之再生》) ,有的表现为反暴政、茹强权、诛奸锄恶的决心(《棠棣之花》) ,有的表现为不慕荣华、不畏权势的反抗精神(《王昭君》) ,有的表现为舍生取义的决断(《虎符》、《卓文君》中的红箫、《屈原》中的婵娟) ,有的表现为义无反顾的对爱情和自由的追求(《卓文君》、《瓶》) ,有的表现为果决的杀伐决断(《武则天》) , ⋯⋯。总之,作者笔下的这些女性,在生与死、是与非、明与暗的临界点上,她们不是哭泣,不是逃避,不是依仗别人,而是毅然自立,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选定的方向走去。像如姬,她窃取兵符给信陵君去救赵,在她虽是举手之劳,然而却事关自己的生死,她是明白的。她不“举手”,国王的宠爱, 华贵的享受,年轻的生命,一切的一切都会继续下去,然而她一“举手”,这一切都会立即失掉。试想,这“举手之劳”需要多大的决心和毅力。这位美姬的刚烈就在这种决断中表现了出来。卓文君要跟司马相如走,其父卓王孙不同意,并给她宝剑一把,令她自杀。但卓文君接过宝剑不是自刎,而是拿着这把宝剑去披荆斩棘开辟新生的路去了。这在那个时代,对一个弱女子来说,比自杀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自杀,一咬牙,一举剑,一了百了; 而仗剑去辟生路, 不但要背负“忤逆”、“淫奔”之名,而且未来的前途也是不可预卜的。这种决断显示出的就是卓文君的刚韧。聂嫈为了除暴诛恶,毅然支持其弟聂政去刺杀恶相侠累。聂政被杀后, 暴尸街头, 她不顾生命危险,去抚尸痛苦。其刚烈让严仲子那样的名士也十分敬佩。像红箫、婵娟那样的侍女,她们本是弱女子中的弱者,但同样有着刚烈的一面。红箫在杀了她的情人之后,举剑自刎。她是那样果决,那样的冷静。如此做法,就算是“殉情”吧,其性格的刚烈却是昭然可见的。总之,在这些女子身上,都内含刚烈气质。在平时她们是那么温柔,但在必要的时候,她们又显示出“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的气概。这就是郭沫若笔下的女性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作者笔
下的这种刚柔相济的女性美,在不少情况下,这两种性格是浑然一体的,主要是一种气质的显示。读者很难具体而微地说清何处是刚、何处算柔,而只能感受到柔中带刚、刚中有柔。像《凤凰涅槃》中的《凰歌》、婵娟为屈原而死、《瓶》中的姑娘乘风入冢,就是如此。三 感情的主客一体意识作者的描写对象与作者都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有些作者,描写较为客观,主、客体之间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特别是在感情上,作者所写的人物的感情就是人物的,而作者的感情不在其中。但郭沫若描写他笔下的女性时,总是将自己与描写的对象融为一体。这不是说,作者把自己写的东西都当成自己的“自叙传”,而是说,作者将自己的感情融入所描写的女性,与人物同爱、同憎、同悲、同喜,形成一种感情上的主客一体的意识。如果我们细细品味一下作者笔下的这个女性形象系列,就会明白这一点。《女神之再生》中的众女神那创造光明和新生的热情及对破坏者的憎恨,是众女神的,也是作者的;王昭君对汉宫廷和毛延寿的憎恨之情,是昭君的,也是作者的;卓文君反抗封建家长制和追求个性解放之情,是卓文君的,也是作者的; 聂嫈那反暴政。茹强权的热情,是聂嫈的,也是作者的;《瓶》中那位姑娘的痴情,是那位姑娘的,然而也是作者以全部的热情加以附和和赞叹的;如姬舍身取义的义举的热情,也是作者毫无保留地加以赞许的;婵娟对屈原的敬爱之情,是婵娟的,也是作者的;蔡文姬那怀恋故土、又难以割舍的母子情,是蔡文姬的,也是作者的。因为作者是体验过这种类似感情的,那就是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作者从日本只身回国时的心情。正因为这种主客体的感情的融合,所以读者有时就很难以分清哪是人物的感情,哪是作者的感情。在读这些作品时,总常常感到作者的影子和人物的影像发生重叠。我们在评论别的作家时常常说作者“同情”某某的遭遇,但对郭沫若笔下的这些女性的评论,在说到作者的态度时,“同情”这个词似乎就有些用不上。比如说作者“同情昭君”,“同情文君”,“同情聂嫈”,“同情婵娟”等等,都觉得不够劲、不确切。这就是感情的主客一体所造成的艺术效果。对郭沫若笔下的这个女性形象系列,在作品中的有些有关情节、语言,在读者看来会觉得不尽合情合理。如《卓文君》中,单王孙逼令文君自杀,文君说:“你要叫我死,但你也没有这种权利, ⋯⋯我如今是新生了, ⋯⋯我要朝生的路上走去! 这把宝剑,我就借用了,用来作为我们开除荆棘的利器了, ”。像这样的反对封建家长制的宣言,如果回到汉代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就让人怀疑:那时的卓文君是否(下转7页) 208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cp it = 0. 704cp it - 1 + 0. 156m2 t - 2 + 0. 481GAP_GDPLJ - 0. 017 reert - 2 (7. 64) (2. 81) (4. 33) ( - 2. 35) - 0. 019oilt + 0. 023oilt - 1 (2. 75) ( - 3.
52) R — 2 =0. 93, DW =2. 14, LM1 = 0. 33, LM2 = 0. 88, ARCH = 0. 10 其中括号内给出的数字是t值。LM1和LM2分别用来检验残差u ∧ t 是否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 ARCH用来检验u ∧ t 是否存在异方差。检验结果表明,回归模型的残差项中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利用递归残差法对回归方程进行稳定性检验,
结果表明,残差都落在正负标准差区域内,回归系数稳定。利用上述模型结果可以得到变量间的长期关系式: cp i = 0. 53 truem2 + 1. 62GAP_GDPLJ + 0. 02oil - 0. 06 reer (2) 从长期关系式可以看出,模型估计系数值的正负方向与经济理论完全一致。产出缺口对物价的影响最大,真实货币供应truem2次之。与解释变量为M2 的回归方程( 1)相比,两方程回归系数符号一样,差别主要体现在系数大小方面。与 (1)式相比,式(2)中的真实货币系数明显增大,真实货币供应 truem2每增加1% , CPI将提高0. 53% ,而在( 1 )式中仅为0. 27%。与之相反的是,式(2)中的产出缺口系数从式( 1)中的 2. 03降至1. 62,明显减小,这意味着产出缺口每提高1% ,式 (2)中的CPI只上升1. 62% ,而不是2. 03%。从(2)式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由于从货币M2 中剔除了证券客户保证金和用于资本市场交易用的货币,所以实体经济中真实货币对CPI的解释力明显增强,这也说明对M2 的分解方法是有效合理的,增强了对CPI变动的解释力。三 结论及政策建议在分析货币供应对通货膨胀影响时,应对实体经济与资产市场的货币需求作必要区分,只有前者对一般消费价格形成直接冲击,后者只存在间接影响,甚至在短期内能够分流货币对一般消费品价格的冲击。从近期看,当前我国M2增速达到29. 3% ,但经过估算的真实交易货币M2 增速只有19. 6% , 两者相差近10个百分点。从长期看,真实交易货币M2对CPI 的影响程度是全部广义货币M2的近2倍,可见资产市场在分流一般消费价格货币压力上的作用不可低估。不论是采用M2还是真实交易货币M2作为解释变量,产出缺口对一般消费价格的影响程度都大于货币因素的影响力,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产出缺口都是决定通胀水平的决定因素,货币状况只是影响通胀水平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决定因素。参考文献: [ 1 ]陈彦斌、唐诗磊、李杜:《货币供应量能预测我国通货膨胀吗?》,《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 2 ]许冰、章上峰:《经济
转型时期我国的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中国管理科学》2008年第5期 [ 3 ]胡日东、苏芳:《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关系》,《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 4 ]王静:《西部地区现代农业物流发展的系统化模型及可行路径》,《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 5 ]恭敏、李文博:《我国经济波动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冲击作用分析》,《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责任编辑:余小平) (上接208页) 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还有像红箫杀了她的情人秦二之后,又看着那“可爱的奴才”的尸体赞他的美貌道:“你的面孔像月光一样的白,你的头发和乌云一样的黑”,并且以身殉情;王昭君在临出宫时,将汉元帝大骂了一顿,还打了毛延寿一个嘴巴。像这些,如果仅从情理上看,似有些不合情理。红箫既然那么爱秦二,为什么就因为秦二泄露了文君要出逃的消息,就杀了他呢? 既然能狠心杀死他,那么赞美他的死相并为之殉情,又有什么必要呢? 王昭君对汉元帝和毛延寿,是骂得淋漓,打得痛快,但那些“奸淫”、“淫弄”、“豺狼”之类的词语,是王昭君那样的人骂得出口的吗? 昭君这样的人会出手打人吗? 这结果,是使一些批评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批评。但如果从感情的主客一体意识来看,则可做出别一种解释。首先,就现实生活而言,人在感情支配下的行动,有时本就 “无理可说”。红箫怒杀秦二,是感情的驱使;她杀秦二却又不等于不爱秦二,杀之又以身殉之,也是情的驱使。社会上,类似的近于古怪的行为不是屡见不鲜吗? 类似行为,如果在现实主义作家笔下,一般会持批评态度的,即作家的感情与人物的感情保持一定距离。所以不会被批评为“唯美主义”或“爱情至上”。但在郭沫若,由于感情的主客一体,人物的行为也就成了作者所赞同的了。这就越出了一些批评家的理论的框架。由于这种感情的主客一体意识,郭沫若在描写他笔下的女性时,所注意的不是某些细节是否完全“合理”,而是是否能将人物和自己的感情表达的充分。在一些细节上,作者宁可牺牲其“合理性”,也要服从感情表达的需要。在这种感情冲动之下,作者往往有意识地离开原来的社会背景,将自己的一些语言通过人物之口说出来,直到创作冲动的波涛得到平复为止。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一些不尽“合情合理”的细节出现的原因。上面所提到的卓文君的话和王昭君的话及行动,是缺乏历史感的,倒是显示出鲜明的时代色彩。但卓文君追求个性自由的热望和不认为其父有杀死自己的权力的感情,王昭君憎恨汉宫廷和毛延寿的感情,就是在那个时代却也是应该有或可能有的。这就是说,在感情上,那样的写法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正因为感情的主客一体,使作品带上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作者笔下女性形象的精神和感情都带有鲜明的主观性,这就是所谓“主情主义”的必然结果吧。正由于此,使郭沫若的作品具有了不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特殊格调和韵味。对此,从不同的理论系统去观照,可以做出不同的论断,有的称是,有的说非。由于评论者的理论系统不同, 自然会莫衷一是。然而,对于一个文艺家来说,成为一个伟大的“! ”号固然很好,成为一个伟大的“?”也不见得不是好事。参考文献: [ 1 ]傅学敏:《“民族形式”论争的名与实》,《江西社会科学》 2008年第11期。 (责任编辑:群 喜)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