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彬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02期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0)06-0012-07
朝鲜半岛是个多山的国家，山高林密，河流纵横，物产丰富，人民勤劳，歌舞优美，民俗清丽，在历史上因其弱小而孤绝于外界，被西方世界称为“隐士之国”。它既是个歌舞的国度，无论是婚丧嫁娶、快乐悲伤，还是祭天拜地、春播秋收，还是世风俚俗、迎来送往，古往今来，歌舞都成为这个民族情绪、性格、意志、信念的表达①。它又是个多难的家邦，仅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就经历了国破家亡和南北分裂：1910年被日本吞并直至二战结束，近四十年的日据统治，亡国之恨啃噬着民族心灵；人民喘息未定，国家亟待复兴，穿越半岛东西的北纬38度线，在一位美军上校腊斯克看似随意指画、实则美苏双方各有利益诉求的较量中，成为了分割朝鲜半岛南北的军事分界线②，埋下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祸根，三千里江山，饱受战火摧残，更造成了骨肉相残、民族撕裂的巨大灾难。这场战争在吞噬了15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的生命、250万人伤残，整个国家遭到破坏，经济备受摧残之后才得以结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之一，由其产生的仇恨、怀疑、分裂的后果至今尚存——朝鲜民族南北方的交融、朝鲜半岛国土的统一，在战争已经结束的六十年后仍然步履维艰。
抗美援朝文学叙事，众多的笔墨倾注于朝鲜人民的痛苦与灾难，美丽河山的惨遭破坏。对中国作家而言，战火中的朝鲜与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的中国因其有着太多的相似而生发出故国的联想，“今天打在朝鲜兄弟胸膛上的子弹，就是昨天打在中国人民胸膛上的子弹”[1]，今天遭受战火蹂躏的朝鲜，何尝不是昨日饱受战争摧残的祖国？他们痛惜于这片国土的灾难，犹如痛惜自己的祖国所经历的战火连连。于是在意识和潜意识的文学认知中，又在重构这片河山的美丽，感兴趣于一些清亮明媚、温软细腻、灵动自然的山河之秀与人文之美：清澈蜿蜒的山泉，开满鲜花的草地，飞过野鹤的稻田，静谧酥软的松林，小兽出没的草丛，结满瓜果的枝头，田园劳作的妇女，提着裙子欢快奔跑的姑娘……大自然的美丽与破坏美丽的硝烟，在互不相容的二元对立中达成意识形态指认——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犯下了战争罪行，他们破坏了这里的锦绣河山，给朝鲜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一
对于文学叙事而言，视角的选定是决定文本叙事态度、叙事方式继而营造叙事秩序、确立叙事意义的重要环节。视角意味着说话人言说事象的角度与选取的言说身份，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作为艺术世界建构者的作家在反映社会生活时所采用的叙事位置。在对朝鲜山川景物的描写中，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的回忆性视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叙事者（朝鲜人）以亲历者的言说身份，将时空闪回于战争之前的朝鲜半岛，充分发挥限知视角所特有的叙事者的在场身份，以制造现场感和可信度，来表现战前朝鲜锦绣河山的无比美丽，以及今昔对比的黯然神伤，在“一切景语皆情语”中寄寓着民族之痛与家国之恨。
这种回忆性叙述，有时又以故事外叙述者“我”（中国同志）引出故事内叙述者（朝鲜同志）的限知视角回忆，即从外聚焦向内聚焦的视角转移，通过现时叙述的“我”，引入朝鲜同志逆时叙述战前美丽朝鲜的回顾性叙述，将“我”的视角切入朝鲜同志的叙述视角之中，形成可信度叙事和两个时空的对话。在杨朔《上尉同志》中，一位年轻的朝鲜人民军上尉，在与“我”的闲聊中聊起了他的家乡，只见他顿时面色红润，两眼放光，情绪激动，那种陶醉的口吻充满了自豪神往，还颇带几分得意的夸张：
“敌人没来以前，那种生活才真叫人爱呢。就说这一带吧，每逢到夏天，你四下一望，嘿，绿油油的，净是稻田。你要是从稻田走，扑剌剌一声，冷不防会飞出只白鹭，贴着稻穗飞远了。那种鸟啊，白得像雪团似的，你简直不忍心用手动它。……朝鲜是招人喜欢，水好，空气也好。志愿军同志刚过来，常常奇怪：朝鲜人怎么喝凉水？你是没尝到过那滋味啊，又凉又甜，像加了糖一样，喝了也不会生病。你闭上嘴，吸两口气。怎么样？清爽吧？我们朝鲜人没有一个害肺病的，就是因为空气好。赶打完仗，你住一阵再走吧，一辈子也住不厌。”[2]64-65
绿油油的稻田，冷不丁飞出雪团似的白鹭；甘甜的溪水，如同加了蜜糖；清新的空气，让朝鲜人健康得不生肺病。这种对家乡“招人喜欢”和“一辈子也住不厌”的深情回忆，构成了过去与今日——心中之景与眼中之景的叙事对比，叙事时空的变化所承载的差异性意义指向，揭示了战争对朝鲜人民美好生活的破坏。
一边是记忆中的人间仙境，一边是现实中的战争废墟，两条叙事线索交叉进行，叙事者的限知视角穿梭于两个时空，将美好的回忆渗入朝鲜人民遭受日据统治的苦涩记忆，叙事层面回溯于更为深沉广阔的历史语境，拓展了叙事层的意义空间。朝鲜民族饱受的亡国之痛，如今的战争废墟，在这闪回的历史／现实叙事中构成了一系列的温馨与苦难的场景。一位朝鲜军人，走在离别多年的故乡山路上，熟悉的家乡变成了陌生的阵地，儿时的记忆穿插在不敢相认的土地。叙事者的第三人称视角，让人物思绪在战争与家乡、现实与记忆的交织中不停地闪动跳跃，形成意识流手法与景物描写的交叉运用：敌人师团番号、美军师、皇家来福枪、黄呢大衣、结冰的坦克、山坡上砍柴、小大人语气的姐姐、爱上他的姑娘……，这些跳动而紊乱的意象，仿佛在奇妙地旋转，奔涌于脑际，故乡的记忆在奇妙的组合中变得清晰，而不是脚下这座已成为敌军阵地的“三五○高地”：
小时候，他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三五○高地，他只知道他的村子东南的这座在夏天长满了野莓，在秋天长满了枫叶，在冬天的积雪上布满着小野兽的足迹的美丽的山。哦，它是多么美丽啊，幽静的松柏和灌木林里，灰黄色的野兔怯懦地凝视着前面，然后纵身一跳，于是鸟雀拍着翅膀，树枝上的积雪纷纷落下……有一些时候，幼小的斐英哲的最欢乐的梦想就是山上树林中的野兽。不止是兔子，还有尾巴火红的狐狸。……那时候有骄横的日本人拿着猎枪出现在村庄和山林里，他们喝酒，用肉骨头砸他们这些呆站在旁边的孩子……从他有记忆的时候起，故乡的土地和山林就从不曾属于朝鲜人！[3]73-74
美丽而可爱的故乡野趣，“从他有记忆的时候起，故乡的土地和山林就从不曾属于朝鲜人”——自己的家园不属于自己，日本人在这里横行无忌。这岂止是一个普通军人的个人记忆，更是朝鲜民族亡国破家的民族记忆。过去的记忆与今天的战火，日本人的统治和美军的占领，历史的相似性发生着时空的对接，是此类回忆性叙事所欲揭示的意识形态寓意。这对中国作家来说，暗含着借他人之事诉己兴亡之感，在民族命运相似性的历史联想中指向刚刚经历了战争灾难的故园之思。
二
如果说，视角体现的是创作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聚焦文本，从而牵动叙事线索、整合叙事意义的话，那么“镜像”常常是在视角定格之后，印证着线索、含蕴着意义的外在化了的文学形象。不管是从主体自身看，还是从主体与他人的关系看，主体之间的吸引是建立在想象关系上的，自我就是想象中的他人，他人就是想象中的自我[4]128-132。我们发现，对朝鲜美丽山河的景象描写，更多地融进了创作主体艺术过滤后的故国神韵，蕴含了许多中国文化的传统意象和审美元素，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审美对象的中国化，朝鲜镜像成为作家们想象中国的方法。马烽的《在解放后的汉城》反映朝鲜战争之初，北朝鲜人民军摧枯拉朽地横扫半岛南北，解放了南朝鲜首都汉城。作为胜利访问者的中国同志，与胜利者一同分享胜利的喜悦——
八月十七日下午，我们从平壤出发赴汉城。……车驶过大同江铁桥，驶向城郊，平壤落在了我们的后边。展开在眼前的是一片美丽的景色：……路旁整齐的稻田里，已经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黄色；星罗棋布的农村里，冒起了一缕缕炊烟；赶着水牛回家去的牧童，唱着朝鲜的民歌；头上顶着黑色大水罐的妇女们，迈着稳健的步子，从胸至脚的白色长裙在微风里飘摆。朝鲜的风景本来是很美丽的，在金色的晚霞里，愈显得动人了。谁能想到：在这样和平安详的国度里，会有残酷的战争在进行呢[5]？
这里的暮昏中的农家瓦色、缕缕炊烟、抽穗的稻花、哼着歌谣暮归的牧童等组合意象，以及田园野趣农家乐的审美意境，无不渗透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和意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陶渊明《归园田居》）、“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过故人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中国诗画中的“牧牛图”则更是比比皆是：“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黄庭坚《牧童》）、“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雷震《村晚》）等。对朝鲜田园风光的描画立刻让我们感受到扑鼻而来的中国文化气息。于是，朝鲜镜像中的自然之美和田园之乐，无不成为中国作家故园情结的文化想象与自我确认，可以想见，这种视角下映射出的朝鲜并非那个本然存在的朝鲜，即地理学意义上的朝鲜，而是浸染着中国文化诸元素的“中国化了”的朝鲜，是被中国文化想象和整合了的朝鲜。
有一则趣事很能说明问题。郭沫若的《牧羊哀话》（1919年）描写朝鲜亡国之后一对少男少女的悲情故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贵族闵崇华不愿附日，带领全家躲到金刚山麓，女儿闵佩荑与佣人的儿子尹子英因青梅竹马而相爱，子英的父亲和闵崇华后妻勾结日本人，企图杀害闵崇华邀功报赏，子英为救闵崇华，被自己的父亲所误杀。从此，家破人亡的少女闵佩荑以牧羊为生，在跑满羊群的山坡上，挥着鞭儿幽幽地唱着悲伤的望郎归恋歌。在这里，郭沫若塑造了一位朝鲜版的牧羊姑娘。殊不知，传统朝鲜民族在农牧生活中并不养羊，更无从放羊，现实生活和艺术表现中都难寻这样的放着羊儿的姑娘。其实，“牧羊姑娘”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中国民歌中多有这样的表现③，其优美的旋律和哀婉凄迷的恋情，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几乎人人都能哼上那么一曲半首。郭沫若将它移植到了朝鲜，在个人叙事中融入民族叙事，以朝鲜的亡国为镜像，折射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民族危难。
这篇作品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据日本学者藤田梨那考证：1918年底至1919年初，朝鲜李太王的三子（英亲王李垠），被日本天皇敕许与日本皇族梨木宫方子结婚。按照当时朝鲜习俗，被拣择的女子如被解除婚约，一生不能结婚，而且兄弟姐妹也都被闭婚（不允许结婚），从而造成李垠少小无猜的订婚情侣闵甲完家破人亡，父亲和祖母痛急而死，她则流走上海[6]。在背景与虚构故事之间，英亲王李垠变成尹子英，闵甲完变成闵佩荑，也就是说真实人物在小说中，男方留其封爵（“英”），女方留其姓氏（“闵”），主人公的命运是男被日本或亲日势力夺去（生命），女则悲苦流浪，或牧羊荒山，呈现了把人间爱情悲剧与国家沦亡进行连接的文学认知思路。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明确提及他的创作背景和意图：“转瞬便是一九一九年了。绵延了五年的世界大战告了终结，从正月起，巴黎正开着分赃的和平会议。因而‘山东问题’又闹得甚嚣且尘上来了。我的第二篇的创作《牧羊哀话》便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我只利用了我在一九一四年的除夕由北京乘京奉铁路渡日本时，途中经过朝鲜的一段经验，便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7]82-83借他人之杯酒，浇自己之块垒，《牧羊哀话》与其说是在为亡国的朝鲜而哀，毋宁说是为被帝国主义瓜分而面临亡国危险的祖国而哀，“牧羊姑娘”成为郭沫若民族忧患意识的意象表达[8]。说朝鲜的兴亡事，用中国文化中的意象表达，这不仅仅是个意象的挪用问题，其间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情结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基于艺术的相通，在抗美援朝文学叙事中我们同样看到这样的“挪用”或者“借用”。
对于朝鲜人文之美的描写，中国情结尤其浓墨重彩于书写朝鲜妇女和儿童：苦难坚韧的阿妈妮，犹如自己的亲娘，慈祥和蔼，无微不至，让离乡万里亲情缺位的中国军人倍感母爱的关怀（孟伟哉《昨天的战争》[9]88、白朗《我要歌颂她们》[10]、巴金《朝鲜的梦》[11]174）。沉重负荷下微笑的阿志妈妮，像家里的大嫂，房前屋后的辛勤劳作，不由分说地料理年轻士兵的日常生活（杨朔《三千里江山》[12]109、巴金《军长的心》[13]416）。裙裾翩跹、巧笑倩兮的朝鲜姑娘，是中国军人朦胧的爱情对象，年轻的生命因美丽的姑娘而更加青春飞扬（路翎《初雪》[14]37、《洼地上的战役》[14]119）。向志愿军叔叔撒欢亲昵的朝鲜幼童，激起中国军人父爱涟涟的柔情侠肠（陆柱国《风雪东线》[15]16、路翎《战士的心》[14]16、《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14]82-83）。文本中俯仰皆拾的亲情叙事存在着一个镜像反射的共同模式，寓含着中国军人对这种“亲人”关系的想象认定。朝鲜大娘、大嫂、姑娘、幼童与中国军人构成镜像关系，照见中国军人的亲情缺位、亲缘期待和角色定位——我是谁，在何处，何种角色？潜在自我需要获得确认。身处异域的游子心态、转战千里的浴血硝烟、亲情远隔的乡愁，倍添在情感缺失的置换中，很容易将这些温柔善良、苦难坚韧、活泼可爱的朝鲜女性，当作自己的母亲、嫂子、妻子、恋人、孩子的对象投射而进行亲情幻想，这些透射着叙事主体游子情结的家园认同、亲情渴望的潜在心理机制[8]。
我们发现，在许多文本中，游子情结、游客心态的观察视角或明或暗地隐现于其间。朝鲜的人文之美、山河之秀、劳动之景无不牵扯着叙事者回望祖国的故土情绪。身负重伤昏厥了多日的张渭良，苏醒后的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朝鲜田野“绿的树叶，碧绿的草，草上有发亮的露珠，开着的野花，一只鸟飞过……跟祖国江南的地方差不多”[13]78。不思量自难忘，对祖国和家园的思念，是这些远离祖国的“游子们”难解而本然的故园情结。战争环境下，人的生存与生命随时受到威胁，但人在灾难面前的从容镇定和不可遏制的劳动创造，让灾难的血光在人类不屈精神的光芒下显得黯然失色。因此，战争背景下，景物成为表现人超越苦难的精神映衬。不少文本通过对朝鲜平民在田间地头从容劳作的描写，揭示战争威胁下人性的坚强和劳动的尊严：
从遥远的国内的农村里来的青年们（黑体为引者所加，下同），他们以为一到朝鲜就会开上火线，去和敌人厮杀，然而情形却不是这样。他们现在发现他们是到了一个看来还似乎是相当宁静的山沟里，他们首先看见小路边上那些在春夜的微风里轻轻波动着的麦田里的麦子，和那些已经耕好了的一块块的水田；云层里不时有强烈的火光一闪，于是那些麦田里灰绿色的波浪就清楚地显现了出来，那些水田就森严地闪耀着。有一块水田里有一个黑影，它静静地靠着田地的边缘移动着，人们走进了之后，就可以分辨出人和牛的轮廓来了；这是谁家的老大爷，他在这夜晚犁田，于是新来的青年们的心里，就有了那种神圣的惊异；他们虽然不曾仔细想过，但却认为，在朝鲜是不可能有什么耕田种地之类的事的。朝鲜曾被想象为一片火海。这确实是一片火海，但是就在远远的爆炸的闪光下，在美国夜航机所放射出来的强烈的镁光的一闪之下，在山头那边的一直穿进云层的探照灯光柱的反光下，这个老头儿非常安静地犁着他的田地[3]327。
宁静的山沟与火海的朝鲜、波光潋滟的水田与云层中闪现的火光、安静犁田的老人与美军夜航机刺眼的镁光，看起来是一组多么不协调的怪诞画面，但正是这种“不协调”的画面组合，创造了一种意义的增值——素朴地劳动，无言地创造，执着地生存，不屈地抗争，在灾难中充分体现人的创造的价值、精神的价值和尊严的价值，它是任何有形的物质和强大的战争机器都无法摧毁折服的人性的力量。“从遥远的国内的农村里来的青年们”的“游子”视角所透视出的朝鲜人民的坚强性格，让这位中国农家小伙在“神圣的惊异”中又对之十分地熟悉和认同。因为他的祖国、他的人民刚刚从战火中走出，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频频战乱、外族入侵，中国人民在坚韧顽强的抵抗中终于迎来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安宁。异国的情景，拨动着为保卫家园而转战他乡的“游子”心弦，从朝鲜人民身上反射回来的是自我民族心理的亲切感应。
三
这种“游子情结”所伴随的潜在游客心态，对朝鲜山川景物的“游览观光”，多属于走马观花式的潜意识书写。叙述者视角的快速移动，往往借助于一个运动中的物体（如卡车、吉普车）——“我们从平壤出发赴汉城。……车驶过大同江铁桥……展开在眼前的是一片美丽的景色：……路旁整齐的稻田里，已经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黄色；星罗棋布的农村里，冒起了一缕缕炊烟……”[5]，以车中人的视角看车外之景和景中之人，犹如一台行进中的摄像机，将沿途景色急速地揽入镜头。这种快速移动视角的运用，除了与创作者的艺术运思有关，还为中国作家入朝采访的目的和行程所限。战争环境下的文学创作，是特殊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呈现。中国作家的赴朝采访，属于受到中国政府许可的组织行为，具有官方和半官方性质[16]，因此，他们的赴朝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任务，活动空间多局限在往返于军团师部与前沿阵地之间，或驻地附近的朝鲜老百姓村落。英雄故事和战斗场景、中朝军民的鱼水深情，是其艺术表现的核心和任务所在。澎湃的激情，多倾注于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几乎没有更多的余情余暇，也没有客观条件和精神空间流连忘情于对朝鲜风光的“赏山玩水”。他们只能凭借和调动自己的艺术积累，在对祖国河山的美好遐想中，辅之以对朝鲜特有的人文景观、异域风情的典型抓捕[17]，在描摹朝鲜山河之秀、人文之美的艺术构想中，体现出既有异域情调的清丽色彩，其间又处处渗透浓郁的中国化的审美情趣：
吉普车在山沟里的小公路上颠簸着（黑体为引者所加），师长惊奇而快活地看着两边的景色。宽阔的草叶就在车轮旁边掠过，在这些草叶中布满了黄色的小花和蓝色的喇叭形的野花；明朗的太阳从松树的枝叶间照耀了下去。在远一点的一个山坡上，三棵笔直的、细瘦的、一直伸向天空的钻天杨在阳光中闪烁着。山坡上的小房子、赤脚的儿童、穿着红裙子的妇女在他们面前闪过去了；吉普车冲过了一条横在路上的清澈的溪流。空气中充满了柔和的温暖的气息，所有的山头都披盖着浓郁的绿色，连路边的石子都仿佛在微笑；风雪中狂暴的又一个战争的冬天好像过去得很久了。小孩子们追着吉普车叫喊、奔跑；顶着瓦罐子的妇女们迎着车子站下来，略略地转过身来，于是那些明亮的、含着笑意的眼睛就迅速地从车边闪过，汽车又溅起路上的水流……吉普车在冲过这些水流的时候，溅起水花，仿佛长了两只明亮的翅膀似的。一个头上扎着紫色的绸结的姑娘撩起了她的黑裙子，跳到路边上，但水花仍然向她喷来，她发出喊叫和笑声，赤着脚一直往山坡上跑去了。……朝鲜的姑娘，因为这一片美丽的土地的缘故，有时候是特别的漂亮[3]335-336。
叙述者快速的视角移动，犹如电影画面的闪动，欢快、萌动、生机盎然，形成目不暇接的视觉冲击：变换的色彩、细瘦的杨树、赤脚的儿童、红裙的妇女、含笑的眼睛、流淌的溪水、溅起的浪花、明亮的翅膀、撩裙奔跑的姑娘……。这些代表着温软、弱小、平和、美丽、灵动、细腻的生命／事物，犹如柔弱的小草，却有着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根扎进大地的血脉，深情地亲吻土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蓬勃的盎然生机，将灾难的野火化为春天的信息。绿满天涯的小草，契合了战争中人性的坚强和生命的追想。正是这些最朴素而平凡的默默坚守，才有了熬过战争的严冬迎来和平的明媚春光，才有了生命的激情飞扬、才有了人性的绚烂闪光。这些诗情画意的象征意蕴指向生命的终极理想，托物以言志，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象和审美元素。
作为战争文学，尤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语境中，抗美援朝文学的政治叙事与战争叙事是其表现主旨。但这场战争的域外性质，又为中国文学提供了异域想象的另一种空间，于是在主流叙事的缝隙里，我们窥见了潜藏或深或浅的域外叙事、文化碰撞的别样风情[17]。同时，异域作战、纵横千里、故土难离的乡恋情结，给抗美援朝文学的域外叙事抹下了浓厚的中国色彩。朝鲜的山河之秀和人文之美，无不在中国文学的描摹中回旋着自我的情感诉求和中华文化的精神底蕴，是中国作家身处异乡而始终“乡音未改”的民族心理和故园情结的执着体现。
收稿日期：2010-05-23
注释：
①高句丽人“好歌舞，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贵贱之节。然洁净自喜，常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传》卷九十九）。
②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受日殖民统治的朝鲜半岛获得解放。美苏以纬度三十八度线为界，确立了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对日受降区域，实行了对半岛南北的军事托管。按照当时的军事态势，苏联完全可以拒绝三八线，提出以三七线甚至更南面的一条线作为军事受降分界线，而美国从实际出发也会接受这种修正方案，但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三八线，让当事人腊斯克和美国陆军部倍感意外。实则斯大林的意图是以苏联对日本本土三八线以北部分领土的占领来交换美国对朝鲜半岛三八线以南部分领土的占领，是利益分割中的互有妥协（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5页）。
③“牧羊姑娘”的题材与意象在我国民歌中比比皆是，比如《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牧羊，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又比如《牧羊姑娘》：“对面山上的姑娘，你为谁放着那群羊？泪水湿透了你的衣裳，你为什么这样悲伤？山上这样的荒凉，草儿是这样的枯黄，羊儿再没有食粮，天上雪花一片片飘在我身上……”
作者介绍：常彬(1969-)，女，贵州贵阳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女性文学、抗美援朝文学研究。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