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化的孔子与政治的孔子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时候都在否定孔子。比较近的有两次，第一次是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次是二十世纪中期“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批林批孔”。近几年，由于继承传统文化的呼声很高，学习和传播孔子学说的热潮兴起，但相应的也出现了全面否定孔子的声音。 孔子该不该否定？本文将通过解读文化的孔子与政治的孔子来回答这个问题。
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文化的孔子？所谓文化的孔子，是指孔子的全部学问及其人格。
孔子的全部学问非常丰富，认真分类归纳，大概有以下11个类：一是学习求知教育类，二是修身养性类，三是生活起居类，四是社会交往类，五是行为规范类，六是政治管理类，七是事理哲学类，八是艺术鉴赏类，九是孔子评介弟子类，十是孔子自我命运感叹及自我评介类，如果把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评介算在内，一共是十一类。
这十一个类的学问，今天看来，由于时代的局限，有些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语言并不过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话过时吗？“泛爱众，而亲仁。” （《论语·学而》）这话过时吗？ “礼之用，和为贵。”这话过时吗？“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这话过时吗？“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话过时吗？“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话过时吗？“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这话过时吗？
这些话不仅不过时，在发生了诚信危机和道德沦丧的当今社会，还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孔子的思想和人格，正是医治现实社会人们良心和正义发生了病变的良药。其所以孔子有这个作用，是因为他的主要学说和实践是集中在人格修养上，是“以人为本”的理论。他教人的行为如何与兽区别开来，教人如何做一个文明的人。可以说，孔子的学问是一切哲学的根本，是立身做人的根本，是社会文明的根本。人们常常说：“作文先做人”、“教书先做人”、“做官先做人”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孔子的“人格理论”是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伟大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要朝着共产主义社会图景发展。文化渐趋同一，经济渐趋融合，管理体制渐趋民主科学。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将逐渐淡化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当国家消亡之后，孔子的许多话都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人之初，性本恶。”（“恶”——文化之恶，没有经过教育，至少不懂礼节）从娘胎里呱呱坠地到成年人，都有一个学习和修养的过程。而人的修养是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国家、不分政治体制的，所以，孔子的理论和实践有很强的“超越性”。
中国历史上一大批思想家和学人，把孔子尊为“圣人”，并非是“造神”，并非是心血来潮，是对孔子学问和人格的理性认同。完全可以说，在伦理人格学的建设上，在思维和学术的广博和渊深上，历史尽管跨越了数千年，但迄今为止，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没有哪个思想家建立系统的“伦理人格学”，中国大地上还没有超过孔子的学人，世界上也没有超过孔子的学人。
这就是文化的孔子，一个“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
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的孔子，一个“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论语·述而》)的孔子，一个“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的孔子！一个集思想、哲学、历史、教育、艺术和美德一身的孔子！孔子是不朽的！完全可以喊出“孔子万岁”的口号。
封建统治者将孔子作为精神楷模并非仅仅认同孔子关于政治管理的相关论述，而是认同孔子的全部学问很科学，很适用，认同的是孔子学问的全部系统和孔子本身的人格。也就是说，按着孔子的话去实践，你会成为一个比较文明的人。全社会的人都照着孔子的话实践，就会出现集群人性文明图景。只有集群人性文明图景作为前提，才能推进社会的进步和建设整体性社会文明图景。无疑。推崇孔子的思想家的初衷是正确的。与孔子同时存在的学问最有影响的是道家。道家为什么没有被统治阶级长期尊为精神楷模，是因为二者的“气”与“性”和思想内容、语言系统、社会作用相比，孔子的精神是阳刚的，老子的精神是阴柔的；孔子对现实社会的态度是积极的，老子对现实社会的态度是消极的；孔子集中论述“人道”，而老子论述的是“天道”，虽然高深，但普通人难以理解，且老子的论述比较庞杂、散漫，没有孔子集中；孔子的语言浅显易懂，而老子的话语多晦涩而难以理解；孔子的话语有很强的社会实践性和广泛的适用性，相反，老子的话语社会适应性和广泛性相对弱小。一句话，孔子的学问既适应于任何王朝的官吏，又适应于任何一个平民百姓；而老子的学问仅适应于思想研究者、哲学研究者、科学研究者和政治家这个很有限的范围。固然有部分民众信仰道教，但道教文化远远逾越了老子文化精神的范畴。
刚才提到，孔子的学问并非只限于统治这个阶层所学习和应用。统治者树立孔子精神带有群众性。统治者居于管理者的特殊地位，既要用良好的示范行为引领社会风气，又要用良好的文化思想教育广大群众。这是统治者的责任和义务。当然，良好的文化精神不仅仅只局限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语系，法家等语系里也有许多非常优秀的思想。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是偏激的。但这个提法有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也许，董仲书在当时的思考是有道理的。但是，从历史的长河与不同历史阶段应运用不同的文化精神看，不论什么时候都施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则显然是错误的，还是要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上面谈到的是文化的孔子，下面谈政治的孔子。
什么是“政治的孔子”呢？人们把孔子建立的文化系统和人格形象和封建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把孔子本身等同于封建统治者，这时候的孔子就变成政治的孔子了。从本质上看，人们打倒孔子并不是打倒文化的孔子，并不是打倒孔子本身，而是打倒政治的孔子，打倒被政治异化了的孔子。打倒孔子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推翻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从新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推进社会的前进。从这点看，打倒政治的孔子是顺应了历史的趋势的。但这里，给后人造成了一个极大的误会，人们往往认为打倒孔子就是打倒孔子建立的文化系统，特别是绝大多数对孔子文化没有研究和认同的人都会持这个看法。所以，孔子遭受了太大的冤屈。 理论和实践是有区别的，是有距离的，孔子的学问是理论，封建统治者将孔子的文化精神推广运用是实践。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个是在推广运用中是否把握了孔子文化精神的真谛，第二个问题是真心诚意地实践孔子的文化精神还是背离了孔子的文化精神。
这里着重谈第二个问题。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看，一直就存在着真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理解基本精神和虽然理解了基本精神但行动上反
对的都是假马克思主义。对孔子学说的传播和运用也是这样，从来就存在着“真孔子主义”和“假孔子主义。”最为典型的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那种假孔子主义。打着孔子精神的旗帜，而实际上和孔子精神背道而驰。用民间的话说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践严重分离。这种分离，不是属于一般的认识上的差异或错误，而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知道那样干不合德不合法不合理，可是他却着魔式的去实践，去干伤天害理、损人害己、不顾群众死活的事。在现实社会中，那种私欲横暴，贪婪成性，高喊反腐败而背地里搞腐败的属于这种人。如果这样的人比较多，形成了一个阶层，那么，这个政权、政治就腐朽了。人们打倒的“孔子店”就是这样的“孔家店”。这样的“孔家店”是应该打倒的。
封建统治者只要真心实意弘扬孔子的文化精神，同时又吸取其它有益的文化思想，学而不厌，砥砺人格，修身齐家，德才兼备，情为民所系，“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一定能“治国平天下”， 一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封建统治者。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雍正等帝王在这方面就做得卓有成效。这些人，是孔子精神的积极传播者和实践者，是真孔子而不是假孔子。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无一不把孔子作为文化精神的旗帜。真正学习和贯彻了孔子文化精神的统治者都会成功，反之都会失败。
可能有人会说，儒家的“封建等级制度”是应该打倒的。其实，如果“封建等级制度”是孔子建立的，你不用打它也会倒的，因为历史规律会让它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有人问：董仲舒“三纲五常”是不是等级？是不是该打倒？答曰：“三纲五常”里有等级，但不是一种政治体系或管理框架，它只是规范了“上”与“下”的行为主从关系。辩证地看，这种行为主从关系在今天也还存在，就是在西方的所谓现代民主社会里，也还会强调副总统要忠于国家，忠于总统。只是董仲舒有的话讲得太过，如“夫为妻纲”就绝对了。但这是后人理解的问题而不是儒家本身讲话的问题。灵活理解和变通运用，这才算是科学地学习继承。而“五常”（仁、义、礼、智、信），今天可以说是太适用了。一个人不讲亲爱就有可能蛮横野性，一个人不讲“义”就会见死不救，一个人不讲“礼”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准则，一个人不训练和挖掘智慧的潜力就是草木之人，一个人不讲信用就必然说假话，做假事。君不见，当今社会，蛮横野性的人、见死不救的人、行为“乖张”的人、弃高雅而行庸俗的人、搞假大空和制造假冒伪劣的人还少了吗？这些人，就是脱离了“五常”之道啊！
有人把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以来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根本原因也归结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守旧、迂弱，缺乏开拓创新精神，所以要将孔子打倒或摒弃儒家文化。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为那些自私贪婪、昏庸无能的封建管理者所犯罪责的开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和管理的先进与落后，主要是由掌握和控制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集团或管理阶层决定的，因为他们决定发展大计，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调遣、调度，决定物质分配形式。俗话说得好：“搞得好不好，关键看领导！”话说回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守旧吗？孔子解读过的《周易》里多处有“与时偕行”（《乾·文言》等处）的论述，与今天我们说的“与时俱进”完全是一个意思。《大学》里也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些话语里面难道不包含创新思维吗？其实，孔子的许多话语里都饱含发展和变化的思想，并不是守旧不变。孔子恢复周礼是一个理想，并非复古倒退。当时没有哲人设计出一个比西周更优秀的社会图景，而这个图景离孔子那个时代并不遥远，比较现实。孔子感到：西周那幅文明和谐的社会图景远比纷争不休、战乱不
断、强食弱肉的眼前社会优越。这就是孔子爱慕周礼的原因。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迂弱吗？“智、仁、勇，天下之达德也。”（《中庸》）“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第九》）“仕不可以不弘毅。” (《论语· 泰伯》)等等。请看，这些话语，哪个字不是铁骨铮铮！孔子这种力量有自己的特点，很有底气，蕴藏身内，外柔而内刚。不象那些外强中干、打肿脸充胖子、浮浮躁躁、鼓一时之勇的没有人格修养、没有深谋远虑、没有文化底蕴的力量。“无求生以害仁，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简直超越了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孔子的“杀身成仁”是文化的自我觉醒修成的坚强精神壁垒，“武士道精神”是麻木的奴化服从的僵硬机械尤物。历史上真正的儒家，大多是勇敢之士，舍身忘我之士。敢于抵抗邪恶，敢于向皇上进言。特别是在政失刚纪之时，区区芝麻官、甚至小民也敢于上书皇上，为国家的治理提出自己的建议。看看现代的人，有几个人有这样的精神？！为了个人荣辱安危，都苟且偷安去了。诚然，在政治上，孔子有些消极言论，如“天下无道则隐”之类，但孟子在这方面非常勇毅，提出民众可以用暴力反对黑暗罪恶的统治，杀死桀、纣这样的暴君不算弑君，不算违礼。不仅不是违礼，相反是对礼的维护，因为以桀、纣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已经腐朽没落，变性变质，不是一个行礼依法的统治阶层了，给国家和人民只会带来灾难而不能带来一丝幸福了。特别是孟子提倡养“浩然正气”，使人能蓄积巨大的精神力量。
有人认为，孔子的文化系统孕育了封建政治体制。从文化的角度看，孔子的文化系统属于“伦理人格学”的范畴，并非是直接管理国家的具体方法的学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属于管理文化的范畴。对于国家管理框架的如何设计，在孔子的所有语系中几乎找不到只言片语。国家管理框架的设计带有“几何图形”的性质，需要社会学和物理学的综合运用。孔子没有诞生的时候，中国土壤上就已经有了单调的、缺乏稳定性的政治管理体制。其实，要说理论，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和朱熹的“理一分殊”哲学思想才有体现了封建体制特征之嫌，我们看封建宝塔形专制结构和老子、朱熹的这个哲学理念互为象征。当然，国家管理机构的设计需要理论指导，这个理论管理者可以创立，非管理者也可以创立，但是，用什么样的管理理论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管理阶层手中。我曾经说过，文化存在有相对独立性，创造文化和运用文化完全是两回事。即使孔子、老子、朱熹等哲人创立了封建体制建设的文化，主要矛盾还是在统治者身上。因为有一个鉴别优劣的问题，有一个取舍的问题，有一个灵活的问题，有一个发展创新的问题。先哲们不可能穷尽所有知识，文化需要不断创新，不断填补文化空间的空白。管理体制的落后，只能怪后人，不能怪先哲。
否定孔子十分有害，不仅否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些根本因子，而且从客观效果上保护了导致国家衰亡的极度自私贪婪、不顾民众利益的封建统治者。在促进国家的发展和富强上，只有深入探讨封建统治者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彻底剖析批判封建统治者的“人格庸俗化、权力私有化”行为，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综合运用各种优秀文化，高举文化融合主义旗帜，创新民主政治管理体制框架，顺应世界文化发展潮流，才能抓住影响中国落后的主要矛盾。射剑要看把子，该打的把子没有打着，祸及中国思想界两千年。我遥想，当人们把矛头对准孔子的时候，那些作恶多端的封建统治者一定在那里窃窃讪笑、窃窃私语：“感谢孔子啊，他为我们把箭挡住了！”
（2006年正月初二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