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玛格丽特·麦克米兰
翻译：Jacqueline Wann
今年早些时候，我在科西嘉岛度假，碰巧游荡到了一个山上小村庄的教堂里。在那里，我发现了一座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死者的纪念碑。在不满一百五十人的村庄裡，仅承载着三个姓氏的八名年轻男性因为这场战争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这样的名单遍佈在整个欧洲，无论是大城市或是小村庄。同样，你也可以在全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看到类似的纪念碑。来自亚洲、非洲和北美洲的士兵纷纷捲入了世界第一次大战，她也被称作“伟大之战”（the Great War）。
一战的阴影仍然困扰着我们，其中的部份原因来于她庞大的屠杀规模：一千万战士死亡，更多人受伤；军事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飢饿、疾病导致了无数的平民丧生。 随着帝国的崩塌、社会的混乱，人们所熟悉的世界被彻底摧毁了。
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仍然无法就它发生的原由达成共识。是因为当权者唯我独尊的野心？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部长们为了争取更强的全球影响力而冒然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还是意识形态的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又或是当时军国主义看似不可阻挡的势头？ 在加速的军备竞赛中，将领们的计划部署也随之日益强势——这是否让最终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
或许，若没有那次随机的导火事件，这场巨大的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一个酸涩的笑话在战火席卷欧洲的第二年传开：“你看过今天的头条吗？《大公爵还活着：战争是个错误》”。这是所有解释中最令人沮丧的，即战争只是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
几乎同时在1914年夏天第一声炮火响起的那一刻，人们就开始了寻找能够解释这一切的原因，并从此没有停止。从贝尔格莱德到柏林的档案被学者们翻了个遍。光是在英国就发表出版了大约三万两千篇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论述或书籍。正因如此，当一位英国出版商在五年前阳光明媚的一天建议我也来探索这一大历史难题时，我当即毫不迟疑地拒绝了。然而在此之后，这个困扰了许多人的问题却始终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最终我还是屈服了，结果就是又一本书，它是我个人对一个世纪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发生的探索与解释。
驱使我的，并不仅仅只是学术上的好奇心，也有一种紧迫感。如果我们仍然无法确定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之一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又怎能期望可以避免未来另一场类似灾难的发生？
各种实际或潜在冲突主宰着今天的新闻媒体。中东大部分国家现今的边境都受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之一，并已如此长达几十年之久。叙利亚目前的内战在扩大该地区冲突的同时，也考验着大国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她们的外交技巧。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化学武器曾在1914年的阵地战中被採用过，但由于国际舆论认为它过分野蛮被禁止。而它的再次出现就几乎导致了美国的空袭。许多关于这些事态的时事评论都纷纷提到了那个遥远的八月。正如当时的决策者发现他们打开了一个无法再被轻易关上的盒子，在这个过去的夏天，我们同样担心这样的空袭也许会引发一场比奥巴马团队里的任何人所能预料的都更为广泛、持久的冲突。
1914的百年纪念应当让我们重新意识到，在人为错误、突发性灾难和偶然纯粹的事故面前，我们是何等脆弱。因此，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展望未来，回顾过去并保持警惕也是向前迈进不可或缺的一步。正如马克·吐温所说：“历史不会重演，却定有其韵律”。历史给予我们的不是清晰标准的行动蓝图，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自由选择的众多教训。如果我们能够越过视线的阻碍，发现过去与现在之间显然的相似之处，那么我们将发现许多宝贵的警告。
全球化下的希望与危险——过去与现在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煤气照明和马车的时代感觉离我们很遥远，它实际上在多方面几乎令人不安地与我们相似。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如同今天一样，是一个充满了戏剧性变化和动荡的时代，经历它的人都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无论是家还是街道都接通了电力照明，爱因斯坦正在研究发他的广义相对论，各式各样激进的新想法（如精神分析）都找到了一批追随者，就连法西斯思想和苏联共产主义都是在那时开始生根发芽的。
我们通常认为全球化是由国际贸易投资、互联网以及移民潮创造的当代现象，但事实上它也属于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基于当时的许多创造发明，世界上原本遥远的地方被新的交通工具，如轮船和铁路，和新的通讯方式，如电话电报，紧密地链接了起来。如同今天，当时的全球贸易和投资都在经历积极的大规模扩张。如同今天，大量的移民都正涌向陌生的土地。印度人去加勒比海和非洲，中国和日本人去北美洲，还有数以百万的欧洲人去到新世界和南北两极。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变化都被普遍看做为人类进步的明显证据，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这在当时似乎表明，欧洲的文明程度之高，互相联系之紧密让为一点纷争而开战变成几乎不可能的事。
1899年和1907年的国际法和海牙裁军会议，以及国家之间越来越多频繁地使用仲裁解决纠纷（1794年至1914年间的300仲裁大半都发生在1890年以后）将欧洲人诱骗进了一个舒适而危险的幻觉中，即以为自己足够文明，已经完全超越了野蛮。
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欧洲经历一段奇妙的和平时期。普遍共识则是世界各国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此紧密，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战争了。也许正是这些因素让欧洲人身处危险却不自知。这个论点是诺曼·安吉尔提出的。一个瘦小体弱却十分激烈的英国人，从养猪人到美国西部牛仔，他四处游荡什么生活都体验过，直至成为一位相当受欢迎的记者。他认为，在当前如此紧密的世界经济结构下，战争不仅不会给任何带来任何利益，反而会毁掉所有人。当时众多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也认为，就算一场巨大的战争发生，也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没人能为之买单（尽管我们现在知道了，只要想要，总有庞大的资源可供挖掘以用于毁灭性的目的）。诺曼·安吉尔的书《大幻觉》在1909和1910年于英美两地一经出版，就成为了轰动的畅销书。它的标题本是强调妄想通过战争获利的可笑，却在短短几年后被蒙上了一层残酷的讽刺阴影。
安吉尔和其他人没有意识到的是，相互依存也有其隐患。在百年前的欧洲，传统地主阶级眼看着他们的繁荣被国外低价进口的农产品削弱的同时，他们在社会中的压倒性优势也被崛起的中产阶级和新城市富豪剥夺。其结果是，许多传统上层阶级涌向了保守甚至是反动的政治运动。在城市里，不再被需要的工匠和小店主们也被吸引到激进的右翼运动中。盛行的反犹太主义将犹太人变作了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替罪羔羊。
当今世界正目睹着与过去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在欧洲和北美，激进的右翼运动，如英国国家党和茶党提供给失去工作和保障的人们一个发泄沮丧和恐惧渠道。随着保障的消失，如穆斯林等某些移民族群逐渐被画上了假想敌的标签。
全球化也可以造成一些与其矛盾的状况，比如强烈的地方主义和本土主义，让人们深陷于共同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小圈子里。例如，互联网令人意外的效果质疑就是，在给予我们大量信息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容易找到呼应我们观点的他人或群体，并让逃避任何我们所不认同的信息变得十分简单。
全球化也使激进的意识形态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并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完美社会的狂热分子汇集了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和北美的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社会主义者读着相同的作品，抱着同样的目标，也就是推翻现存的社会秩序。 在萨拉热窝暗杀奥地利斐迪南大公的塞尔维亚人年轻人就是受了尼采和巴枯宁的启发，正如他们在俄罗斯和法国的同伴一样。从加尔各答到布法罗的恐怖分子模仿着对方，他们向证券交易所投掷炸弹，炸毁铁路，枪杀那些他们所认为的压迫者，不论是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还是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今天，新的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为狂热分子提供了新的凝聚点，使他们能够更加迅速地传播他们的信息，并在全球各地更广泛的传播。他们往往宣称是收到了某种灵性的启示。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无论是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产生了随时准备以他们的名义谋杀和制造混乱的恐怖分子。因此尽管他们出生在北美或英国，我们仍然会看到来自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穆斯林父母的年轻后代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分子、阿富汗的塔利班或基地组织产生共鸣，尽管他们几乎与那些政治目标没有任何文化或种族的实质关联。
在国家层面上，全球化可能加剧原本应该友好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恐惧。一百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海军力量，与德国，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力量，曾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英国儿童玩着德国制造的铅兵的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听着德国歌剧。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的信仰同一个宗教，他们的君主也有血缘关系。但这一切并没有转化为友谊。恰恰相反，随着德国削减英国的传统市场又与她争夺殖民地和权利，英国感到了相当大的威胁。早在1896年，英国就出现了一份畅销的小册子《德国制造》，它勾勒了一个令人不安地画面：“一个巨大的商业国家正在逐渐挤占我们的空间，威胁我们的繁荣，争夺我们的全球贸易。”
许多德国人对英国抱有相同的感觉。德国，他们说，注定是太阳之国。她才值得拥有一个日不落帝国，然而英国和她的海军却碍事地挡路。当威廉和他的海军上将的秘书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决定建立一个深水海港，以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时，英国对德国日益增长的商业和军事权力的不安转变为了恐慌。
厄斯金德斯1903年的畅销书《金沙之谜》所讲述的德国的入侵阴谋，加剧了英国对于缺乏军事防备的恐惧。据四处传播的谣言说，德国在伦敦市下埋了枪支火药，五万正在各个英国餐馆工作的服务生其实是德国士兵。同时，德国方面也十分担心英国先发制人。1914年前，由于害怕英国海军随时登陆，沿海城镇的父母们好几次没有让孩子们去上学，而是留在了家里。
双方国家较为冷静的头脑都希望逐步减少日益昂贵的海军竞赛，但民意却将风向推向了敌意，而不是友好的方向发展。即使是德国和英国皇室家族之间本应该有帮助的血缘关係，也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威廉皇帝（那个奇怪的、不稳定的统治者）十分仇视他的叔叔爱德华七世，说他是“欧洲的阴谋家和恶作剧制造者”。爱德华七世也反过来说他的侄子是一个爱炫耀得恶霸。
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似乎就可以与德国和英国在一个世纪前的关系相比较。今天，正如当时，全球化的进程已经麻痹了我们。人们说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从不打仗。布什总统说，民主和自由贸易的传播是国际稳定与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超常增长并没有消除相互猜疑。远非如此，随着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增加，尤其是在敏感的行业，如电子及生物科技，美国公众也越来越忧虑中国掌控的大量信息是否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而中国人则不喜欢被当做二流权势对待，更不满美国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尽管中国对北朝鲜的支持从没有因为她的任何疯狂挑衅行为而停止过。
与此同时，这两个国家也都在争夺市场、资源以及从加勒比海到中亚的影响力。中国已经准备好将它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其海军力量的增强和庞大的军费开支让许多美国战略家认为中国有意挑战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我们正见证两国在该地区的军备竞赛。华尔街日报发表了权威报导说，为了以防万一，五角大楼正准备着对中国的战争计划。
在大众媒体的煽动下，民间情绪是否会如同二战前夕一样，让互相的敌意越发难以控制。今天的信息流通速度让各国政府在面对危机时承受了比以往更大的压力，往往还没有考虑清楚就必须做出反应。
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涨潮
我们正在目睹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对原有势力的挑战，今天的国际权利架构变化绝不亚于1914年的世界。国家利益竞争导致了老派英国与新兴德国间的互相猜疑，而今天的中美和中日关系也无法逃避同样的难题。
现在和当时一样，公共舆论使本能由政治家化解的问题变得僵硬激化。尽管政治领导人一开始总认为他们可以利用民意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往往是难以预料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推出了它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向年轻一代灌输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局面却最终失控。在中国的抗日宣传下，日资企业和生意被随意打砸。而曾经试图降低中日仇恨并为二战犯罪道歉的日本人，今天也不愿多做什么。新首相安倍晋三更是积极配合日益强大的日本民族主义。他宣布准备修改宪法来增加日本的军费开支，并在今年的竞选中特意登陆一个基本无人居住、领土权却与中国有争议的岛屿。
由于目前的僵局和偶尔的海军小动作，双方国家的态度都正在硬化，也越来越缩小了中日领导人解决问题的选项。除了日本，中国因为一些主权存疑的岛屿与越南和马拉西亚，她的其他两个邻居，也产生了冲突的可能性。
国家之间的界限一旦划分就难以跨越。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自1979年来一直问题不断。之后的事件，包括劫持人质、美国射击伊朗客机、伊朗研究核武器还有美国对此的强烈抵制，伴着许多愤怒的言论将他们越拉越远。每当一方发出较为和解的声音时，如伊朗新总统哈桑路海尼最近的姿态，过去的阴影和错误往往挥之不去，复杂化当前的意图，让和解的步伐陷入泥泞之中。
对历史的误读与操纵也加深着国家之间的敌意。一百年前的欧洲见证了从上至下，再由一点至四方的民族主义扩散模式。它的力量一开始往往来自于历史学家、语言家和民俗学家们创造出的某种古老而永恒的仇恨故事。许多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国家也因此对对方产生了恶感与敌意。德国教授们在1914年之前纷纷保证说，斯拉夫是日尔曼人的长久威胁，因此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和平是不可能的。在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曾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都安然无事，却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后至今无法共处。
正如一个家庭中往往是年龄相近的孩子之间会发生矛盾一样，宗派主义的冲突往往也发生在那些最相似的之间。例如前南斯拉夫的宗教和种族战争，中东地区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蔓延的内战。弗洛伊德所说的“小差异自恋”能够导致暴力和死亡。如果强国选择保护和它们同一宗教文化的小国，那么后果将会更加严重。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和过去之间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一战前，塞尔维亚资助和武装了奥地利帝国之内的塞族人，而俄罗斯和奥地利则试图激起边界人民间的混乱。我们也都知道希特勒是如何利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裔少数群体来肢解这两个国家的。今天，沙特阿拉伯支持着世界各地的逊尼派和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另一方面伊朗则视自己为什叶派的保护者，资助着真主党等激进运动组织。
附属国的诱惑
当外部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站边时，小国之间的仇恨能有意想不到的深远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俄罗斯选择了成为塞尔维亚的保护者，即是以泛斯拉夫主义的名义，也是为了扩大其在伊斯坦布尔和黑海海峡的影响力。在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德国感觉它必须支持奥匈帝国，所以也向俄国宣战，尽管这可能会引发世界大战。由于过去几十年的联盟和友谊，法国和英国只得为了支持俄国而卷入战争。因此，战争的规模几乎一夜之间翻了几倍。
尽管历史不会准确地重演，今日的中东与当时的巴尔干之间的确蕴藏着令人担忧的相似之处。它混杂的各类民族主义随时都可能吸引美国、土耳其、俄罗斯、伊朗等外界势力加入进来保护以自己在中东的利益。俄国是否会像从前支持塞尔维亚那样支持叙利亚？德国又是否会像之前支持奥匈帝国一样？
我们必须期望俄罗斯会将大马士革政府控制得比他们1914年管理塞尔维亚政府时好一些。但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虽然在努力化解叙利亚的危机，俄罗斯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却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就连美国的军事威胁也无法改变。
大国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支持的效果往往因为有所依靠，反而变得越加任意妄为。正如中国对朝鲜的帮助扶持，美国向以色列和巴基斯坦投入大量金钱和设施，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无法对这些小国施展相应的影响力。以色列尽管十分依赖美国，却不时试图逼迫华盛顿採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而巴基斯坦则庇护美国了的全球头号敌人，奥萨马·本·拉登。
此外，处于防守和共同利益的联盟与友谊往往在他方角度看来完全不同。1914年以前的德国政治家认为，法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协议旨在摧毁德国。今天，巴基斯坦感到印度和阿富汗之间的联繫威胁，而美国往往将中国在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越来越大的影响看做一个挑战。
更糟的是，无论有什么样的危险，主要势力都不愿意放弃他们的附属国，只因这样做会带来显得软弱和优柔寡断的风险。1914年之前，列强们谈到的是自己的荣誉。今天，美国国务卿克里提出的是美国的信誉和声望。这本质上都是同样的东西。
和平的满足感
正如一个世纪前的前辈们一样，我们以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不可能发生在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当然，我们都知道，或是因为宗教，或是因为种族，或是因为其他什么，在世界各地，如叙利亚、伊拉克，仍然有人每天在各种冲突中失去生命。但自1945年以来，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越来越少，只有过从韩国到刚果几十个相对较小的冲突，伤亡的数量也和两次世界大战相形见绌。上个世纪80年代造成50万死亡人数的两伊战争，以及非洲大湖地区的持久战算是近年来主要的例外。
总之，和平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我们自然认为国际社会的矛盾冲突都该是短暂而可控的。但这未必是事实。曾在20世纪初期尝试阻扰法国军事主义崛起的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对这一点理解得非常透：“欧洲已经受了这么多危机的折磨这么多年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说，“每一次的试探都没有带来战争，它已经几乎不再相信威胁的存在，也逐渐对巴尔干冲突的进一步发展丧失了以往的关注。
国际社会设立了各式各样的结构来化解冲突并迫使侵略者退缩，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应该是有效的。由各个大国组成的欧洲协调会，虽然对1815年后的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却没有长久维持下去。如同人一样，机构也会变老。尽管嘴皮上说得不错，大国们最终还是不再相信用合作有效的方法来避免战争。世界秩序因此开始崩溃，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1908年，奥匈帝国吞併了波斯尼亚，那里的人口约44%为塞尔维亚人，这必然激怒了塞尔维亚。但塞尔维亚的保护者俄罗斯，却在德国的压力下退缩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写信给他的妈妈：“德国对我们的形式和操作方法的确是相当残酷的。我们不会忘记”。事实上，他的确没有。
而当1914的危机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一个软弱的，在那之前一直希望和平而不是战争的男人与他的部长们达成了共同的决心。这一次的俄罗斯不会再因为德国或其盟友奥匈帝国而让步。1911年，意大利无视大国间一个不成文的协议，也就是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占领了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这两个后来成为利比亚的北非省份。各大国发出了些不满的嘀咕声，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在1912年和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他们还是设法达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和解。但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国们发现他们总站在问题的相反方。到1914年的危机来临时，面对英国提出的大国间互相合作来维持和平的倡议，德国凯撒和他的部长们仅剩下嗤笑而已。
我们在今天是否也看到了类似的国际秩序的弱化？可被视为欧洲协调会接班人的联合国，曾多次通过成功的干预维持或在战争爆发后恢复了和平。但在今天的安理会里，俄罗斯和中国习惯性地投票反对联合国的干预，他们把它看作为促进西方利益的遮羞布。在这次叙利亚事件中，阿萨德因为有俄罗斯以及伊朗烦人支持，至今能够无视国际舆论，杀死自己的人民。关于阿萨德曾用毒气的指控，普京总统和他的外长将其驳为“荒谬”。
终极威慑，以及其他妄想
战前军备竞赛实际上是一件好事，英国外交官弗朗西·斯伯蒂先生告诉他的国王乔治五世：“大国之间和平的最好保证是，他们都怕对方”。然而，他却错信了早期的相互毁灭保证理论。当时欧洲有太多愿意打仗的将军了，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时机是有利于他们的，要么是因为他们简单地相信他们能赢。
但在冷战时期，当美国和苏联拥有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核武器时，相互毁灭保证的现象确实起到了作用。 他们双方都认识到，原子弹和氢弹的破坏力是如此之大，本质上是根本不可能使用的。 如果这两个国家发动全面战争，热核哈米吉多顿（圣经中世界末日时善恶对决的最终战场）在世界任何角落都只会留下输家。因此，我们是否就可以推断，这种威慑在今天将继续存在呢？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具有潜在危险的时代。目前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库，包括易怒、近乎失败的巴基斯坦，和有多集权就有多鲁莽疯狂的朝鲜。如果伊朗也拥有了核武器，那许多其他国家——包括日本——也有可能考虑建设自己的核装备。不消说，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它也许会让巴尔干一百年前爆炸的那种火药桶再现，只不过这次将伴随着一朵朵蘑菇云。
但是，即使所有国家都同意核战争根本就没有意义，常规武器的战争仍然有许多问题和危险，但我们许多军事领导人完全无法理解这点。正如1914年的世界，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掌握新的战争性质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
一百年前，大部分军事规划者和在旁围观的文官政府都对那场即将开始的战争及其性质做出了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在之前长期的和平中，欧洲当时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发展和工厂产量的剧增都让攻击方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死亡人数也不再可同往日相比。
杀戮地带，即进攻方士兵们必须穿越的致命炮火区，从拿破仑战争的100码到1914年上升到了超过1000码。同时，那些他们面对的步枪、机枪、大炮都比以往更快、更准确，并拥有更致命的炮弹。1914年前的小型战争，比如美国南北战、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还有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都留下了大量证据显示，防守方相对安全地坐在沙袋和铁丝网背后的战壕里时。进攻方战士们在杀戮地带遭受可怕的伤亡。然而，当时欧洲最聪明的头脑们却纷纷拒绝认清新的现实，反而选择逃避或狡辩，正如今天许多人无视全球变暖压倒性的科学证据一样。欧洲列强们在1914年进入战争时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进攻性的战略计划。正如一位英国少将在1914年说：“防守从来都不是一个英国可以接受的角色。”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士兵——都为这故意的视而不见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今天一个类似的谬误是，由于先进的技术，军事行动变得快速、集中、并具有压倒性——即所谓的“外科手术式打击”或“迅速占领”，这也就意味着军事矛盾将会是短暂的、只带来有限印象和决定性胜利的。佐治亚州班宁堡的指挥官，反叛的少将麦克马斯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最近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许多在9·11之前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早期主导着美国军方的前提与设想，万全是一厢情愿的。他谈到，将“成功的军事行动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一个必须通过与他方协调，才能实现我方政治目标的一个权利工具”是一个错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的关键点，他说，不仅仅是军事实力，也包括“意志的较量”。不了解他们的社会、经济、历史背景就开始打仗，只会造成这篇文章题目所说的，“速食战争的白日梦”。
但事实上，似乎根本就没有任何战争是简单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实力不对等的战争，一方是装备精良的组织性力量，而另一方则是其他低级别的叛乱。它们可以跨越的不只是一个区域，而是一整个洲，甚至是全球。敌人也不只是一个，而是包含地方军阀、宗教战士及其他利益方的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联盟。想想在阿富汗和叙利亚，本地和国际势力都混作一团，也让“胜利”变得十分难以界定。在这样的战争中，那些下令采取军事行动的人必须考虑的不只是在地面上的战斗，难以捉摸的舆论也变为一个关键的因素。由于社交媒体，每一个击中平民目标的空中打击、炮弹或毒气，现在都会被拍摄下来并通过推特在全球共享传播。
不管是为了通过提供安全来拉拢当地民意，或是为了将竞争的各方带到谈判桌上来，还是为了说服国际社会其行动的正当性，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必须是达到政治目的。那些相信“精确打击”可以带来有意义的胜利的人必须明白这一点，否则我们将像一百年前一样，依然为一些错误的目标而流血奋战。
上层故障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不同的领导人下也许是可以避免的。1914年的欧洲需要的是一个俾斯麦或丘吉尔，一个有足够的坚定信念，可以顶住压力、看清全局的领袖。但大国中实际当政的确是软弱、隔离或心不在焉的领导人。威尔海姆凯瑟在早期的冲突中一直偏向和平解决纠纷，但他知道他器重的军官们在军队里都轻蔑地称他为“胆小廉”。
因此，在1914年，当将军们催促说对俄罗斯开展预防性战争的时机已到时，他虽不同意却也深怕被认为是软弱不能。就在皇位继承人因为德国臭名昭著的“空白支票”在萨拉热窝被杀后，威尔海姆同他的一位密友多次说道：“这次我不会再让步”。
而妻子去世的打击，总理冯·贝特曼霍尔维格闷闷不乐地接受了战争的可能性，不再多说什么。在奥匈帝国，以将领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讽刺的是，刺杀大公正好将最后一个可以阻止战争的人除掉了。如此，便只剩下年老体衰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独自面对狼群了。
另一头的俄罗斯正如德国，他的当权者毫无能力却又拥有极大的权力，和极大害怕被看作懦夫的恐惧。沙皇尼古拉犹豫了，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主战派的要求并下令总动员，使得与德国的战争变得无法避免。最关键的说法来自他的部长们，他们告诉尼古拉，除非坚定支持对俄罗斯仇敌的打击，否则不止他的宝座，就连他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都将十分危险。
英国政府本来可能足够果断地在危机初期就阻止德国，但它忙于与爱尔兰之间随时可能爆发的内战，也无暇顾及海峡另一边的事。让事情更糟的是，眼看着战争的势头加速滑向爆发，总理赫伯特·阿斯奎斯当时还沉浸在新的婚外情之中，尽管当时的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散发了一些没什么效力的协商提议。在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他临终妻子的身旁沮丧地看着事件持续发酵，但起初他并不认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要让美国应该干预欧洲人之间的争吵。
今天美国总统面对的中国政治家正如一个世纪前德国的那些，他们强烈需要自己的国家被严肃对待。而在俄罗斯方面，普京则是一个比尼古拉沙皇要强硬得多的一位民族主义者。跟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奥巴马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他懂得阐述对世界的看法，也懂得激励美国人。但是，也像威尔逊在1914至1918年战争结束时一样，奥巴马面对的是一个党派化、无法合作的国会。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的美国可能正如阿斯奎斯当政的1914年一样，由于内部分裂的自顾不暇，不愿，或也不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世界警察
英国曾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执行过国际领袖的角色，但最终还是感到不堪重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民众不再愿意承受这样的角色，英国经济也不再有这个能力。
美国迄今一直有作为国际稳定担保人的准备，但它未必愿意（或有能力）这样一直做下去。在一个多世纪前，当它崛起为世界大国，并将其巨大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和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它开始承担世界领导人的角色。尽管特迪·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是两个非常不同类型的男人，他们都认为美国对世界负有道德义务。“我们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罗斯福说，“我们必须表现为无愧于这样的责任。”
从那时起，孤立主义情绪曾几次威胁到过这一信念，但美国大部分时候仍然积极参与世界事务，例如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敌意，以及目前的全球反恐战争。随着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解体，美国或许没有多想就继续充当了世界霸主，继续承担了从稳定国际经济到安全问题的多项责任。由于美国的施压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行动，塞尔维亚人在1995年终于同意进入《代顿协议》 ，波斯尼亚长久的痛苦纷争才就此走到了尽头。尽管美国在伊拉克和利比亚进行的行动肯定不会受到普遍好评，甚至在美国本身也是如此，萨达姆和卡扎菲事实上在遇到美国人之前就已经失去太多朋友，也树立太多敌人了。
然而，今天的美国尽管仍然是世界上最强的力量，并不如它曾经那么强大了。它遭受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挫折，并且可以通过目前叙利亚的危机看到，已经很难找到会支持它的盟友了。美国也十分清楚自己没有几个可靠的朋友，却有许多潜在的敌人，因此现在正考虑回归到像以前一样、更加孤立的政策中。
美国现在已经是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像英国以前一样吗？如果它放弃其全球角色的哪怕一部分，哪个政权又将会主导国际秩序呢？这对世界和平的前景又将意味着什么？
下一步的变化和发展总是很难预测。俄罗斯可能还做着苏联曾经的超级大国梦，但混乱的经济和人口减少，让它的野心远远逃脱于它的能力之外。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但其当务之急很可能会集中在亚洲，对于更远的地方，则会集中精力来确保她的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而很可能不愿意介入无关自身的、遥远的冲突中。
欧盟常常谈到一个世界性的角色，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显示出发展军事资源的倾向，它的内部分歧也让布鲁塞尔难以拥有一个统一的外交政策。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金砖五国组则更多是口头上的联盟而已。也许从亚洲到美洲的民主国家能够愿意以国际稳定和人权的名义作出干预，但谁愿意迈出第一步却是一个问题。至于舆论，各个国家公民都忙于国内事务，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参与国外的事务或为其提供资源了。
也许只有真正的危险来临的时候，大国们才会愿意联盟并采取行动。但就算有，也许会太少，也许会太迟，所有人都将为这延迟付出高昂的代价。与其在一个又一个危机之间和稀泥，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一个世纪前那些可怕的教训了。希望通过我们的鼓励，我们的领导人会开始思考如何能够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
玛格丽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英国皇家文学学会院士，牛津大学国际历史系、圣安东尼学院的教授，担任多伦多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三一学院教务长。著有《结束和平的战争》、《危险游戏：历史的用途和滥用》、《拉吉的女性：印度大英帝国的母亲、妻子、女儿》以及多次获奖的《巴黎1919：半年改变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