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 （一）
牟其中著 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代笔
我认为，必须从理论思想到政策层面予以肯定，中国民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把民营经济划入非公有制经济，进而归属于非社会主义范畴的作法，是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
在当前，在改革进入新的攻坚战，在转变经济模式的争论越演越烈的形势下，对民营经济的定位成为重要的焦点之一。
九十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已十分肯定地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宏观目标，不久又明确了要降低对出口贸易和投资的依存度，逐步转移到主要依靠内需上来的具体要求。
十几年过去了，转变的目标没能真正实现，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多年前早已提出的收入分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投融资体制等等改革进展缓慢，主要依靠出口与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未有根本改善，贫富差别、区域差别、城乡差别有扩大趋势；全社会相当多的人群无法分享到改革成果，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遭到质疑；突发性群体性事件频发。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改革的社会基础受到严峻考验。
突如其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无异于雪上加霜。严峻的形势警告我们，不能再漠视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这一制度性的改革了。
中央对此洞若观火。 5月15日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会见欧洲社会党国际代表团时坦承：我国经济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提出过不少有益的政策建议，例如最近陈志武教授还发表了《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等等。
但是，当前，我国传统模式的舆论依然强大。无论是中央领导人的结论还是经济学家的建议，只要改革一触动了所有制这根敏感的神经，“私有化”的大棒立即就劈头盖脸砸将过来。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刚刚拉开了产权改革的序幕，诬蔑前任总书记“带头修正主义”的公开信立即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与30年改革路上每前进一步首先都得问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一样，横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改革面前的仍然是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意识形态障碍。
30年前我国经济被文化大革命逼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华民族再一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邓小平同志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宣告了与斯大林社会主义彻底决裂的决心，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用30年短短的时间取得了令全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
斯大林社会主义制度性的特征是坚持单一的国家所有制。
我国30年改革开放最重大的成就是发展起来了一支占GDP总量65%、出口68%、每年解决新增就业岗位80%以上的活跃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民营经济。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在占有不到40%资源的恶劣条件下实现的。仅此一点，足见其效率与生命力。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打破了斯大林社会主义神话，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改革的重要经验与丰硕成果在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到了明确的反映，并且成为指导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基础。继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中也指出，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
但是，党中央关于所有制改革的决定触动了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根基，遭受到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抵抗。
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与小平同志的去世，三件大事，同时发生于九十年代中期，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互相激荡的结果，不仅表现出了思想路线争论的空前激烈，而且时间也断断续续蔓延了十数年之后，从小平同志逝世前后，一直延续到今天。
既得利益势力要维护既得利益，就得拼命对抗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坚持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如果不改革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特征，又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把宪法中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歪曲为以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改革又如何起步？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的去世，使势同水火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起来。
1997年左右令京师震恐的“万言书”和2005年左右“民营企业家一律具有原罪”的当代“国会纵火案”，是这场蔓延十余年思想路线争论的两个高潮。争论的焦点都是摸着地雷过河、改革开放悲壮试错者、探险者的民营企业家，是不是一律具有原罪？是不是是每一个毛孔之中都流淌着肮脏血液的新生资产阶级？
从1996年在北京机场赴美时护照被扣，对我实行边控，经过长达几年的日夜监视、跟踪和几百家媒体上千篇文章和书籍文革大字报式的围剿，直到今天尚未审结，但已关押了当事人十年以上的一个莫须有案件，我经历了这场思想路线争论的全过程。
南德十几年的这段经历，浓缩了既得利益集团如何栽赃陷害，欺蒙公众，挑动广大弱势群体对改革开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对一切改革开放中成功人士仇视的全过程。由于成了对方攻击的焦点，我自然也就成了判断这场大是大非争论的试金石。
民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 （二）
牟其中著 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代笔
（续一） 1997年2月19日小平同志逝世，一批万言书横空出世，挑起了小平身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争论。万言书拿民营企业家开刀，诬陷改革开放改出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其讨伐民营经济的檄文《“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发表在1997年1月的《真理的追求》杂志第2期上。我们将其置于南德网站上，供大家欣赏、分析。网址是www.nandegroup.com。或见新浪网上“夏宗伟”的个人博客。
该文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在当今中国暴发的私营企业中，牟其中确是出类拔萃者”，“‘牟其中现象’的实质，即私营企业不满足于自己的补充地位，而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一争高下”，“众所周知，当今西方国家竭尽全力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使中国‘市场化’和‘民主化’，而其中一个重大寄托，就是在中国涌现出一个‘中产阶级’”，“牟其中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快就会出现”。
我的回答是与中国人民大学几位教授共同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小册子，并以《股份制就是公有制》为题，于3月27日向江泽民同志送了报告。受到中央赞扬。
中央的“5.29讲话”正式回应了万言书的挑衅，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大旗，宣布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披荆斩棘、伤痕累累的民营企业家，政治上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政治争论中失败了的既得利益势力，改弦易辙，走上了一条利用分配体制改革不到位和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先富、后富的自然差异，把住房、医疗、教育中弱势群体的怨气引向了怀疑改革开放的错误方向，企图以此裹胁群众、要挟中央，改变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
要达到这一政治目的，第一步就是使尽一切手段证明民营企业家阶层是一群依靠侵占国有资产暴富，每一个毛孔里都流淌着肮脏血液的新生资产阶级。
证明民营企业家阶层是新生资产阶级的第一步，是证明其代表人物就是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份子。
由于我在1980年2月13日，按胡耀邦要求“希望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从四川万县市工商局领取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家私人股份制企业的营业执照，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田的试验；由于当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把我视为中国这个新兴社会阶层的代表，每年在是否给予我国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上，总会事先征求我此举对中国民营经济有何影响的意见；由于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把我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1989年2月达沃斯年会邀请我去发表了施瓦布先生本人出的题目《一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传奇故事》的演讲，在当时国际政经两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后，由于乘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东风，用我国几百家国有企业积压的食品与日用品，从俄罗斯换回了当时国内急需的四架大型客机，交易金额达十数亿元。这在万元户尚为人人羡慕的年代，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轰动效益，改变了当时相当一批大学毕业生“学而优则仕”的择业观，选择了自主创业的人生道路。王光英同志2004年春节前夕，在常州全国工商联年会期间，对受我委托前去向他送材料的李xx先生讲：中国民族工商业的代表第一位是荣毅仁，荣毅仁之后是他，他之后就是牟其中了，我国冤案多啊！
既得利益势力讨伐民营经济的檄文《“奇迹”辨踪》，以我为例子，全面诬蔑我国民营经济。文中称：“在当今中国暴发的私营企业主中，牟其中确是出类拔萃者。”
正反双方都把我视为当时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的代表人物，因此，我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既得利益势力首选的打击目标。
政治斗争中阴谋诡计的不二法门，一是证明此人道德堕落，以此占领道义上正义之师的制高点；二是利用国家信用的法律判决，证明政治对手是一个法律判定的刑事罪犯，以此获得社会公众毫无怀疑的认可，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于是“中宣部老同志”指挥下的吴戈粉墨登场了，非法出版物《大陆首骗牟其中》顿时传染给了大多数媒体。一时全社会目瞪口呆。中央立即组织力量审查，结论为都是些“诬蔑不实的人身攻击”。正当社会公众狐疑之际，几位以内部知情者身份蛊惑公众的人，又抛出了“牟其中要炸喜马拉雅山”等等似乎我狂妄到公开侮辱公众智商的谎言。一场文革大字报式的舆论围剿从此开始，不少知名公众人物也掉进了这一政治陷阱。直到去年全国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东方卫视》“罐头换飞机”的专题片，还在重复着“牟其中要炸喜马拉雅山”的谎言。
舆论围剿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营造出了“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大陆首骗牟其中”顺口溜广为流传的社会氛围，目的是为了制造出一个假案。牟其中案件就是在如此的政治背景下用三个伪证制造出来的。
牟其中信用证诈骗案包括两个案件：一个是湖北中行信用证垫款及担保纠纷案和所谓的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案件从1996年开始调查，1997年法庭第一次开庭，已经12年之久，至今尚未审结。最后一次收到的法律文书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延期开庭审理通知书》，时间是2004年3月29日。
湖北高法的困境在于，法院自始自终认定南德集团与信用证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上面派来督阵的指导办案员”的使命是非得判牟其中有罪不可。
（续二） 一方面是预审案卷中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南德的确与信用证无关；另一方面又是上命难违。湖北高法处于进退失据的两难之中。
初次得手之后，既得利益势力立即扩大战果，抛出了任何民营企业家一律具有原罪的“原罪论”。
2003年8月16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发表了现任副总编刘阳的文章《牟其中狱中说原罪》。“在牟其中看来，现实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原罪’，那是神学世界里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它。一个只能在神学领域或政教合一的国家才可能提出的问题，居然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怀疑、令人深思。它令我联想到了反人类的中世纪宗教法庭。”
“要驳斥民企必然有‘原罪’的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多余的。这正应了一句格言‘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1000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牟其中对民营企业原罪问题的态度非常之鲜明，‘我们实行的是罪行法定的现代法治原则’，‘罪行法定’是我们庄严的宪法原则。不经审判、不经调查、不凭证据，就可以一口咬定民营企业有罪吗？”、“对此，牟其中的看法是——作为计划经济异化出来的民营企业，对计划经济来讲，当然是有罪的。‘原罪’讨论的其实是民营企业该不该出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是‘原罪’论者至少目前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来的。于是，就嗫嗫嚅嚅地、嘟嘟囔囔地、词不达意地讨论起什么‘原罪’的问题来了。”所以“原罪”问题是一个“掩盖了真问题的问题”，这就如一个魔术师为了掩盖真相，要玩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噱头一样。“如果民营企业都有‘原罪’，那我们不就应该顺理成章地退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中去吗？既然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否定，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进步，这种否定就不是‘原罪’，而是一种历史功绩和历史责任。”
无论我如何争辩，无论一大批改革志士如何义正言辞，利用司法信誉判决我为骗子的庄严判决，仍然成了证明民营企业家一律具有原罪的最大证据。
现在一个反科学的教义已成为了当今的流行观念。新左派头面人物杨帆去年10月23日在《南方周末》上说：“对原罪永远不能不追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赦免观点，我不同意。”可见连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也同意荒唐的原罪论了。
如果庄重地进入法律范畴，我也不主张赦免任何有罪之人，包括有罪的民营企业家。但首先得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通过认真审判，证明其有罪。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最基本原则。否则，任何人也可以宣布杨帆先生代表的新左派一律具有原罪，因为他也在讲堂上推搡过他的学生呀。
既然牟其中案件罪与非罪的疑云，成为了这场事关民营企业家阶层是否一律具有原罪的最大证据，这个证据的真伪也就具有了公共品质。因此，我再一次呼吁争论双方，拿出点政治家光明磊落的气概来，动员自己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推动已经审了12年至今还不能结案；推迟开庭了5年，至今仍不敢开庭的湖北中行信用证垫款及担保纠纷案的公开开庭审理并电视直播。我的自信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是在国外得知回国后会立即受到逮捕，从加拿大赶回来接受调查的。对此，至少有七、八个人可以证明。若稍有瑕疵和缺乏对共产党的信任，我敢吗？
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敢吗？
“原罪”的是非如果不能得到澄清，经济模式的根本转变与改革便无由推进。
经济体制是任何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是决定这个国家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文化体制、道德风尚、宗教哲学等等的基本制度。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反映在对宪法中不断修订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中。目前的表述是：“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此前，经历过认定一切非国有制经济都是资本主义尾巴，非得割掉不可和“有益补充”的实用主义等等阶段。目前宪法中的表述是沿此路径，摸着石头过河而来，前进方向是十分明确的。否则，就是倒退，就是走回头路。
针对此前认定国家所有制为公有制唯一实现形式的弊端，对于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非公有制的解释，十五大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公有制实现的形式可以多样化。改革开放推进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此的回答更加明确和坚定：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
但是，当原罪成为流行观念，在民营企业家成为了每个毛孔中都流淌着肮脏血液的新生资产阶级的总体社会氛围中，宪法中的明文规定和执政党的决议，一律都被抛到九霄云外。现在，无论是流行观念、媒体文章、领导讲话，甚至正式文件，均毫无例外地倒退到了改革开放之前，又恢复了尊国家所有制为唯一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教条。以股份制为主体的民营经济再次沦为非公有制经济，退为二等公民。虽然仍侧身于“多种所有制经济”之列，更多的却又有了五十年代“利用、限制、改造”的意味。当我们读到十七大报告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时候，目前还有几个人能清醒地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把股份制占绝对多数的民营经济理解为公有制经济？即使对公有制身份当之无愧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也习惯性地夹着尾巴，对号入座，侧身于非公经济的行列，庆幸没有再一次被列为专政对象。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非公有制自然就属于非社会主义范畴。当把民营经济划入了非公有经济范畴之后，民营企业家自然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生资产阶级份子了。
当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经济体制遭遇到偷梁换柱的歪曲之后，必然与基本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改革的方向，自然也就摇摇晃晃起来，或者根本无法启动了。
著名改革学者周瑞金先生最近写到：“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
被誉为中国经济学良心的吴敬琏先生在今年5月份也著文称：他同意国防大学卢周来教授2006年的判断：“我们正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所以，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加以回答。
（续三） 我国民营经济最近的一次兴起发端于1700万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压力，其源头却根植于中华民族复兴历史运动的深处。
近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讲中说：中国有科学，只是没有现代科学。中国错过了经典力学的17世纪，错过了电磁学的18、19世纪，错过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20世纪。但绝不能再错过21世纪。
2002年WTO新任秘书长苏帕差和美国《商业周刊》资深编辑祈福德合著的《中国入世——你不知道的风险与危机》透露，直到1820年，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28.7%，比现在美国占的比重还大。该书写道：“强盛的地位让这个庞大的国家免于分崩离析。强有力的行政机关透过严格的文官考试和中央集权，领导这个国家。但现在，这个死板的制度反而阻碍了国家成长和发展，它僵化到不可能改变。”
但是，这种“僵化到不可能改变”的体制，在1840年遭遇到了通过文艺复兴思想革命，刚刚完成了初次工业革命，显得活力四射欧洲的坚甲利舰。从此，不甘沉沦的中华民族就开始了以民族复兴为目标，复兴路径的探索。
沿着工商文明路径，剔除民族文化中专制糟粕的实业救国，虽然步履艰难，几经沉浮，但一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中不变的主题之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今天毁誉参半、官督商办的洋务运动。表现出了向敌人学习的胸襟，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
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后，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促使其开拓海外市场，发动了一场掠夺殖民地的殖民主义运动。所以，殖民地的先进分子除了举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武器，反抗传统的封建专制之外，同时还具有了反抗依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威作福的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解放、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运动性质。
因此，不能把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初期，对资产拥有者政治立场的分析，生搬硬套地用来作为评价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中，资产拥有者的标准。
即使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改良和发展，其社会状态，与马克思当年的观察也有了天壤之别。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将军以副总理的身份访问了英国。他对驻英使馆的工作人员说：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引自《旅英十年——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作者为当时驻英大使馆工作人员）。最近，美国加州政府发生了财政危机，濒临破产。州长施瓦辛格发表了讲话，从这个讲话中我了解到，占该州人口不到1%的富人，承担了50%的税赋。对比之下，我国的分配体制，还有重大改革的空间。
综观近两百年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国的民营经济，始终是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复兴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后，遭到文化大革命与五十年代极左思潮摧残，奄奄一息的民营经济焕发了青春活力，不但成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军，而其一举结束了怨声载道的票证经济，其效率也令人为之振奋。据《东方早报》6月9日的一篇文章介绍：“如果从资源占有、就业和对GDP增长的贡献而论，占有社会资源60%的国有单位，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吸纳劳动力不到20%。而占资源不到40%的非国有经济，其创造的GDP增长近70%，吸纳的劳动力在80%以上。而且央企利润80%以上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要么经营困难，要么产能过剩，要么因为政策因素每年面临大面积的政策亏损局面。”因此，无疑民营经济属于当代先进生产力的范畴。
如果有人非得要把民营经济划入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进而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挂钩，即使出于实用主义目的，暂时加以利用，不予以打击和消灭，这样的人，又把写着“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共产党党章置于何地？抛开了先进生产力持久的大发展，又何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长期以来不少高调马克思主义的人，其实不懂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在于如牛顿在17世纪揭示了混沌宇宙天体中存在着秩序与规则；达尔文在19世纪揭开了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生物界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遵循着某种规律一样，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揭开了最令人眼花缭乱、杂乱无章、变幻莫测的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历史唯物主义。从此之后，人类就可以认识自己发展的轨迹了。这就为人类自己可以有意识地创造历史发展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
恩格斯1883年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的第三天，在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墓前，评价了马克思：“正像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同志将其通俗化为“三个有利于”，江泽民同志理论化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概括为“科学发展观”。
所以，把民营经济划入非公有制经济，进而归属于非社会主义范畴的作法，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
（续四） 马克思在其浩瀚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经常使用资本主义之前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等概念。可见，财产的私人所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也说，共产党人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私人拥有财产，反对的是利用拥有的财产去占有他人的财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中猜测，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的所有制形式，是“重建个人所有制”。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个人拥有财产，联合起来从事生产活动的股份经济的高度期望。他说：“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一切矛盾。”这封信载于马恩全集第29卷。
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不是私有制，而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马克思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定义是：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积累和集聚的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并长盛不衰，并不是出于那些半吊子马克思主义者宣传的资本家本性的贪婪与无耻，而是人类进步到了除了能使用自然资源之外，又学会了使用能源的更高一级的历史阶段。能源阶段的出现，使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械工具的广泛使用成为了可能。机械工具的大规模使用，天文数字般地扩大了人类的体能，例如：十万吨级压力机，万匹马力动力机械等等。机械的使用成为了当时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手段。购置机械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资本就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中心，成了全社会为之服务的对象。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也就享受了最崇高的荣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制造的财富，超过了此前人类创造财富的总和。但马克思同时预言，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
如何取代呢？与资本主义取代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一样，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决不是取决于暴力革命。因为暴力只决定分配，不可能创造财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亡的条件与它诞生的条件是一样的，取决于一种新工具的出现。以蒸汽机为代表机械工具的出现，敲响了自然经济的丧钟，从此游侠怠惰的中世纪结束了，取代它的是充满了激烈市场竞争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目前以电脑与网络为代表的智能工具又出现了，与蒸汽机敲响了自然经济的丧钟一样，智能工具必然埋葬资本主义。因为人类从此在使用自然资源、能源之外，又学会了使用第三种资源——信息资源。
在以智能工具为基础的全新的生产方式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再也不是资本，而是作为人类特质的创造性思维。与机械工具取代并扩大了人的体能一样，智能工具将取代并扩大人的程序性思维能力。因此，人类就有可能把全部精力集中于创造性思维的广阔天空，使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得到了日新月异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因此得到天文数字般的提高。
南德试验把新发现的这种生产方式命名为智慧文明经济增长方式，简称智慧经济。南德网站上留有《智慧经济南德宣言》、《一项可能解决人类贫困的生产方式的试验——南德智慧经济试验报告之二》、《新时代的人权宣言》等等资料，可供了解。
作为可与人类发现工业文明经济增长方式媲美的智慧文明经济增长方式的发现，与历史上任何重大的发现一样，都有一个经磨历劫、九死一生的惨烈过程。文化革命中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全体成员、三十年南德试验中不同阶段的南德职工，都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仅牢狱之灾就达三次之多，总计16年之久。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理论成果是认识到了中国的前途在于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秩序，第一个把社会主义与商品生产这两个传统理论中水火不相容的概念联系起来了。记录这一成果的是其纲领《中国向何处去》；保存下来了的是我第二次入狱之后，1984年春节期间在狱中写成的《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我们的历史使命》。这是我国第一篇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一个理论体系的长篇论文。我们也将其置放于南德网站上，供大家参考。
中央第二次把我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之后，《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评论：《医治“左”的顽症》。1985年秋我去《人民日报》上访，该报群工部的两位女同志告诉我，这篇评论是根据胡耀邦同志的长篇批示写成的。
综观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几乎都是民间小人物冒险“违规”，实践证明有益无害之后，经过目光敏锐媒体的“内参”或公开报道，最后得到最高层的认可，然后上升为法律，使之制度化。民间力量的创新与执政党高层的政治胆识和强大支撑，是改革开放能得以不断推进的两大法宝。
南德试验已经历了三次牢狱之灾，前两次均经中央保护，派人前往四川的监狱将我平反释放。即使这一次牢狱之灾，胡锦涛总书记等几位中央领导，在2003年底早已作出了批示，要求在法院系统之内，依法解决。所以才有了2004年3月湖北高法准备开庭再审的通知。但新一轮对民营经济质疑的海啸和牟其中案件背后的巨大腐败，一直不断干扰着总书记批示的落实，使之今天还是一个未结案。
与应该把民营经济的政治属性置于中华民族复兴历史运动中的大框架中来判断一样，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应该置于中国大历史的前提下来认识。
自1840年民族复兴运动兴起之后，不少的仁人志士和政治派别，为了探索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毁家纾难，血溅荒郊式的前赴后继，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一幕幕正剧。辛亥革命的失败和1946年国民党制宪国民大会的失败，证明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需要一个强大政党的强有力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否则前有上个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后有至今仍未结束的内战状态。但是过于政治化的一批学者。不敢去挖掘其真正的历史因果关系，却将辛亥革命后与制宪国民大会建立多党政治尝试的失败归结为袁世凯、蒋介石的个人品质。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真相渐为人知，政治宣传已被揭穿。但是一些无法吸取辛亥革命与制宪国民大会失败教训的人，仍然在幻想着多党政治的西方议会体制。
（续五） 既然历史已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执政党的位置，而共产党又立志要从事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开放，所以一切真正希望中华民族能实现伟大复兴的炎黄子孙，都应该真心维护中国共产党对改革开放的领导地位，帮助共产党克服施政中的失误，做一个诤友，推动市场化改革，而不是推波助澜，准备另起炉灶，延缓甚至中断市场化改革的进程。
牟其中案件最大的危害不仅是使原罪之风越演越烈，最终把民营经济错误地划入了非公有制经济的范畴，成为资本主义范畴的一员，而是中断了极有可能成为埋葬西方文明创造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试验。
虽然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基本概念早已出现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但是直到19世纪才将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带来了财富爆炸式增长。马克思把这个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作为一出生就被视为异己，中央有关机关1991年发文认定是和平演变，中央银行三番五次发文不准商业银行为其提供金融服务的南德集团，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的智慧与勤奋。但南德确实完成了飞机、卫星与满洲里开发等几件几乎任何人都不相信的业务。不但外人不相信，我自己也说不明白，只知道我们肯定发现了什么目前尚未为人所知的经济规律。1996年编辑了一本小册子向社会报告：《我们发现了一种新情况》。
继续深入研究的结果，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中国民营经济终于发现了一种不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中心的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陆续写出了《智慧经济南德宣言》、《海日生残夜，风正一帆悬——南德经济生产方式试验报告之一》。牟其中案件中断了这一试验的深入。入狱之后继续研究，上升到了价值论层面。2005年7月写出了《一项可能解决人类贫困的生产方式的试验——南德智慧经济生产方式试验 报告之二》。
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应的政治表述就是资本主义；
以创造性思维为中心的生产方式是智慧经济生产方式，政治上的表述则是社会主义。因为创造性思维是人的劳动的一种形式。提高智慧经济效率的唯一方法就是发展人、完善人，一切为人服务。发展人、完善人，一切为人服务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欧洲人举着人道主义的旗帜走出了中世纪，经过一场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运动，创造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领了世界潮流几百年。
但是风流水转，智能工具的出现与蒸汽机等机械工具的出现一样，必然拉开一个新时代的大幕。《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只看见了闪电，但发电机的钥匙，却掌握在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路径指南，正处于哈佛大学教授瓦尔特·····维特曼·罗斯托发现的“起飞并持续增长”经济规律的历史阶段，并已经取得了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中国人手中。
我曾经在一个学术性的会议上请教过季羡林先生，请他用一句话告诉我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他思考了一会儿之后回答我说：“西方善于分析，东方长于综合。”
我也曾经读过杜维明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中介绍了一位德国哲学家自称面对世界哲学的困境，这位德国哲学家说，世界哲学的希望在东方，东方哲学的希望在中国。
以人的创造性思维为中心，利用电脑与网络为代表的智能工具，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优化组合全世界生产要素的智慧经济生产方式一定会取代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像500年前它取代了仅仅能使用自然资源一种资源的自然经济一样。
不是我个人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改革开放唤醒了为阶级斗争压抑得太久了的中华民族文化中固有的自强不息精神。经过近两百年民族复兴运动的烘焙，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有了胡锦涛同志“以人为本”人道主义的呵护，中华文化中优秀的基因，一定会在21世纪结出硕果。
南德试验只发现了智慧经济桅船正向我们快速驶来的桅杆，发展、完善这一经济制度，还得几百年的时间。正如中央冷静地估计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理解所谓的复兴，就是创建起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效率高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千百倍的生产方式，否则，谈不上复兴，只能是跟随在西方后面吆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现代西方500年的起点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1992年中共十四大宣布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其间刚好500年。1992年是又一个五百年的元年。
虽然我们只看见了桅杆，也足见中国民营经济中蕴藏着无可限量的创新能力。最近，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先生接受专访谈到，我国走出亚洲金融危机主要是依靠向民营经济开放了房地产市场和加入WTO之后，民营经济中出口贸易的激增。他呼吁再给民营经济一个发展空间，“他一定会还你一个惊喜”。
把占GDP65%以上、解决就业80%以上、充满活力，不断创造着奇迹的民营经济划入非公有制范畴，与被我们不断批判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确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理论错误。
深化改革和克服世界金融危机需要重大的理论创新，重大理论创新需要思想的又一次大解放。这些都需要无私无畏的政治胆识与理论勇气。
中国民营经济究竟属于公有制经济还是属于非公有制经济？究竟姓公还是姓资？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它正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非此即彼，不容回避。否则，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仍然与已经拖延了十几年的命运一样，还得无限期地拖下去。
但是，无论是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还会允许我们拖下去吗？
——全文完
2009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