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 中西文化的冲突是以融和的面目出现的。 戊戌变法之后, 作为反动或超越, 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挑战的方式就向着两个极端发展。
一个极端是沿着固守祖宗成法、死抱传统以排外的方向发展, 到义和团运动达到了高潮; 一个极端则是沿着
西化、反传统的方向发展, 到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峰。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
一条分界线。
在此之前, 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向西方学习的大潮, 戊戌变法自然是这一链条
上重要的一环, 在此之后, 则是从西方来的新文化怎样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是新文化真正对中国社会施加影响的过程, 也是向中国文化妥协的中国化的过程
从直接的、实际的、物质性的效应层面看, 仅仅正式运作了一百天的戊戌变法, 除了-
个“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 外, 可以说并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它就像历史天幕滑过
的一颗耀眼的“流星”,匆匆而来, 倏忽而去。但它又毕竟是颗耀眼的、有光彩的“流星”
它虽然没在政治制度、卜商经济、文化器物等方面留下多少实实在在的历史遗迹, 但它却
在思想的、观念的层面上为古老的中国打开了面窗子:它为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宝贵的
文化遗产, 那就是“启蒙”。应当说, 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
通常人们所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题, 只能视为戊戌变法之启蒙精神的一种
历史展开和深化。换言之, 中国现代意义的“启蒙”思潮的始作俑者不是“五四”运动, 而是
戊戌变法。
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四条。一是运动的主体力量是知识分子西方17一19
世纪初启蒙思潮的领袖人物如培根、洛克、莱布尼茨、莱辛、伏尔泰、孟德斯鸡、卢梭、狄德罗等无一不是思想家型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中的主角身份和主
导地位、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多为举人出身, 也是这样
些资产阶级的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尤其同先前的洋务运动主要由官僚军阀操作相比, 戊
戌变法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者的特点是一目了然的。
可以说, 戊戌变法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来推行的运动, 这使得该运动具有思想启蒙意味。启蒙运动的实质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制度促进自身发展而进行的思想运动。戊戌变法
的主要人物康、梁、严、谭等的阶级角色实际上正是开始发展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力量的代表。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变法维新主张, 最终是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突破封建侄桔、打开发展道路的利益需求服务的。所以说戊戌变法也是一种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三是运动的宗旨和性质虽不乏直接的经济
学目的, 但其政治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色彩却更为强烈与突出。换言之, 同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相比, 戊戌变法的着重点更偏于针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改良和意识形态批判。如康有为提出的代议制, 康、梁所组织的“强学会”的政党性质, 以及《时务报》、
《湘学新报》等新创报刊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大胆抨击等等, 都是这一性质的改良和批判。显然, 从世界史的普遍趋势看, 这样的运动所标志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启蒙l7阶段。四是运动的理论资源主要是西方的启蒙思想。如戊戌变法借以推行“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进化论”;借以反对“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民权”、“民主”思想; 借以反对“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传统的“法治”观念; 借以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新教育思想, 以及康有为“大同”学说、谭嗣同“仁学”体系中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博爱意识等等, 无一不源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体系。这一点尤为清楚地表明了戊戌变法运动的现代启蒙性质。当然, 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所推动的戊戌变法, 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是显见的, 它把启蒙的对象重点放在君主专制的最高代表皇帝身上, 其政治上的荒谬性决定了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又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
惟有从“启蒙”的视角去观察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运动, 才会真正认识到它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