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摘要] 我国古代优秀讽刺小说之一的《儒林外史》，其讽刺艺术特征是多方面的。我们学习它、欣赏它，对于提高讽刺文学的写作水平，掌握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都有一定的意义。本文旨在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
[关键词] 讽刺；真实性；喜剧性；悲剧性；夸张性
提起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最突出的要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了。纵观我国古典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谐隐》篇指出：“古之嘲隐，振危释惫。”意为，古代嘲笑文章的诙谐和隐语，具有拯救危亡和释除疲惫的作用。的确，讽刺文学作品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出现了。就先秦寓言而言，《郑人置履》讽刺那些脱离实际、玩固保守者的愚蠢行动；《狐假虎威》指责那些仗势欺人者的丑恶灵魂；《守株待兔》嘲笑刻板守旧、希望坐享其成的寄生虫；《叶公好龙》鞭挞那些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等等。它们通过寓意形象和巧妙艺术构思，虽为只言片语，却揭示了一个深奥的哲理，无疑是那个时代高度文化发展的产物。诚然，寓言作品虽然能指斥时弊的某个侧面，但较之小说、戏曲之类作品，其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便远远不如了。明代拟
话和清初的《聊斋志异》中都涉及到一些讽刺性较强的作品，直至吴敬梓《儒林外史》的问世，才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能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又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
《儒林外史》写作背景虽为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作者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犀利老辣的笔调、含蓄幽默的言辞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制度，勾勒出一幅幅姿态各异、畸形发展的士林群丑图。由此看来，《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本文试图对其讽刺艺术的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
特征之一：真实性和喜剧性相结合。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语）。这个精神在《儒林外史》中得到充分体现。书中的人物多有原型，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将它们加以集中概括，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公开作褒贬，真实地、
生动地描绘出儒林中可笑、可恶的情态。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例如小说第十七回写景兰江、支剑峰、矫揉造作，常在一起讨论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事。比如黄么和赵雪斋同年同月同日生，黄么是一个进士，却是孤身一人；赵雪斋没中进士，却子孙满堂。景兰江曾问他们：“中进士，是为名？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道：
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其实，景兰江这样吹拜会赵雪斋，一则为了标榜自己；另一方面针对蒲墨卿所说的：“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都好，到底差一个进士。”这里作者写的显然是将当时儒林中极其普遍的事情如实地描绘出来，正好揭示了当时文士们内心的空虚。说穿了，在名士的心目中，做名士和中进士都是为了名和利，可以殊途同归。 作品虽然以描写被否定人物为主要任务，但在讽刺对象中也包含着许多正面因素，所讽刺的对象有的并非一
开始就是无恶不作的坏蛋，而是科举制度造就了他们的性格，有一个由好而坏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的灵魂的腐蚀，使人附入罪恶的深渊。 匡超人就是一个典型。他本是一个善良淳朴的农村青年，因家贫上过几年学便辍学，流落杭州以拆字卖卜为生。幸行马二先生资助才能一面用心读书，一面杀猪、磨豆腐维持生计，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但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训导”之后，逐渐热衷举业。后得到知县李本瑛的提携，入科场、取秀才，竟以“名士”身份参与衙门中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勾当。当了京城教习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停妻再娶，妄恩负义，并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作品通过这些真实的细节描写，揭示了科举制度怎样使朴实敦厚的青年人变成了灵魂丑恶、虚伪卑鄙的文痞的。
畅游西湖，秀丽的湖光山色没能够引起马二先生的兴趣，倒是酒店里的羊网散发出来的气味和盛入盘中的各色美味佳肴使他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马二先生蝇然头脑迂腐、热衷功名、醉心举业，处处显示出可笑的喜剧性格，但同时他又具有同情心、慷慨仗义、急人之难 品格。他出资埋葬了假仙人洪憨仙；送银两衣物给流落他乡的匡超人，这是他的义举，是可尊、可敬的一面。然而作品又揭示了他可鄙、可笑的一面。他出韪叫匡超人做八股文，并
嘱咐他：“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为主，小生在世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要匡超人以文临别时还从自己的书架上捡几本八股文塞于匡超人包中。这些真实的细节描写使讽刺对象既可笑，又真实；使讽刺手法即辛辣，又深刻，做到了真实性和喜剧性的。
特征之二：悲剧性和喜剧性相结合
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从喜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悲剧”（《别林斯基论文学》）。作品中的喜剧性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某些悲剧性特点。悲喜结合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 迂腐老儒周进，读了几十年书，考了几十年，却屡试屡败，胡子都白了，还是个童生。因未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膝，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因未进学，当中过举人的王惠来学堂避雨时，更是曲意逢迎、低声下气，唯恐怠慢了贵客，给王惠准备丰盛的晚餐，而周进自己却是“一碟老茶叶，一壶热水”下饭。第二天，客人扬长而去，留下的是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使“昏头昏脑”的周进“扫了一早晨。”然而，周进尽管精神上一次次受到创伤，受尽了轻蔑和侮辱，他仍然按捺性子去支撑寻扭曲了的灵魂。以至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器，“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直器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当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
地上磕了几个头，说：“劳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何等低下的人格，多么庸俗的嘴脸，这就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丑恶形象。作者通过“周进撞号板”这个令人哑然失笑的行动，以悲喜结合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范进中举发疯同周进撞号板异曲同工，都是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产物。范进从二十岁参加考试，直到五十四岁才中个秀才，三十四年失败的辛酸，大半生受尽了人们的奚落，虽然感到前途渺茫，但他对功名的执拗追求却“始终如一”。他万没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当他看到高中举人的喜报，竟然喜极而“疯”：
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贴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之。京报连登黄甲。”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睛，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塌，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掐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
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从作者颇具匠心设计的“范进中举发疯”的典型情节中，充分展现了封建社会文人醉心举业的心理状态。屡试屡败给儒生们带来自卑感，虽然如此，受尽了社会奚落和生活的煎熬的周进和范进，为什么还对科举发此迷恋而不能自拔？小说作了生动的回答：如若考中，转眼间一步登天，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显亲扬名”。好些“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深刻揭露了“功名”与“富贵”的关系。此外，诸如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当女儿绝食而死，他不仅没有悲哀，反而“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用全部心血去教四岁的儿子学八股文，以使将来儿子得了功名，讨个“封诰”；马二先生游西湖，不是想喝茶吃东西，就是读墨卷，看请仙，拜御书，对西湖的秀丽景色一无兴趣。等等，这一切无不是令人拜会腹大笑的喜剧。同时它又是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使我们在大笑之余，认识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认识到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人的灵魂的腐蚀，如何使人愚昧无知和精神麻木的。它带给我们的是流着眼泪的笑。 特征之三：真实性和夸张性相结合。
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一个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个典型细节的刻画，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富有特征的事件
体现。否则，作品就会枯燥无味，形象模糊，不可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真实。《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截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夸张描写，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揭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
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严监生非常富有，但悭吝成性，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时，只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悭吝的性格使得严监生临死前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都围在床前不断发问：有说是两个人的；有说是两笔银子；有说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的。严监生听了，直是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了”。作者将情节放大，造成难解的迹，最后由他的妻赵氏将迹底揭开：
“爷，别人都说不相干，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职了。”说罢，心去挑掉一茎。
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我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
这个细节属于夸张，但它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受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地主，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
胡屠父是一个喜剧性人物，是一个市井之徒，《儒林
外史》通过范进中举前后的描写，突出了这个人自我矛盾的特点，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范进中举而发疯，众人商议要范进平日最怕的人“来打他一嘴巴”，吓一吓，“把痰吐了出来”，才能治好“疯”。最适当的人选当然要算岳父胡屠户了。可他“作难”道：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如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胡屠户在众人的怂恿下，喝了两碗酒，壮一壮胆，终于打了范进一嘴巴。……胡屠父“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
胡屠户这个平日里对范进吆五喝六、骂骂咧咧的人，此时因女婿中了举，“当了老爷”，一反昔日常态，瞻前顾后，不敢动手了。拍打人“十八层地狱”，昔日的“现世宝穷鬼”变成了今日的“贤婿老爷”。前后对照，典型细节真实的描写，胡屠户前倨后恭，趋炎附势的面孔跃然纸上。 《儒林外史》中类似这样的情节很多，如胡三公子买鸭前先拔下耳挖子戳戳脯上的肉，看肥不肥；象周进多年应试不中，参观贡院时，用头撞击号板；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用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
此外《儒林外史》还恰到好处地掌握讽刺的分寸，针对不同人物，进行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讽刺；并且能随着人物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进行讽刺。如周进和范进，中举前，生活艰难，处境困苦，作者虽然对他们作了一定的讽刺，但较多的是境困苦，作者虽然对他们作了一定的讽刺，便较多的是同情他们；中举后，做了官，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变，品质变坏，作者态度也随之改变，采取的是辛辣 嘲讽。总之，《儒林外史》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创造，把我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写出了这部“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
［ 作者：董希荣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740 更新时间：2005-4-8 文章录入：admin ］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中叶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它对封建社会揭露得深刻透彻，它的讽刺手法淋漓尽致，读过此书，使人“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惺园退士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它
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造，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儒林外史》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真实性结合起来。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以主观偏见去阉割对象的丰富内容。全书虽然以描写被否家人物、被否家现象为主要任务，但并不因为显露描写对象的喜剧性特征、突出它们的可笑的一面，而忽视对象的客观整体内容。在吴敬梓的笔下，讽刺对象的性格中往往包含有某些正面的因素，并不写成无恶不作的坏人；这些人物不少都有一个逐渐变坏的过程，因而使人物既可笑，又真实；使讽刺即辛辣，又深刻。例如马二先生，头脑迂腐，醉心举业，处处显示出可笑的喜剧性格。但他同时又有善良、富于同情心、慷慨仗义、急人之难的品格，他拿出全部积贮为蘧公孙解脱灾祸；他出资埋葬了假仙人洪憨仙；他送钱送衣资助流落他乡的匡超人。这些使人感到这位穷酸的马二先生，还有其可贵的品质。但是作者在写他的义举时，又揭示了他
可鄙、可笑的一面。他出题目叫匡超人做八股文，嘱咐匡超人以文章举业为重，以争取功名富贵来荣宗耀祖，显亲扬名，临别又从自己书架上检了几部八股文，塞在匡超人的被包里。作者就是通过这种真实、客观地描写十分平常的事件、场景，来塑造喜剧性形象，做到了喜剧性与真实性的结合。
其次，《儒林外史》还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使这部书不仅成为一部儒林丑史，而且成为一部儒林痛史。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从喜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悲剧”（《别林斯基论文学》）。他笔下的喜剧性人物都有某种悲剧性；周进走进贡院，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范进多年不中举，一中举反而发疯；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女儿死了，他大叫“死得好”，马二先生游西湖，除了吃六次茶，吃五次东西外，就是读墨卷，看请仙，拜御书，西湖的湖光山色，一点儿没有引起他的兴趣。这些都是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但是，在大笑之余，我们却看到了罪恶的科举制度和吃人的礼教，是怎样把人的灵魂腐蚀
毒化的。所以它又是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它给我们的是流着眼泪的笑。就是作者肯定的正面人物如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他们一本正经用古礼古乐祭泰伯祠的迂腐行为，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种以古礼乐助一助政教的幻想，也终归破灭，所以这也是他们的辛酸的悲剧。《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这两个特征，使它区别于历史上任何讽刺作品而独树一帜。
再次，对照法和夸张法的运用。
（1）它让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使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龌龊的行为，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将深藏于人物心灵深处的卑污揭示出来，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
范进与张静斋到高腰县打秋风，汤知县不在，只得暂住关帝庙。严贡生来拉关系，送来九个盘子，并且自夸说：“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正说着，他家的小厮来请他回去，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强圈别人猪的行动，否定了他自己“从不晓得占人
寸丝半粟的便宜”的谎言，造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不禁使人哑然失笑。
（2）作者往往让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态度，造成强烈对照，从而产生喜剧效果。
周进到薛家集任塾师，因为连秀才也不是的，所以请来陪客的秀才梅玖也不出迎，等周进进了堂屋，“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待到周进中了进士，当了官，他就朝周进的长生禄位牌叩头。前后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揭示了梅玖崇拜功名富贵的卑劣灵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骂范进是“尖嘴猴腮”。中了举以后，范进的外貌并未发生变化，而胡屠户却夸他的女婿是“方面大耳。”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揭示胡屠户的市侩心理，揭露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世俗习气。
（3）作者善于对人物的最富特征的细节进行夸张的描写，即把某种需要否家的东西延伸放大，以揭示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作者把严监生“伸着两个指头”的细节，通过否定大侄子、二侄子、奶奶的解释加以放大，造成难解的谜，最后由他的妾
赵氏把谜底揭出，从而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这个守财奴的形象跃然纸上。此外象胡三公子买鸭子前先拔下耳挖子戳戳脯上的肉，看肥不肥；胡屠户打了范进后手隐隐作疼，“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这种种典型细节的夸大描写，都突出了人物本质的某些方面。
《儒林外史》的语言在口语基础上提炼而成的白话，准确有力，简洁洗炼，含蓄风趣而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讽刺意味。人物语言也各有不同的身份和性格。
晚清学者蒋瑞藻指出：“长篇小说中，其完全白话之小说，予平生实未之见。其俗语、官话、文言较少者，似不得不推《儒林外史》为首屈一指”（《小说考证拾遗》）。钱玄同也说它是“国语的文学”，可作“中等学校模范国语读本”。说明其语言之纯净，为人称道。
例如第五回写吝啬鬼严监生对着他的妻舅王德、王仁批评他的大哥贡生：便是我也不好说，不瞒二位老舅，象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肘，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
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得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的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你说这事如何是好？这一大段话，侃侃而，如怨似诉，除了严监生自我暴露了守财奴性格外，同时也表现了严贡生的好吃懒做、只顾眼前的破落财主的本性。这种形象、简洁、个性化、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人物“现身纸上，声态并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运用对比映衬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在不经意中强化讽刺效果。例如，在描写胡屠户这个人物形象时，作品主要是通过他两次“贺喜”的对比，勾画出他的形象特征。第一次“贺喜”：当范进考中秀才时他来了，“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坐下便挖苦范进“现世宝”“穷鬼”，说范进中相公，是靠他“积了甚么德”，然后居高临下地教训范进，虽中了相公，不可在他这样“正经有脸面的人”面前“装大”，要立起“规矩”，不能有失“体统”。吃、喝加教训到日西时分才离去。临走的神态是“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
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第二次“贺喜”，是在范进中举发疯的时刻。听说女婿中举，立即带着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当众人要他打醒范进以治其疯病时，这个平日百般辱骂、讽刺女婿的他今日却犯难惶恐了：女婿中了举人，“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否则阎王要让下“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经过众人怂恿、劝说，他连喝两碗酒壮胆，才颤着手“打”了范进一下，却不敢再打第二下。范进醒来，胡屠户更怕了，“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而且“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他很懊悔打了“文曲星”。回家途中，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又高叫：“老爷回府了”。二次“贺喜”，态度前倨后恭，这样，通过鲜明的对比，就轻松地、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胡屠户庸俗势利的市侩小人嘴脸。
对篇中主要人物范进，文中通过他中举前后境遇和心态的变化，也进行了对比描写。中举前，范进是饥寒交迫，受尽人间白眼和嘲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去参加乡试，回来“家
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他不得不去集上卖鸡换米，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信。而当确认“中了”后，终于喜极而疯。然而毕竟中举了，马上一切都变了。醒来后的范进对平日惧怕的岳父胡屠户也不怕了，由先前称其“岳父”改呼为“老爹”；时常嘲弄他的众邻居、素不相识的张乡绅也都来套近乎了。范进“洗了脸”，开始接受众人的朝贺。立即，房子、田产、金钱、奴仆，不招自来。这样，通过前后生活境遇和心态的强烈对比，把范进醉心功名、灵魂卑劣的腐儒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
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2004-11-06)
《儒林外史》创作于清初以“八股文”取士制度对社会的毒害愈来愈深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其运用讽刺文学的手法，对古代社会的科举制度与礼教作了深刻的批评，在中国文学史上初次建立起来古典讽
刺文学的丰碑。
所谓“讽刺”的定义，应指作者以极深的道德感去责难邪恶、揭露愚行，目的在于阻遏并改进恶性的倾向，使社会革新。其取材的来源是社会上不合宜、不道德的行为，或人性的弱点。……《儒林外史》符合了这个定义。它以环绕在科举制度周围的官师、士子、山人、清客以及某些附从的市井小民为对象。作者所要讽刺的不是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它行之既久所产生的流弊。上述那批人物受到相当程度的污染毒害后，处处表现着矫饰、腐败的行为，醉心于制艺而忘记了正常合理的社会生活。最不幸的是这些人物及其言行又将成为人间道德的表率，而影响整个时代的风气。作者看出这个危机，于是根据亲身体验以及闻见所得，藉小说的功能，一方面委婉客观的把种种愚行显露出来；一方面则透过几位特定的角色，发挥他心目中正统儒家的思想。如此，愚行无所掩饰，而世风亦有矫治的办法。作者在这里流露了一种以温和与怜悯的笑意来纠正世俗的错误缺失的襟怀，比他在楔子里所写王冕的人品更具儒者关怀世情的志气。本书的讽刺意图于是有了正面的效用与价值。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在我国古代的文学讽刺艺术
史上可谓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通过本次《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学习我从《儒林外史》这部作品中发现了作者运用的众多讽刺艺术表现，这些讽刺大概体现这样几个方面：
（一）、首先说说作者在人物描写上所体现的讽刺艺术：
①、 作者从不孤立地写人物，其在写人物的行动和思想的时候，总是着眼于人物关系，着眼于他周围的环境条件，因而不仅能写出人物有什么样的思想行为，还能揭示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行为。他的讽刺是为抨击整个社会而发的，是喜剧性和悲剧性相结合的。
②、 将爱憎情感隐含在具体形象的艺术描写中，不是凭借抽象的说明，而是依靠人物自身的语言行动来表现。
（二）、其次谈谈作者灵活运用多种多样的讽刺手法：
①通过漫画式的外形描写，来表达作者的爱憎情感； ②以夸张之笔，突出人物的可笑可鄙之处； ③通过人物言行的自相矛盾揭露其虚伪可笑；
④运用对比手法进行讽刺；
⑤有意安排一种出人意料的细节或场面，让讽刺对象出洋相、杀风景；
⑥通过书中人物去奚落、嘲笑或捉弄讽刺对象。
（三）、最后谈谈作者在语言上为讽刺的服务：
作者在口语基础上提炼而成的白话，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讽刺意味。人物的语言也各有不同的身份和性格，这使得讽刺的艺术更能被大众简单的看出，使得讽刺的效果更加的明显。
由上面的一系列介绍我们可以看出来，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讽刺手法的运用是对中国小说发展的一大杰出贡献。通过一个阶段的学习，我本人感觉在文学历史上《儒林外史》这部作品有如下的一些贡献：
首先，《儒林外史》对讽刺艺术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儒林群丑可笑的喜剧表面去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意蕴。以范进为例，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八股制艺如何摧残了士人的心灵，造成他们人格的堕落，作者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
其次，在以喜写悲这个主导倾向的规定下，作者将其讽刺艺术的天才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地，主要手法有：
①、以对比手法展示人物前后行为矛盾，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的态度。
②、以白描手法精心刻画人物行动。如严监生临死前还念念不忘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
③、借用人物自己言行之间的矛盾，如严监贡正在表白自己从不占别人便宜，突然小厮进来，报告早上关起别人的猪人家找上门来等等。
总之，《儒林外史》这部作品达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书中的讽刺极具特色。作者爱憎明确，态度严肃，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程度，对不同的人物进行讽刺。如对严监生兄弟是强烈的憎恨，无情的鞭挞；对王玉辉是又怜悯，又批评；对马二先生是又嘲讽，又同情，均各取得了准确有力的讽刺效果。
四、黑暗王国的一面镜子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部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小说通过鲜明、生动的形象，从
揭露作为上层建筑的科举制度的罪恶入手,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会末期各种知识分子热衷功名、利欲熏心的肮脏灵魂，无情鞭笞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贪赃枉法；豪绅地主的专横暴虐、贪吝刻薄，辛辣地讽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无情。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一面晶莹透亮的镜子，它从腐朽的科举制度这一角度，照出了中国封建末世黑暗王国的全貌。”（王俊年）
《儒林外史》的中心思想在于抨击科举制度，深刻揭露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种种罪恶。科举制度开创于隋唐，唐朝时分秀才、明经、进士等八科，主要考诗、赋或儒家经典，成绩优秀者举用为官，这种考试制度和选拔人才的制度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据门第、身份得官的九品中正制相比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可是，到了明代，只设进士一科，而且变为主要考八股文，八股文的特点是，题目限于四书五经以内的文句，考生作文章阐释经义的时候，只能依照题目的意思，摹仿古人的语气。“代圣人立言”，不许自我发挥，更不能联系当前政事，只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以朱熹的注疏为准绳，文章格式有非常刻板的规定，一篇里有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
束股等。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指出：“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坑儒）”。由于明代科举考试演变为取士的唯一途径，“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因此,八股作文法对于控制文人思想,使之程式化、教条化起到恶劣的作用。《儒林外史》作者怀着极度憎恶、沉痛的心情，操起锋利的匕首,投向八股科举这个封建制度的毒瘤。在第一回“敷陈大义”、“隐括全文”之后，第二回，作者就塑造了周进这样一个被科举等级制度压扁而又如醉如痴追求功名的腐儒形象。明清科举制度规定，读书的人,先应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知府主持的府试，及格的称“童生”，再应本省学政（宗师）主持的院试，及格的便算“进学”、称“生员”，即秀才。当了秀才，就可以参加全省性的乡试，由皇帝钦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每三年一次。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乡试的第二年，举人在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全国性的会试和皇帝主持的殿试,考中的分一、二、三甲（等）。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按次称“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的赐“进士出身”，三甲的赐“同进士出身”。统称“进士”。
封建统治者就根据这些不同等级的考试选取“人才”，分派大小不同的官职。这样科举考试就和升官发财直接联系了起来。封建统治者竭力提倡八股制艺，用它来禁锢思想、束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看清了它是走进官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就拼命追逐。周进、范进为举业发疯发痴；马二先生为了宣传时文奔走一生,鲁编修为入赘的女婿不精于八股而“忧愁抑郁”。八股祸害还殃及女子和小孩。鲁小姐在她父亲的熏陶下，也时刻监督丈夫课读。她见夫无望，又盼子成龙。小儿子刚满四岁，就“每日拘着他在房里讲‘四书’，读文章”；“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八股作为没落封建制度的产物，本身也充满了腐朽性，为了应付考试，读书人只读“四书五经”等几部经书，有的甚至连这些也不全读，只把经书中有可能提出的题目，请别人先做好文章，事前背熟，然后去考。而且考试作弊的现象也很多,在考场里，“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有的甚至“推着出恭”,在土墙上“挖洞”，“伸手到外头去接文章”。考官则私受人情，贿买替考。这样科举选拔出来的是没有真才
实学的庸人，像范进甚至连苏轼是哪个朝代的人都不知道。八股科举使一代青年蜕化堕落。
小说还揭露了虚伪吃人的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程朱理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内容，八股取士制度则是推行程朱理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工具。吴敬梓把反科举制度和反程朱理学、反封建礼教结合起来。他从维护传统的“孝”、“悌”观念出发，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范进的母亲因为儿子中举喜极而过世。范进为母亲的死日日追荐，忙了七七四十九天。张静斋拉他到汤知县家打秋风，吃饭的时候，范进为了表示自己“居丧尽礼”,坚决不肯使用摆在前面的银镶杯箸,只好换了白颜色的竹箸,汤知县正着急“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忽然看见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心才放下来。不用象牙筷子，却吃荤，揭露出范进这一“孝子”“克尽孝道”的虚伪做作。
王玉辉是一个受理学毒害极深而几乎丧失了人的一般常性的迂拙夫子。他的大女儿早已“守节在家里”，三女儿“出阁不上一年多”,也死了
丈夫。她“哭得天愁地惨”，要“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公婆两个听了反复好语相安慰，王玉辉不仅不加阻止，反而劝导三女的公婆“亲家，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并鼓励自己的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八天以后，三女终于绝食而死。她母亲“伤心惨目，痛入心脾”，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则“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王玉辉不近情理的言论举动，正是宋明以来大量“节妇烈女”的现实写照。然而，王玉辉也终究不是野兽，当他的三女的神主被送入烈女祠举行公祭时，大家盛赞他生了“这样好女儿”，他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想出去散心，到了苏州虎丘，“见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秉持公心，指擿时弊”，剥开了清代“太平盛世”的外衣，使人们看清楚了它的腐朽和丑恶，在批判揭露的同时，
也对苦难深重的劳动人民表示自己的同情。在地主、官府残酷压迫下的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小说中没有集中描写，但很多地方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了这个问题。如《儒林外史》第一回讲到“只见许多男女啼啼哭哭，在街上过。也有挑着锅的，也有篾担内挑着孩子的，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褴褛。过去一阵。又是一阵，把街上都塞满了。”问其所以“都是黄河沿上的州县，被河水决了”，“官府又不管，只得四散觅食。”第三十一回，写杨裁缝在南京死了母亲，无钱收殓，“双膝跪下”，“放声大哭”，磕头向人乞讨。第二十五回,修补乐器的倪霜峰，“只因衣食欠缺”，流着泪忍痛把死剩的五个儿子，一个个都卖给人家。
关于《儒林外史》一书的主题，有“功名富贵”说，“穷极文士情态”说，“反科举”说，“文化反思”说等多种说法，也正是作者揭露讽刺的深刻性决定了其主题思想的多重性。、
五、卓越的艺术成就
１、杰出的讽刺艺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简括地论述了中国讽刺小说的渊源和发展。
并认为《儒林外史》“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将讽刺艺术发展到了新的境界。黑格尔认为：讽刺“产生于一种高尚的精神和道德的情操无法在一个罪恶和愚蠢的世界里实现它的自觉的理想，于是，带着一腔火热的愤怒或是微妙的巧智和冷酷辛辣的语调去反对当前的事物，对和他的关于道德与真理的抽象的概念起直接冲突的那个世界不是痛恨，就是鄙视。”吴敬梓的创作直接受到《史记》秉持公心的实录精神与委婉曲折的讽刺手法的影响。首先,小说的讽刺对象是写实的，讽刺描写是真实的。《儒林外史》讽刺的种种丑恶的人物和事情,都是当时社会实际存在的事实,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中谈到：“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吴敬梓深刻的写出了讽刺客体的丰富的性格特征、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它们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真实地展示出儒林阶层人物性格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享受。让人“既笑得浑身颤抖，而又止不住眼泪直往上涌。”严监生作为吝啬鬼形象，可与世界文学名著中的葛朗台相媲美。这个有十多万银子的大地主，临死时，
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后来妻子赵氏将灯盏里的两根灯草挑掉一根，严监生“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其次，《儒林外史》中的讽刺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者将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集中在同一人物的身上，使讽刺对象处于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如第二十回写匡超人吹嘘自己是一个有名的选家。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反驳说：“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红着脸说：“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匡超人得意忘形地吹嘘不想露了马脚。严贡生恐吓诈骗，无恶不作，却偏
要把自己说成是“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便宜”的大好人。就在他自吹自擂的时候，小厮跑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正如卧闲草堂本评点者所批：“才说不占人寸丝半粟便宜，家中已经关了人一口猪，令闻者不繁言而已解。”严贡生“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落得受人嘲笑的结局。 另外，枝节横生，风波突起，故意破坏欢乐和谐的场面，使它大煞风景，也是《儒林外史》的一种讽刺手法。第十回写蘧公孙玉鲁小姐结婚，张灯结彩，摆酒唱戏，大家正酒酣耳热之际，“忽然乒乓一声响，屋梁上掉下一件东西来，不左不右，不上不下，端端正正掉在燕窝碗里，将碗打翻„„原来是一个老鼠从梁上走滑了脚,掉将下来。那老鼠掉在滚热的汤里，吓了一惊，把碗跳翻，爬起就从新郎官身上跳了下去，把簇新的的大红缎补服都弄油了。众人都失了色„„”一个小插曲把锣鼓喧腾的喜气场面破坏了，具有含蓄的讽刺意味。
２、独到的结构艺术。《儒林外史》是对百年知识分子厄运进行反思和探索的小说，它把几
代知识分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鲁迅）的独特形式，对这种结构的评价长期以来是有分歧的。例如胡适就认为：“《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有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构的小说体裁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近代的《官场现形记》、《孽海花》、《老残游记》等小说都是袭用这种体裁。后来吴组缃先生提出“连环短篇说”不再指责其结构“松懈”，而是以之为“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近年来，杨义在《〈儒林外史〉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江淮论坛1995、2-3）一文中提出“叶子结构说”。他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形态“有点类乎我国唐宋旧籍装帧形制中的‘叶子’”，“也称‘旋风装’，以长篇之纸反复折叠，有若原、正、反、推的文章理路一样，往复回旋，是相当严谨而舒展自如的。”张锦池提出“纪传性结构形态”说，指出“《儒
林外史》在结构上既具有‘纪’的特点，又具有‘传’的特点。前者表现为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书中重要事件予以编年，这是暗写；后者表现为以‘功名富贵’为思想线索将书中众多人物传记勾连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是明写。”
小说出了“楔子”和结尾外，全书主体可分为三个部分。的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第三十回止，主要描写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以二进（周进、范进）、二王（王德、王仁）、二严（严贡生、严监生）等人为代表，以莺脰湖、西子湖、莫愁湖聚会为中心，暴露科举制度下文士的的痴迷、愚昧和攀附权贵、附庸风雅，展现社会的腐败和堕落。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止，是理想文士的探求，重点写了三个中心：祭修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塑造了杜少卿等一批真儒名贤的形象。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至五十五回，描写真儒理想破灭，以“四大奇人”展示作者对未来的呼唤。
《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显然受了《水浒》等作品的影响。虽然全书没有中心人物，内容不
够集中，故事情节发展不够完整，人物性格发展不够充分，但是小说的情节布局、故事的安排连缀还是时见作者的匠心。
３、鲜明的文学语言。作者善于运用简洁的语言准确地勾勒出各种人物的形象和他们活动的环境、背景。语言个性化、口语化，具有较高的艺术性。
六、地位与影响
《儒林外史》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作品。首先，它以知识分子为题材，没有传奇性，也没有脂粉味，就有开创性。第二，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批判精神,“烛幽索隐，物无遁形”的描写功力，“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美学风格，奠定了讽刺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第三，小说写实的创作精神，拓展了小说视野，完成了古典小说以英雄为主角、非奇不传的古典主义到以凡人为主角、描写世俗的现实主义的彻底转变。第四，文学样式为真正的创作小说。
《儒林外史》对后代小说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小说的批判精神，结构章法都对晚清谴责小说有重要影响。《儒林外史》对鲁迅的小说创作也有很大影响。目前，《儒林外史》有英、德、俄、日等译本，外国学者评论其：“全书充满浓郁的人情味，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史杰作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