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唯物史观与唯意志论的争论
二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各种思潮间的争论与斗争此伏彼起，唯物史观是最具争议的对象之一。单就学术思想领域而言，唯物史观理论所遭受的批评或攻击也是一波连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
1920年，梁启超从战后的欧洲游历归来，发表《欧游心影录》。在此书中，梁启超反思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认为一战的灾难根源是由于近代以来欧洲人过分相信科学万能，拼命发展科学，发展工业，追求物质文明所致。他认为，我们祖宗始终走的是一条精神文明之路，就是鄙视外物，注重内心修养。一战的灾难证明：科学破产，物质文明破产。 梁启超说，近代科学的进步给唯心论哲学以沉重的打击，唯物论取得了胜利，“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之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他认为，这种机械论的人生观，否定了意志自由，是一种命定论，否定了道德责任，造成了“弱肉强食”的“抢面包吃”的社会，结果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说“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他在大声号召中国青年，“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梁启超的这番议论，得到张君劢等人响应。张君劢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而“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他从“精神与物质”“男女之爱”“个人与社会”“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四个方面对比中西，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精神文明”处处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张君劢把科学归为物质文明，把人生观归结为精神文明范畴。他说，科学有一定统一的原则和原理，而人生观则不同，“天下古今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也”。“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
梁启超、张君劢思想的实质是柏格森的的唯意志主义，是对唯物史观物质决定论强烈挑战。
1920年9月，梁启超在《改造》发刊词上说，不良制度是不良思想所维持的，因此，“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张君劢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一文中说“精神方面的思想不解放，道德不改造，那物质方面的组织是不能改造的”。1923年梁启超出版《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说，唯物史观、功利主义等学说，均不能解决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只有儒家学说才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复辙，不至于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张东荪提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此区区一语中，而历史之真理已描写尽净”。在梁启超等看来，社会现象与物质现象不同，它们为自由意志支配，《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9—237页。 1 蔡尚思主编：
《在清华的演讲稿——人生观》，《清华周刊》，第272期1923年2月14日。 2 张君劢：
《中国文化史》，第3编第19章，969页引粱启超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 柳诒徵：
《人生观之论战﹒序》，1923年12月18日． 4 张君劢：4321
不像物质现象有因果律可循，社会变化是无规律的，不能预测的，故决非科学所能解决。由人生观延伸开去，张君劢认为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思想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臆想。他质疑说，遵照唯物史观的原则，由于生产力的进化，资本主义之崩坏为不可逃之数，然而“资本主义之成熟，英德远在俄上，何以德之革命成绩，反居俄后乎?
梁启超等人的“西方物质文明破产论”，还得到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的呼应。
作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认为，“生活就是‘相续’”，是“在某范围内的‘事的相续’”。至于“事”是什么？梁漱溟解释说，“凡刹那间之一感觉或一念，皆为一问一答的‘事’”。梁漱溟的“事”，不是客观事物，也不是人的行为，而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活动，是一种所谓的“意欲”，他认为“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
1920年8月，梁漱溟在济南教育会上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梁漱溟指出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他说：“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思斯’与‘德澳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所以西方文化贡献了科学与民主。“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所以互以对方为重、形成伦理本位的社会，即中国文化向世界贡献了儒家道德和理想。“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所以古印度人向人类贡献了佛教。梁漱溟分析说，西方文化“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即走中国文化的道。
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唯物史观提出质疑的首推历史学家朱谦之。1926年朱谦之出版《历史哲学》一书，书中有多次对唯物史提出多方面的责难。
首先，朱谦之把唯物史观阐释为历史的经济解释，认为与经济相比，人的本能是历史的终极动力。朱谦之指出解释历史有多种方法，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政治的、法律的以及科学的等多种，经济只是其中一个角度，历史的经济解释并不是终极的。那么何为历史终极动力呢？在他看来，人的本能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他说：“我们知道，种种制度都是由人的本能造成的，以人的本能造成的。所以当我们去找历史进化的原动力的时候，是以人的本能为这个最综合的要素。因为人的本能是主持生命的力，是最会变的东西，所以还是人的本能发生变化，而后经济以及其他制度才跟着变化”。
其次，朱谦之批评唯物史观的为社会组织进化论，认为是马克思错误地把物理的法则硬用到社会进化上去。他说，人的历史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因此社会进化也是有目的性的。社会的进化是人们在某个理想的目标下，经过人类的努力才发生的，不存在自然发生的机械进化过程，他说：马克思“把历史上的现象，都拉在一个轨道上，好是好极了，只可惜太偏于非人类的元素，结果把人变成‘非人’，把人类的历史也变成非人的历史了”。马克思这种社会组织进化的法则“只是极粗笨的物理法则．把他来说明社会迟钝不109 8765
《人生观之论战﹒序》，1923年12月18日． 5 张君劢：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河北教育出版1996年，第48—49页。 6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34页。 7 梁漱溟：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65页。 8 梁漱溟：
《历史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版，第183页。 9 朱谦之：
《历史哲学》，上海泰东书局1926年版，第138页。 10 朱谦之：
进的移行是可以的，至于社会进化这回事，那就绝对不可能”。朱谦之的结论是，唯物史观“是算不了什么的”，是“非科学的”。他认为恩格斯高度赞赏马克思发明唯物史观的功绩是“过分赞赏的话，实在不值得”。
无论是梁启超、张君劢，还是梁漱溟、朱谦之等人，他们共同特点是否定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否定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理论。他们认为“一战的惨祸”标志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同时认为东方（中国）的“精神文明”将拯救世界，拯救西方文化。梁启超说，欧洲近百年始终处于一种不自然的病态中，“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梁漱溟则补充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也不过是“沿着西洋故撤走出来”的物欲文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是“以暴易暴”；唯物史观“极为浅薄，决不足以应今后时代之新要求”。总之，现代社会的痼疾，“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
1921年《东方杂志》刊登的化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近辩论》一文，文中引证罗素的话写道：“决定一时代或一民族的政治和信仰，经济的原因是很重要的，但是把一切非经济的原因一概不顾，只以经济的原因，断定一切的命运，而以为一无错误，这个我却有些不信呢”。徐六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原理》一文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唯物史观的谬误，并不是在它的列论有何错误，乃在于它有所遗漏而不曾论列，即重物质要素，把精神要素忘了”。
在整个二十年代，信仰唯物史观一元论的学者是占少数，学术界充斥着各种唯心论、多元论的历史观，因此唯物史观受到多重围攻，其中焦点集中在“物质一元论”和“历史规律观”。
面对争议或攻击，唯物史观学者也给予了正面的回击。陈独秀在回击“玄学鬼”张君劢等人的“思想是事实之母”的观点时指出：张君劢等人“在社会动象中，只看见思想演变成事实这后一段过程，而忘记了造成思想背景的事实这前一段过程，这本是各派唯心论之共同的中心错误。他们只看见社会上一种新制度改革之前，都有一种新思想为之前驱，因此便短视地断定思想为事实之母；他们看不见各种新思想都有各种事实为他所现的背景，决非无因而生。第一先有了物质的世界这个事实，第二才有能思想的人这个事实，第三又有了思想的对象这个事实，然后思想才会发生，思想明明是这些事实的底儿孙，如何倒果为因，说思想是事实之母？”陈独秀这一分析比较深刻的，他揭示出张君劢的唯心论认识的根源，同时也指出了物质与思想之间的转化关系，对张君劢的批判是切中了要害。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批驳了胡适等人心物二元论的思想误区，他指出，胡适的心物二元论乃是唯心论的一种变种。“唯物史观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在人类社会，自然以经济（即生产方法）为骨干”。但是，这决不是说唯物史观“不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历史哲学》，第129—130页。 11 朱谦之：
《历史哲学》，第43页。 12 朱谦之：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76页。 13 梁启超：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河北教育出版1996年，第184页。 14 梁漱溟：
《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 15 梁启超：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第876页。 16 梁启超：
《马克思主义的最近辩论》，《东方杂志》18卷第6号。 17 化鲁：
《基尔特社会主义原理》，《东方杂志》第18卷第22号。 18 徐六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出版1984年版，第490页。 19 陈独秀：[***********]
象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而非基础之本身”。这就是说，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的范围内，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否认人的努力和天才的活动，只是说它不能和经济立在同等的地位。陈独秀明确表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我们现在要请问丁在君先生和胡适之先生，相信‘唯物的历史观’为完全真理呢？还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张君劢等类人所主张的唯心观能够超科学而存在？”
针对梁漱溟用“意欲”来解释“生活”“文化”，将东西方文化差别绝对化的观点。杨明斋指出，文化来源于生活，“离开社会生活的实事讲文化，犹之于离开人的生理谈心境”，梁漱溟用意欲不同来解释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不同，是“梁君的主观的观念太深之故的主张”，人类的意欲并不是人类生活的根本，更不是产生文化的本因。“人类生活的根本，原来就是那些养生的物质，意欲是人类生理这要求藉神经系的一种表现，”意欲是“受自然及物质支配的”。
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参与了东西文化的讨论，这次争论的意义不在于批判或驳倒东方文化派，而在于表达了基于唯物史观的新的文化观，在当时颇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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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适之》，《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20 陈独秀：
《科学与人生观》序，《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228页。 21 陈独秀：
《评中西文化观》，北京印刷局1924年版，第10页、第14页。 22 杨明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