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仲泉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8年02期
胡锦涛总书记发表的“6·25”讲话再次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号召全党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纪念《实践论》、《矛盾论》发表70周年之际，我想就这“两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关系谈点看法。
一、毛泽东的“两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8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从实践层面言，是探索到两条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一是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理论层面言，反映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是形成二大理论成果，一是作为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二是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鲜明地突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分简捷地说明了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理论创新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理论概括的源头上讲，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里，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十三大在概括我们党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时，对探索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理论上的概括，已使用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之后，尽管十四大和十五大是将此概括用来说明邓小平理论的，但在那时这两者是等值的。从近30年来一个又一个伟大理论成果的关系看，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创理论，此后的一个个新的理论都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完全可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言以蔽之。胡锦涛总书记“6·25讲话”开宗明义地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主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从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形态而言，它与毛泽东思想一样，其世界观与方法论、其哲学基础，一般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殊地说，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哲学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
为什么强调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哲学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呢？我对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的关系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发展，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的邓小平，虽然也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他所用的哲学基本概念、范畴来自毛泽东；分析问题的哲学思路与毛泽东一脉相承；其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和主要方面，没有超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大框架。事实上，就连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科学称谓的初始表达方式，也是毛泽东式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p.3)；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p.63)就此而言，在哲学理论上，邓小平哲学与毛泽东哲学同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主要载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当代中国历史发展提出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创造一个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哲学体系，而是要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来解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总结历史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如邓小平本人所言：“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2](p.300)邓小平的这个说法，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来讲，现在的实践已经远远超出当初讲这个问题时的情况；但是，若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实际情况看，它却仍然适用。据此，我认为在哲学理论上，邓小平哲学还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那么，邓小平在创立邓小平理论过程中，难道对毛泽东哲学就没有发展吗？不。上面讲的是两人哲学关系的一个方面。他们哲学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邓小平哲学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又一个应用发展阶段。这就是说，邓小平哲学是在应用中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显示出了鲜明的阶段性。这个说法是否贬低了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否。哲学理论与哲学应用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只是研究的对象、解决的任务不一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哲学的任务，是在哲学上反思过去的历史教训，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好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哲学就是在这个应用的实践中，实现了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不仅历史的发展构成了一个新阶段，而且邓小平哲学本身也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应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还要指出的是，讲两者是同属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即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其哲学的概念、思路都基本相同，并不是说它们的内涵都一样。就所使用的一些哲学概念、范畴的内涵，以及在一些哲学概念、范畴关系的认识上，或哲学思考的侧重点上，两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正因为有这方面的区别，邓小平哲学在应用发展上显示出与毛泽东哲学有相异一面的阶段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逻辑分析，我又有一个看法：不仅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延伸而言，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从根本上说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而且邓小平后的其他领导人的哲学思想实际上可作同样延伸，“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理论的哲学基础也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也就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又一个指导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这个论断，乍听起来，不易理解，沉思一想，无甚奇怪；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衍生理论，自然应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为其哲学基础。事实上，近30年来，不断走上领导岗位的中央领导人，尽管获得了很多现代哲学知识，但所处的大环境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和爱好为转移的，因而就其所受的哲学教育而言，最直接的还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经常去请教释惑的和运用最多的，还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这样讲一个又一个的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那么怎样说明与它不断发展的党的指导思想的关系呢？我以为，这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党的指导思想是政治理论，许多具体结论会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而哲学作为研究世界根本规律的基础科学会比较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和很大的普遍性，也会比较稳定。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载体，是认识和改造中国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毛泽东哲学内有偏颇的某些观点，但在总体上不失为科学的哲学理论)，是根据中国革命经验对最基本的哲学规律的阐发，其“管用”的历史跨度时间会长些，比毛泽东的许多政治理论要稳定得多，不会在短时间丧失其真理性。这里无须有线性的对应关系。我以为，不能因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不断增加，就去生硬地“制造”出与之相对应的哲学理论体系。政治理论与哲学基础的这种不对称关系，如果要讲“中国特色”的话，也算是“中国特色”吧！
讲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什么要突出“两论”呢？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因为“两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代表。同时，它也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实现历史性飞跃的主要载体，即由应用哲学到理论哲学、由此前具有某些哲学思想到建构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和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飞跃的主要代表作。认识论和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
二、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山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应用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经济发展方针的三大拨乱反正，实现了由“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的转变、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和由僵化封闭到改革开放的转变。在三大转变过程中，创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由此探索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我看来，邓小平高擎实践认识论开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犹如新的愚公移山，因此，我将邓小平这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门的“三板斧”定名为“开山斧”。
近30年来，党是怎样用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山斧”去披荆斩棘，开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呢？
(一)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和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内涵的丰富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迫切要求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冤假错案平反，让被打倒的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这些要求被当时的主要领导以“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加以拒绝。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这就出现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本来这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已阐明了的问题。在延安整风期间，“实事求是”事实上已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1963年11月，毛泽东在修改一篇文章时还亲笔加写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语，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作了最明确的表述。但是，随着指导思想“左”的错误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制造的个人崇拜达到极致，致使人们思想混乱、是非错位。
怎样来纠正这样的错误？还是要用毛泽东的实践论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邓小平坚决主张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多次表示：要“准确的完整的”对待毛泽东思想；“两个凡是”不行。他在1978年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2](p.119)随后在被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他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2](p.143)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重新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精辟的表述。他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2](p.278)
邓小平在用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同时，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内涵。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提升了“实事求是”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他从三个层面论述了这个问题。(1)从毛泽东哲学思想层面，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2)从毛泽东思想层面，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主席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2](p.126)(3)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层面，认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因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1](p.382)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统统归结为“实事求是”，从而将“实事求是”提升到过去从未有过的高度。他这样看重“实事求是”，并在“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p.382)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邓小平没有去创造一个有别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哲学体系，他的哲学思想仍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
二是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联在一起，丰富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内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个概念，原本都是毛泽东提出的，但却没有把两者联在一起，对解放思想也没有进行科学定义。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禁锢，面对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我们国家进入新时期面临的新情况新任务，十分强调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他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的那个主题报告的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前面提到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讲话中，他界定解放思想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p.279)随后，在一些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2](p.364)“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1](p.260)这样，邓小平对解放思想的界定，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了。这就是说，他将解放思想作为实事求是的动态表现形式来认识，说明它们不是两个东西，而是同一个认识过程的不同视角。根据邓小平对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关系的论述，十四大报告讲到党在新时期的思想路线的内涵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表述丰富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内涵。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面对时代环境的快速变化，一方面，更强调“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对思想路线的表述还是坚持毛泽东讲的核心内容。2002年4月，江泽民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随后的“十六大”报告也说：“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3](p.12)但是，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在讲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要求时却是这样表述的：“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段文字，虽在标题上加了“与时俱进”一语，但讲“党的思想路线”内容时仍是十二大党章的表述，一个字没有改。此前三次党代会修改的党章也是这样。这种处理方式，在我看来，一是要使党章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二是在阐发思想路线时可丰富它的内涵。这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体现，也说明实践论思想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二)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立和丰富
正确认识国情，这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也是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根本基础。但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间，党不断犯“左”的错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对基本国情作了错误判断，对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缺乏正确把握。如邓小平指出的：“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p.269)
随着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直面国家的政治动荡、经济滞后的现实状况，还是坚持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实现了政治路线最根本的拨乱反正。随着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曲折发展经验教训的进一步反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又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两个方面，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这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p.252)十三大阐发邓小平的思想，对我国国情进行全面、深刻的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形态，而是立足于我国已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一个特殊阶段。如十三大指出的：这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要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任务。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这是一个逐步摆脱贫穷和落后，由农业国变工业国，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初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据此，十三大明确概括和展开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10年之后，党的十五大在进一步总结建国近半个世纪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近2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认为必须对我们国家所处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因而要强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五大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遵循的是毛泽东的“从实际出发”的实践认识论。报告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这个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任务。据此，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作了新的界定，论述了这个阶段的总体特征，以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发展的特征，丰富了这个理论的内容。为了正确把握和全面贯彻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五大还依照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论的思路，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丰富了党的基本路线内容。
2007年2月，温家宝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与两大任务和两大改革，也是从深刻认识国情和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出发来立论的，指出：这是我们党提出科学理论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这也说明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三)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进行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同时，作出实行改革的新决策，开始了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这是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拨乱反正。
怎样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经验，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就是所谓“猫论”和“摸论”。所谓“猫论”，是他在1962年7月讲农村怎样克服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时说的。针对一些地方提出能否实行包产到户，他表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引用了刘伯承常讲的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此后，这就被看成邓小平的“猫论”，在他被打倒的那段时间曾作为错误观点遭到批判。拨乱反正后，“猫论”不仅被恢复名誉，而且成为改革开放的一个事实上的指导思想。所谓“摸论”，是邓小平、陈云都讲过的“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早在1951年9月初对进军西藏的第18军领导布置进藏工作时，指示说：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应该紧紧抓住一个“稳”字。一切问题的处理必须稳步前进。就是说，要摸着石头过河，不要事事都想一下搞出伟大的成绩来。[4](p.48)这个思想被国务院写进了正式文件，1981年10月国务院在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说：“实行经济责任制，目前还处在探索阶段，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领导，要摸着石头过河，水深水浅还不很清楚，要走一步看一步，两只脚搞得平衡一点，走错了收回来重走，不要摔到水里去。这样才能使经济责任制健康地向前发展。”[5](p.1636)
在我看来，“猫论”和“摸论”实际上都是实践认识论的具体运用，没有什么错。这里讲的是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摸索，是“很朴实的真理”。这与什么“实用主义”、“不要理论指导”之类不沾边。所以，邓小平表示，讲他有“猫论”，他不收回。陈云也说：“有人在报上批评‘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得摸着石头过。‘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我没有放弃。”[5](p.178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这样依据实践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先在农村允许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后来完善普遍定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说得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他们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农村的面貌就改变了。“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p.382)“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1](pp.283-239)如果说“摸论”，邓小平的这番话不就是典型的“摸论”——实践论的思想方法吗？！
再看对外开放，也是这样一曲“摸论”加“猫论”的变奏交响乐。怎么对外开放，打开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与外界隔绝、孤立状态？在拨乱反正、转变观念之后，那就是迅速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学习和借鉴各种不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经验。仅1978年这一年，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中央领导，就有13位、21次率团，出访51个国家。其中邓小平本人先后4次出访8个国家。邓小平到了日本，感到开了眼界，坐了新干线，一个“快”字了得，更加坚定了对外开放、学习人家先进经验、加速发展自己的思想。他对出访西欧的领导人交代说：详细地作一番调查研究，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6](p.191)这一年，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签订了22个成套引进项目的合同，包括上海宝山钢铁厂成套设备的引进。也正是在这一年大量组团到国外和港澳地区考察的启发下，广东省的党政领导在1979年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珠海、汕头试办出口特区的建议。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表示：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5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市试办经济特区。随后，中央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到上个世纪9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和内陆开放城市——沿边开放城市”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在幅员辽阔的神州大地，一个辐射东、西、南、北、中的立体开放网络体系逐渐形成。随着“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升。曾几何时，一个闭关自守的贸易弱国，只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一跃成为名列世界前茅的贸易大国。
这个巨大的变化，从哲学的指导思想而言，可以说就是曾被讥讽为“摸论”和“猫论”——实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的实践论的丰硕成果。
三、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解剖刀”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按照传统说法是三大规律加一系列范畴。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是全面的，但其最突出的贡献是在《矛盾论》等论著中，深刻地论述了作为唯物辩证法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对于客观事物进行研究的矛盾论系统，创立了独特的矛盾分析方法。毛泽东本人非常看重这个方法。他在1941年10月作思想方法问题报告时强调：对一切都要加以分析，这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法。我们的同志在观察与处理问题时，常常只看到一面，而把其他多方面丢掉。要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唯物主义，从客观的物质条件出发，看现实的各方面，就不能只把一面当全面，而必须找出矛盾的对立，这就叫分析。在1943年10月的讲话中，他再次强调：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的巨大成果。
为什么说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解剖刀”呢？这是因为矛盾分析法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研究对立的事物怎样能够同一，又在怎样的条件之下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简单地说，它既要一分为二、一分为三、一分为多；同时又能合二为一、合三为一、合多为一。“解剖刀”，就干这种分析、解剖和综合、统一之事。所以，以矛盾分析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解剖刀”名之。这里，着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具体理论是怎样被创立的来加以说明。
(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加以“解剖”，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毛泽东十分欣赏邓小平，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邓小平讲辩证法，思想方法正确。邓小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以后，他经常强调这个说法。毛泽东对这句话非常赞赏，多次在党内加以倡导。在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讲话结束时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7](pp.361-362)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创造性地运用辩证法，披荆斩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一个又一个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最具特色的首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长期以来，市场经济被天然地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但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计划经济的“利”日益萎缩，“弊”越来越凸显。相反，资本主义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危机之后，市场经济机制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愈益显现。这不断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反思。但在我们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市场经济”四字是不能作为褒词见诸报端的。
邓小平的伟大正在这里。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在默默地思索和探讨这个问题。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能否实行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一直有激烈争论，他很关注这些争论，广泛了解国内外的政治经济信息，不断地从世界眼光和战略高度来提出问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始，他一再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1](pp.148-149)；“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1](p.364)；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1](p.203)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再次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且指出：社会主义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p.373)。党的十四大在充分学习和讨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后，完全赞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抉择，从而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始创立起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能够诞生的关键，是邓小平表现的大智大勇。没有“南方谈话”，这个理论是难以呱呱落地于中华神州的。邓小平何以表现出这样的大智大勇？最根本的是他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法这柄“解剖刀”，硬是把市场经济这种运行机制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剥离出来。他认为，市场经济不是天然地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从哲学上讲，按照矛盾论来分析，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或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为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两个方面。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事物也可以作这样的解剖，将其分解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或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其中，“市场经济”是普遍性，资本主义是“个别”、“特殊性”。决定事物根本性质的是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是个别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是什么？说白了，无论市场还是计划，都属于发展生产力的方法，配置资源的手段。其本身不存在姓什么的问题，跟谁结合就跟谁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姓“资”，不是采用市场经济这种运行机制本身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起的决定性作用(产生“市场经济”姓“资”这种固定观念，也有历史渊源。因为“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长期与资本主义制度紧紧地捆在一起，一直为资本主义发展生产服务。不运用矛盾分析法，是很难认识这个问题的)。邓小平拿起了这柄“解剖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了一般人难以作的“剥离”工作，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让它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嫁接给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从而改姓“社”。这样，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上未曾有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解了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一个长期困扰多少英雄豪杰的最大的理论难题。十多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这个理论。
(二)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加以“解剖”，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事实上存在的“社会主义主体论”
在目前的正式文本和主流媒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中，没有“社会主义主体论”一说。但我一直认为是存在的。我所以作这样的概括，源于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构想所受到的启发。邓小平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1](p.59)
这里虽然讲的是“一国两制”问题，但“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这个思想却不仅仅是指港澳台地区。实际上，它展现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政治制度方面，根据“一国两制”构想，在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在少数特殊地区实行资本主义，两者将长期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如上述，这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自不待言。
——在经济制度方面，由于我们国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一些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包括资本主义的成份仍未丧失其存在的历史理由。目前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在社会分配方面，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不断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在文化发展方面，承认文化的多层次性和多元化形态。在文学艺术发展上，既坚持反映社会主义的主旋律，又提倡多样化，努力吸收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在社会科学发展上，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同时允许各种学说包括唯心主义进行争鸣。
如此等等，在我看来，都是社会主义主体论思想的多种表现形式。至于哪些方面的“主体”在宏观上达到什么程度，那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的一个具体问题，反正“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这个思想是必须坚持的底线。否则，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无中国特色可言了。
为什么要强调“主体论”呢？一是因为过去要建设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纯粹论”对我们国家发展的影响太大了。“主体论”是针对“纯粹论”提出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0年间犯“左”的错误的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想建设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就是十三大讲的超越发展阶段的“空想论”。邓小平正是在批判“空想论”、“纯粹论”的过程中形成“主体论”思想的。二是有利于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但改革开放不是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改”掉社会主义，否则就走向了歧途。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论”又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底线论”。至于是从“量”上还是从“质”的方面，或以其他维度来把握“主体”，那可以通过实践探索来确定，不宜作简单化的判决。近30年的鲜活实践证明，“主体论”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科学理论。
社会主义主体论思想，从哲学上说，是坚持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巨大成果。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其他著作分析矛盾问题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不但深刻论述对立面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又精辟地阐发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一与多等多重关系。过去发生“左”的错误，在哲学上就是对于这个矛盾关系的认识有片面性，过分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忽略了它们间的同一。这种片面性，表现在对于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比较强调它们的对抗性、排斥性，而对它们间的共存性、互补性则往往忽视、乃至抹杀。“主体论”思想，纠正了哲学认识上的这种片面性，以及对于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认识的片面性。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充分认识两者的斗争性、对抗性、排斥性的前提下，又认真地看待两者的同一性，即共存性、渗透性、可转化性和互补性；并且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一与多等多重关系加以重新审视，将其正确地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去。这样，社会主义主体论便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际上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主体论思想。它更加扩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方面。
(三)对世界的形势格局进行“解剖”，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
对世界的形势怎么看，这既关系着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关系着国家的对内政策。而对世界形势的科学判断则来源于对影响世界发展方向的主要矛盾及其基本态势的正确认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时代主题问题。一个时代的主题，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可以从不同层面来认识。若从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发展的角度作分析，在上个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时代主题就是革命与战争。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不能不影响人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在相当长时间里，众说纷纭。但在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头，都是邓小平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对世界形势发展的趋向作出了正确判断。
第一次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越南战争结束为标志，影响世界形势主要矛盾的力量发生变化没有，对时代的主题怎么看，这对许多国家的政治家都是一个考量。在我们国家，一个时期，对战争与和平的估计存在着偏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和长期思考，及时地改变过去对于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为确立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改革开放政策，为制定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国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邓小平为什么能作出这样的判断，提出新的时代主题论呢？这也根源于他能照辩证法办事，全面地观察国际形势，对世界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的正确分析。从哲学指导思想言，是正确运用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紧紧地抓住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的结果。邓小平在80年代中期多次说：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国际形势，世界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p.96)这就是说，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发展问题。这个主要矛盾影响着其他一切矛盾。基于对这个主要矛盾的认识，他很坦诚地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不可避免，且迫在眉睫的看法。现在看来，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敢打，谁也不敢先动手。尽管世界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因此，维护世界和平是很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改变了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既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进一步确立中国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强大力量的形象。“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1](p.128)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不仅是我们党制定内外政策的重要依据，而且对推动南北交流和南南合作，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次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际风云骤变，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世界两极格局不再存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尖锐起来，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西方国家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南北差距进一步加剧。面对急剧变幻的国际风云，世界的主要矛盾变化没有，还能说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吗？我们国家的对外政策要不要调整？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邓小平表现了伟大政治家的智慧、胆识和经验，廓清重重迷误，指明正确方向。他说：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怎么看？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他强调，要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1](p.321)这就是说，既然世界的主要矛盾没有改变，我们国家的主要任务和既定的基本路线、基本的方针政策也不能改变。
江泽民、胡锦涛都坚持了邓小平的这个科学论断，认为历史进入新世纪迄今，尽管“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不稳定因素增加。但从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依然是机遇大于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8.522)因此，我们国家仍然坚持邓小平制定的基本路线和内外政策不变。
这个基于对世界形势的主要矛盾的分析而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论，是战略性的，会长期起作用。
以毛泽东“两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瑰宝，也是中华民族形而上文化的明珠。她启迪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也哺育无数社会精英的成长。现在不是时兴讲“国学”吗？我以为，毛泽东的“两论”堪称国学精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道远任重，极需理论指导，更需哲学点化。毛泽东的“两论”将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挥其哲学指南作用。
作者介绍：石仲泉，全国毛泽东哲学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