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
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的流派。此派一般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语言，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主要作家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
创作风格：荷花淀派的作品，一般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情节生动，语言清新，朴素，富有节奏感，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有“诗体小说”，之称。孙犁的作品在河北青年作者中有强烈的影响；这一派作家的共同特色是着力追求诗情画意之美，早期作品都吐露出华北的泥土和水乡的清新气息。后来，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维熙就写出了不少慨慷悲壮的作品，与“荷花淀”派的风格不同。
代表作家：孙犁(1913—2002年)，现、当代作家，原名孙树勋。孙犁生于河北安平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生活在贫困、落后、闭塞的乡村环境中。从小开始广泛地阅读了《红楼梦》、《水浒传》、《封神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从这些古典文学名著中，他吸收了丰富的文学营养。中学毕业以后，孙犁无钱继续升学，他怀着当作家的愿望，来到北京，看书、学习，给报章杂志投稿，过着十分清苦的流浪生活。1936年孙犁由同学介绍来到白洋淀地夏的同口镇当小学教员，孙犁在这里了解并熟悉了白洋淀一带劳动群众的生活。1938年春，孙犁参加了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的抗日政府。白洋淀军民们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故事，成为孙犁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1944年孙犁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发表了著名的《荷花淀》、《芦花荡》等小说。 孙犁的创作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1955年以前，是他创作的前期，“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他创作的后期，在这中间，他曾停笔达20年之久。他的前期创作以小说为主，兼及散文，大都写他自己在白洋淀地区从事抗日斗争的经历、见闻，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
刘绍棠（1936-1997），河北通县（今北京通州区）人。1949年读中学时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51年到河北文联工作半年，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深受孙犁作品熏染。翌年发表成名作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并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发表小说《田野落霞》、《西苑草》及一些论文，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员、《中国乡土小说》丛刊主编等职务。著有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山楂村的歌声》、《中秋节》、《蛾眉》等，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荇水荷风》、《小荷才露尖尖角》等，长篇小说《春草》、《地火》、《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等，散文短论集《我与乡土文学》、《我的创作生涯》等，以及《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蒲柳人家》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蛾眉》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作品格调清新淳朴，文笔通俗晓畅，描写从容自然，结构简洁完整，乡土色彩浓郁。 从维熙：作家。河北玉田人。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曾任小学教师，报社记者。1956年开始专业创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劳改农场、矿山做工。1978年重返文坛。曾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0年发表处女作《战场上》 。1955年出版第一部散文小说集《七月雨》 。1978年恢复创作活动后发表和出版的重要作品有《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北国草》、《风泪眼》、《白云飘落天幕》、《走向混沌》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作品注重描写当代中国曾经经历过的历史曲折，展示“左”的错误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情节起伏动人，多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曾获全国第一、二、四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雪落黄河静无声》和《风泪眼》分别获《中篇小说选刊》第一、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和荣誉奖。《逃反》由《风泪眼》，《阴阳界》和《石草儿》三部分组成。又名《亡命天涯》 ，小说描写知识分子右派逃犯索泓一浪迹天涯的生活。劳改农场、喧嚣城市、煤窑洞里、荒村野庙„„索泓一一次次
被缉拿又一次次逃亡、流浪。从六十年代初到
山药蛋派：中国现代小说流派之一，形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指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个当代的文学流派。主要作家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人称“西李马胡孙”,他们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有比较深厚的农村生活基础。
影响：山药蛋派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文学的传统，以叙述故事为主，人物情景的描写融化在故事叙述之中，结构顺当，层次分明，人物性格主要通过语言和行动来展示，善于选择和运用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语言朴素、凝炼，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山药蛋派多次受到左倾思潮的冲击，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之后，山西又有一批青年作家自觉地为保持和发展这一流派而努力。 特色：一脉相承于鲁迅“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观点，拿笔就是为“劝人”(赵树理语)，劝人革命，写作有明确的革命目的。创作方法：采上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其特色即在于强调紧紧抓住革命过程中，也即各项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给予迅速及时的反映，帮助问题尽快的解决。这便是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小说”。主题：“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同时清醒地深刻地感受并理解到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散布的封建思想仍然毒害着广大农民，个体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所产生的自私自利等落后意识仍束缚着广大农民，成为农村中„各项革命与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艺术形式：民族化、大众化、既发射着民族的；民间的艺术的传统光芒，而又有机地化合着外国优秀的艺术手法。语言的运用：“山药蛋”派用的语言是山西农民的语言，从而和以其他地区群众语言创作的作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 缺陷：描写的生活面不够广阔，反映时代的巨烈的矛盾、斗争不够直接有力；有重事轻人，为了照顾故事性偶有叙述拖沓之处；或强调解决问题配合当前任务，在自己还未从生活的感受中提炼出自己的主题时匆忙动笔，以致个别内容不够充实，人物性格缺少个性。
代表作家：赵树理（1906—1970），山西沁水人。从小喜爱民间文学和地方戏曲。1944年任华北新华书店编辑。1949年后，在北京任《说说唱唱》《曲艺》主编，并任中国文联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1957年后回山西长期深入农村生活。“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主要作品有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另写有评书、鼓词、剧本等。
马烽（1922—2004），生于山西省孝义市居义村。代表作有《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与西戎合作）《村仇》《一架弹花机》《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中国大众文艺研究会会长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烽来北京工作多年。
孙谦（1920—1996），作家。山西文水人。抗战初期参加青年抗日决死队。1940年入延安鲁艺学习。曾任一二○师战斗剧社、东北电影制片厂编剧。1949年后历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山西文联副主席、山西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电影文学剧本《陕北牧歌》《葡萄熟了的时候》《咱们的退伍兵》《黄土坡的婆姨们》（合作）等。
胡正1924年生于山西省灵石县。1938年参加革命，历任晋西南吕梁剧社社员，延安鲁艺和部队艺术学校学员，《晋绥日报》副刊编辑，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1953年毕业于中央文学研究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汾水长流》，中篇小说集《几度元宵》，短
篇小说集《摘南瓜》《七月古庙会》，散文报告文学集《七月的彩虹》等。
李束为（1918—1995），山东东平人。1942年毕业于延安鲁艺戏剧系。曾任山西省文联主席。著有《春秋图》《租佃之间》《土地和他的主人》《拦羊娃》《吕梁小夜曲》《捞河炭》等。 西戎（1922—2001）年生。山西省蒲县人。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艺和部队艺术学校。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山西分会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与马烽合作），短篇小说集《宋老大进城》，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等。
异同：荷花淀派如山药派一样，都是在《讲话》精神照耀下自觉地实现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都经过历史打磨而共同塑造着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新文学民族性的特征。首先，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的美学理想都是旨在构筑一种全新的文学世界，只是后者重在批判，而前者强调赞美，即展示新人物与新环境、新感情与新行动、新生活与新关系、现代审美意识与形式的和谐统一。所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充满了思想、个性、人性和审美的解放，这与“五四”启蒙文学精神也是一致的。如孙犁笔下的女性形象都具有新时代的风采。其次，荷花淀派对继承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实现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做出了积极探索。我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经过长期积淀在民族意识和潜意识中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是支配荷花淀派作家创作思维和艺术特征形成的主体心理机制。由于对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审美追求同中有异，这就决定了荷花淀派和山药蛋派对传统文化精神母体的选择取向同中有异，因此形成了这两个文学流派同中有异的民族特色。如果说传统文化中的入世精神及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对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那么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则着重继承了民族文化心理中的乐感精神，其忧国忧民的思考是通过乐感精神来体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对封建意识形态进行过猛烈批判，但这种忧国忧民的入世精神却深埋在民族文化心理底层，当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时它又复活起来。山药蛋派诸作家则把这种传统的忧国忧民意识与新获取的现代阶级意识、爱国意识、集体意识结合起来，使他们在四十年代写出一大批跟踪社会潮流、表现忧民之心的充溢着忧患意识的问题小说。“荷花淀派”的作家们也具有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感，而他们这颗忧国忧民之心却体现于乐感精神之中。传统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乐感精神源于道家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和儒家的中庸思想，主要表现为乐天知命、静虚达观、中庸温和，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歌、钟嵘的“滋味说”、司空图的“韵味说”、王士祯的“神韵说”以及王国维的“境界说”等无不体现着乐感精神。“荷花淀派”对传统文化乐感精神的继承是建立在批判其乐天知命、逃避现实等消极思想因素的基础上，着重选取其积极因素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结合，以期达到对真善美的弘扬。
在艺术风格上，这两派都带有浓郁的民族色调，但也有明显的差异，山药蛋派具有土色土香的朴质美，荷花淀派则富有“清水出芙蓉”的新鲜优雅美，从文化渊源来看，虽然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的乡土意识找到“根”，但因为两派对“文艺大众化”的审美追求不同也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不同选择目标。山药蛋派诸作家特别是赵树理视大众化为通俗化，故尽力从传统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中汲取艺术营养；荷花淀派诸作家并没有降低“文艺大众化”的审美要求，一味迁就农民中低层的审美水平，是既重视普及但更重视提高，孙犁把“美的极致”作为艺术的追求目标，因此他们更多的从老庄文化思想汲取艺术营养。老子曾推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艺术境界，庄子提出天然本色的“神妙化工”的艺术观，李白主张“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等。这些无不对孙犁等的审美观产生了影响，他们在创作中赋予传统文化中的纯美精神以新的审美内容，并在艺术风格上鲜明地体现出来。如果说一种民族文化是一种文学的生命因子，它与特定时代生活结合，通过作家的审美实践可以物化为文学作品的血肉和骨骼，并从而由内到外地强化文学的民族化的话，那么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同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与继承关系及其由此带来的新文学民族化的各放异彩的艺术风貌，是值得认真研究和充分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