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期总第101期
2010年3月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JOURNALOF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No.2Vol.101Mar.2010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应用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刘汉民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广州510632)
摘 要:,”。但国
内对“路径依赖”,,对基本的
,。
;技术变迁;制度变迁;进化博弈;所有制;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505(2010)15
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概念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生物学。1957年,Waddington在研究物种进化分叉和物种等级次序时发现,物种进化一方面决定于基因的随机演变和外部环境,另一方面还决定于基因本身存在的等级序列控制[1]。所以,当物种进化时,偶然性随机因素启动序列控制机制,使物种进化产生各种各样的路径,这些路径互不重合、互不干扰,这就是路径依赖的本意。其后,古尔德(1999)在研究生物进化中的间断均衡现象(PunctuatedEquilibrium)和熊猫拇指进化问题时,进一步提出了生物演进路径的机制和路径可能非最优的性质,并明确了“路径依赖”的概念[2]。
在经济学界,路径依赖的思想最早产生于对技术变迁的分析。1975年,美国经济史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A.David在《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中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中,不过当时并未引起重视。10年后,David与美国圣达菲研究所的W.BrianArthur教授将路径依赖思想系统化,对路径依赖现象的概念和机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个体组织到整个社会制度体系的范畴。
各个研究领域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可以共同归结为有关变革和创新的问题,即对阻碍变革和创新的因素的探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技术路径依赖的研究也开始与制度方面紧密相联,路径依赖的复杂性研究以及路径创造(pathcreation)成为研究的重点。在世界复杂性研究的重镇圣菲研究所,路径依赖是探讨经济复杂性的三大主题之一[5][3-4],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发展最快、应用价值最高的学说之一,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关路径依赖的研究涵盖了从(Durlauf,2005),路径依赖与混沌现象、耗散系统、自组织临界以及突变、分岔的关系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浓厚兴趣。
收稿日期:2010-01-0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871052)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05JA790031)资助,并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姜晨、傅沂、燕波、唐牡丹、廖雪洁、宫晓羽等同学的帮助,顺致谢意
作者简介:刘汉民,男,山东青岛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企业理论、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比较制度分析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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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简要地回顾了路径依赖理论在不同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第1节是关于路径依赖的几个定义;第2节回顾了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第3节评介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第4节介绍了进化博弈中的路径依赖理论;第5节概述了所有制和公司治理变革中的路径依赖理论;第6节总结了路径依赖理论研究的最新趋势;最后是一个简短的评价。
一、路径依赖的涵义
路径依赖意指现在的经济结果是对以前结果的进化路径的依存,通俗一点说,人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不过,在经济学界,研究视角不同,对路径依赖的具体理解是不一样的。
路径依赖理论的奠基人之一Arthur(1989)(non2ergod2
[4]icity)来加以定义:如果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系统中,100%的概
率实现同一种市场结果,为:1},相应的发展路径为{xn}和{x′|1,,反之则是路径依赖n},如果当n→∞nn0
的。North([6]况。:其一是指,一旦发展进入某一轨道,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效应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其二是指,初始阶段具有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率的情况下,一旦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会使这种无效率的制度变迁的路径延续下去。David(2000)为路径依赖下了一个更为简洁的定义:一个路径依赖的随机过程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它
[7]的渐近分布是该过程自身历史的函数。
青木昌彦(2001)认为路径依赖是指制度重建时,由参与者的认知能力所決定的主观选择模型继
[8]续认同旧的基本制度结构,导致旧制度在新政权中以新的形式延续的情况。
Sydow(2005)认为路径依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正反馈作用机制下,由于偶然因素或个人偏好
[9]以及局部搜索而进入正反馈、自强化阶段。
尽管不同的学者由于站的角度不同,对路径依赖的理解有差异,但也形成了一些共识,主要表现在:
(1)路径依赖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过程。就过程来说,路径依赖是一个非遍历性的随机动态过程,它严格地取决于历史小事件(smallhistoricalmatters);就状态来说,路径依赖是一种“锁定(lock2in)”,这种锁定既有可能是有效率的,也有可能是无效率或低效率的。
(2)路径依赖强调了系统变迁中的时间因素,强调历史的“滞后”作用。这种“滞后”作用既有可能是历史事件的结果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历史本身内在的性质(内在的规则和秩序)造成的。
(3)路径依赖和独立性(independence)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同时并存的。不能因为强调路径依赖而否定历史独立性,也不能因为强调独立性而否定历史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意味着潜在的多重均衡结果,而何种均衡状态将成为最终的均衡结果则是由特殊的历史事件所决定的。
二、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在经济史文献中,学者们发现许多技术存在可能无效率的现象。在19世纪90年代,汽车可以用蒸汽、或汽油、或电池作为动力,核能可以由轻水、或汽冷、或重水、或钠冷反应堆来产生;录像机可以按Betamax或VHS制式来制造、计算机操作系统中的MAC、IBM以及微软等等。然而最终只有一种技术
60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2010年在技术竞争中占据相对优势地位,技术变迁中普遍存在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效应。这些现象是如何产生以及是否可以改变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
David最早对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进行了研究,他的路径依赖思想来自于他对打字机史的研究。1936年,美国发明家Dvorak博士历经十余年的研究,发明了一种新的键盘,起名为ASK键盘(美式简化键盘,AmericanSimplifiedKeyboard,后被称为DSK键盘),声称比打字机发明者Sholes1870年设计的、现在通用的QWERTY键盘效率更高。据说,当初Sholes在研制打字机时,为了解决打字员打字速度过快造成挤塞的问题,故意打乱了字母排列顺序,而按照直到今天仍通行的QWERTY顺序排列。不过,ASK键盘并没有站住脚,慢慢地销声匿迹了,QWERTY独霸键盘市场。David(1985)认为,QWERTY键盘之所以能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不是因为它最好,而是因为它最早。这种情况被称为路径依赖。[]率选择,而是由递增报酬和偶然事件决定的,1990)。1956年,(lightwater)、重水反应堆(heavywater)、()的,、某些关键官员对发展较早的轻水反应堆的偏爱,使核产业最终锁定在轻。然而,对于其他类型的反应堆在长期中是否具有优势的问题,许多工程文献均暗示高温、气冷的反应堆其实更好。Cowan认为,轻水核反应工程技术持续的经验积累使得轻水技术成为核能电站技术选项中的理性选择,虽然其他的某些候选技术在性能上可能更具有优势。因此,路径
[10]依赖导致了核电技术的次优选择,至少在今天看来轻水技术是一种次优技术。
David(1990)曾研究过一个关于早期电力分配技术竞争的案例,该案例通过直流电技术和交流电技术的相互竞争展示了路径依赖式的竞争现象。这两种技术通过生产者的竞争策略以及对环绕式转
[11]换器(rotaryconverter)的技术安排,寻找到了各自最为适合的市场定位。
Puffert(1991)选择了不同区域的铁路轨道采用不同标准规格(如铁轨的横向跨度采用不同的尺寸标准)现象作为自己的一个研究案例,他发现这些不同的技术规格之所以发展成为标准通常是由于受到各区域不同的偶发因素的影响,对通用标准的价值缺乏远见导致了多标准的低效率局面。多标准最严重的区域曾经是欧洲和北美地区。后来,通过各类补贴、资助以及广泛的合作逐渐统一了标
[12][13]准。Liebowitz和Margolis(1995)将这种标准的统一称之为把不同铁路的网络外部性内在化。Jo2
[14]seph和Garth(1985)曾就标准之间的转换问题做过深入的解释。当然,即使网络外部性可以内在
化,我们也不能抹煞路径依赖现象在铁路案例中的存在。
此外,宏观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波动和内生增长理论的解释也部分接受了路径依赖思想。经济史学家Grantham(1997)在他的论文中利用技术的报酬递增、市场参与者的数目以及策略性合作的失败
[15]解释了关于西方前工业化时期的低频经济波动(low2frequencyfluctuation)现象;他的另一篇论文
(Grantham,1999)描述了农作物收割技术历经的路径依赖过程:由于特殊的收割技术被选择出来用作专门的农作物收割,如镰刀(sickle)用作小麦的收割而长柄大镰刀(scythe)用作燕麦的收割,再加以正反馈系统的作用,选择的不同对谷物收割的技术和组织方式产生了长期的持续影响。
David(1985,1987)指出了三种可能导致技术变迁路径依赖的原因:技术的相关性(technicalinter2
[3,17]relatedness)、投资的准不可逆性(quasi2irreversibility)和正的外部性或规模的报酬递增。Arthur
(1989,1994)重点研究了技术变迁中递增报酬与路径依赖的关系。他认为技术通过四种机制显示报酬递增,第一种是用中学:技术被采用的越多,使用它们获得的经验越多,它们被改进的越多,从而被采用的越多;第二种是网络外部性:技术的第一个采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偏好选择技术并把外部性加于下一个采用者,而不是探索最终能给所有人带来更高报酬的有前途的、但成本高昂的技术。第三种[16]
第2期刘汉民: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应用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61是规模经济:大规模组织或固定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会出现单位成本下降的优势。第四种是适应性预期:市场越是流行,人们越是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战胜对手。相反,一种较之其他技术具有更优良品质的技术可能由于晚一步,没有得到足够的追随者而陷入
[4,18]恶性循环,甚至被锁定在某一无效率的状态下,难以自拔。总之,细小或偶然的事情和事件通常会
把技术发展引入特定的路径,而不同的路径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David和Arthur认为技术变迁是受“正反馈机制”影响的系统,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即系统演进的结果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多种选择的方案;(2)闭锁,即一旦偶然性因素使某一方案被采纳,收益递增机制便会阻止它受外部因素的干扰或被其他方案替代;(3)可能非效率,人们对其他方案的利用开发和动态认识被阻止,从而使陷入闭锁状态的方案并非最优;(4)路径依赖,即系统演进的路径决定于系统的初始状态,,系统一旦采纳某方案,我国学者蒋德鹏和盛昭瀚(2001)酬递减关系的两类技术的演化问题,[19]定现象出现的可能。,技术演化可能存在多重均衡,均衡结果可
,究竟到达哪一个均衡依赖于演化的路径,一旦;对于具有动态报酬递减效应的技术,均衡结果一般是几个技术共享市场,它与演化的路径无关。
不过,也有学者反对技术变迁中路径依赖的观点。1990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Lei2bowitz和Margolis(1990)批评了David关于路径依赖的观点,认为DSK键盘比QWERTY键盘效率更高的断言是由一些有欠缺和值得怀疑的证据支持的,而且,工效学的研究证明,Dvorak的发明并没有
[20]太大的、科学上可以信赖的优点。QWERTY键盘只所以存续下来,不过是打字机生产者之间激烈竞
争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的路径依赖的结果。Leibowitz和Margolis(1994)进一步认为,路径依赖的破除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到:提前预见到不同选择的结果和有机会在选择前进行充分沟通。除非经济主体不
[21]愿意改变,否则路径依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Leibowitz和Margolis(1995)还提出,技术变迁可能受初始条件的影响而难以预测,可能变迁的成本很高而导致锁住,可能存在多重均衡。他们重视不完全信息的重要地位,对不同结果的静态和动态比较作了区分。在他们看来,静态和动态的区别在于,后者包含了由一种方案到另一种方案的转换成本(switchingcost),而前者只比较了其他情况不变时不同方案各自的效率。尽管一种技术从静态上看比另一种缺乏效率,但如果两者的不足事前均不可知,而且两者的转换成本太高,无法补救,那么它就不能够在任何意义上被认定是无效的,根据动态标准,它的效率可能是较高的,因为它既不可能事先选择正确的解决方案,也不可能现在就用更好的技术替代它。他们认为,所谓的“历史偶然小事件(Da2vid,1985)”并非是影响产品分配过程的唯一重要因素,从而David所推崇的“历史”因素的作用也并
[13]非决定性的,路径依赖现象不过是一种市场无效率的可能性。
Liebowitz和Margolis(1990,1995)在他们的系列论文中提出路径依赖不存在的两种情况:对市场
(foresight)以及用户群在技术选择上合作的可能。的“预见”Liebowitz和Margolis认为,市场主体(公司和用户)对经济系统的理性预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对市场分配过程的影响远大于“历史小事件”对该经济过程的影响。尤其当市场主体预见到某一潜在的技术能够比其它技术给他们带来更多利益的时候,他们完全有足够的动机避免那些次优技术。其次,如果一些经济体(agents)对某种暂处劣势的优秀产品或技术充满信心(该产品的确能够提供更高的效率),那么他们可以采取多种方法来改变这种局面(网络效应内部化),如让消费者达成对优秀产品的共识、对优秀产品提供补贴(作为转换成本)、加大研发力度等。这样,所谓分配过程中的次优解(被“锁定”的技术)也就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均衡解了[13,20]。
62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2010年Liebowitz和Margolis认为:只有当市场中的经济主体缺乏对某一经济分配过程进行干预的动机时,路径依赖才能起到作用。“市场预见”以及“用户群在技术选择上合作的可能”并非Liebowitz和Margolis的单独发现。Arthur也曾经把这种思想体现在他的论著里(Arthur,1994),在一些关于产品和技术竞争的模型当中,他假设了那些产品和技术是未作预见和没有接收补贴的。当然,Liebowitz和Margolis在这个方面所做的探讨更为具体。
[22]Puffert(1999)认为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能把路径依赖现象忽略不计:首先,当经济分
配过程受到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机制支配时,市场主体仍然可以对可能潜在的多重均衡结果发挥作用。Liebowitz和Margolis对此有过一些分析(如补贴机制),但远非完全。其次,“市场预见”以及“用户群在技术选择上合作的可能”在程度上是难以区分的,预见”,这样它们甚至可以利用这种“预见”优势做出决策,借以提升自己次优技术的竞争能力潜在的技术倡导者(sponsor)往往只能得到技术(产品),而大部分收益将会被消费者获得。因此,)。最后,即使这个分配过程中不存在市场失灵,象的研究得以持续进行。:首先,即便是分配过程中不存在市场失灵,不;其次,在市场中所出现的无效率现象,(如厂商的短视行为),都会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事实上,正如Da2vid和Arthur,这些研究可以对技术“解锁”提供有益的信息,从而有助于更好的政策制定。
三、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研究的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了制度变迁,提出了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理论。
North是从技术变迁领域引入路径依赖方法进行制度研究的第一人。North(1990)曾经认为,Ar2thur提出的技术变迁的机制也适用于制度,制度变迁受四种形式的报酬递增制约:(1)制度重新创立时的建设成本(set2upcost);(2)与现存的制度框架和网络外部性以及制度矩阵有关的学习效应(learningeffect);(3)通过合约与其他组织和政治团体在互补活动中的协调效应(coordinationeffect);(4)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adaptiveexpectation)。“制度
[23]95矩阵相互依赖的网(web)产生了大量的递增报酬”,这样,不可预期的结果可能会产生。因此,制度
的相互依赖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种事实:“我们赖以到达今天的制度的过程是相关的,并限制着未来的
[23]94选择”;或“从概念上缩小了选择束并自始至终与决策相连的情形”。North认为,由于经济和政治
的相互作用和文化遗产的影响,制度变迁可能比技术变迁更复杂。
Stark(1992)是最早把路径依赖用于后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私有化战略研究的学者之一。尽管他声称他的灵感来自于David和Arthur,并接受了他们缓慢的、受约束的变迁的思想,但他仍有意无意地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他认为,社会变迁是社会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私有化战略受制度遗产的约束。他反对后社会主义的转轨会在制度真空里发生的观点,强调制度变迁的进化本性。他主张制度变
[24]迁用新方法对旧要素进行再结合(recombination)、重新安排(rearrangement)或变更(permutation)。
在他看来,制度变迁在不同的国家导致不同的结果,从而使制度变迁效率的评估复杂化了。
Stark的私有化战略的路径依赖概念是令人信服的,他的私有化战略取决于各自的制度遗产和社会集团不同的讨价还价能力的论断已在东欧得到了证实。但他认为制度变迁不是有效制度的理性设计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技术的路径依赖的思路。而且他把两种并不完全相容的制度性路径依赖———特有的制度遗产和社会集团的讨价还价能力———搅和到了一块,看上去逻辑不是很严谨。
David(1994)注意到了技术和制度的不同,但他认为路径依赖的三个成因(技术的相关性、规模经
第2期刘汉民: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应用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63济和投资的准不可逆性)对双方是一样的。当制度逐渐演进并且不被看作是资源配置问题的有效解决
[25]办法时,制度就是路径依赖的。他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第一,他认为,制度是由共有的历史经验创
造的,这些历史经验引发先例、共同的预期和理想的社会规则。他把这些共同经验和理想规则与技术能力投资的准不可逆性看作是一回事;第二,他指出,组织依赖于信息渠道,这些信息渠道是耐用资本和个人实现不可逆投资的形式,他们限制着制度的进一步进化,并再次反映了与既定技术有关的技能投资的不可逆性;第三,他相信,技术的相关性也适用于有关技术规则一致的制度,不同的规则和制度的目标显示,一定的系统一致性和新规则或程序要受到遵从这种一致的必要性的约束。他的前两个观点具有与有限理性相关的认知性质,第三个观点看上去更为“技术”一些。实际上,制度变迁受制度的初始状态的约束,由于偶然事件和知识累积导致的制度自我强化本性,制度变迁可能被锁入次优的轨道上。
David的分析存在一些缺陷:他的制度含义较为混乱,,(convention),一会儿指家庭、组织、企业,概念只包含了渐进的变迁,。
尼尔森(1995)指出,,人们并不知道哪种制度是最优的,,。适应性学习和经济的。这两种演化机制决定了制度变迁结果的多重性,
[26]并不一定会产生“唯一的均衡”。
North(1994,1997)后来逐步远离了技术性路径依赖概念,进一步研究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
[6,27]题,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North的总体分析框架是经济史的。他试图解释世界不同地
区之间发展程度的差别或绩效差距(performancegap)。在他的诺贝尔演讲(1994)中,他提到经济史中的路径依赖与发展差距有关:由于所有国家不是平等发展的,一般来说,那些欠发达国家赶不上发达国家,因而历史是路径依赖的;在1997年的文章中,针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他提出路径依赖就是制度框架使各种选择定型(shaping)并约束可能被锁定的制度路径的事实。North基于制度矩阵中的认知和政治过程发展了一个制度专用的路径依赖概念,比技术上的路径依赖机制向制度的转化更有意义。North的研究揭示出,路径依赖的形成不仅仅是历史偶然事件或小事件引起的,而更多是由行动者的有限理性以及制度转换的较高的交易成本所引起的,并认为,由于经济、政治的交互作用和文化遗产的制约,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复杂。
但他的分析产生了一些问题(Vincensini,2001):第一,认知要素和意识形态对制度进化的影响是相当难以计量的,他的关于因果关系的描述太一般化了;第二,他把这种分析广泛应用于所有有关的机制,诸如协调外部性、制度创造成本及政治市场不完备的成本等,但从来没有准确定义过;第三,他的经济绩效(定义为制度框架引起的宏观经济增长)观是相当长期的,跨越几个世纪,在某种程度上是
[28]同义反复,严格限制了对某些制度(如所有制形式)短期内效率的确定。
Campell、Hausner、Federowicz、Vincensini等人对制度性路径依赖不同机制的解释也有贡献。与North的新制度主义的思路不同,他们的总体理论观是进化的。
Campell(1991,1996,1997)认为,制度变迁的进化性质同时产生于三个方面:(1)解释框架说明由制度变迁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方式;(2)以重新结合为特点的新方法的搜寻过程和设计;(3)可能的方案间的有限的政治选择。他认为制度变迁可能是缺乏效率的,甚至看上去激进的变迁也可能是路径依
[29-31]赖的。尽管他批评路径依赖思路过于线性,是一个太强的锁定机制,但要让他想象一个不连续的变迁是困难的。他在分析偏好形成(preferenceformation)时遇到了同样的困难,这些困难与经济学对这一领域奉献的有限才能有关。
Hausner等人(1995)对标准的路径依赖观———制度的再结合和使预期与行为模式定型的制度遗产受制度性路径依赖范围的限制———提出批评,在他们看来,由于自我强化机制(即著名的有限理性
64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2010年效应),缺乏效率的制度轨道有可能形成并存续(锁住)。他们接受了制度性路径依赖观的核心,即制度进化受制度遗产约束,同时又声称这种模式不能解释引起锁住的机制。他们发展了一条将承袭来的约束与战略行动结合起来的中庸之道,认为制度变迁是“路径依赖的路径定型(pathdependentpathsha2
[32]ping)”的结果。
Federowicz(1997)批评了单纯强调作为变迁障碍的制度遗产和解释激进变迁的有限才能的观点,提出后社会主义的制度变迁只能用与路径依赖相伴的所谓的“可预见的制度(anticipatedinstitutions)”的技术作用来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对理解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必须加上技术的或“路
[33]径发现”的要素,即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对制度变迁的预期。
Vincensini(2001)接受了一个路径依赖的包容性定义,认为制度遗产和战略性路径定型行为引起的“历史事件”影响制度变迁的过程,略行动影响的历史累积进化过程,,,有
[28]独特的机制,并可以由路径定型加以调和,。
近几年,,on(2004)的新著《时间进程中的政治学:历史、(《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都试图揭示历史变。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先从认知层面开始,经过制度层面。信念决定了制度结构,因为认知的路径依赖,制度也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借助于价格信号,市场当事人的信念与技术互动,可能引导该社会沿着一种鼓励技术进步的方向前进。因此,认知和制度的路径依赖将会导致
[34](刘和旺,2006)。经济的路径依赖
国内学者多热衷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诸如企业改革、诚信建设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吴敬琏(1995)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变迁过程,这种过程的路径依赖的特征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初始的体制选择会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的体制变化路径和既定方向往前走,总比另辟蹊径要来得方便一些;第二,一种体制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的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存的体制更有效
[35]率。
秦海(2004)在系统分析了制度、演化和路径依赖三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的制度经
[36]济学的分析框架。吕爱权(2003)详细分析了我国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三重历史路径依赖:一是
传统社会形成的制度集合导致的路径依赖;二是建国后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三
[37]是改革后我们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所形成的路径依赖。陈育琴(2004)分析了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
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我国的文化传统、对已有的家族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现存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中国家族企业制度变迁已经表现出对现存制度环境的依赖特
[38]征。
四、进化博弈视角下的路径依赖
由VonNeumann和OskarMorgenstern(1944)发展起来、由于引进Nash均衡概念而活跃起来的博弈论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场“策略革命”,非合作博弈学说逐渐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工具。到90年代,博弈论研究的重点已经由完全理性和共同知识转移到进化模型,从而诞生了进化博弈论。与传统的博弈论不同(传统博弈论分析的是某些固定的参与者所进行的特定博弈),进化博弈论假定一个社会中存在着许多参与者,他们可能是有限的,也可能是无限的,而且每一回合都是对参与者的集合随机抽样,由被选出来的参与者进行预先规定好的博弈。在进化博弈中,由于战略的调整常伴随成本的增加,因此并不是每次博弈所有的人都会调整战略(这种情况称为惯性,inetia);当某个人变更战略
第2期刘汉民: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应用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65时,总是将现有的战略分布①作为已知条件,然后变更到与此对应的一种最佳战略上(这种行为称为近视,myopia);社会中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可能不会拘泥于最优战略,而是尝试各种各样的战略,并且每一次都会有一部分人发生替换(这种情况称作试错法实验,trialanderrorsorexperiments)。惯性、近视、
[39](青木昌彦和奥野正宽,1999)。试错法实验是进化博弈中有限理性的三种情况从进化博弈和有限
理性的角度看,制度不是由谁设计出来以后突然实施的,而是存在历史的路径依赖性,并且各种各样的制度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从而实现了进化。
进化博弈的核心概念是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这个概念由MaynardSmith和Price在1973年提出,并由MaynardSmith在1982年大力发展,曾被誉为自达尔文以来进化论中最重要的进步之一[40-41]。进化稳定策略比纳什均衡条件更为严格。,但不符合稳定条件的弱纳什均衡就不是进化稳定的。更为接近,因此在很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经济学、政府和政治学等领域。
根据Nelson和Winter(2002),(:其一,集中于组织(通常是工商企业)、,导致了创新起其二,集中于更好的日常规范和更有效的行事程序如何创造和扩散的研究,[42]。
青木昌彦是将进化博弈思想用于制度变迁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2001)从进化博弈的角度,给制
[8]度重新下了一个定义: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commonbelief)的一个自我支持系统;
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制度以一种自我强化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这样,制度变迁就可以视同为参与人有关博弈如何进行的信念在临界规模(criticalmass)上发生的变化这样一种情况。
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变迁,青木昌彦提出了一个主观博弈模型,这个模型假定个体参与人既不可能具有技术决定的博弈规则的完备知识,也不可能对其他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和环境状态做出完备的推断,所有的参与人都把制度看作是有关的约束,并据此采取行动,最终均衡策略的轮廓(profile)与其概要性表征(summaryrepresentation)互相协调一致并维持,达到总体认知均衡(cognitive2equilibrium),制度被再生产出来。他认为,一旦特定的选择系统置于进化的压力之下,最适的制度最终就会被选择。系统内的变迁更可能由激发内部变迁的外部大冲击引起,而不是连续的、逐渐的。在制度的关键转折时期和随后,主观博弈模型的重建会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施加一定的约束,这就是路径依赖。在他看来,从初始的失衡状态转换到随后出现的制度的路径是否唯一并不是确定的。主观博弈模型如何实现总体认知均衡依赖于环境(如技术)和跨域的互补性抉择,以及个体参与人的主观设计、模仿、学习和实验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因此,制度进化以路径依赖和新颖(novelty)、临界点(criticaljuncture)和进化选择(均衡)为特征。
Witt(2000)则把制度变迁看作是习惯(convention)或协调(coordination)博弈的参与者之间策略互动的变化。这种博弈以均衡点的多样性为特征,用动态的观点看,与路径依赖现象有密切的联系。在由目前已获得的选择机会的分布引发的基本(underlying)博弈中,对采用某一策略的概率的偏爱(bias)使得制度变迁过程趋同于或被锁定于博弈的一个均衡点。[43]
与历史的路径依赖相对的一个概念是历史独立性(historicalindependence)。Sandholm(1998)概括了进化博弈论中有关历史独立性的文献,以简单协调博弈为基础,把产生历史独立性预测的进化博弈
①所谓战略分布是指采取各种战略的人的比例已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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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分为三种模型:随机稳定性模型、局部互动(localinteraction)的随机稳定性模型和廉价交谈(cheap
talk)模型。在随机稳定性模型中,局中人很少进行次优行动试验;局部互动的随机稳定性模型与之相似,但具体体现为一个相邻结构:住在固定地方的局中人只与住在邻近的对手竞争;沟通或廉价交谈模型假设局中人在进行协调博弈之前能够互相发送信号。这三种模型都体现了随意性(randomness):前两者导入了偶然性试验,后者采取了在信号联系和产生相同结果的行动之间来回移动(drift)的形式。
Sandholm认为,只有局部互动模型才能产生可信的历史独立性预测,因为要使模型的历史独立性预测成为可信的,时间量必须是人而不是天文仪器可以计量的。如果博弈从模型难以预测的习惯开始,群体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转换到可预测的习惯,否则结果就难以置信。在随机稳定性模型和廉价交谈模型中,转换之前的时间量与群体规模成指数增长,,间是很少的,基本上与群体规模无关。,从实践的意义上说,很难被破坏。因而,,果预测就是唯一可能的。换句话说,其支付,。,习惯将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习惯[45]Crouch和(,吴炯和彭飞(2004)以进化博
[46]两极化”现象。由于制度环境的不
同,造成英美和德日企业参与者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观点的分布的不同,进而造成关于其演进的学习路径的不同,最终形成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
五、所有制和公司治理中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理论按照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在成功地由技术变迁转移到制度变迁的研究后,又被一些学者用于所有制和公司治理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
Bebchuk和Roe(1999)把路径依赖与公司治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公司所有权与公司治理中的路径
[47]依赖理论。他们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所有权结构型式有着重要的路径依赖根源,这种路径依赖使一个国家的所有权结构型式部分地依赖于早期的型式,当这些国家早先的所有权结构由于不同的环境或历史事件而存在差异时,即使后来经济变得很相似,这些差别也会存续下去。Bebchuk和Roe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路径依赖:一种是与初始所有权结构对后来所有权结构的直接影响有关的结构驱动的(structure2driven)路径依赖;另一种是起源于初始所有权结构通过治理公司的法律规则对后来的所有权结构产生影响的规则驱动的(rule2driven)路径依赖。所谓公司规则是指治理公司与投资者、利益相关者和经理人员之间以及他们内部关系的所有法规,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公司法,而且包括证券法和治理破产、劳工关系及金融机构的法律的相关部分,它们本身是路径依赖的。他们认为,所有权结构的选择在两种现在具有相同公司规则而开始时具有不同的所有权结构的经济中,可能是不一样的。先前的结构影响后来的结构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寻租。一个公司有效的所有权结构通常是路径依赖的。由于适应性沉淀成本(sunkadaptivecosts)、网络外部性、互补性、多重最优(mul2tipleoptima),供选择的所有权结构的相对效率部分地依赖于这家公司或同一环境中的其他公司刚开始时的结构。现有的公司所有权结构即便不再有效率,由于内部的寻租,也会具有充分的存续能力。那些享有控制权的当事人会阻止那些可能减少其控制的私人收益的变迁,即使这些变迁是有效率的。只要那些阻碍所有制结构转型的人不负担结构存续的全部成本,或者不获取有效率变动的全部收益,已有的无效率的结构就会存续。确切地说,所有潜在的有效率的变迁将在纯科斯的世界里发生。不过,在不完善的科斯世界里,切实可行的交易常常并不妨碍某些已存的无效率的结构的延续。
第2期刘汉民: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应用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67
Bebchuk和Roe用于解释法律规则路径依赖的原因也有两个:一个是效率;一个是利益集团政治。首先,即使假定法律规则只为效率的原因而选择,初始的所有制型式也会影响可供选择的公司规则的相对效率。有效率的规则集依赖于一个国家现有的公司结构和制度的型式;其次,一个国家初始的公司结构型式会影响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产生公司规则的过程中的权力,企业内部的地位优势(positionaladvantages)将转化为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优势,这种效应会强化初始的所有权结构。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利益集团政治,一个国家有次优的法律体制,这种次优性给那些公司建立者以退出此国法律体制的动因,要么要求更合适的宪章规定,要么到国外成立公司或上市。在科斯的世界里,这些机制会指导所有由同类有效率的协约治理的公司,而在不完善的科斯世界里,这些机制是不完善的,不能期望会产生趋同。Bebchuk和Roe还分析了阻碍所有权结构趋同的其他原因,如企业的性质和市场的差别,观念、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差别等。
Jones和Mygind(1999),的路径依赖,重大的所有制变迁还是发生了。几个结论:第一,,拥有所有权;第三,;第四,大的少数所有权股本(minorityownership),即与内部人持有的少数所有权相比,当外部人
[48],。
Vincensini(2001)将路径依赖的观念从科技引入制度潜在机制的具体研究,认为路径依赖应作为治理经济活动、化解细分矛盾的一种正式和和非正式规则。他提出一个分析欧洲中心所有权结构演化框架,显现了后社会主义制度变革中的路径依赖,认为决定资源分配与使用的所有权结构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力量,在变革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路径依赖,他还进一步举例分析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
[28]所有权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
Licht(2001)指出公司治理和安全规则对本土文化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性,鉴于人们对跨文化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他表示必须尽快建立公司治理系统的跨文化理论。他提出了基于文化价值尺度(CVD)的公司治理系统的跨文化理论框架,并认为国家文化作为路径依赖的重要方面,在公司治理系
[49]统的产生和未来发展两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Schmidt和Spindler(2002)通过对公司治理和路径依赖植入互补性概念进行分析,论证了各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存在的互补性强化了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特性,认为公司治理对相关互补环境的依
[50]赖性必然导致公司治理难以发生国际趋同。
[51]Trevor(2003)分析认为,制度的理论在传统上被认为与参与者以及国家文化和机构组织相关。
历史的演进存在着路径依赖、组织同形和惯性。通过对俄国、日本和德国的制度变迁的历史考查,他描述了最适于制度变化的环境,同时强调不同环境下的制度能对外部环境的改变作出不同反应,对不适于本国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异国”改革必然产生抗拒。同时,使用新制度和创新扩散理论的组合,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所谓“美国化”的德国公司治理的情况。
Edwin(2004)运用路径依赖理论中的沉没成本、转换成本和学习效应解释了公司治理的路径依
[52]赖,分析欧盟政府在最初主导增加信用贸易的次优政策的必然性。他认为制度锁定一定会发生,但
态度的改变主要来自内在压力及外在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欧洲委员会的倡导者角色和美国从东京草案的退出。由于原有制度会对新举措有“锁定”效应,增加风险,正确的选择往往与效率产生分离。
Morck和Steier(2005)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印度等国公司治理的历史,强调路径依
[53]赖,特别是意识形态、企业集团、信任、制度移植和政治在制度演化和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Aoki、Jackson和Miyajima(2007)运用比较制度分析解释了不同国家经济绩效的差别,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公司治理规则和不同的市场安排(marketarrangements),这些差别会影响企业的行为
[54]方式,从而影响企业绩效。Aoki和Jackson(2008)提供了一个理解公司治理和组织架构之间联结多
68浙 江 工 商 大 学 学 报2010年
[55]样性的新特点的简单框架。利用哈特(Hart,1995)提出的人力资产的本质概念并与互补性概念相区
别,他们发现了四种联结模式(传统的英美、德国、日本模式和较新的硅谷模式)的新的特征,即演化的路径依赖性。他们用日本的经验进行了证明,断言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其他国家。
Yoshikawa和McGuire(2008)从制度理论视角研究了影响日本公司治理的环境的最近变化,认为日本的公司治理是变革和延续(changeandcontinuity)并存。在他们看来,公司治理是国家制度框架的
[56]一部分,研究者需要了解影响公司治理实践及其变革和延续的特有的制度安排。
国内目前对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运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论述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王仕军等人(1998)利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质的论述对国
[57]有企业改革反复曲折并不时陷入僵持状态进行了深入剖析。赵降英等人(2003)[58]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演进路径进行探析。邴红艳(2004)运用Bebchuk和两种形式:径依赖,认为结构驱动的路径依赖、[59]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对这一理论的探索中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首先,路径依赖研究开始由定性向定量转化。如List(2004)用数学模型证明,如果早期的决策约束后来的决策,则决策主体(个人或团体)的反理性行为(rationalityviolations)是路径依赖的充分必要
[60]条件。他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团体决策中的路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路径依赖学说的跨学科特征更加明显。如North(2005)把心理学纳入研究视野,认为环境、历史遗产等因素决定人的智力结构(mentalconstructs),从而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和品位,使人们做出的选择有所不同,这样,多重均衡就是可能的。他还认为制度矩阵的范围经济性、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是
[61]导致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的重要因素。Weyland(2008)也在认知心理学的基础上发现了
制度变迁的非连续、不成比例和波浪式等本质特征。他用行动者风险偏好的转移解释了为什么在制度
[62]的静止期后往往伴随重大的突破。
第三,路径依赖理论本身得到了深化。如Schmidt和Spindler(2000)把路径依赖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调整成本(adjustmentcosts)或转换成本作用的路径依赖;另一种是从进化生物学中借用来的概
[63]念,指作为进化近视(evolutionarymyopia)结果的路径依赖。Ebbinghaus(2005)也把路径依赖分为两
种:一种可以用非设计的踩踏出来的小路(unplannedtroddentrail)来隐喻:一个人随意地选了一条路,其他人都跟着走,越走越宽,逐渐产生依赖;一种可以用岔路(branchingpathways)或道路岔口(road
[64]juncture)来隐喻:处在岔路口的人需要在可行的路中选择其中的一条以便继续其旅程。这两种路径
依赖实际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进程:前者强调制度的自发演化和随后长期的围护(entrenchment),后者看重那些左右未来制度变迁选择的事件的相互依赖的顺序。Page(2006)也曾在区分路径依赖、事态(phat)依赖和状态(state)依赖的基础上,把路径依赖细分为早期的路径依赖和近期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结果和路径依赖的均衡等。在他看来,报酬递增既不是路径依赖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负的外部
[65]性才是路径依赖的起因之一。Djelic与Quack(2007)探索了社会中路径转换的过程,提出了路径创造
(pathcreation)和路径生成(pathgeneration)的概念,并试图找到克服路径依赖的办法[66]。
相对国外已经较为成熟的技术路径依赖研究,国内对于路径依赖的研究远非足够。首先,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网络效应(张铭洪,2002;朱彤,2004)和技术标准(郭斌,2000;李太勇,2000;夏大慰,
[67-74]2005)的研究上;其次,在研究方法上,还停留在技术竞争过程的描述上(盛昭瀚和蒋德鹏,
第2期
2002)[75]刘汉民: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应用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69,其研究方法也缺乏实证的检验;最后,对于复杂科学研究领域,则基本尚未涉及,而国外已
[10][76]有关于复杂技术的路径依赖研究,如核电厂(Cowan,1990)和航空航天科技(Bruggeman,2002)。
七、结束语
总之,近年来,路径依赖理论在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应用和发展,包括政治、经济、管理、历史、社会、法律、地理、语言等,成为解释制度演化和组织变革的有用工具。但是路径依赖研究仍然还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路径依赖理论尚未构造出一个能适用于各种情况的一般数理模型,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得出的结论无法进行实证检验;
第二,路径依赖理论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少综合;
第三,,,从而导致缺乏实际应用价值;
第四,,对近几年国外路径依赖研究的其实,,小到人的思维方式,大到宇宙进化,无一不是路径依赖的。破解路径依赖需要多学科协同作战,单打独斗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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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Han2min
(BusinessSchool,Jinan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China)
Abstract:SincetheintroductionofNorthπsInstitutionalChangeTheorytoChina,“pathdependence”hasbecomeanin2creasinglypopularconcept;however,therehasexistedsomemisunderstandingaboutitinChina.Itisnecessarytosortouttherelevantliteratureofpathdependence,andtoanalyzethebasicconceptsdeeply.Thispaperandassessesthepro2gressofpathdependencytheoryindifferentresearchfieldsfromthepectiveofssomereferencesforfurtherapplied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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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何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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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angTzuπsViewsonCustomsandTheirAestheticInfluence
YANGHui
(Institut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Abstract:Amongallthepre2Qinscholars,ChuangTzuwasthefirstonewhorevealedgroupcharacteristicsofcustomsandfullyaffirmedindividualdifferencebasedonhisphilosophicalstandpointofnaturalism.Hewasopposedtoritualandmusi2calenlightenmentandpresented“non2enlightenment”torealize“achievementinenlightenmentandintransformationoftradi2tionsandcustoms”onthebasisofhisdoctrineof“naturalhumanity”.Hisbasicprinciplesanduniqueideasprovidedtheoreti2calbasisforthethinkersinHanandWeidynastiestoreflectonConfucianproposition“nobettermeansthanmusictotransformtraditionsandcustoms”,andfinallyhelpedtoeliminatemusicasanappendagetopoliticalideologyandmadeanimportantin2fluenceon“conscious”spiritofmusicgraduallyformedinHanandWeidynasties.
Keywords:ChuangTzu;customs;nature;music;JIKang
(责任编辑 彭何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