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未来

　　媒体有关英国受益于伦敦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化首都的观点一直以来备受争议。威廉·科贝特在1830年出版的《骑马乡行记》（Rural Rides）中曾这样问道：“伦敦最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新闻界那些愚蠢的花花公子将伦敦称为‘帝国的大都会’，伦敦的命运会是这样吗？” 　　有人认为，伦敦是腐化堕落的源头，这种观念是人们想要限制伦敦发展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伦敦的主导地位。1641年，托马斯·罗伊曾这样写道：“伦敦就像一个脑袋大、肚子小、身材瘦弱的人，它的健康状况并不好。”1940年，皇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工业人口分布》报告，该报告构成了战后伦敦“去中心化”政策的基础，而正是“去中心化”政策促使伦敦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衰退。关于工业人口分布问题，皇家委员会也持与罗伊相似的观点，该委员会认为：“伦敦这个集工业、金融业、商业以及基础性功能于一体的大都会所具有的吸引力恰恰反映了本国其他地区吸引力的严重流失。”尽管如此，正如斯蒂芬·因伍德在其杰作《伦敦的历史》（A History of London）一书中所指出的：“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伦敦工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的。” 　　 　　在这些“去中心化”政策的背后一直存在着误解。人们总是认为，英国经济活动的数量是大致固定的，在不影响其水平的情况下，这些经济活动可以被分流到英国其他地区。英国广播公司（BBC）决定将部分业务从伦敦搬到英格兰西北部城市索尔福德就是一个明显的案例。作为伦敦地区广播产业集群的一部分，BBC受益良多；反过来，该集群也因为BBC的存在而获益。BBC搬迁之后双方都蒙受了损失，不过BBC受到的损失可能更重一些。早餐秀就是其中被分流北上的节目之一。结果该节目不仅失去了最优秀的主持人，还要努力说服受邀的知名人士，让他们长途跋涉来到索尔福德参加节目。 　　 　　但是，最大的危险源于一些直接针对各类不受欢迎人群的政策。目前在英国，有三类人特别不受欢迎，他们分别是富人、银行家和移民。而伦敦是他们的主要聚集地。他们是伦敦的繁荣的根本，政府制定的政策却让他们的生活愈发艰难，这势必会影响伦敦的发展。 　　金融危机以来，对富裕阶层来说，税收制度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友好了。2010年，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上升到了50%，虽然预计到2013年4月，这一税率会回落，但即使到那时，新的税率将是45%，而非以前的40%。富人们所缴纳的税款高得离谱。对于非本国居民来说，征税使得生活成本越来越高；而税务员对双重合同问题的态度也更加强硬，根据双重合同，雇主可以向本国居民和本国居民支付不一样的工资。 　　英国富人不仅抱怨税收制度的具体细节，还埋怨该税收制度的不确定性。最高税率的变化，非本国居民的征税等类似问题似乎反复无常。有钱人都喜欢对未来做出规划，而不确定性使得他们的财务规划难以进行。 　　同时，富人也感受不到其他人的重视。阿普利·巴格利说道：“如今，我所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人真的相信英国人珍视那些能创造财富的人。”巴格利任职于金属贸易公司Metdist，他是该公司的印度裔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此外，他还是伦敦商学院的副主席以及皇家公园基金会的主席。渣打银行的尚卡尔这样说道：“现在的英国有点像20世纪80年代我所离开的印度。英国不仅完全忘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而且还在效仿英迪拉·甘地的做法。” 　　英国人对于银行的敌意不足为奇。一方面，银行是经济危机的爆发的罪魁，另一方面，为了扶持这些银行，政府已经花费了几十亿资金。金融危机以来，英国政府与欧盟一道，加强了对银行的监管力度。欧洲议会正准备推行相关法规，将银行家的奖金限定为基本工资的100%。银行老板则表示，该法规的推行会使得银行的效率变低。他们坚持认为，以奖金的方式向员工支付薪水有助于将报酬与业绩挂钩，这不仅可以降低解雇员工所带来的损失，还可以减少银行的固定成本。 　　对于即将实施的各项监管法规，其他金融公司也小心翼翼地保持观望态度。保诚保险公司的行政总裁谭天忠（Tidjiane Thiam）表示，欧洲针对保险行业制定了偿付能力II（Solvency II）法规，该法规预计将于2014年施行。这项法规的实施会妨碍保诚在欧盟区外的发展，而欧盟区外的业务占到了该公司88%的利润。他还表示，如果这些法规以其现有形式得到落实，“我们将不得不离开伦敦。这并不是在威胁，而是不得不如此。”虽然保诚在伦敦只有几百名员工，但是“与我们失去业务往来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以及银行将不计其数。尽管我们会是第一批退出伦敦的公司，但是我们绝不是最后一批。这就好比溃坝一样”。 　　英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得强硬。与世界上其他富裕国家的人们相比，英国人对于移民的敌意是最强的。这促使了相关闭塞政策的形成，也损害了英国经济的发展。相比于大多数富裕国家，获得英国签证更加昂贵，也更加费时。英国不是《申根协定》（Schengen Accord）的成员国，根据该协定，人们可以在欧盟区内免签证旅游。因此，中国游客在欧洲旅游时，往往跳过英国，而未来，中国游客在全球旅游业中所占的份额将空前巨大。 　　 　　不过，比起英国其他地区，伦敦对待外国人的态度要更加温和，这不仅仅是因为老移民对于新移民的支持。与其他地区相比，土生土长的伦敦白人对待移民的态度也更加友好。然而，伦敦市政府无法制定移民政策；英国政府已经作出承诺，在下届选举前，将减少净移民人数，使其减至“每年数万人”，预计三年内完成。考虑到英国2011年的移民人数为25.2万人，因此，要想实现上述目标，十分困难。英国政府的工作重点是控制国际学生的数量。目前，英国政府已经削减了能够招收国际学生的高校数量，学生在校期间以及课余时间从事有偿工作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对于许多学生来说，这使得他们无法负担在英国学习的费用。政府的这个举措将损害每年带来150亿英镑收入的教育产业。 　　 　　与此同时，要获得专业性工作签证的难度也增加了。Eden McCallum是一家聘请外部独立管理顾问来进行管理的公司，该公司的德娜·麦卡勒姆表示，在过去一年当中，该公司不得不拒绝15位来自美洲和亚洲的管理顾问——这些人过去曾任职于贝恩以及麦肯锡这样的公司，并且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硕士学历，而拒绝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无法获得英国签证。对此，她感到十分困惑：“为什么英国政府不希望那些有进取心，而且拥有高技能与高收入的人在英国工作与消费？”德娜是一个美国人，但她也为伦敦的未来感到担忧。“过去，伦敦曾给人欣欣向荣的感觉，现在它却逐渐失去了活力。你能听到很多有关人们移民到瑞士与亚洲的消息。” 　　现在有一部分精英们离开了伦敦，不过他们并非全部来自金融行业。比尔·勃兰特是一个美国人，他曾在英国石油公司工作了20年。现在，他搬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在那里，他与当地的州立大学进行合作，准备成立一家清洁能源合资公司。他离开英国的原因是过高的非本国居民征税，他说：“在美国，生活成本更低，创业也更加容易。而在英国，你只能往外看，然后告诉自己，这里的情况越来越糟了。” 　　除了公司与人员的流失，伦敦所面临的困境还不止如此：现在不会有新公司在伦敦成立，新人也不会到伦敦寻求发展。巴格利表示，他的家人会回到印度，但是“如果其他人也跟我一样选择离开，伦敦的麻烦就大了。过去的25年里人们一起在伦敦创造财富。未来的25年里，还有人们愿意一起在伦敦创造财富吗？” 　　 　　为了留住人才，伦敦有很多事情要做。有效的法律体系，廉洁的政府，杰出的学校和大学，洁净的空气，美丽的城市，富有活力以及相对安全的街道都是必要的。除此之外，随着亚洲地区资本的逐渐积累和金融服务行业的发展壮大，伦敦还面临着来自亚洲的竞争。比如新加坡和迪拜，这两个国家已经拥有比伦敦更好的基础设施，目前还在完善各自的法律体系、监管机构、学校以及大学管理，从而吸引曾经带领伦敦走向繁荣的众多企业与人才。 　　英国前进有赖于伦敦的繁荣；然而，随着伦敦的不断繁荣，伦敦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与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相比，伦敦面临着更多的移民、贫富分化、种族多样性、分裂以及骚动问题。伦敦是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开放城市，它抛锚停靠在保守的英国与陷入困境的欧洲大陆之间。 　　伦敦所面临的难题是伦敦无法塑造自己的未来。伦敦市长也没有足够的实权。关于金融服务、税收以及移民的法规对伦敦极其重要，然而这些法规却是由欧盟委员会以及英国政府来决定。并且，欧盟委员会与英国政府正在采取会损害伦敦利益的措施。要想在英国开办一家金融服务公司会越来越难，不仅如此，最令人担忧的是，就连进入英国也变得更困难了。在经济困难时期英国制定了更加强硬的移民政策，而这种政策使得伦敦越来越难以像过去的25年所做的那样重塑自我。 　　正如杰弗里·韦斯特的城市理论所阐述的那样，一旦驱动增长的创新周期出现停顿，一个城市不会缓慢衰退，而是迅速崩溃，而伦敦的各项统计数字都不容乐观。最坏的情况是否会发生在伦敦身上，有一部分要取决于经济与社会力量，这两股力量总是不受控制地横扫整个历史，还有一部分要取决于英国的人民以及欧盟的官员。他们需要谨慎对待伦敦问题，因为一座城市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 　　没有人会知道这座城市什么时候会开始衰退，等我们知道的时候，一切都已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