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从江湖到庙堂

　　“吴陈比武”引发金庸创作 　　1954年，香港太极派拳师吴公仪、澳门白鹤派拳师陈克夫，各自宣称其本派拳技之优点，相约在澳门比武，引起了香港民众的普遍关注。这场比武的结果是，吴公仪很快击败了陈克夫。但是，这一事件却成为了香港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不久，陈文统以笔名梁羽生，查良镛将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拆开，以笔名金庸开始在报刊连载武侠小说。梁羽生的第一部作品是《龙虎斗京华》，而金庸的第一部作品则是《书剑恩仇录》。 　　进入武侠小说写作领域之后，梁羽生和金庸都获得了很大成功。两人因此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金庸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香港一文化人曾经回忆，金庸擅长在每天连载的结尾处制造悬念和小高潮，让人迫不及待地希望看到第二天的《明报》。1972年9月，金庸宣布“挂印封刀”，不再创作新的武侠小说。此后，他花了10年时间，整理共15部（包括一个短篇《越女剑》）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 　　邓小平为金庸小说“开禁”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一些海外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内地。1981年，作为《明报》社长的金庸先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请他访问内地。 　　接到访问内地的邀请时，金庸修订《武侠小说全集》的工作已近尾声。金庸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内地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他曾经对记者说，去北京，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获悉后，在一份有关金庸来访的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这一年的7月16日，金庸携家眷踏上了访问内地的旅程。18日上午，在廖承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 　　邓小平已经等在福建厅门口，握住金庸的手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发了邓小平会见金庸的消息。 　　原来，邓小平是内地最早阅读金庸小说的人之一。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 　　这次会面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大陆“开禁”，掀起了流行浪潮。 　　盗版+电视剧=金庸热 　　上世纪80年代初，金庸武侠小说在内地开始了迅速传播的过程。 　　1984年到1985年是金庸武侠小说在内地的出版高峰，大部分的书都是在这两年出版的。80年代末期，随着金庸热的流行，港台的武侠和言情小说涌入内地。港台小说的流行，以及销售渠道的匮乏，催生了租书社这一新行当。各种名目的租书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城市当中。 　　虽然得以广泛流行，但在当时的大陆，金庸小说仍被舆论视为洪水猛兽。因为“文革”时惯性思维的延续，许多老师认为这些以情爱与打斗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属毒草之流，不适合青少年阅读。彼时，金庸小说只属于书包的角落和课桌之下，即便如此，金庸小说的市场仍然繁荣起来。据统计，在出版资源并不丰富的80年代，内地数十家出版社出版了金庸的武侠小说，甚至同一作品出现了多种不同版本。 　　这些金庸小说的传播，以及港版金庸武侠剧的播放，使得金庸作品风靡神州，由此也引起了广泛争议。当时的《新闻联播》曾特别以金庸小说为例，痛陈武侠小说“泛滥”。在内地，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在批判的呼声中，以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为金庸小说平反，他们开始关注金庸小说的文学价值和历史观。 　　虽然广为流行却被定位低俗，金庸小说在80年代遭遇尴尬，成为“错位的经典”。 　　及至一些中央领导称之为“成年人的童话”，并被媒体广泛传播之后，金庸作品才获得了传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三联旋风 　　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董秀玉，在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时与金庸私交甚笃。董秀玉回到北京三联任职后，金庸便顺理成章地将自己15部武侠小说的内地出版权交给了北京三联书店，并在1991年签订了10年合同。 　　1994年5月，北京三联书店以36册一套捆绑销售的形式隆重推出《金庸作品集》，迅速占据了内地巨大的销售市场，每年都维持着稳定的销量。 　　金庸贴吧内一网友记录了当时的热潮，“1994年五六月间，人在中原，等候毕业分配之际，自《南方周末》上看见三联书店首版金庸小说的大幅广告，大喜过望。返乡后即汇款三联。9月，收到包裹单，飞奔至邮局，取得两大箱书，雇人力车到家，扛上楼，小心翼翼除去包装，将36册新书在床上一字排开，当时心情，今日依然挥之不去”。 　　读者一直评价三联版本的金庸做得“很文化”，以致后来武侠小说的出版物多效仿此风。 　　在巨大的需求和利润刺激下，三联版也遭到广泛盗版。《人民日报》报道称，据估计，该套《金庸作品集》在10万册正版之外，还有同样数量的盗版书，书店因此损失大约4000万元码洋。 　　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对金庸等通俗文学代表作品的评价逐步提高，并出现了金庸小说的评论、研究热潮。内地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召开了多次金庸作品学术研讨会，美国、台湾和香港也召开多次，均有内地学者参加，出版了多部论文集。 　　1994年10月，金庸被北大授予名誉教授，并于中国最高学府发表演讲，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将金庸排在第四位。几乎在一夜之间，金庸小说从主流文化眼中的雕虫小技乃至洪水猛兽，突然步入了学术的神圣殿堂。 　　30年后的定位 　　1999年3月，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在当时被誉为文坛大师与名校学府的天作之合，也是金庸在学界获得的最高认可。 而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则代表中国社会对金庸小说的重新定位。 　　2004年11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必修语文读本第四册）内，收录了金庸所著的《天龙八部》片段。 　　入选语文课本之举动，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虽然支持者众多，但惯性思维下，编撰者仍在节选部分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成就足以进入文学史，也有人说他的武侠小说再好也是通俗文学，只有娱乐的作用，难登大雅之堂。对此，你怎么看？” 　　事实上，历史很快给出了答案。2007年9月新学期开始，一套全新的语文教材，发到了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等9个区县的高中生手里。在这套教材中，金庸的《雪山飞狐》作为名家著作入选。学者称，以文学性而论，金庸小说入选语文课本实至名归。 　　从当年老师眼中的禁书到现在于课堂上朗诵的教材，在大陆流行近30年后，金庸小说及其代表的通俗文学，有了一次重新定位，也是准确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