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
——《政治学》，第3页
政治与伦理学的分家是由马基雅维利完成的，但却是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政治问题与伦理问题完全是混合在一起的，而亚里士多德把二者截然分开了，但这种分离并不彻底，因为他认为政治学和伦理学的根本是一致的，上面的那句话就体现了这个观点。
“社会团体”具体到《政治学》一书就是城邦，这句话的意思可概括为：城邦的目的即为善。这句话就在本书的开头，故可看做提纲挈领，然而如此突兀地提出这样重要的结论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因此他在后面使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证这个结论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其逻辑推理的过程。首先，他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如果对任何事物，对政治或其他各问题，追溯其原始而明白其发生的端绪，我们就可以获得最明朗的认识。”所以他从最初的家庭开始分析，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家庭是“男女同主奴这两种关系的结合”，前者纯粹出于生理必要，而后者的目的是“互相维系而得到共同保全”，因为在他看来，让富有理智的人做统治者，有体力的人做被统治者对两种人都有好处。因此，从男女关系到主奴关系的发展其实是一种进步，是从为了类似禽兽的生理需求而结合到为了得到共同保全而结合的进步。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家庭就成为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而家庭更进一步，则是村坊，村坊是由几个家庭联合组成，其目的是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比之日常生活需要则是更进一步。而最终，若干村坊组建成城邦，其目的就进一步升格为“优良的生活”了。亚里士多德又说：“每一自然事物生长的目的就在于显明其本性。又事物的终点，或其极因，必然达到至善。”在他看来，城邦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所以自给自足的城邦必然是至善的团体。
亚里士多德的推理过程可以概括为：为了满足日常需要，我们组建了家庭；为了适应更广大的需要，我们组成了村坊；为了优良的生活，我们建立了城邦。这个推理过程固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将优良的生活与至善联系起来了，那么二者真的有必然联系吗？
要想明白这个问题，就要先解决另一个问题：何为善？前面我已经说了，亚里士多德分开了政治与伦理但他认为二者的根本是一致的，善就是根本。然而同样是善，也分伦理的善和政治的善。伦理之善往往与德并举，称为“善德”，大概是指“仁”、“智”、“勇”一类个人品德；而政治上的善却与优良的生活、正义等城邦的概念等价。二者是有联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的幸福与其善德成正比 ，类似的，“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因此，就个人而言，善是德的发端；就城邦而言，善是正义的发端，并且会带来优良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说：“政治的目的是最高的目的，它的主要关心所在，是把优秀的品质赋予一定种类的公民,使他们成为行为美好的人。个人的善，与城邦的善就是在这里结合的。”
以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善造就合格的公民，合格的公民组成优良的政体，而优良的政体等于最幸福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但是这里有一个薄弱的环节，就是善真的能造就合格的公民吗，亚里士多德认为：“好公民不必归于一种至善的品德。”这实际降低了对公民的善的要求，只要每人能达到符合其社会角色的最低要求即可。看起来不难，实际上却难如上青天，因为这一整套理论需要三个基础：其一，人有追求更优良的生活的本性。其二，人皆有善，这个善可以发展成各种有益于社会的品德。其三，要有一个理想的政体，使得个人的品德可以为这个政体所用，来追求整体的更优良的生活。一、二或许不难，但若没有第三点一切都不能成立，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就是这样理想的政体，但他并没有考虑“公意”和“私意”冲突的情况，他认为二者自然应该是一致的，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一部分”。但事实上，由于统治者的私意——
起初是奴隶主，后来是封建君主，现在是在背后操纵政治的资本家和既得利益集团，我们花数千年都没有找到这样理想的政体，只能退而求其次，扩大统治者为统治阶级，建立追求统治阶级更优良的生活的政体。或许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把所有人包括在理想政体内的想法，但规模更大的理想政体显然比规模小的更有现实意义，然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依然是存在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调和的，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得到解决，统治阶级的规模会缩小，甚至退化到若干统治者的程度。以满清为例，起初满人是统治阶级，是既得利益阶层，不干活也有铁杆庄稼，后来朝廷自顾不暇，也管不了普通满人死活了，统治阶级退化为若干皇室高层和手握重兵的统治者，这种倒退使满清的灭亡成为注定之事。
综上，“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的。但就《政治学》一书里讨论的内容，严格来说，表述为“城邦的建立是为了统治者或统治阶级更优良的生活”则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