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ZHEN MIDDLE SCHOOL
研究性学习论文
雅典民主如何导致雅典的灭亡
张柏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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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黄睿 2013级 高二11班 zhang.baihao@foxmail.com [1**********]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了关于雅典民主以及雅典的灭亡之间的联系，以及内在层次的逻辑顺序。雅典的民主崛起于“自由人”阶层，而当奴隶制的经济发展，“自由人”阶层逐渐没落而变为贫民。此时就导致了民主的矛盾和问题，矛盾表现为民主内容的过于广泛性以及民主主体的狭隘性，问题表现为“反复无常”、“效率低下”和“智力不高”。雅典民主最终由于无法适应社会基础而覆灭，这符合历史的客观规律，而随之远去的还有雅典的帝国。 关键词
：雅典,民主,灭亡
问题的来源
“雅典民主导致雅典灭亡”并非新鲜的论断，例如某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上便存在着类似的话语。但是，却并未给出详细的解释，以至于某历史教师也对此观点抱有怀疑的态度（王红珍，2007）。
“关于雅典灭亡的原因，史学界早有定论：‘„„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
而这位历史教师的观点来自于另一本著作（恩格斯，2003），原句是这样的：
“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并且不会有什么成功；或者变为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
所谓“讨好君主的学究”所指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如书中注释）。
柏拉图所描写的场景，便是一种专制政体：最高权力由一名哲学家掌握，法律服从国家的权力（柏拉图，1986）。而亚里士多德则在书中坦言应“依法治国”，他还把雅典城邦中出现过的政体分为六种：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僭主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前三种称之为“好政体”，后三者则是一一对应的“坏政体”。在好政体中，君主政体最好，共和政体最坏；在坏政体中，民主政体却是最好的（亚里士多德，2013）。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雅典的民主制度。
可见，对雅典灭亡的原因，在制度方面有两类看法。第一是以恩格斯为代表的“奴隶制”灭亡，对于更加久远的年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存在着共同的另一种看法，即所谓的“民主制”灭亡。（这里对于修昔底德的“内斗”论便避而不谈了，一是因为其内容与“制度”并非完全相切，其二是由于这论断过于浅薄而更似现象。）
然而对于“民主制”、“奴隶制”这两种看法是否有共同点呢？我认为是存在的。比如，奴隶制提供了民主的物质基础，它们共同构造雅典社会。奴隶制是下层基础，而雅典的民主则是上层建筑，两者互相有影响和作用。我们或许不能单一的认为是奴隶制，或是民主制度导致雅典的灭亡，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体的。
雅典的民主制度（或雅典民主的兴起）
需要理解雅典的灭亡中民主的因素，必须先理解雅典的民主制度是怎样的。在这一节将论述雅典的民主制度的机制。
在雅典民主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有三次改革需要被特别提及，甚至可以这样说，就是三次改革造就了雅典民主制度。
首先是公元前6世纪初的梭伦改革，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奠基。其理由在于成功塑造出了“雅典自由人”的政治基础组织，从而有了民主的前提对象（廖学盛，1997）。
“梭伦实行的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废除并且禁止在雅典人中间一度广为流行的基于债务而发生的富有的雅典人奴役贫困的雅典人的债务奴役制,从而使得整个雅典城邦摆脱了由于债务奴役猖獗所造成的分崩离析状况,使雅典人构成的自由人集体在阿提加境内成了自由和财产得到可靠保证的、有别于同一地域之内的非雅典人的有完备结构的政治组织。”
而之后，梭伦又建立了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这使民众的政治权利有了保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亚里士多德，1959；转引自廖学盛，1997）：
“看来,梭伦的政体在三个方面最具民主色彩,最主要的是不允许以人身自由作担保的借贷,再就是任何人都有权保护被欺凌的人,第三则是可以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据说,因此而群众有了力量。民众既然在表决方面是主人,也就是政体的主人。”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雅典的民主建立在“雅典自由人”之上（以后简称“自由人”）。这也是整个雅典民主的发源，也是雅典民主的基础。自由人团体是削弱血缘而强调城邦的产物，他们有信念和责任心，这在一开始的民主制度的运作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之后是克里斯提尼及前451年伯利克里的公民权法得到通过。在这其中的140多年,雅典在击败斯巴达对其内政的干涉、赢得希波战争的胜利的同时,也成功地实现了对外扩张。然而这种军事扩张的过程中，由于领地的扩大，产生了新的军事殖民主义，抑或有学者称之为“雅典帝国”（李迎雪，2011）。
在论述“雅典帝国”之前，先说明雅典民主的大体运作机制。
雅典民主制度可以归结为五大特点（蒙振祥、叶晓川，2003）：
（1）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违法都会受到惩处。
（2）公民大会，最高权力机关：作为最高的权力机关，公民大会由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组成。决定各类国家大事，例如宣战或选举等。
（3）陪审法庭，最高审判机关：作为最高的审判机关，陪审法庭由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抽签充当陪审员，任期一年。“陪审官的任何投票都应当具有最高权力。（亚里士多德，1959）”
（4）轮流执政制度：雅典实行普选制，公民轮流执政。500人议事会等一般
行政官员由抽签产生，而其下设机构有的采用投票表决，有的采用抽签。每年6个雅典公民中就有1人可能担任某种官职（应克复等，2012）。
（5）严格的监督制度：官员从当选到卸任都会受到严格的监督。任何公民如果认为法令违宪，即可申诉。除此之外，还有克里斯提尼时期确立的“陶片放逐法”。
而在具体官职上，我们可以用一幅图说明得十分清楚（黄睿，2014）：
简图 1
这便是雅典民主的大体运作机制，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雅典民主的一些特点。接下来论述民主制度在“雅典帝国”时期的变化。
有学者认为，雅典在希波战争之后，已经实际上控制了“提诺同盟”（李迎雪，2011）。“提诺同盟”即“雅典同盟”，是希腊为反击波斯建立的海上舰队同盟，雅典起到主导地位。而在伯利克里时期，雅典直接控制下的属国多达200个左右，爱琴海成为雅典内海。之后，雅典又通过各种手段强化对各地行政和军事的控制（徐岩松，1993；转引自李迎雪，2011）。
然而与雅典帝国一同发展的，还有奴隶制的经济体系。随着人口增加，土地贫瘠的雅典向海外继续发展，以盟邦的贡金为财政的收入的重要部分。手工业商业发展，使雅典成为地中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奴隶劳动因而广泛运用于各行各业，并开始取代“小生产者”，即之前提到的“自由人”。根据一些数据，可以表明雅典国家的几乎全部财富都在依靠奴隶生产（薛桂芬，2003）。
雅典式的民主需要建立在小国寡民的城邦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2013），此时的城邦基础却濒临瓦解。雅典城邦转变为雅典帝国，将民主的基础从“自由人”转向“奴隶”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是，民主的对象并没有改变，仍然只是在“自由人”中实行民主。而此时的“自由人”，由于奴隶制的发展而演变为了贫民，某些靠着伯利克里时期的“参政津贴”过活，不可同日而语。有学者将“自由民”变成贫民的过程总结成“小农破产”（薛桂芬，1996）。
“奴隶制的发展总是同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小土地所有制的瓦解联系在一起的。奴隶制的发展有助于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两者互相起促进作用;对于小土地所有制则不然,奴隶制的发展,促使小农破产,造成小农经济崩溃。小农脱离土地,城市贫民增加,公民与土地所有者基本合一的原则逐渐破坏,城邦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这是雅典城邦危机的原因和标志。”
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雅典对外的政治方式向来“强权”。它依靠武力、暴力来维持雅典同盟，“„„雅典欺凌它的盟邦，强迫它们成为归附自己的隶属”（伊迪丝·汉密尔顿，1988；转引自赵玉英，2007）。这与在国内的“民主”景象截然不同，其原因在于国内的民主基础需要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来维持，而维持的最简单方法即依靠暴力和武力。
雅典帝国的覆灭（或雅典民主的衰落）
雅典帝国的覆灭，是直接联系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这场从公元前431年开始，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与雅典同盟的剧烈碰撞，甚至导致了整个希腊的衰落。
对于战争的起因，雅典的“军事殖民主义”毫无疑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从先人的一些言论中可见一二（修昔底德，2012）。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对于这句话，我的解读是这样的：第一者的原因并非斯巴达的恐惧，而是雅典的势力增长所带来的野心。这种野心在叙拉古人赫蒙克拉底口中如此表述（修昔底德，2012）：“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来代替波斯帝国，而其他希腊人作战的结果只不过是换了新的主人。”
在当时的希腊，存在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即“雅典对雅典同盟国的自治权进行了难以容忍的限制”，也正是如此，斯巴达才站出来充当希腊各国的“解放者。”
战争刚开始，雅典就犯下大错，他们经过民主决议决定远征西西里岛上的另一个民主国家叙拉古，这也是雅典的扩张野心作用的结果。从此，雅典（同盟）开始了双线作战，而正是这一远征损伤了雅典的元气。
然而这项民主决议究竟如何做出的呢？据修昔底德记载，当时在公民大会上，远征派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反映出雅典公民的一种普遍心态，正如当时热烈主张远征西西里的亚西比德所言：“我认为一个本性是活动的城邦，如果无法改变它的本性而变得闲散的话，会很快地毁灭自己的。”这时，尽管仍有人于内心反对远征，但也闭口不言，生怕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
假设，有这样一个智力机构能够判断决策是否正确，而并非完全依靠公民的选择，也许这项决议就不会做出。这次的错误是由于国内民众的“热情”以及对自己国家实力的盲目自信，以及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所导致的。雅典的民主制度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它成功地将公民的普遍意志加于帝国机器上，从而产生了错误的后果，这便是所谓民主的“智力不高”。
然而这并不能说是一定的，也许民主有一种自我的修复机制。比如，在雅典人决定是否与科西拉人结盟，以及是否杀死所有投降的密提林人时，快速推翻了之前的决议。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主制度对决策的修正能力。不过，这恰恰也是民主的另一个特点：反复无常，我们可以见到民意是怎样被操纵的。
在杀死密提林人的提议中，在一开始，雅典人极其愤怒，而他们听从了一个叫克里昂的公民提出的议案，决定处死全部密提林人民。克里昂是这样说的，有怜悯之感，迷恋于巧妙的辩论会令人误入歧途；宽大为怀，不念旧恶，对于统治的帝国是十分有害的（修昔底德，2012）。
随后，在第二天，人们却迅速转变了他们的情绪。开始听从另一个演说家的建议，叫戴奥罗都斯。戴奥罗都斯事实上并未从道德上进行分析，他只是从帝国的利益而论（他自己是反复这样强调的），处死密提林人对雅典有害无益。那么从功利的角度看，似乎免去他们的死罪才是合理的选择。
最后，戴奥罗都斯的提议以微弱优势通过。第二天发出的船只费劲全力才赶上第一艘而阻止了这一次大屠杀。戴奥罗都斯所说的未必是他真正所想，也许，他这样建议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而为了在民主制度中通过一项决议，政治家们似乎必须使用高超的演说技巧，用欺骗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无疑降低了效率。
以上的例子想要说明的是民主的具体实行中所有的一些问题，而这些具体问题的产生原因，则在于之前所述的“雅典帝国”的发展和“雅典民主”之间的矛盾。雅典式的民主，在于其内容的广泛性和主体的狭隘性。比如，几乎所有国家的官员都可以通过抽签的方式获得，而将军的名额也是通过选举产生。民众对于这些官员的不信任性也导致了领导人频繁的更替，在伯利克里死后，这种不信任性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四百人僭政”以及“五千人会议统治”的政变。
主体的狭隘性不但直接表现在国内：并非所有“雅典人”都有民主权利。而且，还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即雅典的强权政治。“雅典帝国主义”是这样一种定义，对内实行狭隘的民主，对外则是完全的强权，以扩张为目的。这也是当时雅典的公民意识的体现。这种现象的解释是：当“自由人”变化为贫民，那么他们的心理势必会发生改变，雅典帝国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也不同。
正是由于这种民主主体的狭隘性，引起了战争，也导致雅典四面受敌。正是雅典民主权利的过于广泛，才产生了混乱与暴力。有学者总结道（蒙振祥、叶晓川，2003）：雅典的民主只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一种形式。这句话可以换一种思路来理解：当曾经的奴隶主阶级败落，而新的阶级尚未崛起之际，雅典的民主的目的就显得不明确了。而这种“民主的彷徨”恰恰表现为之前所说的具体问题，而彷徨的矛盾（亦或是制度与主体的矛盾）表现为雅典民主的两性。
雅典在战争战败后，矛盾并未消除。斯巴达人在雅典（或整个希腊）推行其贵族寡头政治，最终也并未能持久。“寡头政治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罪恶，„„越来越多的人们希望结束这样的专制暴政。”（威尔·杜兰特，2010）于是，一年后，雅典推翻寡头统治，并在前378年建立了第二个雅典帝国。但已经大不如前，“民主制度早已成为昨日黄花”（赵玉英，2007）。
也有学者称，雅典战败后民主制度衰落的原因是“经济衰退”（赵玉英，2007）。这其实并未考虑到深层次的原因，当雅典民主开始崛起的时候，实际上的奴隶制经济并未成熟。而在奴隶制经济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民主制度却遭遇空前的危机，混乱不堪。这与其之前所阐述的内容不符，且自相矛盾。
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雅典民主的衰落是其城邦政治与社会心理在重压下的脆弱性（惠黎文、时殷弘，2006）导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然而如果这是雅典的本身性质，在希波战争时就理应体现一二，但却并没有。我们可以作出假设，实际上是由于某种元素的变化，导致了雅典城邦政治和社会心理的转变。这种变化就是恩格斯所言的“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以及所导致的“雅典帝国主义”。
讨论部分（或结论部分）
综上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相关的结论，即“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导致了“雅典帝国主义”，进而产生了“民主的彷徨”现象。当制度无法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基础，必然会造成一系列问题，如之前所说的“城邦政治与社会心理的脆弱性”。
简图 2
上方笔者制作的简图能够比较清晰地展示雅典民主制的发展过程，以及在奴隶制经济各个时期的表现：希波战争时期，奴隶制经济尚不发达，雅典的民主制与社会基础较为匹配，进而表现以优点为主。而正是这些优点促使希波战争胜利，并随着奴隶制经济发展产生了“雅典帝国主义”。雅典民主制在这一时期的作用，便是成功地将“雅典帝国主义”上升为整个雅典的意志，并实现了扩张。但随着“雅典帝国主义”的发展，扩张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慌，发动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在这个时期，奴隶制经济已经更加成熟和发达，雅典民主制与社会基础脱节，产生矛盾和问题，在外部战争的压力下，表现为混乱和暴力。
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与发达时期也许并不是如此泾渭分明。我们或许可以将它看作重叠的两个时期，其本质是几乎相当的，只是在不同外部原因的作用下表现略有不同。
在本文的一套理论下，所谓的“民主制”与“奴隶制”之争就有机地统一起来。我们既可以说，奴隶制的经济发展导致了雅典灭亡；也可以说，民主制的不加改变而不能适应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因而产生了毁灭性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却恰好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下表现出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是一种必然，伯里克利也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修昔底德，2012；转引自何怀宏，2003），他说：“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维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
这场战争的必然性便是由于“雅典帝国主义”的发展产生，而“雅典帝国主义”是由于奴隶制经济发展产生。所以，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甚至还为雅典的灭亡提供了外部的因素，从而引爆了内部的矛盾。
本文还提出了一些概念（或定义），为方便整理，在此简述一遍：
概念 解释
雅典自由人 雅典在梭伦改革后产生的社会集体，有强大的社会责任心和
高尚的品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大多有土地），有一定的
自由，且乐于参与政治。
雅典帝国主义 雅典在希波战争后表现出来的特征，控制海上的军事同盟，
以扩张为目的。对内实行同时具有两性的民主，对外实行完
全的强权政治。
民主的彷徨 在社会底层基础发展以后，民主制度的目的变得不明确。从
而无法实现制度设计时希望产生的良好影响，反而因为统治
阶级的变异（或转变）而出现问题。
雅典民主的两性 第一是民主权利的过于广泛性，第二是民主主体的过于狭隘
性，且对外实行强权而对内实行两性民主。有时“两性”一指内部的两性，二指内外分别的两性。
雅典民主的问题 第一是“智力不高”，很难准确决策。第二是“反复无常”，
决策不能坚定。第三是“效率低下”，决策无法快速作出。
三者共同构成雅典民主的具体问题。
最后，为了保证文章的论证性，在此考虑一些可能的反对意见，并给出回答：
（1）所谓雅典民主的“两性”并非独特现象，事实上民主只能在统治阶级实行，对内的民主主体属于特定团体是正常的，而对外实行强权与内部民主无关。
答：雅典内部民主的两性就在于统治阶级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奴隶主阶级力量增强。然而原先的“自由人”阶级则没落成为贫民，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统治地位。这里特别说明，“自由人”并不等同于“奴隶主”，事实上两者有所区别（黄洋，1994）。
对于内外的两性，所强调的并非“对外实行民主”，而所指的是“雅典帝国主义”带来的扩张性的外表。与此鲜明对比的是对国家公权力的极度限制。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内部极其保守的国家，对外却极尽其强权能力。
（2）“雅典帝国主义”并非是造成雅典灭亡的“原因”。它只是造成了一种扩张性的政策，倘若没有“伯罗奔尼撒联盟”与之抗衡，雅典不至于失败。由此而言，恐怕民主制也并非真凶。
答：“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动事实上是一种必然，是由于雅典的奴隶制经济发展与他国的奴隶制经济冲突而产生的。而在古希腊的狭小的土地上，这种冲突就显得更加明显，而更加容易爆发。倘若没有“伯罗奔尼撒联盟”，也还会有其他的较发达的城邦因为雅典侵犯其利益而起身反对，所以这是一种必然。 那么，倘若是另一场战争，而并非强大的斯巴达，雅典是否就能胜利？前面已经论证过，雅典失败的原因在于民主制与社会基础的不匹配，从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只要并未改变雅典的制度，问题就将存在，雅典胜利的可能性就小之又小。
（3）本文主要是从“性质”讨论雅典灭亡的问题，但是并未“定量”分析，各种数据并不丰富，也没有太强的逻辑性。
答：确实，这是本文存在的问题之一。不过，本文旨在提出一种重新看待雅典灭亡的角度与方向，并非讨论公式与数据的数学论文。或许，更应该称本文为“雅典灭亡原因的另一种角度解读”。
本文的特色在于，综合且论述了如今的几种主要观点。从经济（社会基础）——制度结合看待问题，并且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同时援引各种资料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而并非是一篇数据的分析和综合文。换句话说，这是一篇“思辨性”论文而并非是“分析性”论文。
（4）论文的现实意义并不高，只是在分析古典时期的民主政治，今日的民主制度已然发展得更加完善，而且并非从当时的民主发展而来，现代的热衷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晏绍祥，2004），恐怕借鉴的意义不大。
答：这要关系到如何看待雅典民主问题。如果单纯地只从制度角度分析，似乎并不会有太大收获。我们应该从经济与制度两方面考虑，比如，民主制度并非
完美的制度，也不存在完美的制度，而是需要随着现实的基础的改变而改变。最恰当地切合当下实际的制度，或许更有益于我们。
雅典民主的两性则反映了一种现象，一个国家的民主是否能遏制它的扩张趋势？抑或是民主是否必然是狭隘的，展现在外必然是暴力以维持国内奢侈的制度？这在强权政治肆虐的今日更加值得令人深思。
以上的例子仅是用来说明，雅典的遭遇并非与现实完全脱离，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共同联系。研究雅典的兴衰，对目前的社会有着指导意义。
附录及一些其他说明
本文并未严格按照“文献述评”——“论点论证”——“结论与讨论”的模式进行，相反，笔者将文献述评的内容融合在了论点论证的部分，使全文具有更好的可读性。本文还将完全引用的部分独立成段，并用小一号的灰色字体写作，供读者更好地参考。为了阅读方便，本文的排版为“一行空一行”，而使段落分明。
在引用资料、查阅文献时并未和原作者一一联系或通知，在此一并感谢。也希望笔者的论文能使更多的研究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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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我的老师以及同学，他们在论文的构思及写作中给予了一些大有用处的建议。我的父母，他们在论文审阅中给予支持和鼓励。我的学校，开设的课程给予了论文的写作机会。再次特别感谢以上
参考文献的作者，对启发我的思路，丰富我的论据有着极大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