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谦小说的叙事特点与想象力量宋炳辉
在北美华语作家中，陈谦的写作历史并不太长，作品数量也不算很多，但影响却不小，而且无论是她的叙事对象还是叙事方式，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我看来，她的写作一开始就具有足够的力度和成熟度。比如她初期写作的中篇小说《覆水》的情节处理，很容易令人想起严歌苓的短篇《少女小渔》，这种为出国改变命运而不得不嫁个老年男人（无论真假，在女主人公的心理与情感上都经历某种冲突）的故事，在上世纪80年代的现实中不是孤例，但陈谦的叙事，似乎是从严歌苓笔下小渔所震惊的地方再往前走，走到了人物身体与灵魂的更深处了。正是从其叙述的不动声色中，我似乎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某种“成熟”。
陈谦的写作经历并不复杂。从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①]开始，到《特雷莎的流氓犯》[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次年，中篇小说《望断南飞雁》刊于《人民文学》“海外华人作家专号”[③]。此外，她还有散文集《美国两面派》[④]和一些短篇小说相继在国内发表，比如《残雪》、《何以言爱》、《鱼的快乐》等。最近又有短篇小说《谁是眉立》、《一个红颜的故事》和《下楼》等发表。尤其是《下楼》[⑤]，我以为不仅是她至今作品中的短篇佳作，且与中篇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一样，预示着陈谦写作的某种重要转向，值得读者认真关注。
观察与评述陈谦的小说，当然有很多可能性。许多可能性是居于作品的叙事类型而展开，比如爱情叙事、女性叙事、跨文化的移民生活叙事、留学生叙事、文革叙事等进行分析，这些评述角度，当然都可以在陈谦写作的分析中采用，也可能都有一定的阐释力，但这些归类式阐释，有可能从一开始就限定了分析对象有可能存在的多元复杂的叙述特点及其意蕴。
在我看来，陈谦小说叙事的特点之一，惯于以个体生命为视角，借助女性眼光，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从情爱婚姻的故事框架展开，她的想象也大都是在这个时空和经验中展开。作者早年南方生活的记忆，留学与移民生活的奋斗经历等，都是她小说叙事的取材领域。仅从题材角度而言，她多年的硅谷生活及其在作品中的呈现，倒是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海外华文文学、留学生题材文学的空白，但我认为其意义显然不限于此。细致的心理分析呈现；叙事逻辑的绵密周详；叙事者对不同人物的“对话式”处理方式；对女性内心世界的生动展示，同时又没有所谓女权主义的偏执立场；真正逼视个体生命的困境、选择的两难和价值的追求，等等，这些借助于硅谷叙事而显示出来的特点，更应该得到重视。如施战军所言，陈谦的小说很好地承载了多义理解的可能，同时实现了“叙述整体的协调和细部的熨帖，从而实现人物对心灵之路的坚定选择和对生命自由的深在宽解的完美统一”[⑥]。陈谦的故事大都具有跨文化的背景，但其指向与效果却往往是超越性的，是对生存处境、生命意义的根本性追问。读者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观察、解读和分析，但并不影响叙事本身的内核与价值。
陈谦的另一种叙事追求就是在异文化场域中反顾本土历史与文化，尤其突出的是，借助对文革历史的叙事与想象，反思与忏悔灾难的个体承担。
北美华文文学中的文革叙事由来已久，创作主体主要有两个群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移民自台湾的作家和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大陆“新移民”作家。前者以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聂华苓等为代表，后者以查建英、苏炜、严歌苓等影响较大。前者的创作时间从1974 年陈若曦的短篇小说《尹县长》算起，到1986年於梨华的小说集《寻》，时间上要早于大陆的“伤痕文学”，并延续至文革结束之后的十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作家在文革题材上有了新的拓展，至今仍在呈现着新的可能性，以严歌苓、苏炜等成绩较为突出。在这种以凸显人性的复杂幽深为宗旨的趋势中，文革往往逐渐被淡化为叙事的底色，主题和事件往往离真实的历史背景越来越远。文革成了这些作者的人性试验田，他们把各种故事安置在这里进行演绎，以期收获相应的成果。这些作品大都着力追求文学叙述形式上的创新和实验，相应地，真实复杂的文革历史状况则渐渐被置换为人性表演的舞台背景。更有甚者，作为历史悲剧的文革的“宏大”历史意义几乎被消解，文革成为作者任取所需的写作材料，显示出浓厚的新历史主义色彩。当然，这类写作实验中也出现了艺术上成就颇高的作品。
而陈谦的文革叙述，似乎有着另一种程度的自觉。她在谈及中篇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的写作意图时，对这种自觉有所表述：“如果我们不能拥有托尔斯泰那样既能自由出入上层建筑核心、又能紧密贴近社会底层各界的大师”，“但自下而上，我们如果肯于自省，又足够诚实，亦有可为。”[⑦]陈谦所谓的“自下而上”，有着自己的特定方式，由此所显示的具有个人化特点的文革叙事及其反思，我把它概括为两种方式。
首先是风月与风云的杂糅。以风月即情爱叙事为切入口，引入对历史风云的深层反思，从而演绎出作者所谓的“另一种文革的故事”。对于陈谦而言，这一方式可能是基于早期的某种写作惯性，但我认为更是作者的一种自觉，即使面对严肃的反思主题, 陈谦还是要通过男女情事这样的“风月”形式来加以处理。其实，当代很多女作家都曾经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过对文革历史的体验和感悟，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中篇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的故事与叙述，就比较突出地体现了陈谦这一叙事主题与方式的复杂性，从风月中见风云，在暧昧中的包孕这丰富与深度。
小说叙述了一个忏情模式的故事，却从“青春期心理”角度切入，进而思考“文革”非正常的政治外力对“青春”与“情爱”这些本属常见的心理困惑的夸张、放大和扼杀。特蕾莎与王旭东的青春期冲动，因为与时代政治的纠结，在那个年代演变成决定个人和家庭命运的严重“事件”。这些经历成了他们各自一生中的深深隐痛，在对类似原罪的躲避与追寻之中，两人在海外相遇了，在急迫而又小心翼翼的诉说中，共同完成了对个体与历史的忏悔。女主人公特蕾莎先后曾改过两次名字，儿时的“静梅”在文革中改成了“劲梅”，出国后又从“劲梅”改成“特蕾莎”，后者是基督教传统中一个最有标志性的女性忏悔者形象。作者通过人物的两次改名，透露出个人成长的、不同时代与不同文化的各种信息。无论是借助于东方佛家“心动即身动”的“因缘”关系，还是西方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在特蕾莎的内心，都指向对早年所犯过错的无止境的忏悔和自责。然而，作者没有如僧徒牧师般的吁请大家去对佛祖、上帝或者是犯错的对象进行忏悔以祈求宽恕，而是进一步地追问：通过忏悔，我们能够获得心灵上的救赎吗？我们的忏悔，究竟是为了补救对别人的损失，还是完成自我的解脱？我们真能赎回自己的罪衍，弥补我们的过失吗？即使受害人今天已经过上了所谓的好生活，我们的罪责就可以因此减免吗？这样的追问，虽然呈现为东西方文化与不同宗教思维之传统的差异与纠缠，也但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这些限制，从而推及对所有罪错与悔过的反思了。
《特蕾莎的流氓犯》在叙述上的另一个暧昧之处，在于男女主人公的会面及其相互陈述，到底是旧识重逢还是陌路相识？乍看似乎是前者，但随着叙述的展开，读者发觉两人的所历所述似乎又是各自不同的故事，只不过两个故事的主人公都叫王旭东和小梅。男女主人公间的错认抑或是记忆的模糊误植，使多年郁积于心的种种愧疚和微妙的男女之情，连同人性的自恋自私，一起暴露在同病相怜的彼此和所有读者的眼前。两对男女的故事在陈谦的笔下先是魔幻般的叠合为一，再通过主人公错位的相遇而拆分开来，从而在结尾时引导读者将二者再一次拼合起来，并给予一种执拗的观照和拷问。普通人的心理天然具有一种自我保护与遗忘的机制，如果个体的记忆都是时时需要加以警惕和怀疑的，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历史悲剧的责任，理直气壮地归结为某种外在的力量呢？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瞥她一眼，声音越发有些冷：我们是故意的吗？至少我不是的，但是我犯下了，我和我的家庭在那个时代中参与了制造悲剧。我们该推给时代？都是时代的可耻？这样做，好容易，但是我这里———他指指他的心口，说，它不得安宁。”
这是作者借助于自身的体验，用故事与人物对文革历史进行反思的反思，拷问的拷问。特蕾莎故事的虚实模棱的情节设置，蕴含着一种对话式的潜在结构，其中的暧昧与模糊之处的反而凸显出一种历史和心理鉴照的力度。
在对待历史性悲剧的探究中，如若忽视社会、体制和文化等因素，自然无助于我们理解、反思历史，但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作为人们自我开脱的理由。当代文学中有着太多的叙事作品，在展演悲剧的同时又推导出一个空洞而又终极的悲剧制造者，比如说时代、路线或者某些当权者，于是，所有的反思到这一步就戛然而止。树立起终极的悲剧制造者，实际上就等于给所有其他人以一种豁免权，因为“我们”都是受害者。但谁也不去进一步探究，潜藏在人类心灵暗角中的邪恶，如何与时代的灾难形成一种媾和。而陈谦在小说中则诚实地写道：“她为了她十三岁的嫉妒，利用了那个时代。”我们都知道那个古老的故事，在伊甸园里，无辜的夏娃被狡猾的蛇所诱惑，但是小说中的她则对此苦涩地说出“不”字，因为“其实那蛇是在人的心里”。我之所以称这部小说有一种“执拗”的性格，因为它放弃了惯常的“转嫁”逻辑而求得自我谅解的路子，它让自我“不得安宁”，似乎发了一股狠劲，朝着一条窄道开掘下去。
钱理群在回忆自己的“文革”经历时，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文革的积极参加者，而且从头参加到尾，没有当过一天逍遥派。”，他在这一章自传中的记叙，清晰地呈现了暴乱的社会基础，数不清的力量在其中纠结、蠢动，但它们都有着各自具体而切实的诉求：“反抗出身造成的不平等、消弭城乡差距、获得更多物质分配，……”等等。这些隐秘而真实的欲望和诉求，正是高层权力争夺与民间造反运动的沟通点。对自我的“记录”与精神分析正是钱理群追究所有问题的起点。但最终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个人”对耻辱与罪责的承担、反省，也正是整个民族反思灾难与道德完善的起点，“解剖自己心中的黑暗”[⑧]，可能正是反思“天下的黑暗”的最坚固、最可靠的基石。以上述这段话为参照，我们可以和对《特蕾莎的流氓犯》的“郁达夫文学奖”授奖词做进一步的参照：“陈谦的这篇小说从一种特有的个体生命史进入“文革”，在追述历史对个人成长伤害的同时，又将个人对历史劫难的责任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青春记忆，忏悔意识，心理和精神的自我救赎，都被作者结构进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北美的框架里。自然凝重的叙事，始终贯穿一股浓浓的饱满的情绪，由此传达出思想的深度和抒情的温度。”[⑨]
陈谦叙述才能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个人心理分析与历史叙事的紧密结合，更确切地说，是借助于个人心理的分析，把个人创伤的疗治与对历史的反思与忏悔融为一体。这在上述《特蕾莎的流氓犯》中已有足够的体现，不过，在她的近作《下楼》中体现得更加娴熟精致了。
短篇小说《下楼》的叙述有三个层面：叙述的现在时，是主人公丹桂的课堂现场，这是她作为年青的归国心理学者在所任职大学的第一次课堂讲授。她所面对的90后学生，在开放时代出生长大，身处信息爆炸时代，却对30多年前的重大历史场景和意义似乎全然不知。这是主人公的长篇心理活动也就是之后文本的整个叙述展开的触媒，这一场景虽只有开头的一段文字，但构成了文本叙述最外围的结构层面。
多年以前丹桂与戴比教授的第一次见面与对话，也就是丹桂在报考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入学面试，则是故事的核心。它决定了丹桂后来终于成为一位创伤心理学者，并且使她最终完成心理创伤的自我疗救的关键，这是文本叙述的第二个层面。戴比教授与叙述者一样，对丹桂这个中国学生的考察（呈现），除了心理学专业能力以外，更关注的是专业选择背后的个人心理原因。他们之间的对话及心理活动（后者主要是丹桂），引出了两条叙事线索：康妮夫妇的“下楼”故事和丹桂的创伤记忆。“下楼”故事由戴比转述，而丹桂的创伤记忆则更多是由她的紧张的意识流动来完成：文革中，她父亲在经受政治摧残后的自沉，在她的童年记忆中留下阴影，她最近所发现的父亲的绝笔，她的困惑、震惊与母亲态度的对照等等，这些情节的叙事，都通过意识呈现来完成。
小说叙事的第三个层面，才是关于另一位中国女性康妮及其丈夫唐先生的“下楼”故事：一对具有家国情怀的夫妇，年轻时选择了学成归来，为新中国建设出力，但文革中遭受摧残，丈夫跳楼以死抗争，而妻子康妮则一辈子不下楼，直到死后才不得不被“下楼”。这是小说题目所提示的情节焦点，却是经戴比教授的转述（其导师杰里·彼得森的自述）而呈现的，如果再算上叙述者的话，“下楼”故事这个按理是作品最为关键的情节，却被作者一层层包裹得最深，它们包括：作品叙述者——丹桂在讲课现场的意识回闪——戴比教授在当年面试丹桂时的转述——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杰里·彼得森在更早时候对学生戴比的自述。
这三个层面，构成了《下楼》类似故事套盒式叙事结构，又以各自的时空错位与对照，使作品具有多重的意涵张力。也就是说，这层层包裹式的结构，其叙述意涵并不仅仅由处于最内层的“下楼”情节来独立承担，作品的整体意义也不是这三个层面意义的并列或简单相加，而是在错位、矛盾和对位中，形成进一步的相互对照。比如：在华盛顿大学教授餐厅的那场入学面试，戴比的探问和陈述，与丹桂紧张的心理活动之间的对位；戴比所转述的康妮夫妇的“下楼”悲剧与丹桂意识流中呈现的父亲自杀故事之间的对位；康妮的死后不得不“下楼”与丈夫唐先生的“下楼”而死（跳楼）所形成的对位；康妮拒绝“下楼”的偏执与丹桂母亲在文革后以丈夫的蒙冤作为资本，谋求腾达与利益之间的“下”与“上”的对位；而丹桂的职业选择与安身立命的命运转折，又是在约见戴比，在教授餐厅的上、下楼之间得以完成。此外，在杰里、戴比与丹桂之间，不同历史背景与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对文革悲剧的反思，在价值立场、理论依据与切入角度等方面的差异与相通的对比；小说一开始就借父亲的绝笔把忏悔的历史追索至鲁迅笔下的狂人对“吃人”的控诉，使“铁盖”与“铁屋子”意象遥相呼应，不仅把反思文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传统相连接，也以具象方式溯源了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传统；而现在时态所叙述的主人公第一次走进大学课堂时的现场感受：新生代学子的“明艳”、“光影”里的“兴奋”与“窃笑”所显露的对历史记忆的茫然无知，正凸显了丹桂（或者叙述者，同时也是作者陈谦）对新时代进行文革反思的迫切感，以及对启蒙责任与身份认同。
这种同一层面和跨层面的人物、情节、意象与叙述方式的多重张力，构成了小说繁复多义、重叠交叉的种种复杂意蕴，它们又共同指向对个人创伤、历史悲剧以及相互关系的追问，因而在体现作者的叙述与结构的巧妙用心的同时，也强化和复杂化了这种历史追问与个人反思的精神内涵。这种在空间上跨越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和思想传统，时间上穿越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时又兼顾了个体与国族立场的历史忏悔与思想拷问，就有一种特有的深邃而可感的力量。正是《特蕾莎的流氓犯》与《下楼》这样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叙述结构及其背后所体现的精神力量的结合，使我看好陈谦的写作。我以为她应该可以走得更远，我愿为此而期待与祝福。
作者简介：
宋炳辉（1964—），男，江苏启东人。上海外国语大学211工程特聘教授、文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比较文学》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常务理事兼青年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外文学关系与比较文学研究。
[①]陈谦：爱在无爱的硅谷，初刊《小说界》2001年第2期，2002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②]陈谦：特雷莎的流氓犯，初刊《收获》2008 年第2 期。
[③]陈谦：望断南飞雁，初刊《人民文学》2009年第12期，后收入同名中篇小说集，另收《望断》、《覆水》，新星出版社，2010。
[④]陈谦：美国两面派，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⑤]陈谦：下楼，初刊《上海文学》，2011第4期。
[⑥]见陈谦：《望断南飞雁》（小说集）封底推荐语，新星出版社，2010年。
[⑦]陈谦：另一种文革的故事，《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8年第5期。
[⑧]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第二章，第6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⑨]见《首届郁达夫小说奖获奖作品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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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
2015年第5期《卷首》
本期可说的特点不少。
比如散文栏目的文化味道。《法门寺之佛》与《行砖小史》有知识也有趣味，有景观有景深，扩眼界也显境界；《为什么是莫迪亚诺》将去年法国文坛情势放进世界文学范畴，时有中法文学及其评价问题的交互，绝不仅仅限于资料，读后的回思指向“世界的中国文学”——这恰是本刊有关域外文坛的随笔所希望得到的效果。
再比如“微篇小说辑”，相信读者朋友仔细看过就会知道，这些作品在名称上应该、在质地上更是区别于通常意义的“小小说”和“微型小说”的。那么，顺着纯文学的名称序列：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直到微篇小说，还是可以的吧？何况有的微篇小说，似乎并不比时下有些中篇小说的内在容量小。
《桃夭》是一部从题材到想法、从故事到讲法都特色鲜明的长篇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浪漫诗情、理想精神的余绪，在三十年后返校聚会的大学同学身上还留存多少？他们曾是参加文学社团的法学专业大学生，如今校园已变，他们业已活在中年危机中，法理与诗情摩擦日少，俗念与心灵磕碰渐多，年轻时候的纯真与荒唐，连通着生计的打拼和生活的变故，让他们积累了财富也遭遇着接踵而至的荒诞和报应。主人公邓冰这位诗心未泯的律师，他自证有罪的行为被看作精神病状，同学们瞒着他做了一场模拟审判，才算是安抚了一份天真执念。小说将庸常圆滑又精怪喧腾的现实生活切出了棱角、现出了茬口，同时对法治社会的建构与情感人生的平衡，表达出了细密的解悟和深切的思虑。
——编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