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世安陈淑荣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8年10期
中图分类号：K56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8)04-0153-06
传统观点认为，英国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对日政策，是推行绥靖路线[1]。此外，有的人则认为卢沟桥事变后，英国政府仍继续纵容侵略，与美国策划推行“远东慕尼黑阴谋”，图谋以出卖中国换取日本的“谅解”，换取其避免或至少是推迟与日本的直接军事冲突，以求维护其在中国的权益[2]。还有的人断言，抗战初期英国的对华政策的消极影响是很明显的，英国对日本姑息和讨好，企图以牺牲中国利益的办法来满足日本的扩张欲望，最终在于维护英国自身的利益。可是这种政策反而使日本更加蔑视它，更加无所顾忌地放手侵略，最终引火上身[3]。
上述观点，揭示了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对日政策软弱的一面，但是并不完全，没有反映出英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和实际内容。历史证明，那种认为英国在卢沟桥事变后与美国一起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出卖中国的说法，是子虚乌有的。根据档案材料来看，无论美国的远东政策，还是英国的远东政策，都不存在什么“远东慕尼黑阴谋”的计划。而相反，所有资料都说明，英国对日政策的底线，是要“恢复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出卖中国。又要出卖中国，又要恢复事变前的状态，这两个目标是矛盾的，不可能同时做到。英美对华政策与在欧洲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不是一回事，难于类比。
卢沟桥事变后的英国对华政策，不能笼统而简单地归结为“软弱”两字，更不能简单地把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归结为绥靖政策，从而忽视了在卢沟桥事变后英国政策从软弱向强硬日趋转变的历史过程，忽视了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错综复杂性，忽视了英国社会民间力量对事变的反应和对华态度上与英国政府的反应和政策的差异性，以及忽视了国际力量的变化等因素在英国制定对日政策中的作用。
一、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对日态度的软弱
七七事变以后，英国对日态度是软弱的，但是其政策却非寻常意义上的绥靖政策，而是从绥靖向有条件地支持中国抗战转变的政策。英国不会为中国而与日本开战，但是英国也不想出卖中国，因为日本独占中国将极大损害英国的利益。英国希望和平结束七七事变以后的中日战争。从一开始，英国就立场鲜明地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即感觉到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了巨大威胁，必须对日本加以遏制，因此英国政府做出了比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迅速得多的反应，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七七事变发生后，英国政府立即向日本发出警告，要求日本停止行动。同时，英国积极主动地充当起仲裁人的角色，竭力遏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英国政府不再隔岸观火。
在英国政府内，对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存在各种不同的看法，英国政府中甚至还有一些人认为是中国引发了这起事变。但是这些看法并不能说明英国在执行绥靖政策。例如当时的英国驻华使馆秘书郭万安在1937年7月12日说：“在谈到中国方面认为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有意挑起的时候，我应该说明我的观点，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当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因病正在天津、大量的日本外交防卫人员在通州、多数参加演习的日本人员已经返回到丰台，要说谁先开的第一枪已不可能”[4](P40)。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也认为，“我仍相信日本政府不是有意有计划地开始侵略的”[4](P41)，“我绝不相信日本政府会在此时会在中国愿意冒一场军事冒险”[4](P42)。英国驻日使馆的临时代办多兹说：“没有满意的证据向我们表明卢沟桥事变上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日本报界异口同声地说首先开火的是中国人。”[4](P71)他还说：“日本向中国派出军队的原因是为了保护日本在中国华北的安全和利益。”[4](P74-75)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认为，“这或许并不是日本有意挑起的事变，日本也不想把事态扩大化”[4](P53)。
不过英国政府官员们非常清楚，这次事变是日本长期奉行侵华政策所导致的。他们明确指出，日本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渗透和侵略行为是导致卢沟桥事变的重要原因。例如郭万安指出，日本人长期以来因为其行为早已为中国人所痛恨，所以发生这样的事变也是自然的。“日本人很清楚北平城附近的日军演习部队为许多中国人所痛恨，那天晚上在政治局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日本军队进行的演习只能被认为是很愚蠢的”[4](P40)。多兹说，“局面的最终责任应该更多地在日本方面”[4](P71)。许阁森也认为，“中国方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些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4](P53)。因此，从感情上说，他们是同情中国而谴责日本的。
不仅如此，英国政府开始察觉到日本不愿再局限于独占中国的东北和华北，日本的目标在于征服和占领整个中国。这种情况是英国所不愿看到的。英国驻华公使许阁森29日称：“目前的局势的确是对1931年以来中日历史背景的反动，是日本为了占领和统治整个中国这样的目的而导致的局势日益严峻的结果。”[4](P53)
尽管英国政府认识到了这次事变是日本蓄意挑起的，但出于自私自利的考虑，它并不愿因此而与日本发生对抗，进而影响到英国的利益。同时它还认为，由于欧洲形势的日益严峻，此时要在远东同日本进行直接的对抗也是不太现实的，只有努力推进双方和平解决冲突，才是上策。这充分暴露了英国对日政策的软弱。
但是英国对日政策的软弱，并不等于这种政策就是绥靖政策。
首先，英国外交部明确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例如英国外交部认为，英国应该就此事件警告日本，特别是要警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已经危害到了英国在中国的安全和利益。因此英国政府公开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并要求日本采取行动结束冲突。
第二，事变发生后，英国政府多次警告日本的侵略行为。外交大臣艾登在1937年7月13日表示：“我已经警告日本大使：只要当前的局势继续下去，开始英日谈判是不可能的。”[4](P41)他又于7月20日正告日本政府说：“日本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抵抗行动会很有限……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确实，中国政府渴望和平，但蒋介石也有一个他不能放弃的底线。”[4](P49)英国还考虑到制止日本侵略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英国驻华公使许阁森在7月31日致电哈里法克斯说：“应该特别关注的是，我们应尽可能防止1932年上海情形的重演。”[4](P55)英国首相张伯伦也十分担忧日本的侵略行为，主张召开国际会议谋求中日停火的途径，但反对国际社会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担心制裁可能导致日本对印度或香港进行报复，极大地危害到英帝国的根本利益。
第三，不存在“远东慕尼黑阴谋”。张伯伦曾拟定一个调解中日战争的和平方案。这个方案表明，英国并不存在对日妥协，出卖中国，以保全英国在华利益的打算。张伯伦计划的内容计分三点，即：一、日本于平、津留驻少数定额军队外，所有在华日军，尽数撤退，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二、日本留驻华北等地的特务机关完全撤销[5](P60)。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对中国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以来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和具体行动表示理解和同情，对中国国民政府对外寻求国际援助的行动表示理解和同情。
英国希望和平解决中日争端，但这并不能说明英国就有一个出卖中国的“远东慕尼黑计划”。例如7月16日，卢沟桥附近中日再次交火。同日，中国国民政府制定了它的第一个寻求国际援助的建议，中国国民政府向《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发出呼吁，并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动已经破坏了中国的主权，违反了《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和《国联盟约》等。7月19日，中国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号召中国在军事上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不要使中国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事先曾经试图阻止蒋介石发表这样态度强硬的声明。但是许阁森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作为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如果在日本入侵面前无所强硬行为和强硬态度表示，那么带来的将是蒋介石本人在政治上的自杀命运。因此他事后表示同意蒋介石的声明。
7月21日，许阁森应邀来见蒋介石，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只有英美两国努力从中设法，或可变为和缓，而东亚和平亦可维持。此意请即转达贵国政府。”[6](P68-69)许阁森非常重视蒋介石的要求，立即向英国政府作了汇报。英国政府在接到许阁森的加急电报后，立即采取了行动。外交大臣艾登立即约见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向日本提出忠告：“英国政府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日本为了远东全局之利益，应该自我节制。东京似乎认为中国的抵抗不过嚷嚷而已，这种看法实则大错特错。我深知中国极愿和平，但蒋介石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是不能再忍耐的。”[6](P68-69)
英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仅限于口头，没有采取官方行动对中国进行援助，但是也不反对私人企业对华武器的出售。例如，7月25日，中日两国军队在平津铁路沿线发生了一系列的军事冲突，中国严重失利。随后的几天内，日本军队完全控制了中国华北的两个重要城市北平和天津。7月28日，对中国大使再次提出的军事援华问题，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回答，“英国本身的需求非常大，可是武器的生产和供应却十分有限”，“英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英国私人公司对华出售武器”[4](P53)。
可以看出，事变爆发后，中英关系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多变的阶段。英国作为一个西方列强在华利益最多的国家，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反对日本独占中国，始终坚持支持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统一这一基本点。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力求保持与日本的关系，以保全英国在华投资的权益，保全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全部利益。这样的双重目的，在中日武装冲突背景下，必然是具有矛盾和冲突性的，所以它使得英国政府从英国的总体利益出发，对日本的侵华活动既有抵制、冲突的一面，又有一定的软弱之处，对中国是既有同情、理解，但同时又有一些消极成分。但总的来说，英国的态度与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对日本更多了些强硬和抵制的成分，对中国则多了些同情和支持的成分。英国对中日战争的基本政策是策划尽早结束冲突，力求将战争给英国在华利益带来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同时英国主张通过国际努力，特别是依靠美国来遏制日本对华侵略。艾登在7月30日与中国大使会晤时说，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将中日冲突问题诉诸国联，“这完全是一件关系到中国政府必须自己做主的事情……中国政府如果期望国联能够有些有效行动，这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愿意与国联合作。可是关于美国的态度，英国现在还不清楚”[4](P54)。对中国大使认为中国政府利用《九国公约》捍卫自己的权益、解决中日冲突比诉诸于国联更有效，艾登回答说：“如果政府想利用《九国公约》来解决中日冲突，但最好应该在通过外交谈判打好前提的情况下，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4](P54)
艾登还在20日发表声明，希望得到美国的合作，他向美国建议两国共同声明：共同支持中国、日本军队暂停其在华的军事活动。但是，艾登的建议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美国重申了自己希望与英国平行展开行动的立场。很明显，美国不愿意卷入到这场中日冲突中[4](P49)。
7月24日，英国政府也对德国进行试探性的询问，看德国是否有意在维持远东和平上有所作为。当然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而这时苏联向英国暗示，苏联愿意与英国一起共同向日本施加压力，但英国外交部认为与苏联的联系和合作只能是一种最后不得已的手段。英国强烈反对苏联在远东问题上的任何干预，英国对苏联干预的恐惧一方面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害怕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会随着苏联的介入发展起来，但是英国更担心的是苏联在远东影响的增加会威胁到英国的在华利益[7](P21)。
在寻求英美合作问题上，英国虽屡遭冷眼，但仍然不断向美国频送秋波。7月28日，艾登再次约见美国驻英大使宾厄姆，重申7月20日向美国提出的要求，并进一步建议：由英美倡议中日双方和平谈判，并齐心协力解决谈判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然而，美国对英国的计划毫无兴趣，始终采取规避、拖延的办法不予答复，这实际上等于拒绝了英国的请求[4](P96)。
在遏制日本、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上，美国为什么没有英国那么积极？美国为什么多次回避英国的要求而采取不干涉政策呢？这主要是因为此时的美国正笼罩在孤立主义情绪之下。孤立主义者竭力反对与欧洲的合作，更不愿卷入美洲之外的一切争端，要求严格将国家的利益局限于西半球，反对国家卷入远东的争端。
在上述国际背景下，就可以理解英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表现却非常软弱的原因。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出卖中国的计划，而且英国对日政策的软弱态度在逐步发生变化，并日趋强硬。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英国人民的压力和日本扩大侵略对英国在华利益的威胁，是促成英国政府政策转变的两支巨大力量。
二、英国公众和民间组织对英国对日政策转变的影响
在英国对日政策发生转变的过程中，英国公众和民间组织起了较大的作用。
与英国政府的态度比较起来，英国民间团体和人士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多了许多理解、支持，对日本的侵华行为更多了些谴责和抨击。早在1935年，一部分同情中国的英国人士就组织了“中国人民之友社”。它的行动纲领的主要精神是：政治上帮助中国解除不平等条约束缚，求得绝对的自由平等；道义上对中国一切天灾人祸进行救济工作。
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之友社”做了许多宣传和募捐工作。由于感到该组织缺乏有社会基础的团体参加，不能适应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后来产生了1937年9月23日成立的英国援华会。英国援华会的任务是向中国提供医药和衣服等慰问品的援助；在英国国内，并通过国际组织向世界进行援华制日的鼓动宣传，号召抵制日本贸易，尽可能援助中国；提供揭露日本侵略的宣传材料并组织宣传等。
英国的许多团体和知名人士在英国援华会的带动下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他们在道义上声援中国，还以抵制日货、拒绝装卸日货和运日物资、向中国捐款等实际行动支援中国抗战。英国工会是最早号召抵制日货的。1937年7月，运往日本的英国船只“西凡蓝勒克号”载汽油停泊在香港，英国海员实行罢工，拒绝工作[8]。以后，英国的运输工人和码头工人拒运日货的运动此起彼伏。8月24日，工党全国委员会强烈谴责日本的侵华行径，要求英国政府与美国采取一致措施维护英国在华利益和尊严。9月29日，英国劳工运动全国执委会决议要求政府禁售军火给日本，以药品援助中国，并向国际联盟建议各会员国普遍抵制日货。
在劳工运动全国执委会的倡议下，从卢沟桥事变后到1937年底的几个月中，举行抗议日本侵略、声援中国抗日集会的英国劳工团体还有许多，如南威尔士新埠的码头工人、哈尔特尔普尔铁路工人、格拉斯哥职工委员会、运输工会伦敦区委员会等[9](P32)。
总之，包括反对党在内的英国社会各界力量和团体以及个人，多数主张英国应该改变英国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消极态度和作为，采取对日强硬立场，并积极与美国等国家合作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他们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英国政策的对日政策。
1937年9月26日，英国外交部前次长亚克兰发表谈话，主张英、美、荷三国联合抵制日货。10月1日，英自由党领袖辛克莱在伦敦白场教堂集会上演说，英下院议员劳合·乔治女士在北威尔士自由党联合会上演说，一致主张抵制日货。10月8日，伦敦各界代表在伦敦市长寓所集会，讨论援华问题。10月11日，英国各界群众2000多人在伦敦集会，抗议日本侵略中国，要求政府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并号召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同日，90位英国著名科学家和教授致电中国政府，声援中国抗日。这些活动向英国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在国内的强大压力下，英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9](P32)。
三、日本扩大侵略彻底改变了英国对日政策
但是英国对日政策的彻底改变，是因为日本扩大对华侵略，危及英国在华利益。
日本在占领北京和天津后，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东南部，特别是指向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英国虽一直极为关注并忧心于上海的局势，却无力阻止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爆发。
开始，英国抱着让中日双方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向双方提出种种方案皆以结束战事为目标。可是，事态逐渐在朝着英国所不希望的方向发展，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一步步丧失。于是，英国对日本的政策更加趋于强硬，英国与日本的关系也迅速恶化。
接着，英日之间于1937年8月26日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摩擦。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乘专车从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遭到两架日本飞机的轰炸，身受重伤。特别令英国担忧和恐惧的是，日本还在8月25日宣布封锁从香港至上海的沿岸地区，这使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受到了更加严重的威胁，因为英国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就是中国南方和沿海地区。英国认识到，对日本的软弱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只能使自己在中日冲突问题上越来越被动[10](P1)。
以上两件事最终促使英国完全放弃了对日本的软弱立场。此后，在中日冲突中，英国的立场已经越来越明显，即尽可能协助中国抗击日本；而英国对于中国的立场偏向以及对日政策的日趋强硬，进一步导致了英日矛盾的激化。
1938年5月7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向英国外交部建议，应该援助中国。英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援助中国。例如重开了滇缅路，让抗日物资运送到中国。英国政府通过滇缅路运给了中国一批抗日物资，还给了中国800万英镑的出口贷款(1938年12月20日英国宣布给予中国50万英镑的贷款，后扩大为300万英镑；1939年3月10日订立了500万英镑外汇平准基金贷款)。1939年1月，英国对日本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进行了反驳[10](p2)[11](P198)。
1938年10月16日，丘吉尔在对美国人民的广播中歌颂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说：“中国正被日本军事集团撕成碎片，但是可怜的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他相信中国人民绝对不会被征服[12](P6015-6016)。英国的对日政策日趋强硬。这样，到40年代初的滇缅公路危机爆发之后，双方关系恶化。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后，英日正式交战就成为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结论
七七事变以后，英国对日态度从软弱转为日趋强硬，其对日政策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绥靖政策，而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有条件的、逐步形成的援华抗日政策。这种政策的转变，除了英国公众的努力外，还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首先，日本在中国的扩张不仅危及英国在华权益，而且还将危及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的安全，因此英国希望中国战场能够拖住日本，以寻求东南亚殖民地的安全。但是由于英国在远东地区防务力量较弱，无力同日本抗衡，所以在对日态度上表现软弱。但总的来说，英国对中国给予了同情和支持，希望中国战场消耗日本的力量以使其无力威胁到英国东南亚的殖民地。这正如布拉德福德所指出的那样：“只要日本深陷于中国，英国在南方和西方的利益看来就很安全。”“伦敦担心如果日本打败蒋介石，他们将毫不客气地攻击英国的亚洲和太平洋帝国。因此，英国倾向于将中国看作是帝国防御的第一道防线。”这是英国在对日态度软弱，但同时又给予中国一定支持的原因[7](P18-21)。
其次，英国不愿将中国推向苏联的怀抱。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使得英国对苏联有着仇视心理，担心苏联对中国局势的干预将“导致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席卷中国，并且在印度和缅甸的边界上树立起苏联的影响力”[7](P18-21)。因此，英国并不乐意看到中国与苏联达成互助协定。此外英国更加担心苏联对中国的武器、设备、军事顾问、飞机以及飞行员等方面的援助，担心这种对华援助会更加促使中国倒向苏联，“英国害怕苏联影响的日渐加深将是英国确保在华地位的绊脚石”[13](P167)。因此，出于这种考虑，卢沟桥事变以后，英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对于中国道义和外交上的支持也越来越多。
第三，英国考虑到，如果日本在中国战场迅速取得胜利，那么它就极有可能抽出手来与欧洲的德国、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联合，对欧洲形成三面夹击之势，这势必会极大地危及英国本土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安全。
最后，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和中国国民政府军事上的积极准备以及蒋介石等国民政府领袖面对最后关头的决心和勇气，促使英国实行支持中国的政策。中国国民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后积极向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寻求支持和援助，如派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敦请英国公使出面解决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等，中国政府的积极外交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英国对日华政策的转变。英国在卢沟桥事变后，一直与国民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而没有承认汪伪政权。
由此可见，尽管英国特别是英国政府对中日冲突问题上的态度，在卢沟桥事变后呈现出复杂的特点，但总体上是援华制日，而不是绥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当时英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密切相联。因为在欧洲形势已经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日本在中国战场的速胜必将使欧洲局势雪上加霜，英国对此十分忧虑，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英国的远东政策发生转变，即越来越偏向于中国，希望日本长期身陷于中国战场，无力与德国和意大利一起夹击欧洲，以保护英帝国的根本利益包括其在华利益。
英国对中国和日本外交政策的转变，深刻地体现了英国外交政策中的保护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务实原则，这种务实原则是英国外交的传统。正如人们熟知的英国19世纪的首相帕麦斯顿所说：“英国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大英帝国永久的利益。”的确，在英国看来，维护英国乃至整个大英帝国的利益，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卢沟桥事变以后英国对日政策走向强硬。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已经危及英国的在华权益和远东利益，英国必须做出这种与日本疏离而与中国友好的现实选择。而实际上，各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或根本立足点，无不是为本国争取和维护最大限度的利益。在中国抗战期间，各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基本上出于这个原则。各国自身的利益决定了其对华的亲疏和敌友关系。利益所驱，态度多变，是各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真实写照。
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使得英国在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日战争中，越来越偏向于中国，并最终促使英国在滇缅公路危机后加入到了世界抗日战争中，这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介绍：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淑荣，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