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基本内容和重要线索。各民族关系也是十分复杂的，几乎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民族族体的各方面，一部中国民族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各民族关系发展史。
中国历史上个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就其外延来说，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范围，二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关系的性质，三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关系的性质、特点和主流。
一、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范围问题。
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历史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普遍的，而是受到地域的极大限制，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在地域上相近的民族之间，或地域状况为不同民族接近提供了便利条件的地区的民族之间，关系就比较密切，而地域上不接壤、较远或被高山大河阻隔的一些民族之间，就很少发生关系或根本无关系可言，而且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也不可能为他们之间突破这些地理条件提供必要的的条件。因此，历史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范围受到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的巨大限制，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的范围是有限的，是相对的。在这方面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汉族与各民族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关系。汉族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和主导地位。由于中原地区史古代汉族生活的传统区域，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实力强大，和中原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最高，而且中原地区所建立的政权对边疆各地区都进行着主动的开拓、经营，边疆地域对中原政权或汉族政权有着各种的政治隶属关系，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也都依赖、向往和附属于中原及汉族政权，因此，汉族及中原地区与各民族都有民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汉族与其他各民族的关系问题，是中心问题、核心问题、主导问题，也是影响最大、分量最重的问题。就是在其他民族的统治者统一中国的时候，如元朝和清朝，虽然蒙古族、满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也有密切关系，但当时中国民族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汉蒙关系和汉满关系。当然并不排斥在某些时代，与汉族以外其他民族的关系，成为某些民族对外交往的主要关系影响最大的关系。
二、关于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关系的性质问题。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具体到一些现象，研究者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民族观的性质，有强烈的时代性，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也可以说，在复杂的社会中，它并不不仅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标准，而是多角度、多标准的。
首先，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在各民族都处于阶级社会，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民族关系的主要趋势是由双方的剥削阶级，特别是民族关系起主导作用的民族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及其政策决定。
其次，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与相关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内部关系、军事力量的状况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再次，相关各民族的关系也由相关民族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其他民族关系决定的。
此外，更需要从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利益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判断和评价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性质的一个重要原则。因此，只能各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性质，虽然都是相关民族社会阶级关系的延续，都深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但是就其具体的是非曲直、进步落后还是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历史上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结果，这是一个在研究民族关系时，经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其实，民族关系发展的结果，不仅是评价民族关系的范围、民族关系性质的和重要参考依据，而且也是研究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目的，研究民族关系的意义之所在。
历史上中国民族关系的内容十分复杂，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因此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但是不论这种关系表现为友好共存、互利合作，还是表现为矛盾冲突，甚至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解决、调整和维系中国各民族共存的一种方式。同时从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趋势来看，正是在各民族这种形式多样、内容复杂的各民族互相交流、密切联系中，共创了由众多民族共同结合而成的伟大祖国。这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历史上中国各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角度和原则。
三、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性质、特点和主流。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较长，由汉族统治者所建立的朝代和政权统治中国的时间最久，统治的地域最广，建立的朝代和政权最多。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关系，而且主要是指汉族与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就是在同一个时期，在不同地区既有汉族建立的政权，同时也有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民族关系既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还有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政权与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还有经济、文化通婚等各个层面的关系。因此，民族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是一个多层次互相交织的网状关系，而其中，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这种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关系。
民族关系的性质，基本上是由各民族所处社会的社会性质和政治制度决定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不管是汉族建立的政权，还是以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政权，都是由各民族的剥削阶级为统治者的政权，这种政权的民族政策，从总体上说，只能是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剥削的政策。在这种政权下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也只能是以剥削、压迫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度。在这种政权和社会中，民族关系的性质，只能是一种压迫、剥削的关系。
但是民族关系正如我们上面所说，是一种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的网状系统，从性质上分析，只是他的一个方面，虽然可能是一个主导方面。而各方面复杂的因素，却可能使民族关系时间上出现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和多种多样的内容。因此，我们对历史上各国各民族的关系就不能简单的仅看其性质而忽略中国民族关系的其他方面和实际表现。
为了探讨看待民族关系的不同角度，在一些著作中有一个很普遍的提法，叫做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往来。这个论断对反映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实际，是不确切的。
“主流”一词在民族关系方面，本身就不够确切。有的同志认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而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是友好往来的，因此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往来的。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人民群众只能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中创造历史。历史上，我国各族劳动人民都处于无权和被压迫的地位，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一般来说，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一个民族的思想意识中，总是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各民族中劳动人民的行动乃至思想，特别是民族观，一般来说，也不可能摆脱统治阶级以及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如果有谁硬说历史上只是汉族的统治阶级对其他民族进行了民族歧视和压迫，而汉族劳动人民却把其他民族当作兄弟看待，这种说法是没有普遍意义的。即使各族劳动人民之间有友好的愿望，在剥削阶级掌握和控制一切的条件下，劳动人民也无法实现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而且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既要看到民族是分成不同阶级的，同时也要看到，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把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截然分开，也是不实际的。历史上的实际情况表明，民族问题，特别是民族关系问题，总是带有一定程度的全民族的性质，否则，这类问题
就不叫民族关系问题了。
也有人认为，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友好往来，主要是指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相处的。对这种认识就必须具体分析。譬如，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在地域上相距很远的一些民族，互相之间很少接触，也就谈不上有没有友好往来的关系。而地域相连的民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不排除在历史上的一定时间内关系是比较好的，但这不是普遍现象。就大多数来说，历史上是充满了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戒备和民族战争的。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各民族的剥削阶级基本上在各民族的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民族关系上，当然也要反映各民族统治阶级的意志，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只能建立在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基础上，而不可能以民族平等、民族友好为基础。这就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实质或主流，不可能是友好往来的基本原因。各民族友好关系的建立，只有在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才有可能，而且为了实现这种伟大的转变，我们还需要不断清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并要作出多方面的努力。
那么是否可以反过来说，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就是民族间的压迫、歧视和战争呢？也不可以，因为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历史上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聚居的地区，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直接接触，毕竟是有限的。此外，民族之间的战争虽然十分频繁，但在历史上，毕竟只占一部分时间，我国各民族之间，包括民族政权之间，有和平往来以及联姻、通贡、互市等关系，这种关系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很大，影响很深。
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据我们理解，就是指民族关系中最一般、最根本的特点。这个特点影响着，甚至可以说决定着我国各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这个特点或主流，就是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长期性、全面性和牢固性。
时间的长短，对民族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基本的因素。汉族至迟从秦汉以来，就与现在中国境内各民族地区，以及这些地区在不同时期出现的各民族，发生了持续不断的、稳定的密切关系。民族关系的长期性，为汉族和其他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充分发展，创造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这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 民族关系的全面性是指这种关系的内容并不局限于某个方面，而是全面发展。既有和平、友好的一面，也有战争、矛盾的一面；既有汉族统治阶级统治其他民族的情况，也有其他民族统治者统治汉族的情况；既有政治关系，也有经济关系；在文化上互相吸收、交流，在地域上互相迁徙、杂居，而且在民族族体上互相吸收和融合。民族关系的全面发展，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长期性、全面性，必然使我国的民族关系具有十分牢固的特点。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之间虽然经常发生战争，但是友好往来、互相交流从未断绝，而且战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也是互相间有密切关系的一种表现；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虽然时有分裂和割据发生，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通使不断，臣属于对抗同时并存。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总的倾向仍然是唇齿相依，分不开，离不得，使我国多民族国家经受了两千多年的各种考验而得以持续存在。而且这种牢固性，有极其深厚的根源，它与我国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相互依赖有密切关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少数民族大多居住于地理条件和自然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并且大部分从事游牧、狩猎和简单的农耕，重要的一些生活和生产资料，依赖于中原地区。因此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族，通过不断的通贡、互市，甚至掠夺，连接成一个互相补充的经济整体，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之所以十分牢固的经
济和社会基础。
以上就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 。将这些特点再进行归纳就是
1、 长期联系。在我国，大多数民族从其形成以来，就与我国其他民族在互相联系中成
长、壮大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的长期联系，为各国多次分裂而又不断统一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奠定了基础。
2、 密切交往。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友好往来，一方面是战
争和各种争端。不管是友好往来还是战争，都是互相密切交往的一种形式。正是这种密切交往，铸成了中华各民族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
3、 互相依赖。在我国历史上，南北依赖，中原与边疆地区的依赖是民族关系的一个重
要特征。正是这种根植于各民族生活和生存需要、天然的依赖关系，才使我国历史上众多的民族长期联系，密切交往，形成一个民族的大家庭。
4、 共同发展。正是在长期联系、密切交往、互相依赖的过程中，中国各民族都得到了
发展，并且共同发展了我们的国家，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
四、关于历史上少数民族人物的评价问题。
关于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是中国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很难处理的部分。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中，有相当一部分因涉及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历史上的人物，所以才引起许多不同看法和争论。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从总体说，是历史造就了英雄，但同时也应看到，当个人适应了历史的要求，解决了当时代所需解决的迫切问题之时，个人又能推动历史的发展，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历史。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注意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其阶级局限性：二是其历史局限性；三是一定要一分为二。也就是说，人都只能在其所生活的环境、所生活的时代、所处的地位的条件下，参与历史活动。社会是复杂的，认识社会更是一个复杂过程，因此在认识社会现象中，任何人都会有认识的局限，不能求全责备。我们认为还有一条也很重要的，那就是其个人的素质、品格的局限。因为，同时代、同地位、同环境下的个人，其参与社会的行为方式、对事物的看法有时是很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反的，这就不能归根于他的个人的素质和品格。同时，我们对历史上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认为还要特别注意这样几点： 第一，必须从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史实出发，对历史上少数民族及其人物的活动，不能站在中国历史上某个朝代，特别是不能只站在中原汉族王朝的立场和角度进行评价，而只能站在全中国、多民族的立场和角度进行评价；只能站在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是统一还是分裂，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发展有利还是不利，是对广大中国人民，包括少数民族有利还是有害的角度去评价。
第二，应该坚持中国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和个人都是共创中华的主体。如果认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只是汉族，少数民族是非主题，那么，对少数民族人物活动的评价必然有失偏颇。 第三；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中，“夷夏之辩”的思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正统”思想等等，很容易成为正确评价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障碍。今天我们对历史上少数民族人物的评价，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观点。
第四；我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都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域实体，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都有其生存、繁衍、发展的要求和保卫实现这些要求的权力，因此，历史上少数民族人物，对其本民族发展的贡献，应是评价其功过是非的重要依据之一；历史上各民族当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发展水平也是评价本民族历史人物的和重要依据和客观尺度。
第五，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是在统一和分裂的大循环中发展的。历史上的统一，必定逐渐
凝聚和沉淀下大量矛盾，最终导致分裂；而分裂又不断的凝聚和沉淀出大量统一的要求和因素，最终又实现了统一。在历史上这样的循环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物都起过重大的作用，对此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六，在中国历史上，从总体看，少数民族处于边疆，自然生态条件恶劣，物质资源匮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受到限制，其文明程度大多处于社会发展的落后阶段，与中原汉族地区有很大差异。历史上许多典籍文献多从孔孟之道、中原的道德原则、法律体系和生活习俗的角度看待少数民族，政治要求少数民族，或对其人物的活动，用中原地区发达的封建道德、伦理原则来加以衡量和评价。这种对少数民族人物活动的过苛要求，实际上也会使我们不能正确评价少数民族人物的活动。因此，对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评价，既要看到他对当时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看到他的活动与中原汉族历史人物活动的差距，也要看到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