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大楼"中的记忆

　　装满共产主义理想的安化楼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 　　在北京寸土寸金的东南二环内，中介公司挂出的这栋大楼的出租屋价格远远低于周边楼盘。年轻的租客心急地想着，只要薪水提高就尽快搬出这里；一些与这栋大楼相伴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老住户，则盼着在某天早上醒来，能听到与拆迁有关的消息。 　　时间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末，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3个被称为“公社大楼”的样板工程在北京破土动工。 　　作家史铁生在散文《九层大楼》里这样回忆当年老师在课堂上的描绘：“总之，那楼里就是一个社会，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或者样板，那儿的人们不分彼此，同是一个大家庭，可以说他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 　　如今在广渠门内大街边显得落寞的安化楼，正是3座公社大楼之一，它曾经承载过意气风发的“首都和全国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盼。 　　已经85岁的徐钦敏老人始终觉得，那是一种叫信仰的东西。 　　他的儿女在这里长大，从这里离开；他的老伴儿在这里衰老，在这里去世。半个世纪过去了。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北官厅大楼与福绥境大楼，一个已拆迁，一个面临拆迁。 　　安化楼也正在老去。它的墙皮已经斑驳，老式的木框窗户上净是碎裂的玻璃，走廊天花板下拉满了电力电信明线。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它就将带着特有的印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早被人称作老徐的徐钦敏仍然守在这座大楼里，并不时向远道而来的探访者描摹楼里不为人知的历史，以及他内心“从未泯灭的共产主义理想”。 　　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公社大楼的设想诞生于那个高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年代。那时候，金诚才三十岁出头，这个年轻的建筑师刚刚带着家人从上海迁往北京。他并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公社大楼的设计者之一，他本来的任务是和从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赶来的建筑师们一起，支援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十大工程”。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共产主义不再是遥远的将来，课题摆在面前：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才能适应人民公社的生活？金诚回忆，“十大工程”之外的这一特殊建设任务由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亲自负责。 　　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内，金诚和其他几位同事一起，捧着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围绕着“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样的建筑”，开起了“一个又一个务虚会”。 　　“要把职工特别是妇女从繁琐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更好地投入生产，大食堂必不可少，各家各户就不用开火做饭了。”“职工们都上班去了，孩子谁管呢？最好把幼儿园也盖在大楼里。”“虽然一切有供应，针头线脑总需要的吧，最好每层有个服务部。” 　　…… 　　金诚说，起先设计人员对这种综合楼的模式，心里也没底，“开始我们建议，能不能先搞一个三四层的小综合楼做个试点，成功了再成批复制。” 　　综合楼的方案上报到北京市委，一位领导看后非常赞赏，表态说，“要搞就搞个大的嘛！”方案随即改为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大楼作为试点，再向全市推广。 　　最终，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以及崇文区的安化楼根据同一张标准图相继开工。由于“宣武区底子最薄”，计划中位于白纸坊的公社大楼则没有动工。 　　在崇文区，安化楼成为当之无愧的“明星工程”。在老徐的记忆里，为了盖这座大楼，区里专门成立了一个崇文区建筑公司，附近仅有的23路公交车站也特意将站名从“广渠门”改成了“安化楼”，甚至有人传说，“大楼是用人民大会堂的下脚料盖成的”。 　　在最终建成的3座公社大楼里，安化楼的体量居中，建筑面积为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布局为“U”形，主楼9层、附楼8层，每层的走廊内都装有5盏吊灯；入门的大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门口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大厅有两根大红柱子，地上铺的是红花方砖。 　　大楼的内部设计同样寄托着设计者们对于“共产主义生活”的期待，本着“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主力户型是不设厨房的两居室，层高达3米2。 　　附楼的一二层是托儿所，三至八层为单身宿舍，也可以改为旅馆。主楼一层大厅是食堂，最高层则被规划为俱乐部，“将来可以在这里跳舞、开会”。 　　金诚还记得，每户的厕所都预备安上浴缸，在北京民宅中从未使用过的电梯也被专门从上海引入，但因为“怕把人养懒了”，特意设计为三层以下不停。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从一开始，公社大楼就成为老百姓向往的对象。“好多人都在讨论，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那样的楼房啊。”徐钦敏回忆道。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拔地而起的时候，史铁生还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他曾在散文里这样回忆小学老师对公社大楼的遐想：“那儿的人连钱都不要挣了。为什么？没用了呗。你们想想看，饿了你就到食堂去吃，冷了自有人给你做好了衣裳送来，所有的生活用品也都是这样――你需要是吗？那好，伸伸手，拿就是了。甭担心谁会多拿。请问你多拿了干嘛用？卖去？拿还拿不过来呢，哪个傻瓜肯买你的？” 　　老师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讲，多余的唾沫堆积在嘴角”，史铁生则“瞪圆了眼睛听，精彩处不由得鼓掌”，还暗自庆幸：“我们怎么来得这么是时候！” 　　打那以后，史铁生便常常和伙伴们爬上尚未拆除的城墙，坐在草丛边张望那“像一片朝霞轰然升起在天边”的公社大楼，“猜想哪儿是俱乐部，哪儿是图书馆，哪儿是餐厅”，有时候也会为了“公共浴室是不是男的和女的一块洗澡”这样的问题争吵不休。更多时候，他们会把推土机假想成“鬼子的坦克”，呐喊着冲下城墙，冲向工地，然后缠着看守工地的老头问，“到了食堂，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顿顿吃炖肉行吗？吃好多好多也没人说？” 　　安化楼破土动工的时候，30岁出头的徐钦敏已是北京机床电器厂的厂长，每天上下班都会从施工的地方经过。对于这座大楼，他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情。徐钦敏本是江苏农村的放牛娃，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参军后在部队学了文化知识。后来在河北的土改运动中，他曾主持过农民斗地主，地主被打死了，他带头喊口号。 　　他相信，阶级斗争的意义就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先是在肃反办公室工作，后又调到工厂做领导，“一心奔着共产主义干”。尽管心怀憧憬，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住进这样的大楼，过上“共产主义生活”。 　　在那个没有高楼和电梯的年代，关于大楼是高干楼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一回一个老太太问我，你在这楼里住啊？她说，我们都没敢进去看过。我说，你干吗不去啊？她说，人家说原来这个楼是高干楼，我们哪敢进啊，我们不敢进啊。”已经八十多岁的王守恒是当年房管所派驻在安化楼的水暖工，他坐在院里的小板凳上，拍着大腿回忆道。 　　事实上，安化楼的第一批住户大多是就地拆迁户、住房拥挤户和换房户。但搬进安化楼也有必须要满足的条件：能负担得起小间4元、大间5元的每月房租。而当时的平房房租，大概只有几毛钱。 　　79岁的老居委会主任李秀梅记得，当时换房站问了好多街坊，“好家伙，平房变成了楼房，谁不愿意？但一听房租，就都不言语了。” 　　显然，并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住进这座共产主义大楼的。姚瑞云是1961年搬进大楼的，她的老伴儿是当年北京大华衬衫厂专程从上海请来的设计师，“设计的衬衫苏联人都喜欢”。76岁的张青也是楼里的第一拨儿住户，老伴儿在百团大战时还当过杨尚昆的警卫员。 　　“能住进来的都得是优秀人才。”王守恒老爷子摇着扇子补充道，“太有权的头儿倒不敢住在这儿，怕招反映。” 　　后来，老徐也如愿以偿地获得搬进大楼的资格。他用花市大街上三十多平方米的平房换来了三楼西侧一间8.7平方米的单身宿舍。 　　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大楼迎来了新住户，却没有迎来崭新的共产主义生活。 　　3座公社大楼相继建成时，人民公社热潮已近尾声，三年困难时期接踵而至。金诚清楚地记得，一次去石景山区开会，市里的一位领导告诉他“气候要变了”。史铁生也发现，“顿顿吃炖肉”这句话说了没多久，便“老也吃不上炖肉了”。 　　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1960年11月，第9次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报告批评了城市建设中出现的“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的问题。 　　安化楼不得不在装潢上打了折扣。每户的浴缸并没有安装，原本计划的4部电梯也被减为两部。 　　因为房租较贵，安化楼过了三五年才慢慢住满，而多数的两居室单元都是两家合住，共用一个厕所。直到今天，好几口人挤在一间房的情况仍不鲜见。 　　事实上，大楼设计之初，金诚等工程师的想法是“夫妻俩人舒舒服服地住两居室，孩子长大了就送到单身宿舍去”。 　　史铁生最终也没有走进那座北官厅大楼。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楼里是什么样儿，到底有没有俱乐部和放映厅，不知道那种天堂一样的生活是否真的存在过。” 　　金诚回忆，在3座公社大楼中，只有最先竣工的西城区福绥境大楼曾有过很短暂的集体大食堂生活。这座大楼里有一位叫张瑞祥的老住户，他记得自己的母亲曾经在大食堂工作过，而这位已经去世的老妇人留给儿子关于大食堂的唯一记忆是，“谁也吃不饱，管分饭的人就像大耗子，把好吃的先偷吃了”。 　　“公社大楼不是不合理，只是太超前。”金诚曾经这样评判自己当年遵循“大集体、小自由”标准所设计的作品。可是这位老人发现，时间不断推移，按照“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生活”设计的大楼却似乎离快步向前的时代越来越远。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3座公社大楼建成后，曾有几位同事住进了福绥境大楼，但后来就相继搬出了，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厨房”。 　　安化楼的居民从搬进来的第一天开始，便只能在门口支个煤炉子生火做饭。一到饭点，整个楼道便充斥着浓重的烟雾。 　　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了1964年。那时候北京已经有了煤气灶，房管所便在每层各辟出了3间房当做“公共厨房”，大家也就此过上了一起烧水做饭的生活。 　　具有“集体主义”意味的是，每个公共厨房只有一个水表，水费要按照各家的人头均摊。而值日牌则挂在灶台上方，各家轮流做清洁。到周末还要每户出一人，进行大扫除。 　　楼道狭长，做一次饭往往要来去好几趟。老人说，冬天时端着菜从厨房到房间，菜便凉了。但在那个物质匮乏同时纪律严明的时代，人们对大厨房生活，并无怨言。 　　日子在继续，厨房像是放大镜，映着大楼里的历史变迁。“文革”期间，厨房成了批斗的地方，小将们把“走资派”关进厨房，“打出了血”。过去并肩做饭的邻居开始相互回避，“生怕对方是黑五类”。 　　改革开放后，楼里住户日杂，年轻一代宁愿在阳台摆个桌子放电磁炉也不愿走进大厨房。附近的房屋中介业务员说，要是安化楼房间里能有厨房，房租起码高上500元。 　　老徐隔壁的邻居上世纪80年代进楼，那时轮班值日制度早已不复存在，值日牌不知道被谁丢进了垃圾桶。大厨房甚至成了楼道战争的主战场：有人烧水丢了水壶，有人撞见自家煤气灶被别人拧开做饭，还有人做了锅红烧肉，肉还没熟，一错眼珠连锅都被端走了。大厨房里按人头收费的公共水表，更是最大的麻烦导火索：交水费时少报人头，在厨房里玩儿命用水，更有甚者，直接把自家的洗衣机推到厨房。 　　为了缓解居民的怨气，2008年，房管所停用了公共水表，改为在厨房里的公共水池安装了一字排开的水表和水龙头，供各户自用。共住一个单元的两户人家也分了表，在墙上用红油漆刷上房间号，再标上“大”和“小”加以区分。 　　然而换了水表后，一些水龙头被挂上了密码锁，另一些阀门则层层包上了塑料袋，还有的住户索性把自家的水龙头卸下来，再把水管封死，“还不是怕别人偷自家的水”。 　　公共厨房里没有抽油烟机，弥漫着一股复杂而刺鼻的味道。厨房的地面被油垢覆盖，踩在上面有明显的黏稠感。蹲下身，角落处能找到一些指甲盖大的蟑螂，仰着身黏在油垢里。 　　“现在厨房可比厕所脏多了。”正在做饭的老徐把苦瓜扒拉进锅里，低着头说。 　　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老徐记得，大楼里最初的时光，不是这个样子的。 　　“老主任在长长的过道里喊一句，扫除啦！你就看吧，一个个儿的人头都从门里冒了出来。”他把热好的苦瓜放下，带着浓厚的江苏口音模仿起当年李秀梅喊人的样子。 　　那时的广渠门内一带，还只是成片的菜园子和乱葬岗，但大楼里似乎别有洞天。 　　楼里的孩子们拿电梯当玩具，但也有孩子会因为楼太大且各层长得都一样而迷路，便抱着书包蹲在楼道哇哇大哭。 　　大人们则喜欢聚在九层的活动室里下棋，除了围棋和象棋，还经常玩一种从苏联传入的克朗棋。每逢国庆节，楼里楼外的街坊们便都上到九层，“那天安门的烟花，看得真真儿的”。 　　但这份平静的时光为期不长。“文革”中，住在楼里的红卫兵小将们将大字报贴满全楼，连各家的凳子也不放过。姚瑞云记得，自己年轻时在上海照相馆拍的漂亮照片被烧毁了，每层都有的5盏大型玻璃吊灯也被砸烂。很快，楼里一些成分不好的人被揪了出来，其中还包括一个曾经的军统特务。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撕碎了。”徐钦敏回忆，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大楼里的人互相之间开始不闻不问，谁也不敢接近谁。” 　　做厂长的老徐没有躲过那个年代。在单位里，人们在他身前点上火堆，烤得他浑身冒汗；往他打仗时留下子弹的胯骨猛踹；带着他游街，有时候走到安化楼附近，楼里的小孩就跟在后面看热闹。 　　邻居们说，老徐的大儿子当时才12岁，因为不堪学校里同学的辱骂，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自杀。在牛棚劳教的老徐疯了一样地赶回家，当街拦了一辆大公共，送昏迷的儿子去医院。但孩子最终也没有醒过来。安化楼不只出过这一条人命。五层一个被认定是“黑五类子女”的小伙子，跳楼而死。另一个女孩子，也从楼上一跃而下。 　　上世纪70年代末，老徐获得平反。80年代末，老徐退休。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楼里的下一代也长大了。一个叫狗子的孤儿靠给小卖部搬货维持生计，后来帮人贩卖水果，再后来自己开了运输公司，搬离了安化楼。另一个老徐从小看大的孩子，靠在旧货市场卖古董买了一幢楼。老徐曾经对他们说：“你们99%不如我，只有1%比我厉害，就是会捞钱。” 　　10年前，大楼对面的平房群变成了一个叫“富贵园”的高级住宅区，房价节节攀升。但安化楼仍然属于房管所的公房，不允许买卖。 　　一些老住户搬进了对面的小区，但离开的人从不放弃楼里的公房，给房管所交的租金每月一百多元，但转手租出去却是十几倍的价钱。如今，楼里2/3的住户都是二道或三道租客。 　　“现在楼里的人就像是山药蛋。山药蛋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一个互相不挨着。”老徐叹气道。 　　“这破庙似的楼从来没人整修过，房租倒从5块钱涨到了一百多。”大厅里，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老爷子已经摇着扇子抱怨了半天，正跟旁边蹲着的一个二道租客念叨，“不对，房租有一阵落过4块钱。” 　　“为什么落啊？”年轻的租客将身子往前倾了一下。“为什么落，我哪知道为什么落？你告诉我，现在物价为什么涨啊？”老爷子合起折椅，拍拍屁股扭头就走，“放炮完毕，走人！” 　　老徐则在一旁闷头看着报纸。他订了5份报，每天看，但很多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怎么都跟不上形势”。他眼看着，大楼明明是公房，却被一些租户私卖出去，到房管所托托关系就能转让出租权。他也想过调查一下，“举报他们”，但最后还是觉得算了，“到头来枪口还是对着我自己”。 　　想不通的还有国家大事，“当初号召我们打倒大地主刘文彩，可现在那些‘地主’，比刘文彩大多了。” 　　因为怕自己“得了精神病”，老徐还曾去看过两次心理医生。 　　医生告诉老徐，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建议他“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我们离死都不远了，还管这些干嘛呢？李主任你说呢？”老徐站了起来，问旁边的李秀梅。 　　“早被淘汰了，还什么主任不主任的。”李秀梅看有外人在，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尽管20年前就已经退休，她还是保持着每天下午给老住户们分发报纸和信件的习惯。 　　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了我 　　老人们偶尔会聊起，当年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如今的福绥境大楼里还剩下不到三十户的坚守者。狭长阴暗的楼道里，很多房间已经被砌上了红砖，彻底封死。这座大楼甚至被人们叫做“鬼楼”，一到周末就有学生们到空荡荡的楼里去“探险”。 　　这座早已不在新闻中出现的老楼曾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因为中央美院的一个学生以这栋大楼为蓝本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设计，主题是将其改造为专为“蚁族”群体而设的青年旅社。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翻新的公社大楼里专门设计了一个发泄室，以及一个党支部办公室。“我希望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做一点东西，而福绥境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我把它当做改造原型。”设计者胡伟楠这样解释他的初衷。不过他也表示，在金融街北扩的背景下，这个方案也许只是“又一个乌托邦”。 　　老人们抱怨，曾经是地标的九层大楼，如今只是个“矮胖子楼”，跟环境和时代都格格不入。 　　王守恒记得，自己女儿上学的时候，别人问她家住哪儿，她都会大声说，“安化楼啊！”到了孙辈，小外孙女却说什么也不愿意带朋友进楼了。 　　偶尔，这座大楼也会被人想起来。北京奥运会前夕，灰色的大楼被刷成了粉色。前几年，一部葛优主演的电影《卡拉是条狗》也在大楼里取景。谈起在这儿取景的原因，李秀梅轻声说：“破呗。” 　　一位建筑师曾经探访过这里。离开之后，他在一篇手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这一切消失，在大家一样贫穷也就等于一样富有的年代里才能享受的优越感，将一去不复返。” 　　黄昏时分，斜阳笼罩着安化楼，拖出了长长的影子。大楼老了。门前多了一个可供轮椅通过的无障碍通道，电梯不再是三层以下不停，外墙贴上了“大楼容易造成外墙灰皮脱落现象，敬请此楼及附近居民不要在此停留”的告示。 　　设计大楼的人老了。金诚伤感地说，能一起聊天的老同事越来越少，“前一天打完电话，后一天也许人就没了。” 　　大楼里曾经的年轻人也老了。王守恒的耳朵上已经戴了助听器；李秀梅的老伴儿去世了，陪了她很多年的狗也老死了；徐钦敏的妻子死于突发脑溢血，他自己也曾写好一封遗书，要求死后将遗体捐给医院或护士学校做研究。 　　晚上7点，老徐准时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从微波炉里取出前一天蒸好的鲤鱼，坐在写字台前吃晚饭，并时不时地扭过头，关注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 　　1960年底的一天，意气风发的北京机床电器厂厂长徐钦敏带着他的妻子、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和一张木板床搬进了公社大楼。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相信，美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