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在茅于轼指出毛的一个不要说对于“伟大领袖”，即使是对于一个平民来说也很不堪的一个罪责时，乌有们气急败坏对茅“提起公诉”——“公诉”？还真拿自己当作“专政机关”了！
当时，网友们就纷纷表示：“我倒真想有关部门能接受举报，正式立案。”、“立案以后，就得搞清楚茅文到底是哪里诽谤了毛泽东。到时候，我国近代史上的众多疑案就不得不真相大白。”；“最好最高法院能接受乌有之乡的举报后并给予立案，那茅老就可以请辨护律师，而律师就可以查档案查保密资料并询问相关证人了，那最后是毛有罪还是茅有罪，不就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吗？”
然而，立案是不可能的。一旦立案，不但有关这一个罪责的实际情况、而且很有可能连带其它情况都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试想：这能使那些维护“伟大领袖”地位的人接受得了吗？
所以，不但没有“立案”这回事，而且那些竭力要虚化这方面历史事实的人，在之后还倒打一耙，把“历史虚无主义”的罪名加在那些呼吁公布历史事实的人的头上。而他们，在虚化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继续大力讴歌“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
这是很典型的化实为虚的招数之一，它被运用得已经有着很悠久的历史了。
今天看到，《红旗文稿》刊发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喻中教授的《“中国梦”与民主政治道路的选择》，继续将此招数发扬光大。
喻教授避开了宪政主张者有关宪政的具体举措之实，虚无地给其扣上一顶“试图东施效颦式地模仿某个国家”的帽子。
其实，很少有人提出过要“东施效颦式地模仿某个国家”。——即使有，那也是极个别的和很好极端的人，根本没有任何代表性。将此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
而喻教授及其反宪政的同伴们，只要有人提出的主张中有一点与他国有着相同点的地方，他们根本就不同你讨论这些主张的具体内容，却将“试图东施效颦式地模仿某个国家”的帽子抛了过来。
喻教授化实为虚的招数的另一个实例是说：“在一些立言者的笔下，只要建立了美国式的司法审查制度或违宪审查制度，就可以实现理想中的权力制衡，就可以消除权力腐败，就可以建立清廉政治；只要建立了县长、省长以及国家元首的直选，就可以实现理想中的民主政治”。而“这种‘只要如何，就能怎样’之论，看上去逻辑性很强，因果关系也很清晰，其实是把复杂的问题进行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
在这里，喻教授一方面显得极其霸蛮，武断地把“只要如何，就能怎样”的逻辑强加到被他批判的人的头上；另一方面自己又在推行一种强盗逻辑：先把你的逻辑往“把复杂的问题进行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的死处推，然后就很方便和很省力地将对方一棍子打死。——既然“只要如何，就能怎样”是不对的，那么，建立司法审查制度或违宪审查制度的主张也就是不对的了。
这就好比：
我说：吃了饭能够长力气。
喻教授就说：怎么能说“只要吃饭，就能长力气”？我只给你吃两口饭，你能够长力气吗？
我说：当然不能。
喻教授说：那不结了，吃什么饭？！
……
不谈实的、具体的，只要虚无地敲死你是“只要如何，就能怎样”的逻辑，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喻教授在此用的招数。
上面两个是喻教授在批判他人时采用虚无的花招的实例。那么，他在提出自己的主张时，是否有一点实的东西呢？没有，虚无得更加无与伦比了。
喻教授在谈到如何认识“中国梦”的问题时，从三个方面谈了所谓的关于“中国梦”的一些理论认识：
首先，从“中国梦”的文化渊源来看， “中国梦”是“不同历史时期多种渊源汇聚、融合的结果”，但不论如何融合，“中国梦”依然是“中国梦”。
其次，从“中国梦”的不同层次来看，“中国梦”是“由若干层次叠加起来的”。而 “中国梦”也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来认识：如最高的层次是精神文化，其次制度文化。最后的技术层次或技术文化。
再次，从“中国梦”“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不同的方面来认识和描述”。
（喻教授有关的“中国梦”“论述”到此结束）
请看看：喻教授在这里可曾有过任何比较实一点的东西没有？没有，一点也找不到！然而，这却是喻教授们一如既往的手法。试想：他们能谈实一点的东西？又叫他们如何谈实一点的东西呢？
既然否定了实行宪政的各种具体举措——注意，他们甚至连理论上和口头上都也不愿意同意和接受这些举措！——又就叫他们谈什么实一点的东西呢？
难道能够把操纵选举的做法谈出来？难道能够把随时要按照自己的利益的需要修改法律的做法谈出来？难道能够把严密控制言论的做法谈出来？……
当然肯定不能。那么，虚编一套，哄哄人？连他们自己都已经很明白：这在现在，很难很难，越来越难了。
于是，喻教授就只能够谈谈“中国梦”是“不同历史时期多种渊源汇聚、融合的结果”；只能够谈谈“中国梦”是“由若干层次叠加起来的”；只能够谈谈“中国梦”“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不同的方面来认识和描述”。——这么谈，足够让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
只是不知道：喻教授自己可摸着头脑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