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该如何当“国师”？
2014-01-05 19:48:29| 分类：路边谈话 | 标签：智库 智囊 国师 民主小贩 杨恒均 |字号
北京饭局上，经常会碰到某个研究人员突然声音低沉地来一句：最近又上了一个“贴子”，海里很重视。霎那间，房间针落有声，连满桌的鸡鸭鱼肉都停了下来，肃然起敬，饭友们都意识到：遇到“国师”了！
当这位“国师”用依然尖细却响彻房间的嗓音神秘兮兮地介绍完“贴子”的内容后，我才发现他们不是在为领导出谋划策，而是在“谋财害命”：这些“贴子”要就是转弯抹角解读领导意思，毫无新意，白白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要就是提出倒行逆施、逆历史潮流的政策建议，领导人不采用还好，一旦采用，白白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与历史地位。
难怪，“智囊”与“国师”在中国一夜之间沦为贬义词。这实在是不应该的。我长期从事智库工作，深知智库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多年来也一直呼吁官方放宽民间成立智库的政策。当习总在十八大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智库时，我是很开心也很支持的。
不过在中国当前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下成立民间“智库”又谈何容易？独立智库注册有困难，资金也经常青黄不接，更要命的是往往被各级政府认为“不怀好意”，给官员们添乱。因此，要落实习总说的成立智库，执政当局首先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各级政府要跟上新一届领导人的执政理念，转变陈旧落后的观念。
当然，知识分子也要转变对“智囊”与“国师”的偏见。从事政策建言、民间代言、智库研究工作以及关心社会现状的“公知”、网络意见领袖若能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专业领域的研究与独特的观察，对政策决策者产生良性的影响，对十几亿人的生活有所帮助，对国家有所贡献，肯定是值得鼓励的。
更何况，“国师”也是分门别类的，不能一概而论。下面，我依照“国师”与“国君”、国家的关系简单讲一下三者之间的区别。
第一类“国师”是吮痈舐痔型，按网上形象的说法就是“舔菊”。这类人靠揣摩“国君”的意思假装“出谋划策”，其实是领导想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极尽肉麻吹捧之能事。他们每弄一“贴子”上去，就是为了让领导说：“哦，原来你们人民也这样想啊”。
这类“舔菊”者其实对“国君”没有真的爱戴，更对国家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自己。一旦“国君”在他们的忽悠下走上绝路，众叛亲离，这些所谓的“国师”往往最先叛变成为“带路党”、落井下石，手段是相当的毒辣。
我有一个理论，估计风月场中的老手才能完全理解，那就是很多人“舔菊”，其实是为了“爆菊”。舔得人家欲仙欲死时，突然插进去。想一下利比亚的卡扎菲吧，你真以为最后插他肛门活活弄死他的是普通群众？不是的，有相当部分是当初的“舔菊”者也。
第二类“国师”是真正为“国君”好的“屈原型”。他们当然也会为了让“国君”心情愉快而做一些迎合、苟且之事，但绝对不会溜须拍马到不顾原则，不顾“国君”的安危与社稷天下。在认为自己的建议才对“国君”本人以及江山有好处时，这类“国师”会直言不讳，甚至忤逆“国君”，慷慨陈词、大义凛然，搞急了甚至会跳河自杀以明志向与表忠心。他们的勇气来自于“我是为你好”的内心精神境界。这种人是“国君”真正的朋友与智囊。
我读历史时常常抚卷长叹：唉，这位“国君”身边难道没有一个真心希望他好并直言相劝的“宠臣”？一个人再了不起，也会犯错误啊，这时，只要身边有一位真心不希望他犯错的“国师”勇敢地站出来，国君就很有可能改弦易辙了，历史也就改变了——我们读历史时，不再再对“国君”的时代摇头，对他臭骂不齿，而是崇敬加向往。当然，一个人当了“国君”，其自负与自信自然不止一个，而是两个、三个啊，听不进“逆耳忠言”也是常事。
第三类“国师”则是一心为了国家而为“国君”献计献策者。严格上说，同这类相比，前面两类只能称为“国君之师”，只有这类才是为国家前途与民族利益，而不是为某个“国君”和执政党团服务的。西方很多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智库”就扮演了这种“国师”的角色，虽然都有政治色彩，但他们不会死死为某位总统或党派服务，更多的时候，为了国家前途，他们甚至会做出反对总统的报告与建议。
当然，在人类历史漫长的“朕即国家”的时代，很难区分第二与第三类“国师”。中国历代王朝中出现很多可歌可泣、冒死相谏的“忠臣”，很多真被“国君”当场处死，或者活活折磨死。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还真是为了王朝能够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帮助“国君”成就万世功名。
但在“国家”与“国君”根本无法分开的年代，你咸吃萝卜淡操心，人家“国君”都不关心自己国家的前途，关你鸟事？从这个角度说，我总是心理很阴暗地认为，促成中国改朝换代、推动历史进步的是奸臣，以及上面说的第一类“国师”，而不是忠臣与第三类“国师”。但历史毕竟已经走出了“朕即国家”的黑暗时代，不管任何人或任何政党叫嚣自己可以千秋万代地占据一个国家，都不过是一个黄粱美梦、一个笑话而已。
在现代文明社会，同样需要“国师”，那是真正的“国师”——国家和民族之师，大多标榜中立的智库与独立的知识分子勉强可以归类于这类“国师”之列。这类“国师”要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气概，当“国君”顺应民意与历史潮流时，站在他一边，跳上窜下，出谋划策；当“国君”倒行逆施、与民为敌时，坚定站在他的对立面，保护民众与国家不受国君”的侵害。有这样的“国师”乃国家之福。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在理论上三种“国师”虽有天壤之别，但在现实社会与实际操作层面，尤其是在地球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社会最复杂的中国，泾渭并不一定那么分明。那些想做点事的“国师”“智囊”们，只要心怀着对国家与民族的爱，认清历史大趋势，心底无私天地宽，可以选择不同的路，扮演不同的角色。人在做，天在看，国家与民族不会放过对任何一位“国师”的评判与审判的。
杨恒均 20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