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不仅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就是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从《与元九书》可以看出，白居易继承了儒家文艺观，主张诗歌创作要补察时政，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反对嘲风雪，弄花草。白居易的文艺观不仅对其本人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后代诗歌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关键词：白居易；《与元九书》；儒家文艺观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152-02
作为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不但在诗歌创作方面成就突出，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众所周知，白居易的思想很复杂，同时受到儒释道三家的影响。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三家思想对白居易的影响程度不一样，早年他是儒家的忠实信徒，中年曾耽于道教的烧丹炼汞，晚年沉迷于佛教。由于人生观的变化，在不同时期白居易的文艺思想也不完全一致，而是有所变化。但不论怎样，在白居易的文艺思想中，始终贯穿了儒家所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而白居易的文艺思想在《与元九书》中有集中且系统的论述，那么《与元九书》从哪些方面体现了白居易的儒家文艺观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艺创作的理论基础
儒家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学说，主张知识分子应当内圣外王，兼济天下。但这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能达到的，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配合。纵然一个知识分子具有高尚的品格和绝世的才华，也未必一定能达成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因此儒家同时也主张在理想遇到挫折时能独善其身，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对于儒家的这一主张，白居易诗十分赞成的。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
白居易之所以有此主张，并非偶然。他出生于书香世家，从小接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但尚未成人，父亲即已去世，家道衰落。在此情况下，白居易被迫为衣食而四处奔波，依附于权门，同时也接触了广大的社会，并且对于底层人民的深重苦难有了切身的认识，因此他从政治上同情劳动人民，并通过创作表达这种同情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已是唐王朝由盛转衰、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宦官专权，藩镇跋扈，以及朝廷里面的激烈党争，使得唐王朝的政治局面异常黑暗，民生异常困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有补天之志，白居易更不例外，正是政治的黑暗、民生的困苦决定了他希望能够补天，能够兼济天下。
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中唐是一个政治黑暗时期，宦官专权，藩镇跋扈，以及朝廷里面的激烈党争，又注定了白居易兼济天下的理想难以获得真正的实现。何况官场险恶，互相倾轧，白居易对此深有体会，他的诗歌作品中有不少是描写人心险恶的。仕途的风波难免让他心灰意冷。在此情况下，为了要保持心灵的平衡，他就不能不抱定若不能兼济天下则独善其身的打算。毕竟，在理想不能实现的情况下，独善其身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人生选择。而从事诗歌创作，就是独善其身的一种方式。
二、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文艺创作的目的
儒家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换言之，言志的诗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从而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神的和谐。而《毛诗序》则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儒家文艺观：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作为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因而是儒家忠实信徒的白居易，也接受了儒家的文艺观，也反对诗歌空吟风花雪月，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在《与元九书》中他说：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哀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矣。”
正因为如此，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他认为内容是首位的，形式是次要的，而且形式应为内容服务，脱离了内容的形式毫无价值。这是白居易对诗歌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贡献，也是白居易诗歌主张的精华。用这个尺度，白居易历代诗人和作品都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文学必须成为改良政治，改造社会的工具，诗歌的作用在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决不能为艺术而艺术。基于这一主张，他十分不满六朝梁、陈以来“嘲风雪，弄花草”的诗歌，痛批其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与此同时，他认为源于《诗经》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才是诗歌的正宗。在古往今来的无数诗人中，白居易最推崇的就是杜甫，对于他的《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等诗篇是一再赞扬，对于杜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诗句，白居易更是推崇备至。
白居易的创作体现了其理论主张。他从民间刚登上政治舞台，就发扬了儒家的“兼济天下”精神，要求实行“仁政”。在强烈的正义感的驱使下，他写成了无数“讽喻”诗。在这些“讽喻”诗里，白居易激烈抨击、政治黑暗，宦官横行，横征急敛、贪污强暴，控诉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将它比喻成吃人的野兽：“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在无数的诗歌中，白居易“但伤民病痛”，对于劳动人民倾注了无限的同情，表现了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伟大仁爱情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些诗篇像连弩之箭射向黑暗的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豪的心，使得他们‘变色’、‘扼腕’、‘切齿’。然而白居易却‘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他的许多诗歌后来都成为千古传唱的名篇，受到了后人的一致推崇。 三、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文艺创作的形式
儒家在文艺创作时讲求文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但这里的文并不是指故意雕章琢句，因为儒家并不过于追求辞藻的华丽，比如孔子就说：“辞达而已矣”。也就是说，内容才是主要的，文采只不过是为表达内容服务的，反对脱离内容追求空洞的形式之美，辞藻之美。对白居易也深受这种文艺观的影响。在《与元白书》中，他说：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应当说，盛唐是唐代诗歌的黄金时代，诗人辈出，异彩纷呈，但天宝以后逐渐出现程式化的倾向，“诗到元和体变新”，至白居易、元稹时代，才又突破樊篱，形成大变。白居易一方面吸收了如陶潜、韦应物等所谓“闲适”、“冲淡”的风格；一方面也十分推崇如陈子昂、杜甫等旨在“讽喻”的现实主义精神。但白居易是个创新型诗人，并未一味蹈袭前人，而是走出自我风格。他倡导新乐府运动，并且和另一位诗人元稹开创了所谓“元和体”，被人评价为“用语流便”、“平易近人”。确实，白居易的诗歌达到了“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的效果，竟然使得“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可见，白居易的诗歌在当时是多么脍炙人口，如不是形式通俗，语言浅近，且思想内容贴近百姓生活，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的。
从表面看，似乎白居易的大部分诗歌都写得自然流畅，平易近人，仿佛是信口拈来的，但实际上远不是那么回事，宋代的周必大曾经说过：“香山诗语平易，文体清驶，疑若信手而成者。闲观遗稿，则窜定甚多。”可见白居易下笔的千锤百炼与极端谨慎了。至于苏轼所提出的“元轻白俗”的说法，以致后人对白居易写作有“容易”、“轻率”之讥讽，那是望文生义的误解，实在不足为训。古人云：“看似寻常却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用在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方面是最恰当不过的。从诗歌接受学的角度来说，白居易诗歌的“用语流便”，“平易近人”极大地拓展了其诗歌受众群体，也极大地拓展了其诗歌的影响力，因而并不是其缺点，恰恰是其无可否认的优点。
四、结语
总之，《与元九书》体现了白居易的儒家文艺观，也体现了白居易对于文艺创作的深入思考。在文学的目的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与元九书》都具有独到的见解。当然，《与元九书》的儒家文艺观也具有一些个人与时代局限，这是毋庸讳言的。《与元九书》是白居易对于自我创作经验的总结，对他本人的创作以及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是不容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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