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制农业社会，所以除“敬天”之外，又提倡“法祖”。凡祖宗，都是神；祖宗之法，都是“良法”、“美法”，无论如何动不得，变不得。
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康有为第五次上书皇帝，提出“大集群臣而谋变政”等主张。皇帝本来想当面和康有为谈谈，但格于“四品以下不得召见”的“祖宗之法”，只好命王大臣代为问询。次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到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西花厅接受召见。代替皇帝出面的是李鸿章、翁同�、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五人。本来，恭亲王奕�、庆亲王奕�二人也是应该参加的，但他们就是不肯出席。康有为到后，初时还算客气，“待以宾礼”。接着讨论“变法之宜”，荣禄劈头一句就给康来了个下马威：“祖宗之法不能变!”
同年八月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重新垂帘听政，行礼如仪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审讯光绪皇帝。她疾言厉色地责问说：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
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
慈禧太后的话，反反复复，说了几遍，但核心还是荣禄的那句话：“祖宗之法不能变。”
查阅史籍，戊戌时期其他顽固派、半顽固派反对变法的理论武器也无非此语。它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像一座大山似的压在所有要求改革的志士仁人头上。
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皇帝，要求变法，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当时，他竭力争辩的主题就是“祖宗之法”可变。此后，他二上书、三上书，直至光绪二十四年第七次上书，十年间，每次上书的内容虽有侧重，但都要论证同一个主题。
祖宗之法不可变吗?康有为在接受荣禄等人召见时回答得好：“祖宗之法，用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即如此地，是外交衙门，祖宗之法何曾有过?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在荣禄的汹汹气势面前，康有为一点儿也不怯场，回答得很勇敢，也很有力。
祖宗之法，有好有坏。那坏的，自当革除；那好的，也当斟酌情况，决定弃取。遥想当年，康、乾之世，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统一、繁荣的大帝国，那时的法，一定有相当好的部分。但是，正如龚自珍所言，“一祖之法无不敝”。再好的法，在岁月的迁移中也会或衰败，或过时，不能再用。到了戊戌时期，中国人已经被洋人打败过好几次，不仅败于西洋，而且败于崛起不久的东洋，赔款之外，还要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可以说，真是丢尽了脸面。丧权辱国，孰此为甚!一切的一切，都足证“祖宗之法”已不能保障“祖宗之地”，必须“变法图强”了。然而，荣禄和慈禧太后们却仍然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
祖宗之法，不仅有好有坏，有适用于当世者，有不适用于当世者，而且更重要的是，祖宗见闻、经历有限，不可能十分清晰地预见后来的事情，因而他们制订的“法”也不可能包罗万象，解决后来的各种问题。例如，康、乾之世，和中国来往的“夷人”还不多，还没有设立外交机关的必要，但是到了道、咸、同、光，进入“海通”时代，不设外交机关行吗?所以还是康有为说得好：“即如此地，是外交衙门，祖宗之法何曾有过?”这一问，问得荣禄们哑口无言。
在和荣禄辩论时，康有为提出了一个原则：“因时制宜”。这实在是一个极为正确、必要的原则。任何“法”，都是特定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产物，目的在于解决当时当地的问题。历史发展了，环境变化了，“法”就要相应变化。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个英明的政治集团，决不能“执古方以药今病”，抱住“祖宗之法”不变，而必须根据发展变化了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选择适宜于当时当地的制度。中国有两句古话说得非常好：一句叫“实事求是”，一句叫“因时制宜”；一句是唯物论，一句是辩证法。
荣禄和慈禧太后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并不惜动用屠刀镇压变法派，但是，他们并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戊戌政变后不两年就是八国联军之役，慈禧太后急匆匆挟着光绪皇帝逃难。大概是风尘仆仆中受到了点教育，到西安之后，慈禧太后就发表诏书，声称“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表示要“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云云。不过，诏书又称：“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不易者三纲五常”，还是不肯彻底抛掉“祖宗之法”。于是就应了康有为的话：“一姓不自变，人将顺天代变之。”孙中山起而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推翻了清朝统治。
所以，从历史的某一段来说，顽固派可以得意于一时，而就历史的长河来说，胜利终将属于改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