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宪久陈涛
天府新论 1999年09期
货币乘数是货币供给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在以纯粹信用货币流通为标志的现代银行制度下普遍存在的一种宏观经济现象。
作用机制
货币乘数的作用机制高度地依存于它所嵌入的特定的金融制度和货币信用政策。
现代世界各国一般实行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立的二级银行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由于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性质、职能以及从事金融活动的对象各不相同，从而乘数作用藉以实现的信用创造机制不同，各自创造出的“产品”——货币的性质也不同。中央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创造活动中居于发端地位。它通过自身的资产业务所创造的货币是整个社会货币供给量的源泉，是商业银行体系进行信用创造活动的基础，因而被称之为基础货币（或货币基数），具有高能性或强力性。商业银行以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为基础，通过自身的资产业务来创造货币。由于商业银行系统存在着存贷循环衍生的派生机制，因此商业银行能为社会创造出数倍于基础货币的货币供给量。不过应当指出，商业银行体系并没有创造基础货币的能力，它的创造是通过对基础货币不断转化、分解的递缩过程来完成的，一俟基础货币递缩为零，创造过程即告终止。这样，整个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机制便呈现出这样的链条：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规模决定着基础货币规模的大小，基础货币规模又决定着商业银行资产业务规模从而决定着整个社会货币供给量的大小。货币乘数的作用正是在中央银行的信用创造和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耦合而成的总体运动过程中得以发挥和实现的。货币乘数的作用机制是整个银行体系的行为总和。
下面设例说明：
假定从货币供需的均衡点开始，中央银行根据经济社会对货币提出的新需求，向商业银行提供50亿元的基础货币，并转入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帐户上，由此形成第一轮的信用创造。如果中央银行要求的法定准备率（r）是20%，则商业银行有40亿元能贷出， 形成商业银行体系新的活期存款，这构成第二轮的信用创造。在满足同样的准备要求下，商业银行又可以有32亿元能贷出，由此形成第三轮的信用创造。这种创造还会一轮一轮进行下去。“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信用创造的乘数作用也是如此，50亿元的基础货币，每轮按二八开，永远也开不完。不过，当轮次趋向于无穷大，基础货币趋向于零时，累计的信用创造数或货币供给总量也会趋向于一个极限，即250亿元。这250亿元就是50亿元基础货币的乘数效果。其货币乘数值为：
△MS250
m＝─────＝────＝5
△MB50
1
1 1
或：m＝────────＝──＝──＝5
1－（1－r） r 20%
货币乘数有两个极端值：
1
（1）当r＝0时，m＝Lim ──＝∞
r→0 r
1
（2）当r＝100%时，m＝Lim ──＝1
r→100% r
在（1）的情况下，信用创造无任何约束， 货币供给量在乘数作用机制下“成倍地增长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在（2）的情况下， 商业银行不过成为中央银行与客户之间的纯粹金融中介者，本身毫无信用创造功能。从理论上讲，如果m＝1，中央银行宏观控制机制变得极为简单和极易操作。这一点正是费雪以来的传统货币数量论者和现代货币主义代表人物M ·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十足准备制”的理论根基。而我国过去曾长时期实行的“统存统贷”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则是把货币乘数推向极端的一种不自觉体现。
漏损因素
法定准备金是信用创造的重要漏损因素。在它的制约下，货币乘数及其效果不可能达到无限程度。但是，仅仅根据法定准备率一个因素而得出的乘数值或乘数效果，仍然是对金融体系信用创造能力的一种过分夸大，因为它隐含着如下假定：（1 ）存款户或支票收入者都仅保有活期存款，而不以现金形态持有货币。（2）银行除应付法定准备外， 别无储备要求，愿意尽其放款或投资能力。（3 ）客户也愿意持有正被注入经济社会的额外货币。
上述假定没有再现现实，难以完全成立。
首先，客户总是要从自己的活期存款帐户上支取一定量现金，用以发放工资或其它开支。因此中央银行提供给商业银行的货币不可能全部被商业银行作为再创造的基础，总有一部分以现金形式流出银行体系之外。这部分流出现金同法定准备金一样，是信用创造的重要漏损因素。
其次，商业银行除应付法定准备和满足公众对现金通货的需求之外，如果还为了应付意外提存，维护银行信誉，或为了能够利用意外投资和放款机会赢利，或因市面景气变动不愿贷款等等原因而保留部分库存现金，那么这种出干预防动机而设置的库存现金同样是对银行信用创造的一种漏损。
再次，倘若商业银行具有贷款意识而整个经济社会无旺盛的贷款需求，那么商业银行便缺乏足够的投资和放款机会，每一份超额储备便不能充分发挥创造货币的效能。这部分未充分利用的超额准备金称之为休闲现金。休闲现金的存在也无疑构成对信用创造的漏损。
这样，信用创造的漏损因素变可以归纳为四种：（1）法定准备金，（2）流出现金，（3）库存现金，（4）休闲现金。
逆效应
货币乘数的作用不仅表现在货币基数的增量会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多倍扩张，同时也表现为货币基数的减量会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多倍收缩。因此，货币乘数不仅具有正向效应，而且还具有逆向效应。
问题是显然的。中央银行缩小基础货币供应，商业银行必然缩小对客户的贷款规模，向客户收回贷款。甲银行减少放款时，收取应由乙银行付款的支票，乙银行减少了活期存款；进而乙银行也减少放款，收取应由丙银行付款的支票，丙银行减少了活期存款。如此一行波及一行，最终产生一个信用减量数倍于初使基础货币减量的紧缩的乘数效果。
这里仍然设例说明。假定货币当局根据市场货币流通状况决定紧缩银根，对商业银行的基础货币供应减少20亿元，那么在法定准备率假定为10%，现金漏损率假定为30%的情况下，货币乘数为：
1
m＝───────────≈2.7
10%+30%－10%×30%
则△MS＝m×△MB＝2.7×（－20）＝－54
可见，基础货币减量为20亿，货币乘数的作用会使货币供给量减少54亿。这种随基础货币的减少而引致货币供给量多倍减少的作用机制就是货币乘数的逆效应。
控制含义
从量上看，货币乘数本身仅向我们表明，一笔基础货币所引起的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或收缩究竟达到何种程度。而扩张或收缩的货币供给量能否为经济社会所容忍，给社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货币乘数本身并未加以说明。因此，我们对货币乘数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纯数量关系的分析上，还必须联系其经济内容，进一步深究其控制上的含义。研究货币乘数的实际意义就在于此。
1、基础货币规模的决定。 基础货币供给是货币乘数发挥作用的初始点。一个适度基础货币规模的确立，是中央银行实施宏观控制的首要任务。
从信用创造的角度看，基础货币是由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创造出来的，信贷闸门的一开一关，均系由中央银行直接操纵。但是，单凭中央银行的主观意向难于把握基础货币规模的合理界限。西方传统的货币供给理论关于基础货币是由中央银行直接决定和控制的外生变数的观点是错误的，它完全忽视了客观经济运行状况对银行信用创造和货币供给的决定和支配作用。就经济实质言，基础货币是由客观经济运行状况所决定的内生变数。整个经济社会对货币的客观需要量便是适度基础货币规模确立的客观依据。
货币的乘数效应启示我们，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是一种乘数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与货币需求相均衡的货币供给量是基础货币发生乘数作用的结果。因此基础货币的适度规模固然要以货币的客观需要量为其依据，也必须考虑货币乘数在其间的重大作用。
基于这种认识，一个适度的基础货币规模可以按照如下公式确定：
△MB＝（△MD）／m公式中，△MD表示在一定时期内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增量。从马克思的货币必要量公式m＝PQ／v可以看出，△MD的大小是由客观经济运行状况即预期的经济增长率、价格水平、货币流通速度、产业结构以及商品化程度等因素共同决定的。M的值可依据其基本模式m＝1 ／（r+q－rq）求出。由于r和q是可测的，因而m也是可计量的。 从动态的角度看，影响△MB的各行为参数如r、q、价格、利率、经济增长率等等都不是凝固不变的，所以△MB也是一个可伸缩量。
中央银行要把握基础货币的适度规模，还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基础货币的供应费用问题。 如果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与存款准备金利率的利差过小，且低于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贷款利率，那么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供应就有“廉价”之嫌。而“廉价”的基础货币供应是商业银行信贷约束软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反之，如果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水平对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贷款利率水平而言显得偏高的话，又不利于中央银行利用再贷款调控基础货币进而调控货币供给量。因此，中央银行应通过对再贷款利率的适时适度的调节来影响商业银行的借款成本，从而把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的需求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2）各类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的“节约”程度问题。 一笔基础货币对一种类型的商业银行来说是高效能货币，而相对于另一种类型的商业银行来说则不尽然。因此，同量的基础货币，其乘数效果不尽相同。换言之，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有一个不同的“节约”程度。显然，信用创造潜力大（或乘数值大）的商业银行对基础货币有一个更大的“节约”。各类商业银行“节约”程度如何，谁是基础货币的较大“节约者”，这是中央银行在对基础货币的操作上必须把握的重要问题。具体来讲，中央银行不能按同一乘数值对“节约”程度不同的商业银行提供基础货币。否则，即使总量上适度，结构上也会失衡。
2、货币乘数的操作。 货币乘数是决定货币供给量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操作可以弥补对基础货币操作上的不足，起到互相补充和强化货币政策效果的作用。
如前所述，基础货币是由客观经济运行状况所决定的内生变数。因此，中央银行并不能单方面保证基础货币供应随时都处于适度水平。当经济运行偏离常态时，基础货币供应的不合理状况就会现实地发生。例如我国经常出现的超高速经济增长，往往使中央银行的信贷规模失之过大，而过大的信贷规模又反过来对“过热”的经济火上浇油，从而经济运行呈现出“过热”的经济过大的信贷规模二者互相激励的极度亢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如果能够对货币乘数进行灵活操作，例如采取各种缩小货币乘数值的经济手段，便能减弱或抵消业已形成的过大基础货币规模可能带给经济社会的强烈震荡和纷扰。
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操作主要通过对存款准备制的运用而体现出来。乘数模型m＝1／（r+q－rq）向我们显示出，货币乘数是由中央银行的行为、商业银行的行为以及社会公众的行为所共同决定的。在决定货币乘数m的两大因素（r和q）中，r是中央银行所能直接控制者，q 则是中央银行所不能直接控制者。十分明显，q 并不是中央银行直接活动的产物，而是由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对现金这一金融资产的偏好程度所决定。详言之，q 的大小是由商业银行保有库存现金和社会公众保有通货的机会成本、社会公众的实际收入水平、币值的稳定状况以及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等等因素所决定的。q的决定机制的复杂性， 给中央银行对货币乘数的操作带来一定难度。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要求中央银行扮演它所不能扮演的角色。既然r具有直接的可控性， 因此中央银行的思路应是，建立以法定准备制度为核心的货币控制机制，根据法定准备率的变动反向作用于货币乘数变动的原理，以及货币乘数与货币供给量的同向运行关系，提高或降低法定准备率以缩小或扩大货币乘数的可能规模，进而收缩或扩张货币供给量，最终促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达于均衡。
在西方国家，存款准备制度具有其它政策工具无法替代的核心作用。法定准备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等数量型政策工具都是通过准备金的变动机制而起作用的。中央银行调高法定准备率和贴现率，以及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有价证券，都使商业银行可用于贷款的超额准备金减少，从而达到收缩货币供给量的目的。反之亦然。我国于1984年也建立了存款准备制度，这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由于我国金融市场还不成熟，公开市场业务和再贴现业务也还刚刚起步，因此商业银行不得不一面上缴存款准备金，一面又仰赖于中央银行的再贷款。目前我国通过法定准备金存款和备付金存款两帐合并，降低法定准备率、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再贷款利率等存款准备制度改革，已使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扭曲资金关系得到改善。但要真正发挥出存款准备制本能的核心作用，还须进一步改革，还有待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完善和配套。
3、乘数逆效应的启示。货币乘数的逆向效应显示出， 货币基数的减少会带来货币供给量加倍收缩的效果。这启示我们，货币当局在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必须审时度势，相机出台一些具有连续性微调效果的“软着陆”措施，防止矫枉过正。具体应注意：
（1）紧缩的量不能过大，在经济社会货币供给量的情况下， 中央银行无论采取减少基础货币的供应，还是提高法定准备率以缩小货币乘数等数量调节措施，都能收到平抑多余货币之效。但如果基础货币减量过多，法定准备率提高幅度过大，货币乘数逆向作用的结果，就会使货币供需在低水平上形成新的缺口。这无疑与紧缩的本来目的相悖。
（2）紧缩的面不能过宽。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一方面经济需要振兴，另一方面建设资金又严重不足，紧缩的对象无疑应该有所选择。不择方向的“一刀切”，往往使应该紧缩的反而“漏网”。资金、动力、原材料满足了应该紧缩而又具有较强刚性的某些投资领域的需求，势必扩大流动资金供给方面的缺口，从而容易使某些国民经济重要部门遭受开工率不足，生产能力闲置，商品市场萎缩的困扰。
（3）紧缩的时间不能过长。乘数效应有一个时滞问题。 中央银行扩张和收缩基础货币的行为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较大影响不会立即反映出来，而要经历一个扩张和收缩的累积过程。单就紧缩而言，如果不注意时滞问题，各种萎缩因素的累加作用很容易使经济跌入低谷。因此，在紧缩过程中，中央银行应当掌握充分信息。当市场已发出需求疲软信号，企业成品库存增加，定货不足，就说明紧缩的供给弹性已超过了紧缩的需求弹性。中央银行必须及时调整宏观战略，逐步采取放松政策。否则就会约束有效需求形成，加速经济衰退步伐。一旦衰退积累到一定程度再行刹车，由惯性作用而造成的经济强烈震荡便成为不可避免。
作者介绍：曾宪久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 陈涛 四川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