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horry
电影文学 2004年01期
主要电影作品
1970《面包与小巷》
Bread and Alley
1972《课间休息》
Break Time
1973《经历》
The Experience
1974《过客》
The Passenger
1975《一个问题两种解决办法》
Two Solution For One Problem
1975《我也能》
I,too,Can
1976《结婚礼服》
The Wedding Suit
1976《颜色》
The Colours
1977《报告》
The Report
1978《第一解决方案》
Solution No.1
1979《案例一，案例二》
First Case,Second Case
1980《口腔清洁》
Dental Hygiene
1981《有序或无序》
Regularly or Irregularly
1982《合唱》
The Chorus/Hamsorayan
1983《公民》
Fellow Citizen
1985《小学新生》
First Graders
1987《哪里是我朋友家》
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
1989《家庭作业》
Homework
1990《特写》
Close-Up
1992《生命在继续》
And Life Goes On
1994《橄榄树下》
Through the Olive
1997《樱桃的滋味》
The Taste of Cherry
1999《随风而去》
The Wind Will Carry Us
2001《非洲ABC》
ABC Africa
2002《十》
Ten
伊朗是个古老的国家，有记载的历史与文化始于公元前两千七百年，以前的名字叫“波斯”，中国的《汉书》上则称它为“安息”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就经由丝绸之路与中国通商。有人说，他们来自中亚。波斯曾是个非常伟大的帝国，东到阿姆河与印度河两岸，西到尼罗河下游，北至黑海、里海，南达波斯湾。但在公元前三世纪被希腊人所灭，后来又添加上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成份，人种学上属印欧民族。所以，请仔细观察阿巴斯电影里的人物，他很喜欢用特写镜头，不论演员或群众，脸上都刻着人种混杂的漫长回忆。尤其是《橄榄树下的情人》到女子高校选女主角，以及导演和前来看拍戏的小孩对话那两段，那些脸庞，已经告诉了你很多伊朗的故事。
古波斯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七世纪后改用阿拉伯字母，因此波斯语里有不少阿拉伯借词，这当然是受阿拉伯人侵略的结果。而从十八世纪起，他们就像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受到葡、英、法、俄等国的入侵，十九世纪沦为英、俄的半殖民地。有名的巴勒维王朝，建立于一九二五年，实际上是盟军所支持的政权，美、英在二次大战后，享尽石油利益，直到一九七九年国王被迫退位，流亡伊拉克十四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接管政权，成立了共和国。
为什么讲述这段简史呢?因为我们会在阿巴斯的电影里看见不少英、苏留下来的老旧军用卡车还在开，《生活在继续》里主角开的是一部八十年代出产的法国汽车，老百姓在大地震过后仍疯狂地观看世界杯，这是英国人留下来的运动传统，家境较好的小孩穿着牛仔裤，这是美国人带进来的服饰。物质文化说明着生活方式。譬如《生活在继续》中跟着导演爸爸去寻人的小孩，路上经过断垣残壁的杂货店，发现破碎的玻璃冰柜里有瓶装饮料，他付钱取了一瓶，却紧接着抱怨怎么不是冰的。
阿巴斯说他爱“用简单的方式拍电影”，绝大部份人物的对白，都像是讲话的人前一刻并不晓得会讲出来似的。譬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主角阿哈玛德碰到的做门窗老师傅，唠叨抱怨着说弟弟一家搬去城里了，“城市有那么好吗?那不是可以称之为故乡的地方啊。”这时天色已暗，旧式木质的镂空门窗，透出灯光来，有的还装饰着彩色玻璃，老师傅说“我知道为什么人们不用木窗木门，都改成铁的了，因为铁的可以用一辈子，但一辈子真的有那么长吗?”短短的七八分钟内，阿巴斯不凿痕迹地展示了伊朗乡下原本保存的传统工艺，源自埃及的木雕，以及君士坦丁堡著名的镶嵌，同时也叙述了两项事实：一、战乱与贫穷使老一辈的伊朗人觉得人生短暂，只有传统是唯一值得珍惜的；二、人生确乎短暂，根据最新的统计，百分之五十四的伊朗人口在十八岁以下。两伊战争期间死伤无数，而民间从未休养生息，官方仍在做军事整备。小朋友急着回家帮妈妈买面包，老师傅问“哥哥不能替你去买吗?”小朋友答：“哥哥当兵去了。”
农村的破败，在阿巴斯的镜头下亦无以遁形。《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片头字幕背景，就是教室那扇常常关不上的木门。而教育成就却一向被霍梅尼的革命政权引以为傲，据说伊朗文盲已从国民的三分之二降到二分之一。在《何》片里，老师不断强调着，即使要帮爸妈做家事或农事，也必须先写完功课。他的口气很不悦，不过我们不能太责怪他，据说伊朗老师的平均收入，在城市里连分租一个房间都很勉强。像《何》片里的乡下孩子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有多少?答案是极少，即使城市里的高中毕业生，十个中也只有一个上得了大学，更何况伊朗大学情况特殊，把百分之四十的学生名额，都保留给战死军人的遗族以及政府里达官显贵的子女。《橄榄树下的情人》男主角胡笙也不断强调，他本身不识字，一定要娶个识字的女孩结婚，不然“谁能够教我们孩子功课呢?”伊朗有六千五百万人口，百分之四十是像胡竹这样的乡下人，难怪他看准塔荷后，那么苦苦哀求追求着。受过教育的塔荷就是胡笙的明日展望。《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也多处提到小孩管教的方法。当阿哈玛德发现错拿同学的作业簿，恐怕同学不做作业会被退学时，要求妈妈让他去还作业簿，而妈妈不为所动，以为他要借机出去玩，一再地说“做完你的功课，做完你的功课。”阿哈玛德的祖父，明知他在赶路，却叫他去拿烟，祖父的朋友说，你要烟我这儿有，为何非叫孩子去拿?祖父说是要借此教孩子规矩。没有人关心小朋友的惶惑所为何来，而小朋友内心的这种道德压力，岂不是所谓“教化”的重要元素之一?
事实上，道德压力出现在阿巴斯的每个电影里。穿过重重的橄榄树，我们看见胡笙在追逐着塔荷，那并不是情欲作崇，而是他承担着生命的义务，死者已矣，人总要繁衍后代，在希望中过日子，才对得起列祖列宗。《生活在继续》中，导演着急寻找过去拍《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小朋友，想确定小朋友是否要援助，这也是道德压力。他匆匆忙忙地驶上陡坡，没停下来载背负重担想搭便车的孩子，未料车子爬不上去又往下溜时，那孩子反而过来帮他推车，这时，虽明知会超重，他还是让孩子上了车，车子缓慢地往上移走……道德压力是无法言明的，你可以不顺服却必定会伤噬良心。人能够勉力为之，才创造了精神上的美。
阿巴斯的电影美学是在道德层次上的。伊朗是个神权至上的国家，老百姓习惯于听天由命，《生活在继续》里导演路过一个正在路边架设天线(以观看足球转播)的年轻人身边，问他，那么多亲属死了，为何还会有看足球的兴致?“地震二十年一次，足球四年一次，所以……”他耸耸肩答道。人当然有命运的限制，但该做的还是应努力去做，一如看足球，呼应道德的召唤亦使人感觉人生圆满。
在第三世界的电影圈，伊朗导演算是最幸运的，因为伊朗抵制音乐等艺术形式，独尊电影，认为应效仿列宁，使电影成为助长革命意识的传播媒体，从而使伊朗电影人在严密的言论检查制度下，得以量度为之。
严格说来，阿巴斯的电影哲学还是本着第三世界电影的一贯信条，就是“追求不完美的电影”。他不求在电影技术和艺术上气势凌人，太完美，其实在意义上是反动的。他的电影小品温文教厚，将一个古老文明的挣扎求存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