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与小国的优缺点六
科学研究已经发现，同胞兄弟姐妹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的伴侣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得相对较晚；父母最终也会离开我们；兄弟姐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身伴侣。在研究中，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孩子们与他们的兄弟姐妹一起相处的时间实在多得惊人，而这对于他们的社交技巧造成了重大影响。伊利诺伊大学的家庭研究教授劳里? 克拉默发现，平均而言，3至7岁的兄弟姐妹之间每小时发生3.5次大小冲突。根据加拿大的一项研究，2至4岁的孩子之间冲突更频繁：每小时约6.3次，相当于10分钟1次。虽然这些打闹摩擦可能让父母抓狂，其中却隐藏着一个学习过程。研究人员肖和他的同事们针对90个家庭的2岁孩子进行了长达1年的研究，研究者主要观察目标孩子的天生个性和其父母的教育方式。3年后，孩子们5岁了，研究者再次上门调查，通过预先设计的游戏他们发现，有兄弟姐妹的孩子的沟通技巧和解决冲突的能力远高于独生子女。
过度的施肥反而不利于禾苗的生长。老约翰? 洛克菲勒认为，富裕家庭的子女比普通人家的子女更容易受物质的诱惑，追求更多的享受，贪图走最平坦的道路。
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小组经过多方面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国土资源能够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即极限规模为16亿，这个数量勉强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难以实现现代化；突破这个极限不仅谈不上现代化，而且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也难以维持。
198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承担了“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力研究”项目，该项研究的远景展望是：中国粮食最大可能生产能力为8.3亿吨，以人均500—550公斤计，最大人口承载量为16.6亿和15.1亿。这样，“16.6亿”这个数字被一些专家相对地理解为中国资源最大承载力。顺理成章地，中国人口增长的极限值也就定在了“16亿”这个数值上。
然而，这些专家对“国土资源”仅理解为 “耕地资源”。实际上，有不少食物（不仅仅指粮食）是来自非耕地资源的，如山林、草场、戈壁绿洲等等；更重要的还在于包括了蔚蓝色的“国土”，即一切可以为我们提供生存和发展资源的水域，特别是广阔的海洋。而且，他们对粮食产量的理解仍停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事实上，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例如，在1950年，中国水稻
的单产为每公顷2.1吨，1978年达到3.97吨，1999年达到6.15吨。据新华网2008年5月12日报道：“我国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已达1500万公顷，占国内水稻年总种植面积的59%左右，平均产量为7.1吨/公顷。”
退一步来说，假定中国确实
只能养活16亿人口，那么从现在起放开二胎，人口峰值也达不到16亿，在达到峰值之后，中国人口仍然会快速下降。
计生支持者的另一个理由是：减少人口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但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较大，如日本、德国、荷兰、比利时；而很多贫穷的国家人口密度比较小，例如莫桑比克、安哥拉、马达加斯加、老挝。就中国来说，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生活水平往往也比较高。按照日本和以色列的人口密度，中国至少可以养活30
亿人，并且是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有人认为，日本粮食依赖进口，但中国必须保证粮食自给自足。确实，现在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仅为40%。日本粮食自给率低，不能仅仅归咎于国土狭小。与1956年相比，目前农作物种植面积已经减少了大约一半。缩小耕作面积和放弃耕作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但日本并不是没有粮食自给的能力，它只不过是将生产粮食的一部分土地用来生产蔬菜和肉食。一旦战争爆发或受到外国的粮食制裁，那一部分土地就可以用来生产粮食。既然日本有能力做到粮食自给，为什么它不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日本在本国生产的粮食成本远远高于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所以才从国外购买。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显然没有必要一切资源都自给自足。单纯以一个国家的粮食产量来划定这个国家的人口上限，完全是古代的小农意识在国家问题上的延续。
大国与强国不是同一个概念。例如，鸦片战争时的清朝绝对算得上是大国，但不是强国。所谓大国，是指人口多的国家；所谓小国，是指人口少的国家。西方人把印度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论国土面积，印度远远比不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论经济实力，印
度比起美国和日本也相差甚远，但在西方人眼中，美、日、加、澳虽然都是民主国家，但算不上是“最大”的，因为这几个国家的人口远远比不上印度。
有些计生支持者说：“一个国家的人口密度越小，就越容易富裕。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是地广人稀的国家，他们都很富裕；而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国家，也都比较贫穷。”我认为，这种论证方法，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为地球上既存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地广人稀的富国，也存在日本和德国这样地狭人稠的富国。况且就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来说，他们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是人口最多的几个大城市。就以中国大陆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例，包括东盟10国和韩国、日本以及台湾、香港地区，他们中的多数人口密度都超过中国大陆，但其中的多数国家和
地区都比中国大陆发达，所以结论是人口多既不是落后的原因，也没有证据表明减少人口可以导致国家富裕。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收入主要靠出卖自然资源，那么人口少确实比人口多更容易富裕。例如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如果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减少一半，人均收入会明显提高。然而，中国和印度贫穷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人口太多，正如柬埔寨和老挝的贫穷并不是由于人口太少一样。如果其它条件不变，只是把中国和印度的人口降到5亿，那么这两个国家还是像现在一样穷。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在5亿人口的时候，确实比现在更穷。除非这两个国家把人口降到一千万，靠出卖自然资源来生活，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退一步来说，即使假定这两个国家能把人口降到一千万，但到那时恐怕连国家安全也没有保障了。
有人认为，人口少肯定比人口多更容易富裕，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人种一亩地，肯定比两个人种一亩地的人均收入更高。我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产业是农业，那么这个观点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农业产值仅占GDP 的很小一部分（例如，中国农业产值约占GDP 的12%，美国农业产值约占GDP 的3%）。对于工业国来说，有良好教育的人口是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因为财富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你创造了多少财富，取决于你创造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以及它们受欢迎的程度。人口越多，会导致需求你产品的人越多，同时导致你的竞争者也越多，从而促使技术进步。人口密度越大，
你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越小。人多市场大，规模生产就有了效益，大企业才会产生，可以说随着人口的增加它的经济只能是越发达，人均所得越高。
当然，小国也有小国的优点。例如，卢梭认为，小国比较容易实现民主，大国因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无法实现民主。然而，美国的历史证明卢梭的这种观点是有偏见的。全球人均GDP 前十名的国家之中，无一例外是人口不足二千万的小国；但另一方面，全球最穷的十个国家之中，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达到1亿。可以把大国比喻为大公司，把小国比喻为小公司。大公司的优点是“船大好冲浪”，小公司的优点是“船小好调头”。美国现在有3亿人口，居世界第三位，人口最多的州是加利福尼亚，也只有3000多万，还比不上韩国的人口多。可以设想，如果美国50个州变成50个独立国家，不一定会比统一的美国发展得更好。现在欧洲正在朝着联合、统一的方向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国比小国更有竞争优势。
关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经济学中有一句名言：“鹰吃鸡，人
也吃鸡，所不同的是：鹰吃鸡，越吃鸡越少；人吃鸡，越吃鸡越多。”这是因为，人除了吃鸡以外，还是可以养鸡的。人类几千年来的发展历史表明，一方面，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如果经济制度比较合理，那么人口数量的增加并不阻碍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一个国家的贫富，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而与人口数量的多少并没有很大关系。既然如此，为什么很多学者又这么热衷于减少人口数量呢？这让人想起了一位小伙子说过的一句话：“全世界的适度人口规模是只剩下我和一个美女！”
目前世界的60亿人口倘若按0.2%环比速度持续增长的话，2500年后，世界人口数量就会达到8860亿，相当于目前的147倍，中国则将达到1900亿。有人愿意看到这种增长吗？宋健在1980年10月3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的文章中说：“现在世界人口每年增长近8000万，如果保持这个速度，1万年以后每平方公里的陆地上将有1万人，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为了保持今后人类社会人口的稳定，迟早要实现零自然增长率的人口状态，无论是哪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是不能避免的前景。否则，即便保持每
年万分之一的增长速度，世界人口在数万年后将增长几万倍。全部地球表面上都住满人，每平方公里上也要住数万人。因此，对久远未来的后代来说，就是万分之一的年自然增长率也是不能接受的。”宋健居然想到了数万年以后的世界人口数量。从纯粹数学的角度来看，宋健这段话并没有错。然而，了解一下人口的发展历史，就会知道，人口的增长决不是如此简单的直线型的。
从理论上讲，全世界的粮食资源可以养活400亿人；另一方面，美国昆虫学家艾里奇（又译为“埃里希”）的话问道：“但是，把地球实质上变成规模巨大的人类饲养场，能服务于什么目的呢？”然而，正是把人类当成畜牲来饲养，才能规定地球的人口数量是多少！打个比方，如果我开一个养猪场，那么我有权决定这个养猪场应该养多少头猪。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人类并不是“服务于什么目的”，相反，人类就是目的本身！
艾里奇这位昆虫学家在1968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人口爆炸》，认为人口会像昆虫一样疯狂繁殖。他在《人口爆炸》一书中预言：“鉴于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地球终将不能养活人类，1970年代全世界
将经历一场大饥荒，将有几亿人饿死„„”然而，这位昆虫学家的预言，已经成为历史的笑柄。
只要回顾历史就会看到：虽然一个国家
的人口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崛起，然而一个国家的崛起必定同时伴随着人口增长。没有一个大国在崛起的同时，人口处于下降之中。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的历史便是明证。现在有很多人喜欢谈论中国的“大国崛起”，然而，再过十多年，中国人口就会进入负增长，那时中国还未发达就已经垂垂老矣。一个进入人口负增长并且陷入极度老龄化的国家，能够实现“大国崛起”吗？
计划生育的三大理由均不成立：
（一）人口与资源的关系。
计划生育理论认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口越多，人均资源就越少；人口越少，人均资源就越多。这种观点有两方面的错误：
第一，它以为自然资源是固定不变的。然而，只要稍微了解世界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从几万年前一直到现在，人类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人口数量越来越多。那么，人均资源是不是越来越少呢？在原始社会，人口的数量很少，虽然表面上的“人均资源”很丰富，但实际上，那时的人类对很多资源（例如石油和煤）都不会利用，所以“人均资源”再丰富，对人类也没有什么用处。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表面上的“人均资源”越来越少，但由于科学技术在进步，人类利用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大，所以实际拥有的人均资源反而越来越多，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在其它条件同等的情况下，人口越多，科技进步就越快。况且，一个国家的贫富，与这个国家的人均自然资源没有必然关系。例如，人均自然资源丰富的非洲反而是最贫穷的一个大陆；而许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反而很富裕。
第二，它以为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是全部留给本国人使用的。但在当
今世界，自然资源是全球共享的，每个国家都出口本国多余的资源（或产品），进口本国缺乏的资源（或产品）。一个国家如果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拥有量，首先要做到闭关锁国，使本国的自然资源全部留给本国人使用。但在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必然导致落后。
（二）人口与就业的关系。
计划生育理论认为，中国失业率高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口太多。其实，人口数量的多少与失业率并没有什么关系。比方说，大城市人口多，小城市人口少，但大城市的失业率不一定比小城市的失业率高。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可是很多人都跑到这两个地方找工作。有人说：“人口多了，一个工作岗位就有很多人来竞争，所以找工作就困难。”其实，人口多了，一个工作岗位固然有很多人来竞争；但另一方面，人口多了，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越多。
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出现大量失业人口或过剩人口的时候，不是人口出了问题，而是社会出了问题，要改革的是社会制度而不是要减少人口。例如，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时期，美国人口只有1.2亿，那时失业率高达25%，如果你认为失业是由于人口太多，那么你是不是认为那时美国也应该减少人口呢？然而，美国人口在2006年10月突破3亿时，失业率只有4.5%。如果社会制度出了问题，即使是像阿根廷这样人口密度只及中国十分之一的国家，失业率依然很高。
计划生育不但无助于降低中国的失业率，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的失业问题。这是因为，计划生育减少了小孩的数量，从而减少了中国的内需，而内需不足是制约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
（三）人口与环境的关系。
在计划生育宣传中，常常把环境恶化的原因归咎于人口过多。事实上，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不是人口过多，而是人们对环境粗放式、掠夺式的开发利用。例如，在19世纪，英国人口和伦敦人口都没有现在多，
但空气污染很严重，伦敦被称为“雾都”。如今，随着环保意识和生产技术的进步，伦敦又恢复了晴朗的天空。可见，生态环境的好坏，决定性因素不是人口的多少，而是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人们是否注意保护环境。生态学家认为，改善环境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植树造林。而要植树造林，就离不开人的劳动。如果中国能把一部分所谓的“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这将有助于改善中国的生态环境。
人口对环境的影响，既有负面作用，也有正面作用。举一个负面的例子：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特大森林火灾，大火持续燃烧了21天，烧过了100万公顷土地，焚毁了85万立方米木材。造成这场特大森林火灾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最初火源是林业工人违反规章制度吸烟，以及违反防火期禁止使用割灌机的规定，违章作业造成的。再举一个正面的例子：大自然因雷电而造成的森林火灾，如果没有人去救火，这片森林可能就被毁灭了；而如果有人发现火灾，并组织人力去救火，那么就能保护了这片森林。
可见，计划生育并不能解决资源问题、就业问题和环境问题，相反，
计划生育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实行计划生育不但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计划生育还带来了加速老龄化、性别比失衡、恶化干群关系等等一系列恶果。全面权衡利弊，实行计划生育实在是得不偿失。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相对的、暂时的“过剩人口”，但不存在绝对的、永远的“过剩人口”。而
且我认为，要解决相对的、暂时的“过剩人口”问题，并不需要通过实行计划生育来解决，而只需要通过改革体制和政策（例如经济政策）来解决。
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述评》中谈到中国时写道：“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从表面上看，当时中国确实存在大量的“过剩人口”，然而，那时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如果大力发展
工业和商业，将有助于解决“过剩人口”的问题。
有人说：“失业人口就是过剩人口”。如果这里说的“过剩人口”是指“相对过剩人口”，那么这种说法或许是成立的；如果是指“绝对过剩人口”，那么一个人今天失业，他是“过剩人口”；这个人明天找到工作了，就不是“过剩人口”？但他后天又失业了，他又变成了“过剩人口”？
也有人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未来社会越来越不需要这么多人，因此应该减少人口，否则过剩人口会越来越多。”科技的进步当然会提高生产效率，但不能说会造成“过剩人口”越来越多。举例来说，有一个村庄以前有100个人耕种100亩地，后来由于采用农业机械，10个人就可以耕种100亩地。在这种情况下，另外90个人暂时成为“过剩人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过剩人口”虽然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但他们改行了，从事工业和第三产业，所得的收入比以前当农民时更多，现在他们不再是“过剩人口”了。
在封建时代，90%以上的劳动人口都是农民，那时能想象得出，现在美国的农民只占人口的3%吗？难道绝大部分的非农业人口都要失业了？当然不是，因为新产业不断涌现出来。一个简单的事实：现在的技术比100年前更进步了，但需要的劳动力也更多了，只不过绝大部分劳动力并不是从事农业，而是从事工业、建筑业、商业、运输业、旅游业、金融业、信息业以及文化教育、科学研究等等。一种行业的从业人口饱和之后，人们就会努力开创新的行业，从而促进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计划生育不但无助于减少“过剩人口”，反而会增加“过剩人口”。举例来说，相对于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言，如果女多男少或男多女少，就会出现“性别过剩人口”。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论证过，计划生育是导致性别比偏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计划生育导致了“性别过剩人口”的增多，即男性光棍的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