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李光耀 撰稿人：孙鹏
“对于这个人，我们既爱也恨，既尊重也轻视。对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心怀感激，但也想知道，是否真的有必要为此牺牲我们的自由……”
在28岁的新加坡人Carlton Tan看来，李光耀是“非凡的政治家”，但也是“暴君”。Carlton Tan
不久前在媒体上撰文说，“我们感谢（他带来的）稳定和安全，但也好奇，若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为依托，这种稳定还能维持多久。”
Carlton Tan的文章，是李光耀背负的诸多争议的一个缩影。
争议1 “专制”的政治哲学？
“没有人会质疑他为新加坡所做的一切，即使反对他的人，也都承认这是李光耀最大的遗产。”《外交学者》网站发表文章称。
1965年，李光耀对工人代表说，“管新加坡人必须强硬如铁！”
文章说，新加坡年轻人主要对李光耀建立的政治体制不满，“他们想要在新闻、言论以及集会上的自由，简而言之就是真正的民主。实际上，这正是李光耀政治哲学中缺失的部分。”
“我只做正确的事情，不管是否政治正确”，对此类批评，李光耀应该早已习惯，“我们要先处理的事情是什么？第一，福利和民生。其次是民主规范，以及须不时中止的民主进程。”
新加坡是有民主的，承袭了英国议会民主制度，政府由经过民选的国会产生，但李光耀等一批精英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却是新加坡的“万年执政党”。从新加坡独立后，行动党一直执政到今。因此质疑之声也不少。
对此，李光耀认为，如果新加坡成为像西方国家那样的两党制，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
他始终提倡亚洲价值观，认为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李光耀一直对西方国家对他专制独裁的批评不加理会，“你说我是独裁者，随便你吧，但那并不真的表示我就如你所说，我在自由选举中能轻取对手，我还需要当独裁者吗？”
争议2 干扰新加坡人私生活
1994年，为表彰李光耀30年来“对300万新加坡公民不管何时何地吐痰、嚼口香糖、喂鸽处罚之影响的研究”，“搞笑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当年的心理学奖颁给了李光耀。这确实新加坡的一大特色，“美国人连新加坡在那里都不清楚，他们谈到新加坡，只知道迈克尔-费伊（受鞭刑的美国少年）、鞭刑、口香糖……”，这些严苛的制度下，新加坡成为了一个秩序井然、社会安定的国家。毫无疑问，这会招来反对声音。
2004年，李光耀宣誓就任内阁资政，吴作栋宣誓就任国务资政。 对于严厉约束、教育国民，李光耀这样解释：“如果国民是受过教育的、从小就很有教养，这样管制时就不必太严格，因为他们受过训练。情况跟狗一样，若小狗从小就以适当方式培训，就会知道要到外面撒尿大便。但新加坡不是这种社会。我们曾经努力训练一些成年狗，但他们还是会可以在电梯里小便。”
国内反对派指责李光耀是个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者。他曾倡导大学毕业的女性应与受同一教育水平的男子结婚，以确保他们的下一代也拥有“高智商”。这项政策终因国内过大的反对声音而作罢，但李光耀本人却依然坚持其立场正确。
“我经常被指责干预新加坡人的私生活。对，但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的成就。我可以毫不懊悔地说，若我们从没介入国民的私人问题，国家也无法取得现在的经济发展——你的邻居是谁？你如何生活？你制造的噪音、你怎样吐痰或你所用的语言，都是由国家决定对错，不要理会别人的看法。”
争议3 放弃汉语为第一语言
在2013年8月发表的《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
李光耀提到新加坡建国“两大支柱”，其一是开放的社会；再者就是统一语言和国际接轨。
由于民族众多造成新加坡语言庞杂：华语、马来语、爪哇语、印地语等，而社会中上层、精英学校及政府则使用的是英语。在新加坡建国之初，李光耀面临的正是75%的人是华人，却不能以华文作为共同语和工作文字的困难。“我做了很全面的思考，也对人民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教育。”
李光耀病重期间，长孙李毅鹏（前左）前往医院探望。
虽然有人曾提议华语为国语，但李光耀坚持以英语为通用语言。他认为，这能使新加坡顺利与世界接轨。“新加坡位于东南亚，1000年后我们仍是东南亚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跟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命运不同，连生活方式也不同。我们的政策，就要确保在东南亚跟邻国和睦相处，并在自己的家园当家做主，任何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原则为准则。”
李光耀也反对把华人的方言（如粤语、闽南语等）列入学校教程，以免因华人说不同方言而把社会撕裂。他承认，在新加坡建国之初，华人的语言是个敏感的问题，“不只是对华
人，印度人、马来人或者欧亚裔人其实一样。只要身在新加坡，我们的前途就取决于新加坡的繁荣，而非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或者印度尼西亚的繁荣。”
上世纪60年代，李光耀最终决定建立英语在新加坡的主导地位。
在英语主导的新加坡，华校几乎难以生存，同时也引起华族的担忧。为平衡华族的情绪，李光耀将子女送到华校读书，但在家中却与子女说英语。
“在那个时代，我非常明白独尊华文会给新加坡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害，但我同样也知道，让华社失望对我的政治地位非常不利，这也给了反对党趁机搅局的把柄，可我不得不采取对整体新加坡人都有利的策略，我只以政绩，而不是诉诸种族情绪，来赢得人民对我的支持和信任。”
争议4 李家坡还是新加坡？
李光耀的批评者认为，李氏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政治和经济，也有人将新加坡称为“李家坡”。作为国父，李光耀的意见能影响国家的政策，不仅如此，这位新加坡“大家长”的身后，还有一个庞大的政治家族。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大儿子李显龙为现任总理（被指为“隔代世袭”），小儿子李显扬曾任最大国营企业新加坡电信的总裁兼CEO，儿媳以及亲家是大企业家，只有做医生的女儿李玮玲不在掌管新加坡政治或经济命脉的圈子里。
2002年，李显龙的妻子何晶出任财政部资金管理公司“淡马锡控股”董事，当时彭博社发表文章，影射该项任命是“为谋取李氏家族利益”，李光耀遂将前者告上法庭。
2004年，李显龙接任总理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再度发表文章指责新加坡政治中存在的裙带关系。李光耀威胁要诉诸法律，但后来该杂志刊登了公开的道歉信与赔偿，李家这才罢休。
有媒体指责，李显龙出任总理，有李光耀刻意培养和操作的痕迹。但李光耀对此回应说，李显龙在自己的岗位上是称职的。
“如果我没当上总理，他（李显龙）可能早几年就坐上了那个位置。我不会让不够格的家庭成员担任要职，因为这对新加坡或我本人的历史功过来说，都是个灾难。决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 李光耀说。
“国父”：开创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一城即一国，可谓“弹丸之地”。而就是这样一个被强敌环绕的小国，在李光耀担任总理的数十年间，实现了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成为亚洲乃至世界耀眼的经济奇迹。
凭借这一奇迹，李光耀不仅在新加坡树立起了极高的威望，被视作建国元勋、立国功臣，而且在国际社会也赢得了不少赞誉，其“新加坡模式”的经验也成为各国研究和借鉴的对象。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称赞李光耀是“20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曾刊文称，李光耀给新加坡留下的遗产使新加坡成为了真正成功的后殖民国家，而这样的国家屈指可数。当阿拉伯国家逐渐分崩离析，东南亚其他国家还在第二世界苦苦挣扎时，借用李光耀所著长篇回忆录中一卷的题目来说，“新加坡已经从第三世界国家一跃跨入了第一世界梯队”。
实用主义者：大国均势中周旋
在缔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李光耀还在外交政策方面为新加坡赢得了与其微小幅员和有限人口极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和威望。
处于强敌环绕以及大国利益交汇之地，外交问题关乎新加坡的生存。而李光耀的求存之道就是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在大国均势中左右逢源，“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这一现实主义理念渗透其中。
面对虎视眈眈的邻国，李光耀对所有大国“开放门户”，加强新加坡与大国之间的依赖关系，提升新加坡的国际敏感度，以牵制邻国。而当处理大国关系时，李光耀并不完全依附于某一方，而是着力确保不同大国之间展开竞争，新加坡则在这种大国竞争的均势中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美苏争霸时，欢迎苏联介入亚太如此；中国崛起，希望美日制衡中国亦是如此。
中国的老朋友：交好又提防中国
正是在这种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李光耀成了许多人口中的“两面派”，而这也体现在了他对新中关系的处理上。
2011年，李光耀在新书《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首发仪式上演讲。 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以来，李光耀已先后访华30余次，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有接触。中国政府也将李光耀称作“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人的老朋友”。而正是这位中国的老朋友，在积极发展新中关系的同时，还不断在国际场合大谈提防中国：希望美国继续制衡中国，告诫日本、印度警惕中国成为强国，提醒东盟中国想让它们成为附庸。
李光耀这种两面周旋的做法还体现在其发展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上。与别的国家不同，新加坡与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93年，李光耀作为中间人还促成大陆和台湾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汪辜会谈”。李光耀还曾批评曾经的好友李登辉搞台独和过于媚日，然而同时，李光耀还在一直保持着与民进党的接触。一方面，李光耀不希望台
独破坏地区稳定进而影响到新加坡，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快速统一会打破中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平衡。
强权者：美誉之下也有争议之声 李光耀一手缔造的“新加坡模式”带来了新加坡的繁荣，建立起高效廉洁的政府，为他赢得了不少美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在称赞李光耀时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称李光耀是“世界级领导人”，其智慧和判断力无人能及，“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
然而同样是这个“新加坡模式”让李光耀背上了“强权者”的帽子，新加坡长期一党独大、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担任总理，以及用严刑峻法严格控制社会，这些都给李光耀惹来了不少非议。许多西方媒体指责这是不民主的体现，人权组织指责他限制政治自由，通过起诉反对者诽谤对他们施加恐吓。2004年李显龙接任总理后，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还曾发表指责文章，最后李光耀威胁要诉诸法律，迫使该杂志公开道歉和赔偿。
面对“不民主”、“威权主义者”甚至是“独裁”的帽子，李光耀拒绝接受批评，因为他对民主有着自己的理解：我们要民主，但我们要适合新加坡、对新加坡有利的民主。李光耀认为，西方在践行大众民主的时候，为了选票向选民们许诺好处并不断加码，这样做的代价就是“把债务留给下一代人，让它们承担”。他坚定地认为：“法治原则会讲自由权、结社权、言论权、集会权和和平示威权，但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这些权利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如果盲目行使这些权利，有可能毁掉一个有组织的社会。”
自画像：“务实的自由主义者”
当世人给李光耀贴上各种标签的时候，李光耀也进行了自我审视。他曾在《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一文中全面剖析自己的思想、性格还有权力观。
李光耀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止恶的一面。他觉得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而是处于极其激烈的竞争之中。他自称是个务实的自由主义者，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的理论。他不认为有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种思想能够征服全世界，或者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塑世界。因而在治理新加坡的过程中，他没有一味照搬西方式民主，而是选择他认为的最佳方式。
李光耀祖居，第位于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村。
而李光耀的这些思想理念来源于他的性格，还有他的一些生活经历。在日本人赶走英国人、侵略新加坡的三年半时间里，李光耀看到了日本人的残暴，他们“用残暴的方式对待我们，包括我本人也遭受过日本人的虐待”。在《李光耀自传中》，他如此描述，“他们的残暴让人联想起古代匈奴族的侵略者。大概成吉思汗也没有日军的残忍。我丝毫不怀疑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正当性。”李光耀骑着自行车，看见市区高级住宅的墙外有200多名日军在排队，标识牌写着“慰安所”。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
与此同时，李光耀认为日本人的侵略还给他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从英国人那里，李光耀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但对权力的意义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日本对新加坡的侵略让他“在听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就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明白了权力、政治和政府的密切关系，也见识到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当然，面对外界的评价，李光耀坦承，他所做的一切并非都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李光耀说，“我必须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我能做的只是确保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健全的、清廉的、高效的，确保现有的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搜罗高素质的下届政府人选。”
新加坡学者：李光耀留给新加坡的四大遗产 撰稿人：顾清扬（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李光耀先生过世了，但他倾其一生所精心打造的新加坡却使他的名字永存人间。如果没有李光耀，这个资源匮乏的蕞尔小国很可能淹没在全球竞争的滚滚浪潮之中，或只是其中弱小而平庸的一叶小舟。但就因为李光耀，新加坡成为了一个独特而辉煌耀眼的全球大都市，也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竞相效仿的楷模和华人世界津津乐道的榜样。
李光耀的影响早已跨越了新加坡的界限。他治理国家的思想、智慧、果敢和创新实践不仅成就了新加坡，也鼓舞和启迪了众多发展中国家追求繁荣富强的梦想。李光耀的主要贡献并不仅在于他打造了一个繁荣富裕的新加坡，更主要的是在于他创造了一个治理体系和一个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战略创新。
国家现代治理体系
新加坡独立伊始，李光耀承袭的是一个治理涣散和发展落后的国家。为此，李光耀果断地确立了以秩序和法律作为治理体系的核心，
将英国留下的法律和治理框架按照新加坡的实际需要加以修改。他以秩序和法制为基础，同时又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式的民主制度基础之上创造了新加坡独特的民主制度，既吸收了民主制度中的集思广益和优胜劣汰，又有效维护了法制和秩序以及胜选之后决策权力的集中化。
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李光耀在演讲。
从新加坡历史的动荡之中，李光耀深刻认识到创造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此，他将种族和谐、宗教和谐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在公开场合破坏上述和谐的言论都被严令禁止；并通过集选区制度、各种族居民组屋混居制度、少数民族权益保护制度、母语语言和文化保护等政策和制度加以强化。虽然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种族和宗教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但在李光耀的治理之下，种族和宗教的高度和谐，属世界罕见。
在经济领域，李光耀倡导了劳资政和谐共生关系。那些在其他国家出现的劳资政之间的对立乃至对抗，在新加坡却成了合作和共赢。这种难得的经济领域的和谐成为新加坡吸引外资和参与全球竞争的独特优势。
“好政府”和“强政府”
当国家的秩序和法制建立起来之后，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推进各项实际工作。因此，李光耀要着力打造一个好而强的政府。在李光耀的心目中，
好政府必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廉洁，二是专业。为此，李光耀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认为人才是新加坡的唯一资源。有了好的人才就可以弥补自然资源的匮乏；有了胜任的人才，亦可弥补制度的缺陷。他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在他的眼里，精英团队选好了，才能带领人民所向披靡。李光耀任人唯贤和让能人脱颖而出的人才选拔机制成为新加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有力保证。
实用主义和灵活性
2015年3月18日，李光耀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记者在医院外等待。
李光耀以实用和灵活为基础的创新政策不仅突破了以往相关政策制定的禁锢，也很好地解决了现实中的治理问题，成为政策创新的范例，对后人以极大的启示。譬如，他将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围绕着全民就业而展开，既充分发挥个人和家庭的作用，也要求社会和政府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既要让企业避免背上重税的枷锁，更要鼓励企业通过扩大就业和增加员工的薪水以促进社会保障。又如，李光耀提出的居者有其屋制度更是让新加坡踏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既保障了民生，又减轻了社会的成本压力，更成为凝聚社区和财富重新分配的工具。正是由于全民就业和全民拥屋政策，才使得李光耀及其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得以击败政治对手保持长期执政。
李光耀成功地将市场和政府这两股配置资源的力量引入到国家经济管理之中，在这两只手之间找到了恰当的平衡点，即活跃了微观市场主体，又加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前瞻性指导。他和吴庆瑞主创的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更是国有资产管理创新的成功之作。
上述诸如此类独特的发展政策创新不胜枚举，更值得称道的是这些政策大都兼顾了效率和公平两个目标，极大的改进和提升了国家治理水平。
总括而言，李光耀的治国思想和实践不仅催生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定和谐、环境亲善友好的现代化新加坡，更为全人类的发展带来启示，也极大地鼓舞了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决心和信心，这便是李光耀留给新加坡抑或留给全人类的丰富遗产。但是，李光耀时代终将会随着李光耀先生的离去而结束，李光耀的思想也终究是其成长和发展时代的历史产物，如何在未来新的环境下继承和发展李光耀的治国思想，这应该是留给新加坡的挑战。
中国学者：“专制”的改革者李光耀 撰稿人：储昭根（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
李光耀病重，吸引世界舆论关注。他是全球少有的小国大人物。对他本人，也褒贬不一。一方面是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的辉煌发展成就，另一方面是“李家坡”、“家天下”的“威权、专制”指责。李光耀到底该赞扬还是该批评？
李光耀成就“新加坡榜样” 最近，现年91岁的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患上严重肺炎，病情危重，牵动了全球目光。李光耀及其建立的“新加坡模式”是从20世纪一直延续至今的热门话题。有媒体评论说，除了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可能没几个国家像新加坡一样，在方方面面都受到某一个人遗产的影响。
不过，从李光耀本人，到其建立的“新加坡模式”均产生了极大的争议。从正面看，李光耀不仅是一手带领新加坡走上独立之路的旗手与国父，还让新加坡将原本脏乱拥挤的弹丸岛国打造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同时，新加坡可谓 21 世纪的城市榜样，没有荒废的土地和过剩的人口，其福利体系跟欧洲如出一辙，包括国民医疗保险和低成本的教育体制；另外，新加坡政府也高度透明、廉洁、公正，更被全世界所称许。因此，有人认为，无论以任何标准而言，李光耀都是世界上罕见的杰出领袖。没有李光耀，就没有如今的花园王国。
全能领袖被指“家天下”
与此相对，批评人士则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李光耀一直是新加坡的“全能领袖”，担任了长达25年的总理，此后又在内阁担任了21
年的国务资政而后成为“内阁资政”，继而其子李显龙子承父业当上总理，其他几个子女也莫不担任要职，颇有“家天下”的感觉。同时，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惯用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评者破产，退出政坛；甚至不惜使用诽谤罪来搞倒政敌。另外，在新闻自由指数方面，有些年份甚至连海地、乌干达和柬埔寨等国也不如。
2011年，李光耀在丹戎巴葛集选区获选后向支持者致意。 此外，新加坡政府更像“大家长”一样，对居民饮食、打扮、啥时候结婚、生多少小孩诸多私事，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管制与指导。李光耀、吴作栋以及李显龙也都有强烈的家长作风。李光耀自己也毫不掩饰其本人是马基雅维利的忠实拥趸，他曾说：“我们来决定什么是对的，别理会民众的看法”，这显然与现代政治理念格格不入。
同样，李光耀一手打造并创立的“新加坡模式”，有人把这种模式视作“威权政治”、“专制主义”，因为新加坡是个“一党独大”的国家，其严厉打压异见人士及反对党，对批评及舆论进行管制；但也有人斥之为全盘西化的“香蕉共和国”，因新加坡仍存在着宪政框架，及威斯特敏斯特议会民主体制。
新加坡模式的三大支柱
笔者认为，对李光耀极其影响的新加坡，到该赞扬还是批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
“新加坡模式”？
首先，新加坡精英政治是时势必然。建国之初，新加坡不仅主权有纠纷、失业率更高达12%、住宅短缺、土地与天然资源短缺，甚至连饮用水、填海的泥石都需要进口，还是被“穆斯林的海洋”包围的城邦国家，更是马来、印度、华人共处的多种族、多语言、多宗教交汇之地。当新加坡1965年成为马来西亚“弃土”时，如同汪洋里的舢舨,不知何去何从！很明显，靠鲁莽、硬干并不能解决新加坡的问题，迎合多数选票也不能实现新加坡的太平。
在危机与忧患之中，没有国家精英集团的锐意进取、艰苦开拓，没有关键领袖在决定性时刻力挽狂澜，这种国家多数是一蹶不振，陷入持久的动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在关键时刻却不能缺少掌控时势者。从这点上说，李光耀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小国里的政治巨人”。
2015年3月19日，新加坡一家书局，一名读者阅读李光耀的书籍。
其次，廉洁高效是新加坡模式成功的秘密。熟悉政治史的人都知道，随着社会分工加快，政府职责的复杂化程度加深，扩大行政职能同时提高行政效率是必然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家间的竞争，就是政府间效能的竞争。一个服务于民的、高效的政府或执政党，才能避免国家失序与混乱。不过，一个吃拿卡要的贪腐政府，是不可能有高效率的；一个贪腐政府更不可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政策，如此精英政治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多是政府主导型，若没有特别严格的制度设计与执行，更容易滋生腐败与不公，最后的结果也必然是其发展的不可持续。因此，李光耀担任总理后便制定了《防止贪污法》、《公务员纪律条例》、《贪污(利益充公)法令》等，并成立了由总理亲自领导的贪污调查局，使新加坡有了完整的法规和严格执法机构。
与全球司法惯例不同的是，新加坡对于贪污受贿执行有罪推定。公务员任何贪污行为——哪怕是极轻微的贪污行为或表现出贪污的意愿——一经查实，都将面临刑责。一句话，新加坡政府的廉洁高效是严刑峻法“管”出来的，并不是传说的高薪“养”出来。新加坡的高薪，严格意义只是为了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最后，新加坡模式没有排斥现代文明。虽然新加坡是公认的威权主义国家，却没有出现像菲律宾和印尼那样严重的腐败现象。李光耀在任内推动财产公开制度，且以身作则。不仅如此，虽然他是亚洲本位论者，但新加坡独立迄今一直以英国法律制度为基础。即便在上世纪东南亚军政府或独裁腐败盛行之时，新加坡仍是少数能够贯彻法治的国家。新加坡继承了英式宪政框架，选民直接选出国会议员，然后由国会多数党组阁。有了制度的“底气”，才有了李光耀面对西方批评时的置之不理。新加坡有时也强硬冲撞西方，但新加坡模式没有排斥现代文明，宪政光辉之下的现代文明恰恰是新加坡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基础。
新加坡独创的“政治产品”
总之，新加坡模式是李光耀根据其国情的制度创新，这也是李光耀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时至今日，“良政善治” （Good Governance）仍是当今世界最难寻找、最难以复制的“政治产品”。历史地看，英国的议会制度，美国的三权分立宪政制度，解决、防止的是不受制约的专权问题；而李光耀及其设计的“新加坡模式”则是为解决当代政府的效率，及其应对挑战的能力问题，两者在当今都极为重要。更进一步地说，任何后发优势的国家，若不能消化、吸收所处时代的制度文明最先进成果，同时大胆地依据自身国情进行制度创新，崛起或跨越式发展都将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这恐怕是李光耀及其建立的“新加坡模式”对我们最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