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用人之道探究

　　 内容摘要：唐太宗虚怀若谷、扬长避短、以情感人、任人唯贤和不拘一格的用人之道，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文臣良将，是贞观之治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 　　 关键词：唐太宗 贞观之治 人才 　　 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年-649年），是我国唐代杰出政治家。他在位23年，秉承“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的治国理念，把选人用人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开创了万世景仰的“贞观之治”，也造就了房玄龄、杜如晦和魏征等一大批千古名臣。他知人善用的高超用人艺术，为后世留下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分析梳理唐太宗的用人之道，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说：“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则敬，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一、虚怀若谷，广揽贤俊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唐太宗在带兵征战的时代，就深知人才的重要性，能够屈节下士，即位以后，更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到治国不能凭一己之力，必须虚怀若谷，广集贤才。鉴于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郡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的惨痛教训，唐太宗悟出，个人即使再有雄才伟略，也不可能是全知万能的圣人，必须“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 　　 他曾经对太子少师萧�r说：“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为此，他求贤若渴，曾多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不断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并“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他除了亲自选择名相、良将外，还要求身居要职的宰相也把主要精力用于选拔人才。他曾经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通过以上举措，贞观一朝人才济济，文武兼备，如房玄龄之多谋，杜如晦之善断，李靖之将略，使贞观年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文治武功取得了显著成就。 　　 二、扬长避短，兼而用之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眼光看人，则几无可用之人。唐太宗能正确对待人才德行能力的差异，坚持“用人如器，舍短取长”，知人善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充分展示其智慧和才华。 　　 贞观元年，唐太宗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他在驳斥封德彝时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他主张“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暇掩其功”。他善于知人，长孙无忌善于避嫌，处理政务敏捷，但领兵打仗非其所长;高士廉博古通今，处理事务清明通达，遇到危难不变气节，但缺乏正直进谏;岑文本性情敦厚，文章辞藻华丽，但有些脱离实际;杨师道严于律己，本职纯洁，处事公平，但性格怯懦。贞观初年，共掌朝政的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唐太宗信任，他俩长于智谋，史称“房谋杜断”，但不善于理狱和处理杂务琐事，唐太宗充分发挥他们的相才，于贞观三年擢升为尚书省左右仆射，成为辅佐皇帝的左臂右膀。戴胄虽然“有干局，不通经史，无学术”，但他性情耿直、善于秉公办事，唐太宗不让他担任学馆儒林之职，却任命他为大理少卿，他处事干练，敢于犯颜执法，能拯太宗量刑过失，使太宗发出了“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至于李靖和李�蘖皆蔽浣�，长期让他们手握重兵驻守边关，为巩固唐朝政权立下了特殊功勋。 　　 三、爱才惜才，以情感人 　　 唐太宗不仅善于使用人才，也很爱护人才。他注重以情感人，既关心臣下的疾苦，也从思想上劝戒和感化大臣。对于贤能之士，唐太宗常常给予亲切的关怀和周到的照顾，使贤臣们处处感到皇恩浩荡，激励他们更好地为国家尽职尽责。 　　 太子少师李刚有足疾，太宗赐他步舆，并多次引李刚到内室询问政事。李�尥换贾夭。�有偏方说须灰有疗效，太宗“乃自剪胡须为其和药”，李�薷信蹇扌弧Ｂ碇芑继悄虿。�一年多也没有治好，一次皇帝驾临翠微宫，命令选一块好地方给马周建一座住宅，多次派名医去探望马周，还派人赏赐膳食，亲自为马周调药。户部尚书戴胄死后，由于无庙可祭，太宗令有司为之造庙，尚书右仆射温彦博死后，太宗令有司给他选正堂。后人称赞说：“戴胄居宅卑湿，太宗为之造庙;温彦博死殡旁室，太宗为之造正寝，二臣之俭，德行天下，太宗文褒赏加于上，天下之士岂有不闻风行起者哉。” 　　 为了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治事之道，唐太宗还注意加强对臣下的教育。贞观初年，唐太宗曾用明珠不可弹雀的道理，晓瑜告诫群臣洁身自好。群臣如果能够全力竭尽忠诚正直，有益于国家，利于百姓，那么官爵立至，若用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必将得不偿失。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正是唐太宗对臣下真诚的挚爱，才得以形成人才济济的大好局面，造就了贞观盛世。 　　 四、任人唯贤，从谏如流 　　 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历来是两条泾渭分明的用人路线。古代思想家墨子说：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因此，唐太宗十分注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并发扬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提倡和鼓励臣子直言进谏，从而集中了集体智慧，做到正确决策，对开创贞观盛世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德才兼备是唐太宗选拔人才的第一原则。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德和才二者之中，德是第一位的，如果德行好，能力略差，不会造成大的祸害;如果错用德行不好的人，能力越强，破坏力越大。他认为“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针对吏部选拔官员，只着重选用那些能说会写的人，而不去了解他们是否具有高尚德行的做法感到忧虑。他认为“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故知用人弥须慎择。”为此，他强调“今所任用，必以德行学识为本”，随才授任，奖掖贤者，对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总是“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对虽有才华但德行不佳的官员，只能有限度的谨慎使用，在这一方面，唐太宗对许敬宗的态度就是明显的例证。许敬宗出身官宦之家，早在武德年间就是唐太宗的入幕之宾，文采超人，他曾在太宗马前草拟诏书，挥笔而就，令许多人叹为观止，但历经三十年之久，他也未获太宗重用，其原因就是因为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 　　 虚心听取臣下的进谏，让忠贞之士具有成就感，是唐太宗调动臣下积极性的又一道风景线。为达到防微杜渐的目的，唐太宗下决心痛改历代君主“且已为之，业已许之”的陋习，虚心听取臣下的进谏，对不同意见允许反驳和审辩，对有价值的谏言，还旌以重奖。谏议大夫魏徵是一个典型的“逆才”，他经常对唐太宗的缺点和不足犯颜直谏，多次让唐太宗威仪扫地，以至于唐太宗“会须杀此田舍翁”。他于贞观十三年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尖锐地指出唐太宗十个方面的过错和缺点，令唐太宗非常尴尬。可唐太宗一贯将其作为难得的贤士善待之，重用之，甚至于尴尬之后，将《十渐不克终疏》列诸屏风，朝夕瞻视，并作为其当朝执政的座右铭。魏徵先后进谏200多次，皆切中时弊。正因有有善待“逆才”的雅量，唐太宗非但不曾加害于他，反誉之为“明得失”的一面镜子。 　　 五、不拘一格，唯才是举 　　 唐太宗用人，不计较出身和经历，推行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人才政策，不拘一格选拔五湖四海的真才实学之士，呈现出新故同进、汉夷并用、士庶并举的用人胸襟。 　　 贞观年间，唐太宗强调不论亲疏，不避怨仇，不囿派系，更不问出身，只要才能出众，均委以重任。在他的高层管理团队中，萧�r是他的姑父，长孙无忌是他的妻兄，房玄龄是隋朝旧臣，马周本为中郎将常何的门客。统观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徵、王��等;既有原属各个势力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萧�r、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马周、刘洎等。 　　 古来帝王无不重汉轻夷，唐太宗敢于冲破民族偏见的藩篱，推行不贱夷狄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名将贤才亦倾心任用。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以智勇见闻”，深为太宗器重，贞观十四年，出征高昌，太宗以他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毕，美其廉”。铁勒族酋长契�何力归唐后，太宗授职左领军大将军，贞观九年，平吐谷浑，唐军被围，契�何力“驰壮骑，冒围奋击，虏披靡去”。 　　 综上所述，唐太宗以其睿智的眼光，高超的用人艺术，选拔造就了以房玄龄、杜如晦为首的贤哲俊士，他们君臣和睦，上下合力，共同开创了为世人所景仰的“贞观盛世”。 　　 　　参考文献 　　 [1]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刘�d.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 　　 [3]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3. 　　 （作者单位：四川成都七中林荫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