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对西安事变影响探微

　　西安事变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新闻界的活动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着一定的影响。本文以埃德加・斯诺、范长江和杜重远的新闻活动为例，分析当时新闻界的活动对西安事变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上世纪30年代新闻界的活动在时间上、空间上和推动力上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有着一定影响。具体而言，其一，斯诺的陕北之行及其报道同西安事变的发生时间有联系；其二，《山西日报》、《大公报》等关于陕北红军的报道和西安事变的发生地点有联系；其三，杜重远同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有联系。 　　 　　时间关系：斯诺的陕北之行与西安事变 　　 　　1936年6月，斯诺到达陕北进行采访。在陕北的三个月里，毛泽东同斯诺多次进行长谈。毛泽东向斯诺分析了当时的中国形势，介绍了中共关于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斯诺还采访了林彪、彭德怀等近百位红军干部以及许多普通的红军战士。 　　斯诺于1936年9月7日离开陕北，他回到北平后给各大报刊发文，报道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事迹及主张。11月14日，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首先发表斯诺与毛泽东的长篇对话《毛泽东访问记》，《字林西报》、《生活》杂志等纷纷转载。斯诺继续在《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等报刊上连载发表了30余篇访问陕北系列报道。 　　斯诺对红军的报道使国统区的民众对红军产生了新的认识。经过斯诺的报道，世人发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并不像国民政府所说的那样，相反，他们是满怀抗日斗志的年轻人。这样，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就受到了质疑。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到华北事变以来，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一再妥协、退让，民众的不满在斯诺报道之后爆发了。 　　在斯诺陕北之行的激励下，北平学生组织陕北访问团访问陕北。新闻界也打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统制，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国民政府加紧剿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蒋介石在斯诺的报道发表20天后，于12月4日到达西安，敦促张学良和杨虎城配合胡宗南“剿灭”红军。 　　由此可见，斯诺陕北之行的报道打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全国人民继而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营造了舆论氛围。12月4日蒋介石赶到西安，而8天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就爆发了。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是蒋介石亲自到西安敦促剿灭红军的影响因素之一，而斯诺的陕北之行以及《密勒氏评论报》的相关报道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地点关系：《山西日报》、范长江西北旅行与西安事变 　　 　　《山西日报》以及范长江登载在《大公报》上的西北旅行通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地点。 　　在红军到达哈达铺前，长征的落脚点一直是模糊的，直到从报纸上得到关于陕北红军的消息。关于这一份报纸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大公报》说、泛指国民党报纸说和《山西日报》说。 　　1935年，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在西北旅行考察。1935年9月13日至14日在《大公报》刊登的通讯《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一文中，范长江分析了红军面临的困境，并指出唯有陕北是红军能够立足的地方。“他们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临潭、岷县、西固为目标。此一带有丰富的粮食、充足的壮丁及衣服布匹皮毛等物质，可以大加补充。然后或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进入宁夏及陇西甘凉肃一带”。 　　尹韵公在《〈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之研究》一文中通过对资料的考证和分析，指出该文是9月13日、14日连载，从天津到兰州的邮发时间至少要10天，所以当时位于哈达铺的红军在9月19日到22日之间是绝对不可能看到《大公报》的。进一步论证是《山西日报》的报道影响了红军落脚点的抉择。 　　《聂荣臻回忆录》上卷第290页写道：“九月十九日我和林彪随二师部队进驻哈达铺。在这里我们得到了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我说，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送去，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哩!这真是天大的喜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富春传》亦支持《山西日报》说。 　　尹韵公经过分析和综合，归纳出几个结论：第一，在未进人哈达铺之前，党中央领导人首先是从聂荣臻派骑兵通讯员送来的《山西日报》上获知陕北还有苏区和红军这一重大信息的；第二，进入哈达铺后，党中央领导人又在当地邮政代办所获得一批国民党报纸如《大公报》等，这些报纸提供的消息进一步证实和强化了中央红军最先得到的认识；第三，其他传播物如布告、传单等使中央红军的看法更加深刻；第四，无论是《山西日报》，还是《大公报》，或是其他国民党报纸，尽管它们没有丝毫的主观动机，但在客观上影响了决定长征落脚点的问题。 　　更进一步的考证有待进行，但是，来自报纸的消息影响了红军做出决定，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各新闻报道影响了红军的落脚点，也间接影响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地点。 　　 　　动力关系：杜重远、《新生》周刊与西安事变 　　 　　1933年，国民党当局查封了《生活》周刊。杜重远于1935年1月创办《新生》周刊，意喻《生活》周刊“新生”。1935年7月9日，杜重远因言论问题被当局判处一年零两个月徒刑。 　　杜重远以牢房为阵地，向前去探望的东北军和民众宣传抗日，并与张学良建立了联系。 　　1936年，张学良两次与杜重远见面。杜重远向张学良讲解了中共“八一宣言”的内容，指出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有出路。恳劝张学良看清民族危亡的根本，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立功于抗御外侮的征战。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一书中写道：对于是否与共产党合作，张学良本心存犹豫，因为没有“上峰”的支持，与“匪军”合作是要担风险的。但随后从杜重远那里得到的一个消息，对他触动极大。1935年底，张学良在上海与杜重远见面，从杜的口中得知蒋介石正在秘密寻求与共产党接触。得知这一消息后，张学良打消了顾虑，坚定了联共抗日的信念。张学良与杜重远的两次见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的思想。 　　杨虎城借到上海治疗牙病的机会专门找过杜重远。杜重远进一步沟通张、杨关系。杜重远与杨虎城经常在一起研究抗日救国问题。杜重远还介绍杨虎城与上海进步人士沈钧儒等见面，讨论抗日救国等问题。 　　1936年9月，杜重远出狱，10月应张学良的邀请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会晤，成为影响张、杨态度的重要人物。西安事变发生时，杜重远已回江西，国民党当局将他扣为人质。陈立夫认为杜重远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幕后策划者，质问杜重远：“西安事变究应如何解决?”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杜重远才被释放。 　　西安事变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命运，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可以看出，新闻界先期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 　　 　　参考文献： 　　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②孙华：《埃德加・斯诺研究综述》，《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5月版，第149～152页 　　③范长江：《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④尹韵公：《〈大公报〉与红军长征落脚点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 　　⑤徐建东：《西安事变前后的杜重远》，《社会科学集刊》，1988年3月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