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经济学家》
作者 |汤吉军，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
主流经济学建立在完全知识或理性预期的假定之上，看不到任何市场异常现象和政府干预，很可能变成数学、统计学或经济计量学的一个应用分支。一旦走进根本不确定性和非遍历性的世界里，这些主流经济学就不合适了，经济计量学发展就会受到限制，从而难以应用数量模型来指导真实世界，所谓的经济科学就难以成立。经济行为和制度设计原则在于降低根本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经济学不能简单作为应用数学的分支。进一步弥合经济理论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巨大脱节，对于全面认识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或制度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硬科学的争论已经很久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硬科学，必然是严格的、具有一致性和能够数学化，可以进行经济计量分析；而非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还没有发展到科学的境界，有些甚至是致命的自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灾难性后果[1]，因而需要考虑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否则难以提高对经济的认知能力。不论是统计学还是经济计量学都有一定的假设前提，就像经济学那样，诚如Coase（1937）所说：“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然而，这种考察不仅对于防止因对有关理论赖以成立的假设缺乏了解而出现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经济学在一系列不同假设的选择中做出正确的判断也是极为重要的”[2]。
为了认清经济学到底是否是一门科学，能否模仿自然科学，到底是什么阻碍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我们需要了解主流经济学隐含的假设前提以及如何能够成为一门硬科学（hard science）[3]。通常，自然科学很容易被理解，但是社会科学就很困难了。因为自然规律一旦被认识，只要时空条件存在，自然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就像水往低处流那样。然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永远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使用实验的手法和逻辑严密的数学方法来构建和验证理论，社会科学主要是研究人的行为，特别是人的心理行为，并不能像主流经济学那样可简单地归结为完全信息或理性预期，从而认为自由市场几乎始终保持充分就业、实现市场出清，经济始终处于均衡的增长路径上。
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则打破主流经济学遍历性假设——完全确定性和可计算的风险，从非遍历性（根本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假设人手，以区别于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综合学派和斯蒂格利茨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好地认清主流经济学（数学、统计学和经济计量学）的自然科学性质及其适用范围。他们将教科书中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视为一种完全确定或可计算的风险条件下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认为未来是可知的，看不到任何根本不确定性。他们利用根本不确定性和非遍历性背景，依据凯恩斯风险与不确定性原则，划分出遍历性（ergodicity）与非遍历性（non-ergodicity）两分法，更加接近市场经济的真实世界，看到了数学、统计和经济计量学所具有的局限性。
一、遍历性条件下主流经济学的预测力
主流经济学隐含的假设是，经济社会世界或者不复杂，或者拥有极度聪明的脑袋或计算机，很容易进行理性计算。但是，在有限理性的世界里，现实不仅是复杂的，而且还被有限智力和有限计算能力支配。尤其在根本不确定性条件下，现实受不可预测的结构变化的约束，并且部分地由具有潜在创造性的人所掌控，这些人是具有有限智力和计算能力的人。后凯恩斯经济学依赖非理性预期和根本不确定性概念，严格区分统计上的遍历性和非遍历性背景来研究经济问题，因而可以解释资本主义潜在的不稳定性，从而超越斯密的一片和谐的市场稳定景象。
遍历性①背景是指没有结构变化，某一期的统计观察与另一期的观察以及所有时期的观察都相同，或者说，只要时间足够长，随机过程的每个样本函数都能够“经历”各种可能的状态。换言之，遍历性是指某些静态随机过程拥有几乎总体中每一个体表现的整体拥有的统计行为特征。仅仅通过典型样本函数可以决定这种统计行为，从而可以预测未来，这样的过程就是遍历性的，不具有这种特征的过程，就是非遍历性的。统计学上的遍历性和非遍历性的最早区分是由Davidson（1982）[4]提出的，这一划分集中阐述了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为了突出风险（risk）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的差别，本文主要采用根本不确定性（fundamental uncertainty）这一概念，以说明主流经济学的风险研究还远远不能够满足经济现实的需要。
在遍历性背景下，没有明显的结构变化，主流经济理论可能是合适的方法。但是，非遍历性背景在本质上是动态变化的，主流经济学则不可能应用到这个背景下。否则，就会导致错误的判断。通过承认世界是遍历性的，主流经济学家具有自己关于经济模型中当事人如何对待信息、预测和处理不确定性的方式[5]。
一是，通过简单研究博弈自身，或者通过知道可能的事件，决定特定结果的概率。因此，研究博弈及其规则就足够了。然而，这个可能与简单的博弈有关。在更为复杂的世界里，直接研究可能是困难的。此时将依赖经验观察来判断正确的概率分布。
二是，预测非常直接。因为从真实事件中得到的概率函数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一旦一个人正确认识到这种从过去和现在信息中得到的概率分布，他就会确切地依据概率原理预测未来结果。从概率意义上说，未来是确定性的。因此，除了风险之外什么也没有，单个人关于他们将会发生什么的结果是未知的，但却知道平均数或期望值。
三是，在遍历性的世界里，过去和未来不对称是指未来仅仅在概率意义上是可知的，而过去可能是准确知道的。一个人能够准确知道观察的历史顺序，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概率函数就是从它们那里获得的。因此，对于存在这些模型中唯一错误的可能性，就是当出现理解过去有障碍或者获得关于过去的信息有障碍时才会出现，这主要是由于逻辑与推理方面的认知能力差异所导致的。仅仅这时，当事人进行决策才会导致真正的错误。从这个角度看，对于理性的当事人来说，持续性或系统性错误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未来的知识仅仅涉及基于过去或当前即将发生事件实现与否的预测平均值。对于那些相信过去提供了与未来有关的可靠的、无偏的统计信息的人而言，如果愿意花费搜寻成本，是可以得到这方面的知识的，不可能对即将发生事件存在无知这种情况。在这个遍历性世界里，概率分布的期望值总是依据过去的观察推断出来，未来仅仅是过去的统计反映。在这种情况下，主流经济学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个体之间相互独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掌握着完全信息并进行理性预期，推动着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确保着价格和产量达到均衡，这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证明。对于许多日常决策，假设随着时间推移仍保持均匀性和一致性（遍历性假设），对处理手头问题来说可能是一个有用的简化。同时，这又意味着放弃对现实世界的关注，用设计市场模型来阐述数学体系，而不是设计数学模型来阐述市场体系，使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从而造成对现实市场经济的忽视。
因此，对于主流经济学而言，在概率假设下，风险可以归结为确定性，而根本不确定性则不被考虑。对于非遍历性过程，概率法则不适用，此时根本不确定性是指不可计算的，或者说是不可知的“概率”。由于我们遗忘了凯恩斯革命的精髓在于区分风险与根本不确定性，非遍历性背景和根本不确定性创造了主流经济学难以克服的逻辑上问题，而后凯恩斯经济学则在这方面将理论向前推进，更加符合市场导向的、使用货币的企业家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
二、非遍历性条件下的预测失效
虽然很多学者都论述不确定性，但是大多仅停留在概率式风险、有限理性或者信息不对称等层面，往往忽略了根本不确定性的存在，而后者是指创造性和结构变化的可能性，所以未来是不可知的。未来不可能通过完全可靠的概率估计所预期，因为未来还没有创造出来。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人类行动的结果都会发生，列出所有状态的可能事件都不是事前决定的，这意味着在进行关键性决策时某些相关信息是不可能知道的，甚至在大体上也是不可能知道的[6]。不管根本不确定性是否意味着完全无知，它确实表明在事前不可能获得某些信息，不管人们的等待有多久。未来还没有创造出来，结果拥有过去的人们只能在当前行事。时间的流逝可能影响经济体系的结构调整，因此，根本不确定性与时间关系密切，具有不可逆性和单一方向性[7]。此时，创新者不仅发现已经存在和隐藏的机会，而且还会创造出世界的新的机会和新状态，从而看到新奇和创造性。尽管制度具有信息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性行为与制度相一致。人们可能使用他们的知识，包括他们的制度知识，部分反传统，甚至大胆反潮流。同时，由于制度不可能完全消除根本不确定性，知识只具有有限的指导作用，从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决定是突破通常做事原则还是遵从以前的规则行事。
后凯恩斯经济学家认为，主流经济学的致命缺陷是其静态分析方法论没有考虑任何有意义的变化和真实的历史时间。即便假定信息不完全，也是将其转变成可计算的概率，从而将动态不确定性转化为静态确定性问题。事前决定的、永恒不变的历史产生的经济模型，与后凯恩斯经济学集中于在变化和发展的经济中的经济决策的定性经济模型形成鲜明对照。非遍历性体系是指在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某一时点上事件的概率分布不同于另一时点上事件的概率分布。在这样的体系里，支配事件的概率分布始终是变化的，所以经济结构也始终是变化的。
不确定性占据着凯恩斯经济学的主导思想，未来如同在暮色中忽隐忽现，充满着未知和无法预测的事件，它和过去发生的事情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是历史的翻版，就像后代和他们的父母和先辈面貌相像，因为基因是相同的，但基因的组合却有着无限可能，一开始的细微差别最后可能会造成非常悬殊的结果[8]。非遍历性主要源于对未来预测的根本不确定性。根本不确定性是指可能出现的情况不止一种，人们不知道会是哪一种情况的状态。也就是说，根本不确定性是指没有稳定的概率分布，与概率事件没有密切联系，因此人们无法用事件过去发生的频率预测其未来发生的概率，即不可知或不可计算的概率，从而确立非遍历性研究方法，以限定主流经济分析的适用范围。根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大多数资本投资理论没有经验含义，因为它们是依据不可能被估计的概率分布做出来的。因此，承认世界充满着根本不确定性，就要求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预测和处理不确定性的方式。
一是，当事人始终是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如果他明智的话，他就会认识到未来在本质上不完全等同于过去，必须依靠猜测进行决策，而不是简单地考虑过去或历史信息记录。未来是不确定性的，这意味着在任意时点上，实际利润或可靠的收益预期都不可能从现有的数据中计算出来。
二是，在一个非遍历性世界里，过去的知识或信息，无论多么全面和完整，都不会给未来事件的概率分布提供完全信息。换言之，历史信息与那些支配未来事件概率的分布并无密切关系。尽管在根本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还是在进行决策。只有当未来出现时，这些决策的后果才能够被知晓。因而对未来事件，人们不可能计算出确定的风险概率。这样，预期与现在的任何事件之间不存在确定的相互关系，预期本身就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和易变的。
三是，在遍历性背景下，所有未来事件在统计上是可预测的，这意味着，从逻辑上讲投机是不可能的。当且仅当一个人处于非遍历性背景下，投机才是可能的，因为存在对于真正不可知和根本不确定性的未来猜测上的逻辑空间。如果考虑行为、价格、技术等的不确定性，就可以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例如，允许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存在、股市中有牛市和熊市、不同政见可以竞争等，恰恰是对现实世界认识的异质或有限理性所致，这意味着无法达成完全理性的一致或共识[9]。
在非遍历性世界里，理性人知道今天的市场基本面不会提供对于未来统计上可靠的指导，而且他们也认识到许多投资决策，至少部分是依靠纯粹的猜测进行的。在这样的世界里，保护一个人的财产价值避免遭受市场价值的未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冲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动。人们尽力去猜测市场上其他投机者如何行动，因而套汇保值契约就成为处理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方法。对于涉及到投资和流动性问题的关键性决策（crucial decision），由于在一段长时期内不能排除不可预见的大变化，非遍历性模型更为适用。
遍历性假设存在于主流经济学中，致使主流的金融模型考虑可计算的风险，利用过去的统计数据预测未来。一旦真正考虑根本不确定性和非理性预期，则无法预测未来。因此，关键是要进行降低根本不确定性或者将根本不确定性转换为风险的制度创新。你观察过去，然后得出关于未来的规律。根据过去预测未来的问题可能比我们已经讨论的问题还要严重，因为系统的过去数据既可以证明一个理论，又可以同时证明完全相反的理论。事实上，根据现状或过去的分析来对未来的走势做预测，隐含了其他因素不变的假定。但显然，任何社会经济现象都是众多因素合成的结果，而且每个因素又都是极易变化的；尤其是，这些初始敏感性条件的存在，通过蝴蝶效应的放大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即使计量分析结果忠实地描述和解释了过去情形，它也并不一定能够预测未来，这里就遇到了预测的逻辑一致性问题。所以，一旦预测逻辑不一致，不但过去是有误导性的，而且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解释也存在很大的自由度。由于世界的复杂性会产生广泛和深远的不确定性，因而政府应该站在公共利益角度加以干预，尤其在减少不确定性和熨平经济不稳定性方面大有作为。所以，需要新政策和新工具适应和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而并不是实行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政策。
三、经济计量学的适用范围
风险是一种人们可知其概率分布的状态，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推测未来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意味着人类的无知，因为不确定性表示人们根本无法预知没有发生过的将来事件，它是全新的、唯一的、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凯恩斯经济学中，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选择的逻辑和在稀缺条件下做出选择的传统逻辑发生了交锋，两者都是理性人逻辑，但市场参与者所获得的信息状态却不尽相同[8]73。古典经济学含蓄地假设，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公开假定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事件的概率分布了然于心。而凯恩斯认为市场参与者面对无法克服的不确定性，从而认为古典经济学方法不适合研究财富②。许多维度的不确定性导致无法预测未来，但是它并不等于不可知；同时，承认不确定性并非认为人们对现实世界无能为力，相反，它能给制度安排以及政府干预提供空间，从而尽量缩小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的范围。如果我们不断地创造全新的世界，我们从过去经验中形成的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这个全新的世界呢？在此意义上，形成了两大经济学流派：一派整体上强调制度和软科学，突出强调非遍历性（根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广义理性选择——制度是对不确定性的反应，它们节约了稀缺的认知资源；另一派强调均衡和硬科学，突出强调遍历性（概率风险上的确定性）条件下的狭义理性选择——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
由于存在无法克服的变动性，凯恩斯怀疑经济计量学的价值，即用统计学技术（回归分析）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搭建关系（相关系数），使人们能遇见因变量的未来价值。第一，凯恩斯认为利用回归分析得出参数然后把它们作为常数来处理根本就是个错误。为什么它们每年都不该有差异？这实在是毫无根据，我们都知道在一段时间后，很多经济关系的性质都会发生变化。第二，凯恩斯批判了一些定量建模的随意性。随手挑选的相关系数和时滞，有足够多的产业作为依据，人们总能编出几个公式与过去的一部分事实相符，但这能证明什么呢？第三，总有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不能用统计加以简化的。这样做只会导致精确度的降低[10]。遍历性公理表明，客观概率的期望值总是可以通过观察的数据估计出来并提供关于条件概率函数的可靠信息，从而支配未来结果。因此，市场基本面是不变的，不能被人类行动所改变。而且，它们也决定未来结果的条件概率。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事件的概率分布了然于心，这等于说他们面对的都是可计算的概率式风险。在投资时他们就像保险商一样，把一切概率都考虑在内了。相比之下，在一个根本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市场基本面不可能提供未来的可靠信息，一旦遭受突然和剧烈的变化，未来市场的估价就会预期落空。在很多情况下市场参与者面对的是无法克服的根本不确定性，他们置身于一个未知的世界，从事投机活动，很容易产生泡沫，这也是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方法特别不适合这一主题的原因。
遍历性条件下的风险投资是指那些已经依据概率上的确定性利润预期而进行的投资，可以进行经济计量分析。而非遍历性条件下的不确定性投资是指那些根本没有这种确定性基础，依赖不确定性利润预期，从而使投资具有猜测性，无法进行计量分析。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给予投资一个客观上有意义的值。投资者的选择仅仅依赖直觉、预期和主观计算。如果投资遭受局部或全部损失也是情理之中，也不会感到大惊小怪。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坚信完全信息和理性预期，相信竞争性市场不会导致一个错误的结果，因而排除了根本不确定性，所以无法解释这种投资失败或错误现象，甚至无法理解“干中学”和“学中干”等情形。
在非遍历性背景下，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不断变化的。未预期到或未预测见的经济、技术、社会、政治或法律等发生变化，使投资者预期落空，不应该感到惊诧。因为这些条件自身实际上都是投资的一部分，就像价格、需求量、供给量，乃至人为策略、经济政策、技术等不确定性冲击都需要考虑一样。改变经济背景，就会严重改变投资者的盈利性。因为当前价格没有反映未来盈利性，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根本不确定性冲击对未来社会价值的损失和收益，所以它们是没有用的。在非遍历性背景下，资产的价格仅仅反映人们希望未来的预期如何。如果市场参与者没有理性的预期，那么市场价格纯粹是猜测性的，不会有意识地反映未来经济状况。结果是，某些市场将由大的机构交易者和投机者所主导，不会反映有意义的市场基本面，从而很容易造成资产泡沫[11]，甚至经济周期波动。
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也就不需要制度，仅仅考虑最大化行为即可。如果存在根本不确定性，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供可预测性。由于根本不确定性的存在，理性人就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对经济计量学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分析，从而造成数据、结果的虚假，影响统计的真正价值，从而失去对现实经济的指导。仅仅在非遍历性环境下，未来才是不确定性的，此时历史和当前事件无法提供关于未来结果的统计指导。这时，明智的决策者相信，在非遍历性环境下，理性预期是错误的。由于生产需要时间间隔，今天的承诺只有在明天才会产生结果。当明智的人认为他们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他们将尽力形成明智预期，从而依靠社会制度的存在，包括契约和货币，允许人们去应对未知世界。关键性选择比通常人们所预期的还普遍。在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任何决策都不是完全可逆的[12]。如果决策都可以完全可逆，就不会存在任何成本损失，无需任何制度安排就不会存在关键性决策。正是在非遍历性环境下，企业家精神、货币、流动性和契约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0]128，也仅仅是在非遍历性条件下，才需要制定重要的政策决策。在遍历性世界里，通过科学研究遍历性条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事件都可以通过统计概率得到预测[13]。在非遍历性世界里，不论对于固定资本投资还是金融资本投资，都面临猜测和根本不确定性的影响，有效市场假说难以成立，经济计量学发展受到局限。事物不是完全不可知的，但却是难以预期的，因而需要运用非遍历性方法进行研究，从而提高决策水平和政策科学性，这大大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范围。
四、结论及对未来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综上所述，在遍历性背景下，预期是有实质和客观基础的，这时主流经济学家的某些考虑才是正确的，就像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那样，经济计量学是有预测能力的，可以通过过去的统计数据预测未来。但是，在非遍历性背景下，不论多么有信心，都不能有客观基础，经济计量学是难以预测未来的。其结果是，这些预期纯粹是猜测性的，理性预期无法成为关键性决策的理论基础，从而无法利用过去的数据预测未来。即使凯恩斯本人也不相信所有的经济生活都是不确定性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对许多市场及其存在的问题具有实用性，如大多数消费品市场、某些特定的企业和行业的定价策略，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关心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对市场条件具有充分的信息，以达到他们的目标。问题在于古典经济理论一般化并统治了经济活动的所有范畴，包括所有那些根本无法确定其结果的经济活动。结果古典经济学过高地估计了市场经济的稳定性，为政策提供错误的判断。凯恩斯攻击的矛头并没有指向古典经济学本身，而是对它的适用范围和应用性提出了大胆的质疑[8]187。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很清楚地认识到主流经济学、主流金融学和经济计量学的主要适用范围，它们是可以通过过去的统计数据预测未来的，正如李金华（2013）指出那样，“一个数量模型的设计和应用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严密的逻辑思维，正确设计和运用数量模型，是一个人扎实的经济理论知识、过硬的数学和统计学理论素养的综合反映”，因此，“让科学的、有效的数量模型见诸于世，并促进其发扬光大，应用于实际，服务于社会；不让错误的模型，伪模型见诸于刊，防止模型研究和应用的泛滥和混乱”[14]。
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如何看待和理解经济科学的性质十分重要。我们不能简单地遵循主流经济学，其背后隐含着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拥有完全知识、预期实现和完全竞争，它没有引起对根本不确定性的足够重视，而复杂的数学、统计学和经济计量学又掩盖了经济学对根本不确定性的忽略，难以指导我国的渐进经济转型过程。事实上，经济转型过程是非遍历性的，因为我们无法从过去经验进行理性预期。尽管理性是有限的，但想象力和创造性却是无限的。这并没有否定人们通常采纳的极为简单或实用的程序，也并没有认为简单性和实用性是一切，因而需要从数量分析走向定性制度分析。正是由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预测模型所提供的不确定测量工具将“黑天鹅”排除在外，从而也就导致在环境变化时的失效，尤其是这种模型还使人误以为他们已经控制了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丢弃了对不确定性的直觉把握[15]，只关注已知和重复发生的事物。这意味着必须把极端事件当做起点，而不是把它当做意外事件置之不理……未来仍会越来越不可预测，而人性和社会“科学”合谋起来向我们隐藏了这一点[16]。为此，需要做到：
第一，要从理念上认识到现有的计量经济分析是有局限性的，它仍然是以主流经济学为根据的，仅仅着眼于稀缺资源（流量）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要清楚这并不是经济学的全部，要认识到它存在的适用范围，并且应该承认对不同的经济活动可以有不同的信息假设。非主流经济学包括创新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旧制度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等，极其重视不确定性（存量）条件下的财富增长与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对未来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这些对了解市场经济体制同样非常重要。
第二，根据非遍历性假设，将经济科学局限在数量分析内是危险的，仅仅考虑风险和风险管理理论还远远不够，仅仅依据风险分析所产生的计量经济分析也远远不够，更需要考虑非数量或定性因素的重要性，包括心理或正式、非正式制度因素的重要性，避免我们冒着致命的自负指导经济发展的实践。
第三，由于根本不确定性始终存在，政府干预市场要十分小心，避免政府干预本身的机会主义和公共选择问题。因此，定位政府承担的基本责任是降低根本不确定性，力图让这个世界更加可预测、更加符合高斯曲线，使正态分布曲线中的尾巴更细，从而创造出可预测的制度环境。除了加强总需求波动管理之外，还需要加强总供给管理，包括稳定市场的存货管理、价格管制、最低工资法等，以增强经济体制的稳定性，在市场过程中实现政治稳定和可竞争性[17]，更加关注人性而不是简单地解方程组，从而走向一个充分就业的，同时还保持长期价格稳定的经济增长，这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极为重要。
①很多学者将ergodicity和non-ergodicity分别译为各态历经和非各态历经（如贾根良、郑江淮、张军等），但本文认为翻译为遍历性和非遍历性较为妥当，就像Utilitarianism译为功利主义那样，本人也认为翻译效用主义较为妥当，因为它的词根是效用Utility，并没有急功近利之意，而是具有心理满足或幸福快乐之意。
②对于凯恩斯的宏观调控来说，很多学者有误解，看不到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源于与哈耶克一样的根本不确定性理论，从而将政府的职能定位在缩小无法减少的不确定性范围。说到底，一切干预或规则都是为了应对不可知的未来、增强信心的产物，从而批判了萨伊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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