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的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西藏地方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西藏民族从此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西藏人民从此更加深切地体验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西藏地方的历史画卷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2 历史基础
藏族与中华民族的内在关系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十七条协议》中这句开宗明义的论断，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是对历史实际的客观概括。
中国是由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各民族之间牢不可破的密切关系，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中国辽阔的疆土，是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开拓的。中国悠久的历史，是由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华各族儿女共同铸就的。勤劳、朴实、智慧、勇敢的藏族人民，与各民族一起，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尽了光荣的责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西藏是中国藏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历史关系
藏族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管辖的过程，因藏族与中国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关系的逐渐密切以及地域所在的不同，呈现为一种渐进推移过程，经历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动态进程。正如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所说：“原西藏立于中国，自汉唐以还，关系日深……”——这一渐进过程，循着漫漫历史长河，在唐蕃时期显著加速，到公元13世纪中叶正式完成。
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唐王朝先进文明，对藏族社会以及西藏地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客观上加速了多民族大家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夯实了西藏地方归于中央政府管辖的历史基础。藏族人民与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之间，西藏地方历史与中国历史全局之间，从此进入休戚与共的时代。
藏族人民反帝爱国的优良传统
“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是《十七条协议》中规定的首要原则。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藏地方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进入那段灾难深重的岁月。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以后，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农奴主阶级同农奴阶级的矛盾转化为西藏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反帝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也是西藏民族的必然选择。藏族人民与中国其他各族人民之间形成的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从此进入新的阶段。藏族人民倾心内向、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爱国主义传统从此得到了充分展现。
西藏人民呼唤社会制度的改革
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与反帝爱国和亲帝卖国斗争相交织的，主要是农奴阶级与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斗争，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进步力量与极力维护落后生产关系的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曾经作为相对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了奴隶制度，而随着藏族社会的不断发展，它又逐渐蜕化成了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腐朽、守旧的制度。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是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回顾西藏社会所走过的探索改革之路，各种社会变革的努力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和平解放之后，在不废除旧制度的情况下的种种改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放社会生产力、解决西藏社会的发展问题，这表明改良道路在西藏是根本行不通的。西藏的社会制度必须走改革之路。《十七条协议》中将改革作为主要原则之一，表达了西藏人民的共同心声，明确规定了西藏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 西藏和平解放顺应了历史潮流
西藏社会的发展历程证明，《十七条协议》规定的发展方向是西藏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落后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和平解放后，围绕要不要改革、要不要执行《十七条协议》，经历了长达8年的尖锐斗争。和平改革的计划终因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而未能实现。1959年6月28日，在班禅大师的主持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从此，一场顺应历史潮流的民主改革浪潮席卷西藏大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站起来，废除了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粗暴践踏人权的封建农奴制度，推翻了封建农奴主阶级的黑暗统治，摧毁了封建领主生产资料所有制，铲除了分裂主义集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使阶级关系及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西藏发生的沧桑巨变中，最根本、最深刻的变化是广大的藏族劳动人民由地位卑贱的农奴和奴隶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真实记载于当时的大量文献资料中，雄辩地说明西藏民心之所望，历史潮流之所向。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代表性广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扩大了爱国统一阵线，有力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保证了西藏民族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当家做主的权利，增进了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使西藏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民主改革的胜利实现和西藏自治区的建立，标志着西藏社会完成了伟大的历史性进步。事实证明，
在西藏实行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抉择。
3 经过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事宜。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中央政府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
昌都解放后，中央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1951年4月，西藏地方噶厦政府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赞成和拥护。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根据中国宪法，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早在1955年3月，中央政府就作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1965年9月，在拉萨召开了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西藏自治区宣告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藏族代表绝大多数是翻身农奴和奴隶，也有上层爱国人士和宗教界人士。会议选举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广大农奴和奴隶砸碎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后，获得了政治平等权利和民族平等权利。 4 旧西藏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有关史料表明，旧西藏占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等农奴主，占有西藏几乎全部耕地、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农奴超过旧西藏人口的90%。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把农奴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意支配，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1950年的西藏有100万人口，其中没有住房的就达90万人。
农奴主用差役和高利贷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仅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农奴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50%以上，高者可达70%到80%。藏族民谚中描写道：“农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钱高；农奴面前三条路，逃荒、为奴和乞讨”。
农奴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却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经常要靠借高利贷勉强糊口，高利贷年利率高达20%到30%，使借贷者利滚利，造成永远还不完的“子孙债”和以借贷人和担保人全部破产而告终的“连保债”。
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领主还可在自己的庄园私设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
5 新西藏
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废除了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不再被作为农奴主的个人财产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不再被农奴主强迫劳动，获得了人身自由等一系列人权。这是划时代的伟大变革，西藏从此开始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光辉历程。从这一天起，雪域高原才有了欢歌笑语，才有了美好的憧憬。
在民主改革奠定的现代社会制度基础上，西藏逐步迈上了现代化之路。50年来，西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一项项方针政策和优惠政策的实施，快速改变着西藏的面貌，改变着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1959年，西藏的生产总值仅为1.74亿元，人均收入只有142元。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西藏GDP达到392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170元。西藏人民无论是住房、看病、上学，还是出行、饮水、通信，所有这些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有极大改善。
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50年，是西藏各族人民扬眉吐气、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谱写繁荣进步新篇章的50年；是社会生产力空前解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发展、社会财富日益丰富的50年；是各项事业日新月异，各族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50年；是祖国的感召力、向心力、凝聚力最强,各民族空前大团结的50年。西藏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边防巩固、社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明天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
6 意义
西藏和平解放17条协议的签订，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西藏的梦想，维护了祖国统一，巩固了国防。
西藏和平解放，为西藏人民废除反动农奴制度、彻底翻身作主人奠定了基础，为迅速发展西藏工农业生产，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西藏和平解放，还挫败了美国试图将西藏作为亚洲反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基地的计划，对于巩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赋予的权利，从1965年开始，已经制定了60余项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维护西藏人民利益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决定和决议，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西藏人民各项民主权利的实现和地方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西藏和平解放的意义是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结束了西藏近代以来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的历史，使一度离散的游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为新中国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大业，同时也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制度的建立、为西藏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
附：1951年摘抄
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经过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民族平等政策的影响下，于今年二月派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五人为全权代表，并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经昌都、康定、雅安、重庆、西安等地，于四月二十二日抵达北京；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则转道印度、香港等地，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北京。
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齐聚首都后，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并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于四月二十九日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开始进行谈判。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曾主动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同时尽量地听取和采纳了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的建设性的意见。因此，谈判的进展是顺利的，双方先后经过多次洽商，一致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双方的谈判于本月二十一日结束，二十三日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从此以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里来，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共同享受着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为创造幸福美满的将来而奋斗。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56个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组成了同甘共苦、和睦相处、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大家庭。正是在与祖国各族人民长期密切的社会经济文化交往中，西藏于13世纪结束地方割据，归顺元朝，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此，西藏地方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统一祖国大陆，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这是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点，是中华民族洗刷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百年耻辱、走向新的伟大振兴的必然结果，也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50年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80年光辉历程、伟大业绩的一部分。50年来，西藏社会所发生的历史巨变，西藏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过去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回顾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越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伟大征程，将更加坚定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鼓舞我们团结一心去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的伟大振兴，加快建设一个更加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
当历史车轮已经前进到20世纪50年代时，西藏社会仍然维持着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广大西藏人民遭受着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祖国大陆决定性的胜利，实现西藏人民翘首以待的翻身解放就提到了新中国的日程上。只有解放西藏，才能拯救受苦受难的百万农奴，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祖国大陆的彻底胜利；才能粉碎帝国主义势力长期以来蚕食、吞并我国西藏的阴谋，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
维护祖国统一，解放西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使命和神圣职责，也是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为了尽早地把西藏人民从苦难中解放出来，毛主席和党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经过各方面艰苦细致的工作，西藏终于获得和平解放。它为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实现西藏民族的新生奠定了基础。和平解放及随后的民主改革，西藏从奄奄一息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它在人类进步史上，在实行民族平等与团结方面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维护祖国领土完整
自近代以来，同中国其他边疆和沿海地区一样，西藏也遭受了外国列强的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英帝国主义不仅发动了1888年、1904年的两次侵藏战争，将战火烧到了拉萨，而且竭力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培植亲帝势力，一手策划了臭名昭著的“西姆拉会议（”注1）、“泛亚洲会议”（注2），制造所谓“西藏独立”。因西藏人民的英勇抗击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或分裂中国的目的始终没有得逞。但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危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给苦难中的西藏人民带来了新灾难。新中国成立前后，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加紧分裂活动，排挤迫害上层爱国人士，并在外国势力的直接策划下，成立非法的“外交局”，制造“驱汉事件”，派出所谓“亲善使团”，企图通过所谓“西藏独立”，把西藏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永久维持政教合一统治。与此同时，他们利用外国势力的军火援助，积极扩军备战，将藏军由原来的14个代本（一个代本编制500人）扩编为17个代本，并将其中的10个代本部署在昌都、金沙江一线，征集地方民兵武装，加强军事训练，构筑工事，囤积粮草，妄图用武力阻挡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昌都战役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亲帝分裂势力以武力抗拒和平解放西藏的图谋，也粉碎了他们把西藏变为帝国主义附庸的梦想。在随后达成的《十七条协议》中明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克服重重险阻，迅速完成进军任务，把五星红旗插上了边关哨卡，结束了西藏长期有边无防的历史，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西藏土地上任意横行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一切对外事务统归中央人民政府处理，是和平解放后西藏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1952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成立，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领导下，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中国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废除了帝国主义侵略遗留下的外国在西藏地方享有的特权，建立了中国西藏地方与邻国之间的友好和平关系，标志着西藏民主革命中反帝任务的基本完成。
（二）为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实现西藏民族新生奠定了基础
西藏和平解放前的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日渐落后腐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由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构成的农奴主阶级，虽然不到总人口的5％，却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他们占有农奴本身，对农奴具有生杀予夺、随意买卖或当作礼品相互赠送的权力，对于触犯了农奴主意志的农奴和奴隶施以剜眼、割鼻、割耳、砍手、剁脚、抽筋等十分残酷的刑罚，使旧西藏成为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阶级，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不仅没有土地所有权，没有生产资料，就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他们被视为“会说话的牲口”，遭受着强制性的超经济剥削。农奴除了支不完的差、还不完的“子孙债”外，一无所有，“带走的只有自己的身影，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绝大多数人民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证。已故十世班禅大师曾指出，西藏封建农奴制的“黑暗、残酷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忍无可忍的农奴们曾发动了上百次小规模的暴力反抗，但都一次次失败了。著名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活佛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西藏地方广大农牧区的农奴反抗和逃亡的事件也连年增多，许多原先村落繁盛的地区变得荒凉颓败，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已像油尽的灯火一样走向没落。”曾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和昌都总管、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在40年代与朋友们曾多次谈到西藏的危机，“大家认为照老样子下去，过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尽管当时出现了一些摆脱绝境的努力，但由于缺乏中央政府有效的支持和领导，由于三大领主敌视任何意义上的改革，对封建农奴制修修补补的努力均告失败。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从文化来看，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已经走到了尽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平解放就成了西藏发展与进步的唯一选择。和平解放西藏既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又是西藏地区民主革命的开端。
（三）和平解放开辟了西藏社会发展的广阔前景
封建农奴制政治经济结构的保守性、排他性，致使政教合一统治在西藏延续了数百年，根本不能出现社会制度变革。和平解放则开辟了制度变革的前景。
和平解放是西藏人民实现精神解放的开端。和平解放带来的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有力地冲击了宗教封建特权的精神枷锁。围绕《十七条协议》的落实，进藏人员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教育及经济工作，免费为群众防疫治病，开展社会救济、办学等公益事业，并身体力行，在西藏树立了平等、人道的生活方式的新形象；建立爱国青年、妇女文化联谊会和学习委员会，组织上层人士参加各种节庆活动或到内地参观。这些工作在西藏各阶层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十七条协议》所规定的改革事宜在民主改革中变为现实，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结束了宗教干预司法、行政和教育的历史，实现了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随之而来的精神解放突破了宗教封建特权一统社会的局面。
和平解放是西藏经济发展的新起点。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把发展西藏经济作为重大的任务来对待。通过修筑康藏、青藏公路和当雄机场，改写了西藏没有现代交通的历史，密切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通过建立具有现代工业设备的工厂，建立银行、贸易公司、邮电局（所）等，开创了西藏的现代工商业发展史。通过建设综合农场，把内地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入西藏；发放无息和低息贷款，帮助农牧民和手工业者解决资金、货源和销售困难；向农牧民无偿分发生产工具；兴修水利；救济受灾群众，组织以工代赈活动；向僧尼和乞丐布施；开展公平的贸易活动，等等。现代经济力量的增长，促进了新经济关系的萌芽。
和平解放为西藏打开了走向现代化的大门。西藏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进步，正是在这一历史性转折所开辟的广阔道路上前进的。如果没有和平解放，就没有西藏后来的民主改革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西藏50年辉煌的发展史，就没有西藏人民幸福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