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湾女作家经历的禁书事件

　　2013年6月19日，台湾女作家郭良蕙默默地走完了人生之路，享年87岁。她一生共创作、出版了近七十部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著作等身，读者甚众，但当地传媒对其过世出奇地缄默，只有台北《联合报》刊出一则简讯、一篇悼文，其他包括早年曾连载其小说的报刊未有任何表示。在台湾，上了年纪并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大都读过郭良蕙的作品，或是看过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1960年代初期，她的长篇小说《心锁》引发的一场轩然大波，以及延续25年的禁书事件，更是研究和书写台湾现代文学史不容回避的一段史实，也是一个超越文学本身而值得认真反思的文化个案。 　　被禁之前 　　郭良蕙祖籍山东巨野，1926年7月10日生于河南开封。抗战爆发后，她随家人避乱于西安，在那里念完中学，1944年考入四川大学，1948年转入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新民报》沪馆做过校对。1949年与空军飞行员孙吉栋结缡，即赴台湾定居嘉义。1950年代初，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她开始翻译外国小说，译过莫泊桑的作品，后从事小说创作，继第一个短篇《陋巷群雏》发表后，一发而不可收，经常在《野风》《自由中国》《幼狮文艺》等杂志刊出作品，声名鹊起。 　　因外表亮丽、气质脱俗，郭良蕙被称为“最美丽的女作家”。与她同辈的台湾女作家吴崇兰获悉讣闻后，撰文《从最美丽女作家郭良蕙辞世想起》，忆道：“郭良蕙人长得漂亮，是空军太太。当时台湾是个封闭地域，物资缺乏。女孩子大多是一件阴丹蓝或安安蓝的布旗袍。但空军高来高去，常会携带一些高档衣物，或装饰女朋友，或寄卖拍卖行。所以郭良蕙身上穿的，都是时尚衣服。有人说她奇装异服，我却觉得她美丽加漂亮耐看。”不过，作为青年女作家，常有作品问世，又容貌出众，打扮入时，在那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不免会埋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隐患。 　　经历多年笔耕，到1960年代初，郭良蕙已经出版了十来部小说集和单本小说，还编剧《君子协定》拍成电影。这些作品的题材，大都是青年男女的爱情及两性关系，尤其是都市女性在感情追求中的选择、迷惘和挣扎。那个时期的台湾出版物，充斥着以“反共抗俄”为主题的作品，但郭良蕙专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基本上不写那些标榜“家国情怀”的东西。唯一的例外，是在《春尽》里描述了做玩具生意的台湾商人存有将来反攻大陆的情结。在当时的文坛，她特立独行，基本游离于主流之外。 　　从1961年12月26日开始，郭良蕙动笔创作长篇小说《心锁》，并于翌年1月4日起在《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人间”副刊连载，一天一段，全稿于4月11日杀青，至6月19日连载完毕。同年9月，经作者略作删节，《心锁》由高雄的大业书局出版单行本，销售不俗，至年末已印行三版。 　　郭良蕙受访谈及为何写这篇小说时表示：“当年年纪轻，按宗教说法就是比较败坏，所看见的也是败坏的事情，像是人的软弱这种部分，我当时就是觉得旧式的家庭与学校教育要我们向善、往正确的地方去，但是一方面我又看到这个社会有很多阴暗面，很诱惑人，撒旦控制的领域表面上是那么美丽，让人不知不觉就掉进陷阱，犯了罪。而且这善恶之间并不像我们原以为的相距遥远、泾渭分明，事实上善恶几乎是不分地并存在人身边，随时一个半步就逾矩。现今的人贪财为恶，那个年代人能犯的罪就是性，当时人际的流动性不大，上流社会的人表面上道貌岸然，罪恶却就在自己家里滋生，就像莎士比亚描写的《哈姆雷特》，宫廷里的邪恶就是在那一小撮人中，我当年就想描写这一点。”（《开启一把尘封多年的心锁——访郭良蕙女士谈〈心锁〉查禁事件始末》，1998年8月号《联合文学》）她认为《心锁》是一部有着“道德”和“宗教”意味的小说，她想表达的是：罪恶和道德只在一线间。 　　《心锁》的故事并不复杂，主要写了一女与三男的情欲纠葛。大学艺术系的女生夏丹琪发现男友范林不忠后，怀着报复的心理轻率地嫁给事业有成且老实本分的外科医生江梦辉，可是婚后不仅无法产生感情，而且与成为妹婿的前男友范林藕断丝连，又在情场老手、小叔子江梦石引诱下一再出轨。由此，她在前男友、新情人和丈夫之间，陷于情欲与良知的心理煎熬，苦苦挣扎而难以自拔。由于作品以婚外两性关系为基调，无可避免地会有一定的性描写。但是通观全篇，主要借助人物对话和心理独白讲述故事，推进情节，性描写仅占极少的篇幅，属于故事演进至某个阶段必需的叙述，反映人物内心变化必备的铺陈，而且写得也很节制，通常出之隐喻、象征的艺术手法，关键之处点到即止，并不是赤裸裸写实的白描，更不是凭借两性行为作感官的展示和赞美。与现今不少作品相比，属于不可同日而语的“小儿科”。显然，郭良蕙试图通过夏丹琪与三位不同男性错综复杂的情欲关系，诠释人性中善与恶的冲突，进而探究人性的软弱，从中揭示人与人之间自私、虚伪和欺骗的阴暗面。在一定程度上，小说反映了1960年代台湾一部分男女青年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向往绝对自由并践行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 　　这部小说在报纸连载时已引发争议，出现了褒贬两极的反应。郭良蕙似有预感，打破以往出书一般不写前序或后记的惯例，于1962年6月为单行本出版写了《我写〈心锁〉——初版后记》。她对塑造人物的理念解释道：“像夏丹琪那样年纪的少女，多半是富于幻想的，尤其对于两性关系，充满了奥秘感和新奇。少女的感情又太脆弱，经不住诱惑，失足；经不起打击，报复，结果都是自造痛苦，难以解脱。”她就小说中的性描写有所剖白：“自《心锁》连载以后，我已辗转听闻到其中的几段描写，曾遭部分人士非议，板起卫道的面孔，指责为淫秽，或者加上一个‘影响青年身心’的罪名。凡事仅从片面着眼，其正确性是值得疑惑的，譬如一颗包着糖衣的药，从外表很容易误以为它是一颗糖，为了担心孩子们把牙齿吃坏，甚而禁止食用；如果有进一步去仔细分析内容，看到苦的核心，同时认识了它的功能，才发觉它不但无害，反而有益于身心。”之前她刚好读到《皇冠》杂志第100期上老作家梁实秋关于《绝妙的驴》的评论：“其中有许多大胆的、猥亵的描写，从艺术眼光看可以容忍的。”她援引梁实秋的这句话后说道：“可见艺术眼光不同于风俗眼光，用前者去看维纳斯，是完美的裸体雕像；用后者去看，则是一个不知羞耻光屁股的女人。”她还说：“《心锁》里所以表现几段大胆的笔墨，作者的本意只是加重于描写心理变化的过程，如果有人指责作者为了争取读者或骗稿费，似乎离题太远了！” 　　郭良蕙在“后记”结语表示：“今写《心锁》绝非写多则滥，也非不惜羽毛，只为了不愿落于窠臼，试走新路。这条路也许充满荆棘，将使我焦头烂额，但我自信有勇气接受一切打击。没有人能够做到打左脸，给右脸，但是做到不轻易还手并不太难。《心锁》的单行本出版以前，我正在静静培养大量的勇气以及容忍力。” 　　遭禁之因 　　尽管郭良蕙做好了承受打击的心理准备，但针对《心锁》的风暴比她预想的更为猛烈。1962年11月，亦即《心锁》印行第三版时，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首先开除她的会籍，并向政府有关单位检举，要求查禁这部小说。1963年1月，台湾“内政部”即以公文明令禁止发售《心锁》。接着，1月21日，“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也下令查禁此书。于是，《心锁》及其作者郭良蕙成了众矢之的，遭致大力挞伐。 　　引人注目的是，两位著名女作家以“卫道”姿态出面，出手最重。一是谢冰莹，在《自由青年》第29卷第9期发表《给郭良蕙女士的一封公开信》，质问“女主角夏丹琪和丈夫的弟弟、丈夫的妹夫常常去北投通奸；她的父亲和表侄女通奸；她的母亲出去买菜去了，男朋友走进来强奸她……除了禽兽，人类真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吗？即使有，也许是野蛮时代、野蛮地区的特殊现象，怎么可以拿来写在小说里当作主题宣传呢？……你在后面还理直气壮地提出艺术的问题，你要革命，反抗，反传统，反封建……于是你提倡‘乱伦’，你借男主角的口吻说出人类都是和禽兽一样需要性生活……所以你发了财！这本书的销路越好，你制造的罪恶越大！” 　　另一个是苏雪林，在《文苑》第2卷第4期发表《评两本黄色小说〈江山美人〉与〈心锁〉》，指斥“多少荡妇淫娃看了这本《心锁》女主角的榜样，更将放胆胡为下去了……当前社会风气不是已经够糜烂吗？像《心锁》这类小说等于一大桶腐烂剂，倾泻下来，人心更将腐蚀殆尽，结果整个社会将为之解体，这影响实在太大，我们对于《心锁》这本书又怎能不抨击！”在前者的笔下，作者写了乱伦就等于提倡乱伦，罪无可逭；在后者的眼里，一部小说居然就能腐蚀人心，解体社会！ 　　早年颇具叛逆精神的谢冰莹，还在中国文艺协会理事会上提案开除郭良蕙的会籍。据称，“提案人认为郭良蕙长得漂亮，服装款式新颖，既跳舞又演电影，在社交圈内活跃，引起流言蜚语。当时社会淳朴，她以这样一个形象，写出这样一本小说，社会观感很坏，人人戴上有色眼镜看男女作家，严重妨害文协的声誉，应该把她排除到会外。”女作家的美貌，竟然也成了被攻讦的理据。 　　5月4日前夕，中国文艺协会以协会第三条“晦淫败德”为由，注销了郭良蕙的会籍。两个文学团体还联名向社会发出呼吁，要求禁销禁读《心锁》一书，以端正社会风气。这些无论是言论还是行动，既无冷静的分析，也无善意的帮助，完全是一棍子打死的做法。郭良蕙回忆说，有人开会时扬言“要打就打死”，她还说：“大陆有‘文化大革命’，台湾呢？我的《心锁》就是文化小革命。” 　　在郭良蕙的所有作品中，《心锁》原本不是她最着力和最看重的一部，甚至也不能算作她的代表作。实际上，这部作品还存有较为明显的粗疏之处，个别情节也不尽合理。但因为当局一纸禁令，反使此书名声大噪，此后被视为郭良蕙的扛鼎之作。 　　围绕着《心锁》，台湾文坛展开了一场论争，相关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持否定立场的除了谢冰莹和苏雪林之外，还有赵友培、穆中南、刘心皇等人，认定这是一部“淫书”，“有伤民心士气”，不利“反共复国”。与此相反，对这部作品表示理解和支持的人也不少，如南登、明秋水、高阳、于还素等撰文，为郭良蕙及其《心锁》打抱不平；《自立晚报》发表社论《论〈心锁〉事件》，指出即使郭良蕙有错，也应“扶植教育”，而不该“不教而诛”；《中外画刊》文艺版刊文说，文学社团不去保护作家，反而顺从政府的好恶打压会员，这是“世上最无耻的行为”。稍后，有人汇集报刊上发表的二三十篇论战文章，出版了《心锁之论战》。 　　由于一段时间里出现许多论战文章，间接炒热了《心锁》这本书，不法出版商发现有利可图，便大量翻印，盗版书层出不穷，极为畅销。当局见事与愿违，也无可奈何。 　　那么，《心锁》被禁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郭良蕙1998年接受《联合文学》访问时说：“《心锁》是我三十多年前的作品，那时候我少不更事，不懂人际关系，也不理解社会人事的重要，我住在南部多年，一直就是打拼着写，埋头往前冲，以为摔倒了爬起来就好，根本不明白人跟人关系的重要。”她认为，是自己“生性纯真，不谙世故，有欠人和”，而该书“创下销路奇迹，更引起同行加添诸多罪名”，归咎于她本人没有处好人际关系，其他作家嫉妒所致。这一认知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并不全面。 　　另一个原因，当是《心锁》有在早年稍嫌露骨的性描写。但就在同一年，另一资深女作家孟瑶写了长篇小说《浮云白日》，里面也有不少性描写，却获得台湾“教育部文学奖”。郭良蕙对此解嘲道：“当然孟瑶女士是德高望重，我有个感觉德高望重可能真的很有用，就像过海关一样，让人不顺眼，行李可能就要被人翻得一塌糊涂。所以当时我想自己给文艺界的朋友们的印象是有偏差的，所以别人就无法就事论事。” 　　总的来说，1960年代的台湾，处在高度的威权政治控制下，仍然充满“反共复国”的战斗气氛，意识形态的禁锢极为严密。以郭良蕙本人为例，她早期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梯》，内容是说两个求学时代情同姐妹的女同学，后来分别嫁作人妇，一个当了官夫人，另一个只是小职员妻子；一天小职员妻子约好时间探访官夫人，拎个礼包在官邸门口久候，却不见她出来相迎，直到她送其他贵妇出门，也没正眼看到当年的校园闺蜜。这篇小说发表后，她被有关方面约谈，认为作品有“政治问题”，所幸后来不了了之。即使这样一篇通过身份和地位变化反映人际关系的小说，也会触动当局敏感的神经，可见创作的自由度颇受限制。 　　台湾女学者应凤凰认为：“《心锁》与一般言情小说相比，差别不是太大，纯就小说艺术而言，并无突出之处。传奇性在于它如何引起一阵风云，如何显影了一个华人文化社会的特殊面向，它提供我们一段威权体制下社会心理的横切面。从表面看，《心锁》写了色情（官方用语是“诲淫败德”），37岁当红作家郭良蕙则是‘写色情的女人’，两者结合才能产生这阵风波。解读‘心锁事件’整个文本，男性中心或‘长期以来父权体制’的潜在意识，应是第一个关注点——如果郭良蕙是男性作家，风浪可能吹不起来。”（《借问〈心锁〉怎么开？——郭良蕙与“心锁事件”》） 　　解禁之难 　　对于被两个文学团体开除会籍以及《心锁》被政府下令查禁，郭良蕙并不服气。她当即委请律师提出行政诉愿，同时写下一篇题为《我没有哭》的文章作为回应，有杂志预定作为首篇发表。但是有人劝她不要说话，最好保持沉默。她接受了这个意见，尽管文章已经排版，还是不惜得罪友人，要求把它撤了下来。 　　《心锁》被禁事件，成为郭良蕙创作生涯中最大的波折。她虽然有些沮丧，但并不因此消沉，而是继续努力从事写作。当然，这一事件对她的影响很大，某种程度甚至影响到她对人对事的看法，也多少影响了她的人生轨迹。此后，原本就不合群的郭良蕙更是独来独往，与同行保持距离，可说是敬而远之。 　　有细心的读者发现，郭良蕙的写作路向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像日后创作的《斜烟》《雨滴和泪滴》《藏在幸福里的》《黄昏来临时》，都回归文坛的纯情派主流。在外人看来，这种妥协和让步是郭良蕙的聪明之处。但事实是否如此，只有她心里明白。她的作品虽然包含爱情，但在内心却漠视男欢女爱的价值，这可从她日后创作的《加尔各答的陌生客》看出端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埋头笔耕，发愤写作，小说如井喷似地接连发表和出版。1978年，她完成《第三性》，勇敢地碰触同性恋题材，成为用文学笔触探索这个陌生领域的先行者。 　　禁书风波过后几年，郭良蕙曾向一位政府官员提出“我的《心锁》是不是也该解禁了？”那位官员对她说：“这么多年，不是也平安的吗？就算了吧！”客套的敷衍背后，存在着重重阻力。 　　1979年有电影公司找郭良蕙表示想拍摄《心锁》。为了通过检查，将故事中乱伦的内容删掉，把角色关系改成远房兄妹去送审，结果也不成功。她后来说：“现在社会的民主自由让人很难想象以前的情形，这种问题大家当年连碰都不敢碰的，倒不是政府对这本书紧盯不放，主要是有一些人一直给机关单位强烈反应。” 　　1982年，文艺协会决定重新发给郭良蕙会员证，算是为她本人平反，但《心锁》仍遭禁锢。1983年，台港两地的电影公司不约而同看上这部小说，想把它搬上银幕。1986年，由汤臣影视投拍的《心锁》在台湾上映，但只有编剧名字，却不注明系由郭良蕙的同名小说改编。时报文化见影片上映，重排《心锁》出版，但再度遭到查禁的命运。 　　1987年7月中旬，台湾宣布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法令，接着开放党禁、报禁，各方面均有所松动。郭良蕙也要求解禁《心锁》，在文学界重新引发广泛讨论。不少作家、学者表示，以现在的社会环境和道德标准，实无再禁的必要。最有意思的是，郭良蕙见到几位昔年作协的领导成员，他们告诉她过去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啊，我还帮你说话了呢”！她又能找谁算账呢？ 　　直到1988年，才由“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宣布解除《心锁》的禁令。《心锁》被禁的那年，郭良蕙37岁，此时已经62岁，整整过去了25年，1/4个世纪！ 　　2002年1月1日，《心锁》由台湾九歌出版社重排新版发行。郭良蕙为该书写下自序《谁能锁住心》。她在文中说：“一九六三年被法令上‘锁’，一九八八年才开锁，其间坎坷崎岖，一言难尽；而‘心’仍然是昔日的心；虽然遭斗受批，查封智慧产权，但是阻力越大，张力越强，持续在写作道路上奋勇直前。” 　　在这部小说被禁的漫长岁月里，各种翻版、盗版及海外版畅销无阻，估计数量超过80万册。书商大发横财，而作家本人则蒙受了巨大损失。郭良蕙感慨地说：“时代变迁，冤狱先后平反，包括还《心锁》以自由。同时多少人申诉‘国家赔偿’，政府一一照付不误；而作者却默然不顾，并未争取该得的补偿；因为已然云淡风轻，自甘放弃一争长短。” 　　《心锁》解禁后，在台湾三度再版。1998年，北京的华文出版社打算出版《心锁》简体字版，郭良蕙顾及大陆读者的接受心理，主动删去书中部分稍嫌直露的性描写。殊不知，其时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大陆有些作家对两性关系的描写比《心锁》前卫多了。 　　《开启一把尘封多年的心锁——访郭良蕙女士谈〈心锁〉查禁事件始末》一文的作者叶美瑶，有段写得意味深长的“采访后记”：“我望着客厅里一幅郭良蕙画像，是已故画家席德进的作品，掌握了画中人年轻无畏的美丽。我忽然觉得《心锁》一书之所以触犯禁忌与那种美丽是相当一致的：它们侵犯了那个时代借以自苦自重的价值；而一部作品或一个年轻的写作者即使再强悍，恐怕也难抵挡这由时代氛围豢养的舆论禁锁。今天，抛开荒谬的旧锁于我们看似容易，但是于郭女士呢？” 　　很显然，这是一个被时代所耽误而无法回答的问题。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