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哲声
文艺争鸣 2004年01期
在欧美、日本的科幻小说凭借着影视剧风靡全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中国科幻小说 赢弱的现状提出疑问和作出思考。为什么科幻小说在欧美、日本等国发展得那么蓬勃， 而在中国却如此地举步维艰呢?人们常常将原因归咎为中国的重人文、轻科学的传统文 化和中国人注重于形象的思维习惯。这些观点当然都自有道理。但是，本人认为根本原 因还在于中国科幻小说价值观念的模糊性，以及带来的创作主体和创作视角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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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科幻小说曾经有过令人兴奋的时期。晚清小说界革命提出了“新小说” 的口号，促使着中国小说创作发生了重要的变革。在各种变革之中，科幻小说体现了中 国小说之“新”，并对中国小说的变革产生重要影响。作为域外引进的小说文类，科幻 小说使得中国读者耳目一新，被作为“导中国人群”(注：鲁迅《月界旅行辨言》，《 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的有效工具受到作家们的 高度重视和推崇。1900年薛绍徽翻译了房朱力士(即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这是 中国第一部外国科幻小说翻译作品，4年之后荒江钓叟就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 月球殖民地小说》。从翻译到创作，科幻小说在中国的演变之快，是域外引进的其它小 说文类无法比拟的。如果说《月球殖民地小说》还仅仅是借用了凡尔纳小说中的一些科 学道具而演绎故事，1905年徐念慈创作的灵魂出窍、上天入地的《新法螺先生谭》就显 得相当成熟了。从简单地模仿到得心应手地创作，科幻小说在中国的成熟之快，同样是 域外引进的其它小说文类无法比拟的。(注：同是域外引进的小说文类侦探小说，在晚 清的翻译之盛远超过科幻小说，但中国作家的创作要到20年代才真正出现。)1908年吴 趼人的《新石头记》出版，1909年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等小说的出版将中国的科幻 小说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科幻小说不再是单纯地叙述科学故事，而是将科学幻想 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的思想情绪结合了起来。以科学为经，以中国社会现实为纬， 中国作家创作科幻小说已得心应手了。
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得益于西方科幻小说的翻译，但是科幻小说能够如此迅速地在中 国本土上立足，内在动力来自于中国本土的需要。中国的文学传统并不缺乏想象力，《 封神演义》、《西游记》、《镜花缘》等幻想小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中国文学中 的幻想常常缺乏学理的依据，它将读者引向玄虚和神秘，而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科幻小 说所展示的科学技术、工艺技术的想象，以其合理性和实用性显示出现实意义。晚清社 会是中国人谋求改变现实的时期，而“科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而为中国社会所 接受。科幻小说可说是正逢其时，既满足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又满足了晚清国富民强的 现实愿望，这是科幻小说能在晚清如此繁盛的根本原因。
这类畅想型的科幻小说进入20年代以后并没有结束，但社会效果却大不如以前了。192 3年叶劲风的《十年后的中国》写1931年中国人如何利用先进的发光器战胜来犯的入侵 者。小说写得斗志昂扬，读者的反应却很平平。感情出现了如此的落差，道理也很简单 ，中国社会在经过世纪初那段“激动期”之后，显得更加困顿，那些曾经激动人心的“ 强国梦”与中国社会现实相比较，显得太虚无飘渺了。根据现实生活作为善恶的评判标 准，中国科幻小说出现了逆向型的转折，从“畅想科技”转向了“邪恶科技”。代表着 这一时期科幻小说创作特色的是1924年徐卓呆发表的《万能术》和1940年顾均正出版的 科幻小说集《和平的梦》。他们的小说将科学与富国强兵分离开来，将科学发明者与道 德完善者分离开来，科学头上的神圣的光环消失了。《万能术》中的特异功能者陈通光 在“吃饭总长”的指挥下，不仅毁灭了中国，而且毁灭了地球和宇宙；《和平的梦》更 向前跨了一步，它明确地告诉读者：当科学为邪恶者所控制的话，科学就会变成“邪恶 科技”。李谷尔的“催眠乐曲”(《和平的梦》)、卡梅隆的“人造铁合金磁矿”(《在 北极底下》)、斯坦其尔的“空气化合物”(《伦敦奇疫》)，科技的神奇及其威力令人 无法想象，然而它们并没有造福人类，却给人类带来了一个个可怕的梦。从五彩祥云堕 落到无底深渊，中国科幻小说中科技位置的变化与其说是对科技功能的反思，不如说是 对社会现实和科技发明者有了一定的认识。科学能够使得社会美好，也可以使得社会丑 恶，决定科学美好和丑恶的不是科学的本身，而是掌握科学的人。这种认识对科幻小说 的创作来说尤其重要，它促使着创作者关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心理的刻画 。所以说尽管这一时期作品并不多，中国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却从单纯的说明者或参 观者转变为具有复杂心态的事件的参与者。人物形象的趋向生动是中国科幻小说发展中 的好的兆头。
可惜的是，这样的发展趋势并没有能延续下去。1950年天津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张然的 《梦游太阳系》是20世纪中国科幻小说创作历程中的重要的转折点。这部标明“新少年 读物”的科幻小说开了中国少儿科普型的科幻小说的先河。这以后的20多年的时间内， 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时断时续，时急时缓，基本上是这种创作思路的反复。科幻小说作家 萧建亨对这样的创作思路作了如此形象的概括：“无论哪一篇作品，总逃脱不了这么一 关：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或带着眼镜的年轻工程师，或者是一位无事不晓、无时不知的 老爷爷给孩子们上起课来。于是误会——然后迹底终于揭开；奇遇——然后来个参观； 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参观记一个毫无知识的‘小傻瓜’，或是一位对样样都好 奇的记者，和一个无事不晓的老教授一问一答地讲起科学来了。参观记、误会记、揭开 谜底的办法，就成了我们大家都想躲开，但却无法躲开的创作套子。”(注：萧建亨《 试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黄伊主编《论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普及出版社，19 81年版，第24页。)其实，当科幻小说创作被固定于少儿科普小说时，也就只能用这样 的“套子”进行创作了。
1978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珊瑚岛上的死光》，小说被评为“全国1978 年优秀篇小说奖”。小说同样是在爱国的主题之下写了科学家的理念和科学发明的功能 ，这是40年代“顾均正式”的科幻小说创作思路的延续；小说人物的形象也不够生动， 马太教授、布莱恩、陈天虹还是些类型化的人物。但是这篇小说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得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从20多年的少儿科普的模式中摆脱出来， 使得科幻小说再次与“成人”联系了起来。有了这样的起步，科幻小说的创作也就有了 活力。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王晓达的《波》、金涛的《月光岛》等作品，显示出 了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正在发生变革，尽管这样的变革显得相当的缓慢。
台湾的科幻小说起步比较高，这与张系国的努力有很大关系。从1968年开始张系国一 直进行着科幻小说的著、译工作。特别是1980年洪范书店以“星云组曲”为题将他10篇 科幻小说结集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位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的电脑专家 努力在科幻小说之中写出文化思考和文化批判来，提高了科幻小说的思想内涵的同时也 提升了艺术品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张系国的作品无形之中也就成为了台湾科幻小说创作 的一个座标系。黄凡的获奖作品《零》以及林耀德的《双星沉浮录》、骆伯迪的《文明 毁灭计划》、张大春的《伤逝者》等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作品，实际上都是沿着张系国的 创作思路延续下来的。香港的科幻小说创作最得力者应该是倪匡。他的作品中融入了武 侠、侦探、神怪、言情、幻想、历史小说的各种因素。但是，他的不少小说中的科学表 述缺乏科学的思维，更多追求的是市场的效应。所以严格地说，倪匡的小说只是科幻小 说是一种变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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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科幻小说进入中国之后，社会精英们在惊叹之余，无不赞赏和竭力推崇。在各种论 述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鲁迅1903年写的《辨言》。人们常常引用这样的 话作为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观念：“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卷，辄欲睡去，强 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 不生厌倦……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注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 页。)如果仅从这段话中进行分析，鲁迅的科幻小说的观念是相当清楚的，一是在科学 与文学的关系中，文学是传播科学的一种载体；二是科幻小说与思想启蒙的关系中，科 幻小说是思想启蒙的最佳载体。但是，当我们完整地阅读鲁迅的这篇文章，并与他的翻 译文本以及这篇文章写作背景结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长期以来，人们对鲁迅的科幻小 说观念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就在同一篇文章里，鲁迅在强调科幻小说具有科学性的同 时，也强调科幻小说应具有文学精神，他说：“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 涉险，均错综其中。”科学与文学是“错综”于一体的。科幻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启蒙意 识也决非仅仅是科学知识，而应是内涵更为广阔的人文精神。鲁迅翻译的《月界旅行》 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从月球到月球》，但并没有拘于原著，删增很多。凡写到 主人公与大自然抗争之时，鲁迅或用诗或发表感慨地议论一番，如“天人决战，人定胜 天，人鉴不远，天将何言”；“凡人类者，苟手足自由，运动无滞，则应为世界谋利益 ，为己身谋利益，肉体可灭，精神不懈，乃成一人类之资格……”这些诗歌和这些语言 有着很深广的思想内涵和忧愤的精神，是与此时鲁迅所提倡的“摩罗精神”所相通的， 也是和正在盛行的以小说来开启民智的“小说界革命”相呼应的。
对鲁迅这篇文章的分析意在说明，由于对鲁迅的科幻小说观念缺乏科学性、全面性和 时代性的认识，中国的科幻小说的观念始终束缚于“工具论”之中。更令人遗憾的是， 这种“工具论”在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的手中，其内涵越来越狭窄。1946年顾均正在他的 《和平的梦》的序言中提出了他的“科普论”。他说：“我们能不能，并且要不要利用 这一类小说来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呢?”(注：顾均正《和平 的梦·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版，第2页。)顾均正提出的“科普论”显然是与 30年代以来文坛上盛行的科学小品创作观念的一脉相承的。由写科学小品转写科幻小说 的顾均正提出这样的小说观是很自然的。但是，“科普论”对科幻小说的创作是很不利 的。它不但强化了科幻小说的“工具论”，还将这种“工具”局限于科学知识的普及上 。这种伤害首先就在理论提倡者自己的小说中表现出来。《和平的梦》等作品为了承担 “科普”的任务，他不惜几页的篇幅集中介绍无线电、强导磁场等知识，甚至还画了磁 力线图，摆出了化学方程式。他的小说一半是文学作品，一半是物理教科书。好在这种 各居一半的表述方式虽然给小说增添了很多“知识硬块”，但小说情节还是完整的，人 物形象的塑造和人格、人性的挖掘在小说的这一半还是生动的。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可 以有多种解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顾均正所推崇的英国的科幻小说作家乔治·威 尔斯(H.G.Wells)正是以追求科幻小说的情节性和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文精神而著称的。 以威尔斯作为小说创作师法对象的顾均正，他的小说创作文本形成了这样“小说”和“ 科普”各自表述，互不干涉的模式，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却是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上 不幸中的幸事。
顾均正的“科普论”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科幻小说作家身上得到了彻底地贯彻。20多 年的科幻小说创作几乎一律是少儿科普作品。不是说科幻小说不能创作少儿科普作品， 科幻小说创作少儿科普作品的确是其长项。但是，当科幻小说完全与少儿科普等同起来 ，而这类少儿科普又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实在是科幻小说发展中的极大的束缚 。处于这种状态下的科幻小说强调的是少儿科普观：科学进步总是和美好的生活联系在 一起，作品一律是科学畅想曲；人生观念总是一片灿烂，不是充满幻想的天真烂漫就是 满腹知识的谆谆善诱；情节的构思和故事的编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如何将作家心目中 的“科学知识”有效地传递给小读者。结果，造成作品的文学性淡薄，难以深刻地反映 社会现实。当科幻小说与少儿科普作品等同起来以后，它的盛衰就和时代的需求结合了 起来。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科幻小说的发展大概是二个波段，这二个波段的起落的根 本原因不是科幻小说的特有的魅力，而是时代的需要。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是第一个波 段，新中国的很多科幻小说都发表在这个时期。此时之所以能出现一系列科幻小说，与 1955年《人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和中央发出“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是分不开的。1978年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在欢呼“科学的春天 ”到来的社会环境下，大陆的科幻小说迎来了第二个波段，新时期的科幻小说均发表在 这一时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各类小说的创作都与时代的需求紧密相连，但是 表现在科幻小说身上尤其突出。
问题在于长期的少儿科普作品的创作使得科幻小说作家对自我的角色位置都发生了迷 茫。1979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第6期上发表了《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提出 科学文艺“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制造、故事情节的展述或某种意境的渲染，间接而又自然 地表明作者的意图：歌颂或者鞭挞，赞美或者揭露。它是以形象思维为基础的……它是 文艺的一个品种，它所遵循的是文艺的规律，作者艺术构思的天地是异常广阔的。”这 段表述得并不够完整的文字，说明一个相当明确的问题，即作为科学文艺的重要文类的 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作品。这个问题本没有什么异议，就像武侠小说是文学作品，而不 是武侠；侦探小说是文学作品，而不是侦探，其角色和定位是相当明确的。然而，就这 么一个不应该有什么异议的问题却在中国科幻小说界引起了一场科幻小说姓“科”还是 姓“文”的大争论。这一场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争论只能说明一个事实：中国科幻小说 作家处于一种身份的迷失状态。
争论本身并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结果，但科幻小说的创作观念却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科幻小说创作从“科普论”向“社会论”靠拢。它要求着科幻小说创作表现更为广泛的 现实社会生活，思考更为深刻的人生问题和生存环境，表现更为复杂的“成人情绪”。 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王晓达的《波》、金涛的《月光岛》等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 读者，首先就在于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精神。特别是金涛的《月光岛》不仅具 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作品所构造的爱情故事以及表现出的悲剧意识，将中国科幻小 说的创作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是在热闹了一段时间以后，科幻小说又归于了沉寂， 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作家作品，表现出更为现代的科技知识，但是作品的社会深度和审 美意识都显得比较薄弱。在小说创作有着更高的审美要求的今天，科幻小说显然跟不上 时代的发展，走向“边缘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也许没有经历少儿科普的时期，台湾地区的科幻小说观念要显得成熟些。在为自己的 文学地位辩护之后，1982年台湾科幻小说作家提出了“中国科幻小说”的观念。什么是 “中国科幻小说”呢?理论的倡导者们说：“必须同时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求变求新， 发挥最大的创造力，或许真能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放一异彩 。”(注：张系国《试谈民族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张系国自选集》台湾黎明出版社 ，1982年版，第173页。)为了达到“民族意识”，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神话、传说以及幻 想小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它们能够“激起我们的创作和创造欲”“是我们将来 从事科幻小说创作方向”。(注：参见戴维扬等人《科幻小说座谈会纪要》，张系国编 《当代科幻小说选(二)》，台湾知识系统出版有限公司，第209-256页。)从中国传统文 学之中培养出“中国科幻小说”来，这的确是一条很有价值的创作之路，因为中国大量 的神话、传说和幻想小说之中不仅充满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想象力，而且渗透着中华民 族的“民族意识”，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问题在于怎样使传统的文化与现代的人 文精神和现代的科学技术交融起来，使之放出“异彩”来。从台湾科幻小说作家的创作 实践来看，其结果并不如人意。张系国的《星云组曲》中的《望子成龙》《翻译绝唱》 《岂有此理》被认为是具有民族意识的科幻小说代表作，但《望子成龙》只是讽刺了中 国人重男轻女和爱慕虚荣的国民性，《翻译绝唱》和《岂有此理》只是借中国的传说故 事演绎的小说，这样的“民族意识”似乎太浅薄了。不过“自古成功在尝试”，矿脉已 经找到，挖到矿藏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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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具有“科学”、“幻想”“小说”三个要素。“科学”与“幻想”是科幻小 说中互为作用又互为制约的两大美学要素，是“科学”的“幻想”和“幻想”中的“科 学”。这是基本共识。问题在于“科学”与“小说”的关系。我认为它们不是并列关系 ，而是属隶关系。“科学”隶属于“小说”，就象历史是历史小说的美学要素；刑侦是 侦探小说的美学要素，科学也是科幻小说的美学要素，它们都是为了小说创作而服务的 。“小说”是“皮”，“科学”是“毛”，没有“小说”，科幻小说中的“科学”是没 有意义的。但是，长期以来，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小说”与“科学”的位置完全颠倒了 过来，“小说”隶属于“科学”，小说文本成为了“科学”的形象演绎。作家在创作科 幻小说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小说的美学要求，而是科学知识的普及。《小灵通漫游未来》 是一部影响力较大的科幻小说，作家是这样说明小说的构思过程的：“在1959年，我曾 把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搜集了三百种，写成《科学珍闻三百条》。后来，觉得 这本书只是罗列现象，缺乏艺术感染力，便从三百种中选择了一些作为科学幻想素材。 接着，进行小说构思，设计了一个眼明心灵的小记者—小灵通，到未来市去采访，见到 种种神奇的新事，写成了科学幻想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注：叶永烈《论科学 幻想小说》，黄伊主编《论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小说的构思完全是为“科学”服务的。以科学普及作为创作的前提，科幻小说的美学空 间难以拓展，这样的小说怎么能有很强的文学性呢?问题还在于这样的小说中的“科学 性”也是不充分的。任何一种科学发明都是一个独立而复杂的体系，它由科学原理、科 学实验、科学效果等诸多方面所组成。而那些为“科学”服务的科幻小说只是在科学效 果上畅想。如果那些科学效果的畅想缺乏科学原理和科学实验，或者小说中阐述不够， 还要受到很多严谨的科学界人士的指责。“小说”性不强，“科学”性也不充分，这样 的科幻小说所处的地位是相当尴尬的。
当明确了“科学”隶属于“小说”之后，我们就明确了科幻小说中的“科学”是艺术 的科学，它有科学的依据，但并不追求科学印证；它有科学的推测，但并不是科学的预 言者。艺术的科学就能打破所谓的“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的距离限制，科 幻小说可以反映眼前的社会现实，也可以在宇宙八荒中畅想；同样，艺术的科学就打破 了科幻小说“未来学”的限制，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并不以是否能实现作为是否真实的标 准，更不能以此作为小说优劣的标准。
有了这样的认识，就能明确美学倾诉是科幻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小说中的科学家不 仅是科学发明者和科学功能的传播者，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着七情六 欲的人。在事件的叙述中，他们不再是某种文化符号(埋头科研不问政治者、冲破阻力 报效祖国者、充满私欲的狂妄自大者、迂腐酸臭不食人间烟火者)，而是与现实生活紧 密相连有着复杂的内心世界和鲜明个性的人物。科幻小说的情节结构不仅是设谜——破 谜——说谜的三段式，还有更多的生动的灵活的表达方式。语言叙述不是不能消除那些 枯燥无味的科学原理的解说，而是能够使得科普知识形象化、性格化。更为重要的是作 家的创作个性可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在廓大的艺术空间内，作家可以根据自我的审美标 准写出自我风格的科幻小说来。科幻小说明确了自我的位置，自然就有了艺术感染力， 就有了读者，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创作与法国的儒勒·凡尔纳小说在当时的流行分不开的。然而中 国的科幻小说在接受凡尔纳作品科学历险和乌托邦生活的同时，并没有接受凡尔纳小说 所宣扬的“科学享乐主义”。相反，中国科幻小说之中充满了爱国情绪，并由此产生出 浓厚的忧患意识。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中的“我”在金星上见到了“换脑术”， 首先想到的是换中国国民之脑，“我国深染恶习之老顽固，亦将代为洗髓伐毛，一新其 面目也。”小说中的“余”上天入地一番后，最后还是要落在上海开一个“脑电学习班 ”，以更新中国人的脑子；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中的“文明境界”是作家对照于贫弱 的中国社会现实所描绘的乌托邦式的“强国梦”。贾宝玉进入的那个神秘的国家简直就 是一个科技强国，而治理这个科技强国的国君叫东方强。中国科幻小说并没有多少生活 科技化，却对军事科技化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此时几乎每一部科幻小说都详细地描绘 了“飞艇”，并无限地夸大了“飞艇”的作用。20年代以后，中国科幻小说所表现的内 容虽有不同，完美的人格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但是爱国情绪和忧患意识的价值取向始终 不变。顾均正的小说有着很浓的“二战情结”；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郑文光 的《飞向人马座》、王晓达的《波》表现的都是科学爱国的主题。外域来的科幻小说一 进入中国就有了本土特色，本土特色也就构成了中国科幻小说的特征。这不是科幻小说 作家有意而为，而是中国的现实社会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但是科学毕竟是全人类的。从科学探险、科学爱国到科学文化、科学人性，是世界科 幻小说的发展趋势。这些科幻小说不仅展示科学的奥秘，还深刻地思考科学发展对人类 发展的影响，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基因变异等各类困扰当今人类发展的问 题往往成为作家展开科学想象和思考社会现实的主要的创作题材。例如写人口膨胀的科 幻小说杰出的作品就有美国作家弗瑞德里克·波尔(FrederikPohl)的《人口调查员》(1 956年)、英国作家布赖恩·阿尔迪斯(BrianAldiss)的《土木工程》、美国作家哈利· 哈里森(HarryHarrison)的《让出空地方，让出空地方》(1966)及其续篇《一个罪恶的 行动》(1967年)、美国作家约翰·布鲁纳(JohnBrunner)的《站在桑给巴尔岛上》(1969 年)等等。这些小说将人口膨胀与人类的存亡联系起来写，给读者更为深广的艺术冲击 力。特别是6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开展了科学幻想小说的“新浪潮”运动，开始将科幻 小说向人道、人性等更深层次的思考空间开拓。从写科学知识的角度深入地探索科学文 化和科学人性，科幻小说显示出了特有的魅力，再加上影视剧的煽动，科幻小说创作显 得十分红火。在世界潮流的裹夹之下，中国台湾也有这样的佳作。1968年台湾作家张晓 风写的《潘渡娜》揭示了人类的本性和科学性之间的矛盾。科学家在完美无缺的无性繁 殖人潘渡娜面前精神崩溃，而潘渡娜却在“究竟我少了什么”的自责中死去。醒来之后 的科学家说出的一段话表现出了作品的思想内涵：“让一切照本来的样子下去，让男人 和女人受苦，让受精的卵子在子宫里生长，让小小的婴儿把母亲的青春吮尽，让青年老 ，让老年人死。大仁，这一切并不可怕，它们美丽，神圣而庄严。”将科幻的想象引向 于人性的空间，所产生的阅读思考既廓大，又深刻。可惜的是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实在是 太少了。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