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和张海迪
张海迪：2008年11月13日，张海迪正式接替邓朴方，出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在担任中国残联主席之后，张海迪一刻也没停下工作的脚步。北京、黑龙江、大连、都江堰、绵阳、澳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坐在轮椅上的她往返于各地，视察残疾人工作，慰问残疾人兄弟姐妹。她给了他们鼓舞，也给了他们新的希望。正如张海迪在节目中所说的“一个人幸福了，不是真正的幸福，只有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才是真正的幸福。”张海迪正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一个残联主席的理想与责任。
在当选为中国残联主席之后，海迪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了一篇《我的留恋》。她曾经选择了文学的道路，用她的笔去探照人的心灵。写作曾经是海迪最热爱的事业。今天，从作家到中国残联主席这样一个职务的转变，海迪会改变些什么呢？
杨澜：从一个个体劳动者，相对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来到了一个组织机构，意味着你有很多同事，你需要遵循已经形成的一些规范，要考虑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制度建设，你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人相处的方式，都意味着巨大的一个改变，你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海迪：最大的挑战就是让我自己尝试。我一直用这句话来激励自己，不要说做不到。既然自己担任了这个职务，就该往前走。盲人在无边的黑暗中，摸索着不停止前行的脚步，坐在轮椅上的人在崎岖的道路上也要留下印辙，那些聋哑人不能发出声音，但他们的心里依然在唱歌，这就是最感动我的，也是激励我的一种力量。
杨澜：你到现在说起话来，还是作家的腔调，你还会保持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吗？
张海迪：我来了以后，尽量让自己的语言、习惯、写作、包括与人处世的方式靠近我现在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工作中其实不要说套话、大话、空话、废话，而要说有用的话，说亲近人的话。残联是个群众团体，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官方组织，不要把自己这个职务当成官做。我们做残疾人工作，一定要做到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要有一种牺牲的精神。残疾人联合会凝聚着他们的期待，所以我们要珍惜。
生存是重大的主题
面对强大的外部压力保留一份真性情，面对残缺的身体去追求完美的人生。这样的张海迪究竟会为残联主席的角色注入什么新的内涵，又会为超过八千万的中国残疾人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杨澜：憧憬一下，你的目标是什么？
张海迪：残疾人，我觉得首先是生存，生存了才能够发展，生存是一个大的主题。在大城市里面，已经有很多无障碍设施，更重要的是有几千万残疾人还需要生存的保障。你捐两万元钱就能帮助残疾人建一所房子，但是两万块钱能够建成什么样的房子呢？看到他们房子的照片，看到那些非常质朴的残疾农民，我真的会流下眼泪。没有担任这个主席的时候，我已经在心里告诉自己了，我会努力，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帮助你们。
杨澜：你是一个感性的人，也非常能够将心比心地去理解别人的痛苦，但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它需要一个非常理性和清醒的头脑，有些残疾人所面临的这种状况，是可以通过更好的制度保障和实施来改善的，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张海迪：我也看到了一些比较迫切的事情。比如说我过几天就要去听残疾人的信访。我们的社会在走向文明，走向更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我们有残疾人保障法，经过了修订，我认为非常完善了，最怕的事情是有法不依。我想要做好各级残联的工作，大家都要承担起这个重担，真正把残疾人的事业当做事业去推进。
全国人民的幸福
在担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之前，作为政协委员的海迪就曾多次在两会上呼吁建设残疾人无障碍设施，关心残疾人专用机动车营运和残疾人驾驶汽车问题。海迪说，能够为中国残疾人的无障碍设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真的感到很快乐。海迪也时刻关注着残疾人的精神世界，在她看来，只有全国人民都幸福了才是真正的幸福。
杨澜：说到无障碍通行，奥运会之后，残疾人的无障碍的通道越来越多，但我最近听说，在四川灾区的重建当中，还有很多地方仍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有些孩子可能对上学充满了畏惧，因为失去了双腿的孩子，不愿意每天被别人背着，抱着，抬着，去上那些台阶。我觉得对于残疾人来说，尊严是非常重要的。
张海迪：非常重要，要有尊严地活着，怎么样才能够有尊严的活着，就是消除一切障碍，物质的非常重要，精神的更重要。
杨澜：很多年前，看过你写的一篇文章，讲到你非常难忘的一个事情，有一个残疾人，由于贫困和没有人照顾他，他的脚趾都被老鼠咬掉了？
张海迪：对，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心里特别难过的事情。
杨澜：但将来你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你要面临的是几千万人，如果每一个人的痛苦都让你这样的难过，这也是一个个体很难承受的，随着时间流逝，你慢慢会麻木一些？
张海迪：不会，一直到现在，我总是把大家的痛苦记在心上。一个人幸福了，不是真正的幸福，只有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才是真正的幸福。
杨澜：你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
张海迪：我觉得人是要有大的理想，我看不见，我的后来人还会看到，一代一代人就是这样传承的。
婚姻不能“凑合”
关于婚姻，海迪同样有着美好的向往，她说身体的残疾并不意味着对世俗眼光的妥协，而是要有决心像健康人一样生活。在1983年张海迪被树立成楷模之前，她就已经结婚了。她的先生曾是下乡到安徽的知青，后来在工厂工作。
杨澜：你庆幸自己结婚了吗？
张海迪：庆幸，我觉得人一定要结婚。
杨澜：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犹豫过？
张海迪：不犹豫，我觉得一定要结婚。我的一生，我做过两种决断，一是假如我找不到一个符合我理想标准的伴侣，那我就一生不结婚。
杨澜：不愿凑合。
张海迪：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凑合，我就是要等待。我认为我27年的婚姻，非常好。在那个年代，我结不结婚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而且这个公共话题还是要带问号的。有些人认为，海迪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那为什么还要结婚呢？
杨澜：好像是让那个男士来奉献了。
张海迪：对了，当时并没有以人为本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所谓以人为本，就是给人以尊严，给人生活的自由，给人美好的生活前景，给人创造的这种自由度。
杨澜：所以你真的不需要对爱人有抱歉的地方。
张海迪：我没有，残疾女性不要对你爱的人有愧疚。我也在评判我自己的婚姻，真的是跟健康的家庭没有什么两样，就是我坐在轮椅上的不同。
杨澜：所以像一个普通家庭的婚姻一样，也一定会吵架，吵架的时候你也不让着他吧。
张海迪：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坐在轮椅上会有更大的宽容，对自己，因为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你觉得吵架也没有用，痛苦也没有用，眼泪也没有用，只有微笑，只有把一些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尤其是残疾人的家庭，你要学会平和地处理所有的一切。你也可能有自己的不愉快，但是你可以请你的先生一起来分担，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
丈夫身边的“可爱”女人
海迪的先生在一所大学任教。在海迪当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之前，他们曾一起翻译过长篇小说，1998年他们出版了《莫多克——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他们还共同翻译出版了哲学著作《达尔文的蚯蚓》。
张海迪：我先生比我大四岁，是个南方人，他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我是山东人，我有我自己的生活的方式，这样势必要经历一段磨合。他当时说上海话，不会用儿化音，我就笑他。比如说要买一个宜家的那种书架，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了好以后我就很踏实。有时我要出去，就问他“你说我去不去？”他说，“你想去你去好了，”我还是喜欢问他一声的。
杨澜：给他一个很好的感觉。
张海迪：我就觉得女性就是女性，假如你的先生比你大一点，你就把他当个老大哥好了，这样的话你的生活有一份踏实。我跟他讲，一定要结婚，夏天打很响的雷，有个男人在家里一点都不怕。我有一些离婚的朋友，我说，一定要再建设一个好的婚姻。婚姻一定要有的，不要自己孤独地去走。
假如可以行走
2007年海迪和她的先生一起应邀到德国做访问学者。2009年4月，我们在海迪出版的新书《我的德国笔记》中，看到了先生为她拍的一些照片，美丽宁静，也许就是他们生活的写照。
杨澜：在你的德国笔记当中，我看到有这样一张很特别的照片。
张海迪：这是我先生给我拍的。
杨澜：你几乎站了起来，当时为什么能够这样站起来。
张海迪：当时就是这样使劲撑着，你可以看到我假装镇静，实际上脊椎都已经坠得很疼很疼的，包括胳膊也很吃力的。那天我先生推我去瑞士苏黎世湖畔，那时候天很冷很冷的。然后我脱了棉袄，我想在这照相，我先生一直说不行，一定会冻病的，但拍了差不多得有50张吧，各种各样站着的姿态。
杨澜：为什么要在大冬天，把外面的棉衣脱了呢？
张海迪：一是看到了雪山，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觉得我看到了自己的一种梦境，像我小说里《绝顶》里虚构的一样。我真的觉得特别奇怪，我在那里就想要是真能站着看雪山该多好啊。所以我当时就站起来，让我先生给我拍片子，我还是觉得特别特别高兴。
杨澜：海伦凯勒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假如我有三天光明，假如你能够行走呢，你的愿望是什么？
张海迪：假如让我站起来，我想我会去做饭，因为坐着炒菜，脸上会溅到油。
杨澜：对，你跟那油锅太近了。
张海迪：如果我真能站起来，我要发挥我的想像，给我的家人或者我的好朋友做一次特别好吃的饭，可以这样站着，不怕油，所有的好吃的都可以做一点。我希望像很多妈妈一样，在学校门口等我的孩子，他老远地跑过来叫我“妈妈”，我也会问“儿子，今天怎么样”。还有我希望自己能够像很多人一样，跟自己的亲人到没人的地方去走走，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