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
（一九二七年七月）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全党同志公鉴：
今平山兆征谨宣言退出国民政府，敢以退出之理由为全党
同志及全国人民一详陈之，庶便平山兆征此举之意义昭然于世，
以示郑重。
平山兆征之加入国民政府本为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亲密
合作之一种表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总理即认
定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为国民革命成功之必要条件。此诚中
国革命人民伟大领袖所手订之明确政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及历次中央全体会议，复加以肯定的阐明与承受。 直至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五日蒋介石所主持之中央会议，乃以
所谓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工作之权利，此种破坏
孙总理容共政策之行为，使国民党受巨大之损失，盖自此以后，
蒋介石式之军事党羽乃渐足而攘权，于是党权遂日以丧失。然
共产党员素视其为国民革命之工作，在于如何使革命日益进展，
绝无视国民党中工作为猎取高官厚禄之意，共产党员及一切国民
党忠实党员之任务，皆在使国民党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之群众运动
为根据而日达于革命。故虽有五月十五中央会议之整理党务案，
而共产党员仍努力继续实行合作政策。于此可见首先破坏孙总
理合作政策者非共产党员，乃冒充孙总理信徒之叛徒也。此等
为〔伪〕国民党员以限制共产党为名，实则图谋以军事独裁压制
国民党。不宁唯是，破坏孙总理革命分子集中国民党的政策者，
其目的尚下限于阴谋出军治党，且在于修改孙总理之三民主义。
国民党之主义乃代表大多数民众，尤其为农人以反抗半封建制度
的余孽力求解放之理论。而封建余孽之肃清又为全国人民埠〔根〕
据三民主义而争得解放之必要条件。今蒋介石等之政策则恰与
此相反。故其行为乃为抛弃民众运动之正轨，而走入与人民公敌
合作之峪〔歧〕途，其始终与豪绅反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帝
国主义军阀相妥协，固无足怪也。
然共产党员终为忠实于孙总理之主义及政策之信徒，始终留
在国民党之内，至今不稍动摇，盖吾人之希望，乃在国民党以党
的力量战胜其少数领袖之具有反革命的阴谋或其他犹豫动摇之
政策。
国民党内及国民革命军内真正革命的孙总理信徒以及共产
党员，以最大的努力向前奋斗，复类〔赖〕世界革命民众之代表
共产国际与以伟大的赞助，中国民众始终团集于国民党旗帜之下，
而同向军阀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进攻。于是去年第一次北伐乃
大异于畴昔，盖此次北伐得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之参加，乃
能继续摧灭许多人民之公敌。人民之希望于北伐者，在于其能除
去中国民众之内外压迫，故虽有如此巨大之牺牲能仍不借赴汤蹈
火以赞助之也。为国民革命而死者以数万计，伏尸累累，或死于
敌人之枪炮，或死于敌人之虐诬，或且为响应北伐军而死。 死者之中，谁为国民党员谁为共产党员将不可分析！彼等之英勇
的牺牲，使军队及民众皆随之而益加奋励。
综览北伐的整个过程中，真正国民党员及共产党员曾以万分
的努力保持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广大民众中之基础，使革命得
以进展至于长江流域。民众运动及军队之英勇，曾经屡次打击国
民党中反革命的及犹豫妥协的领抽之阴谋。此等所谓领袖，当时
即已图谋出卖革命，以便走入豪绅反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军阀帝
国主义之反革命的营垒。
革命军占领长江流域之后，北伐告一段落，方将补充增加新
的力量，而准备最后决战以达到完全之成功。然广州三月二十
日之故枝，复发现于长江流域，为〔伪〕国民党的领袖以及永久
犹豫动摇之分子，又起而破坏革命的联合战线，阴谋根本推翻集
中革命分子于国民党之政策，而欲使革命转入反革命的途径。当
时蒋介石要求中央党部及政府均迁赴南昌；此种要求，实欲使革
命及党的指导机关，尽入其军事独裁之掌握，以便实现其将国民
革命转移于买办资产阶级及反革命营垒之企图，终至屠杀工农以
逞其欲。迁都南昌之要求，实为三月二十日反革命政变及五月十
五日背叛孙总理政策之复演，且为其更扩大更详尽之计划。 当时国民党中央即觉南昌方面之要来〔求〕，对于国民革命
含有危险性；虽国民党中央当时所见之危险仅在党权军权之争，
而大多数未深察其军事独裁之社会基础，然提高党权，反对军事
独裁之运动已造成相当的基础，使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得以
亲密合作，而武汉遂成真正国民党之中心。国民党中央第三次
完〔全〕体会议于以召集，对于南昌方面加以纪律之制裁，并通
过各种议决案明定国民革命进行之方计，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
议决案，如能诚意的履众〔行〕，则国民革命之完成指日可期，
而反革命的一切根株皆当断绝。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不
仅可为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亲密合作之基础，且予共产党员以
义务，便分负国民政府对于国民革命之艰巨的责任，面革命战线
亦因此而愈益巩固。共产党员之加入政府，即为国民党承认群众
运动为国民革命中之伟大动力的表示，并以对抗南京政府所依赖
之买办封建资产阶级。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决定推举共产党员
加入政府，实有历史的意义，盖中国国民运动已显然分为两个
营垒，一方面为半封建的分子及买办资产阶级，别方面为广大的
劳动民众以及一切真正民主分子，武汉之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
实能继承孙总理所领导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精神，决然与劳
动民众民主分子相结合，而认明革命的道路。第三次中央全体会
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政府之决议，其意义如此。非然者武汉中央
与南京方面叛徒之决裂，即毫无意义可言，至多不过是各个私人
之争权夺利而已。共产党员之加入政府，决非为个人之争权，乃
欲以国民党内一切革命分子之共同努力的继续发展国民革命以
至于最后的成功，而反对南京方面叛徒之反革命以救革命于澌
灭也。
自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以来，革命运动中乃有极重大之事
件，即所谓湖南问题是也。湖南农民运动之进展，已至于与封建
余孽决死斗争之阶段，或且为反抗千百年来积重的压迫及不堪言
状的穷困而发生之民众暴动。农民运动之如此伟大的迸展，乃使
阶级矛盾更深一层的暴露出来，甚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中
亦发现此种矛盾之存在。此等极严重的问题，使国民党中央不得
不与以明确的答复。解答此问题之道有三：（一）赞助农民运动，
以党及政府的积极办法领导农民运动，使渐达革命之根本目的；
（二）为所谓过火所震惊，其实所谓过火即革命的急剧风潮，及
〔乃〕—切有历史意义的群众革命运动所不能免，如为之震惊失
措，则势必进而反对农民运动，压迫农民群众；（三）立于旁观
地位，任令反革命势力消灭一切革命运动，施行残暴的屠杀。此
三者之中，中央所择者为何？
或谓湖南问题之解次当为和平方法。诚然，为保持联合战线
以反抗奉张宁蒋之反革命起见，共产党员不但不反对和平的解
决方法，且竭力赞助之。此则更可见只须尚有丝毫保持联合战
线之诚意，共产党员终为联合而牺牲。
今事实上则所谓和平的解决方法，已变成空前未有之屠杀，
国民政府领域之内屠杀之事迭见不鲜，党部则被捣毁，工农团体
及其自卫之武装则被解散。中央委员之中如徐谦顾孟余等方在
日夜咒骂民众，凡民众救护革命之行动，概视为不当；又复曲解
孙总理之理论，谓中国不能有阶级斗争。实则中国国民革命之
全部历史，皆阶级斗争之历史。唯反对垂死的反动的封建阶级
及买办资产阶级之阶级争嗣〔斗〕，为发展国民革命之最大动力。
帝国主义对华之经济上财产〔政〕上的独裁，固经过买办资产阶
级以实行者也；而买办资产阶级之剥削工农，未有不经过豪绅等
类不〔之〕封建阶级。反抗此等阶级之阶级争斗，实为国民革命
之要素，非此不能完成三民主义之革命。
然国民党中央委员之中，竞有人敢于与民众运动宣战，甚至
与国民党历史上之革命的主义及政策宣战。
此种情形之下，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议决案，已为中央自
身所背弃，当然更不能见诸实行。国民党而不能实行此等议决
案，则其结县将不免回复到改组以前之状态，即完全依赖极不稳
定之军事结合。尚何遵照第三次［全体］中央全体会议议决案之
精神以发展国民革命之可言！
因此共产党员同意于加入政府之基础已经消失。共产党员
既为革命的国民党员及共产主义者，则在此种状况之下退出政
府，乃其天职。
平山兆征之决然退出政府，其理由如此。平山兆征之引退，
乃对于国民革命与民众明认自己之责任。国民党中之革命同志
当能谅能平山兆征退出政府之意义。平山兆征之行为，实为国民
革命之利益起见，始终遵循孙总理之革命的遗训，忠实于吾党。
此后当烟民革命努力奋斗，益加奋勉，愿致〔与〕全体同志共
勉之。
谭平出 苏兆征 一九二七年七月 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出
版的《向导》第二○一期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