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介鸣
城市规划学刊 2005年05期
1 对应于城市化过程的城市规划形式
城市规划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尽管基础性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基 本上是由城市化发展需求所推动。纵观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史，其主线清晰可见：在 深化认识城市作为社会、经济和环境综合体的基础上，规划理论是“规划理想”与“市 场现实”之间互动的结果。规划师希望建立一个理想的城市，同时又面临许多现实的城 市问题。因此，必须首先解决所存在的城市问题，提出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案，然后才能 看到通向理想城市的桥梁。
城市化可按发展程度分为三阶段(城市发展S型曲线)：初始期、快速发展期和稳定饱和 期。同时，城市规划也以三种形式出现：开发控制(development control)、规划方案( plans)和规划过程(planning)。西方城市规划发展的历程显示，城市规划形式的重点与 城市化程度相对应。在初始期，城市发展速度缓慢，开发活动稀少、强度低。城市规划 主要以开发控制为主。开发控制在西方城市体现在建筑规范(Building Codes)和区划(
Zoning)的制度安排。中国至今保留下许多朴实无华、建筑和谐的历史小镇，如周庄、 同里、凤凰城、上海朱家角等，当初一定有建筑规范，只不过那是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出 现。当笔者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规划学术会议上介绍上海市近10年的城市建设时，一位 纽约规划局官员即以直觉判断，称上海在1990年代形成的城市景观似乎是没有建筑规范 制约的结果。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大量的城市开发项目需要在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上得到协调。这 时，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是提出规划方案。西方在那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城市规划方案方 面的经典理论，如：新协和村、线性城市、阳光城市、广亩城市、田园城市、邻里单位 、新城运动等。这些规划经典理论是规划专业学生必读的课程。学习它不完全在于了解 它们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理论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成功或不成功，然后是这 些理论的进化过程。在这时期，城市规划也逐渐制度化，编制概念规划和总体规划成为 城市政府一个主要职责。规划编制的方法论应运而生，如：综合规划、理性规划、滚动 规划等。
当城市化进入稳定饱和期，城乡人口分布趋于稳定，城市开发强度日益减弱，对规划 方案的需求下降，其重要程度不如当初。另一方面，城市社会日益多元化，社会各阶层 的利益的体现成为规划中的重要议题，规划方案如何产生比方案本身更引起市民的关注 ，因而规划过程成为规划师关心的重点，如：公众参与、交流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和合作规划(collaborative planning)。以上的简述旨在说明城市规划的发 展、关注重点、规划形式、及理论发展是城市化需求所推动的结果。
2 开发控制是市场经济下城市规划的重要形式和手段
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城市经济发展不需要规划，而城市土地开发需要规划?这是因为城市 土地开发中所存在的市场失效。所以，西方的城市规划源于市场失效。贫民窟是因为市 场没有提供低收入住宅的机制；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是因为市场没有提供基础设施(公 共物品)和制约个体开发外在性的机制，因而引起城市开发的混乱。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 8世纪中叶，城市化随之而蓬勃兴起，产生许多随后世界著名的工业城市如利物浦、曼 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但是英国的现代城市规划体系是在20世纪二战后，根据1947年城市 规划法才建立起来的。大量的规划院校建立于1960年代。这说明英国二战前的城市发展 是没有经过总体规划的协调，这就说明开发控制(始于1875年“公共卫生法”)在管理城 市发展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新加坡于1856年开始实施土地开发控制制度，但是它的第一 个总体规划是在100年之后于1955年编制。根据对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规划历史的认识， 完全经过规划的城市不一定比自然生成的城市更有吸引力，大多数英国新城是典型的例 子。在城市总体规划不一定达到预期效果的情况下，开发控制机制毫无疑问对维护城市 建设的秩序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区划(Zoning)就在社区层面上发挥很好的控制 作用。“苏荷”(SoHo)是纽约一个房价不高，艺术家集聚的社区。因为区位好，社区有 品味，吸引了不少富有的居民前来居住，房价房租随之上升。不富有的艺术家居民面临 被高租金逐出“苏荷”的危险(这已经在另一个社区“格林威治村”发生)，于是联合起 来向市政府提议建立“艺术家身份委员会”来审核住在“苏荷”居民的艺术家身份，并 将这一条件列入区划的内容之一。这个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房价上升，从而阻止了改变“ 苏荷”社区性质的市场倾向的进一步发展(Nelson，1977)。西方城市的开发控制已有悠 久的历史，直到现在仍然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由政府主持 ，开发则由市场推动，两者分离。开发控制是实施总体规划的关键之一。
中国的现代城市规划源于计划经济，城市用地规划是城市经济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 规划与开发都由政府主持，开发控制似乎没有必要强调。但是“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 现象说明负责规划实施的城市开发控制的不力，显然乡规民约式的建筑规范在大规模的 城市化过程中未能发展成为现代的城市开发控制制度。既然中国城市没有现代城市开发 控制制度的传统，经济改革带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会对中国的规划师和规划部门构成一 个重大挑战，因为我国的规划部门还没有积累起与市场打交道的足够经验(王世福，200 4)。城市开发控制亟待制度化，应该是城市规划专业必须重视的研究课题，中国规划教 育必须要有这方面的内容。
3 实践推动城市规划方案理论的发展深化
目前国内城市发展热火朝天，规划方案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但规划方案方面的 理论发展必须经过规划实施和实践的检验，才能在理论上得到发展和深化。仅仅在绘图 桌上不断推敲，方案不会有本质的进步。人们早已看清这一脉络体现在西方经典的城市 规划方案理论的进化过程中。乌托邦规划的先驱者罗伯特·欧文自己出资规划建设了
New Lanark，在人类历史上首创公共住房、公共设施和绿带等概念。实施后发现这种开 发形式不符合经济规律，罗伯特·欧文随之破产(因此被称为“乌托邦”)。20世纪初霍 华德的田园城市继承了罗伯特·欧文的绿带和公共设施理念，但在实施方式上理性地遵 循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开发经费市场融资，住房出售回收开发资金。城市开发经济上 的切实可行使得两个田园城市得以实现。因为经过规划而获得的良好居住环境，田园城 市被评价为自废除奴隶制以后最伟大的道德运动。但是，使规划师泄气的是，在市场上 ，未经完整规划的城市比规划的田园城市更有吸引力(朱介鸣，2004)。在那个时空背景 下，田园城市的规划理想未能被现实的市场普遍接受，但这并不影响到霍华德现代城市 规划先驱者的历史地位。
然而英国规划师们并未放弃对理想城市的追求。通过对田园城市实践的总结，认识到 建设一个美好的城市需要长期的努力。因为市场资金短期赢利的要求，田园城市私人开 发公司的形式无法具备长期开发完善城市的能力。二战后英国新城建设吸取了这个教训 ，新城建设由政府开发公司主持，政府投资允许长期投入和经营。笔者研究过苏格兰的 一个新城，自开发30年后新城开发公司才开始自负盈亏。不断和长期的投入才能完善新 城的建设。英国三代新城方案的进化就是一个不断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城市社会需求，改 进方案的过程。从刻板的城市组团结构，自上而下的社会各收入阶层混合社区，到放弃 组团结构，再到放弃人为的社区结构，作为第三代新城的代表，密尔顿·凯恩斯城规划 的成分明显减少，而留给市场发挥的空间显著增多。
美国人车分流的邻里单位规划理论旨在汽车盛行的时代为交通弱者(儿童和老年人)创 造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邻里单位(Redburn)方案设计相当有创意，被认为是一个划时 代的规划理论。但在建成后发现，居民在社区学校和商业设施方面没有选择的余地，而 多样选择本是城市生活重要的吸引力之一，为此，邻里单位的实践没能得到推广。以上 的简述强调说明实践对推动规划理论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实践和评估，仅仅玩弄设计技 巧是毫无意义的，对建设美好的城市毫无帮助。西方城市规划方案理论的发展是自上而 下的规划力与自下而上的市场力相互交汇融合的结果。不可否认，许多崇尚自由市场的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经常批评城市规划妨碍自由选择和抑制创新，但他们所批评的都是自 上而下的规划方案。对开发控制则是公认为必要的，只是在程度深浅上有所争议；而以 公共参与为代表的规划过程则是无可厚非地体现民主价值观的规划方法。时势造英雄， 中国这10几年来的城市发展是不是造就了中国城市规划方案理论?英国贡献了田园城市 ，美国创造了邻里单位，法国发明了以放射轴线为主的城市美化运动(这已经被法国设 计师输出到了上海浦东)，我国向世界奉献了什么?事实上，中国乃至东亚城市因为土地 资源极其稀缺、人口高密度，以及社会组织的儒家思想特点，追求理想城市建设必然会 产生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之所以强调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是因为城市规划必定受国 情制约，城市组团结构在英国新城没有成功，但在新加坡却是非常地成功，就是因为国 情不同。)。“真理来自实践”，人们是不是应该以制作规划方案的同样热忱来分析研 究已经实施完毕的城市建设项目，如珠江新城，深圳新市中心，诸多的大学城，上海新 天地旧城改造工程，杭州西湖区改造工程等，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经过这么多年的 大规模城市发展，规划师不应再满足于提出规范性的规划理念，而应积极从事实证性的 城市研究。“城市建设、百年大计”，规划师是不是应该很有紧迫感地去做这件事，从 而踏踏实实地向产生中国城市规划方案理论的方向迈进?
4 城市规划的最终目的是创造美好的城市
许多西方经典的规划方案都得以实施建设，如：New Lanark、田园城市、新城、城市 美化运动、邻里单位等。是巧合还是必然，那些实施的规划方案其规划与开发都是两位 一体，即规划师和开发商是一家。有志向的规划师不应仅仅满足于提出好的规划方案， 而应努力成为引导建设美好城市的主要角色。经过20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的成分在中 国已经相当地深远和广泛。英国《经济学人》报道说，中国2004年进出口贸易量已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75%，而在美国和日本这个比例只达30%，说明中国的经济甚至比美国和日 本的经济还开放(Economist，2004)。在短短不到15年的时间，许多沿海城市的住房供 应从100%的公共住宅到将近100%的商品住宅，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公共住房仍然 占20%～30%。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市场经济体 制的进入，以及市场经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对不具备完善的现代开发控制机制的中 国城市规划的最大挑战。某市负责城市建设的政府官员希望在土地批租时将详细规划作 为一个附带条件一起强加给开发公司，而该规划在制作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开发市场的因 素，这种没有市场参与的详细规划设计在新的开发制度下是否有用?
城市总体规划应该能够指导政府投资的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它对市场投资的 开发项目能有多少引导能力，人们并无把握。美国1960年代对总体规划实施进行评估后 发现，在指导市场实现规划目标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规划没有引导市场开发的机 制。Marion Clawson和Peter Hall(1973)认为，大多数总体规划的效果相对有限，实施 的结果并未如预想那样完美。可以说，在编制规划方案上所花费的大量精力和财力基本 上是浪费了，更糟的是，总体规划给人一种假象，这个城市的将来似乎是前途无量。
Delafons(1962)评论道，尽管总体规划效用有限，政府仍然愿意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编制总体规划，印刷制作精美的宣传材料，这是因为总体规划已经成为政府的公关工具 。这种现象在当今的中国并不陌生。
城市发展需要规划方案，自1990年代起的强劲需求使得做方案的规划师大量短缺，这 是规划史上专业发展少见的黄金时代。城市建筑基础设施大量增加，计划经济所造成尖 锐的短缺问题得到显著的缓解，城市生活质量的巨大长进有目共睹。然而规划师还是要 自问：所做的规划是否在积极地建设经济有效益、社会有公正、环境可持续的美好的中 国城市?城市建设是否按照规划方案实施?
总体规划如能直接转化成现实，规划理论发展就是一个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修正理论 的良性循环过程。然而现代城市，无论中外，很少具备这个条件。总体规划如只能有一 小部分得到实施，那么城市很大部分是遵循什么目标进行建设的呢?这表明在规划方案 与美好城市的建成之间有一道鸿沟：规划实施的过程。对鸿沟人们至今对它了解甚少， 规划教育也不把它列为重点之一。美国20世纪中期城市总体规划的实践揭示了这么一个 基本错误：城市未来的土地使用规划纯粹是由专家决定的技术问题。认为编制理想方案 是个技术问题，目前许多规划专业也是如此来训练规划师。但是如果规划师必须考虑到 规划实施，规划实施的过程就远远超出技术的范畴；如果编制规划方案必须同时考虑到 规划实施，编制规划方案就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研究规划实施过程后发现，规划实施 后面有一个更复杂的因素：城市建设制度(见图2)。从这个角度入手，就能很清晰地理 解城市规划专业方向发展的逻辑。城市规划专业发展的方向与时尚的理念无关，而应与 下述研究有关：是什么未知因素在妨碍规划方案的实施。对该未知因素的求知推动西方 城市规划专业从建筑工程向社会经济、公共政策方向发展，从单一建筑学科向多学科发 展(陈秉钊，2004)。中国城市规划专业今后的发展方向也势必被这个逻辑推动。每个国 家都有自己的城市发展国情，以及城市规划必须关注的问题。不要把因美国国情所产生 的“睿智增长”(Smart Growth)和“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规划概念作为中国城 市规划的时尚，中国必须有符合中国国情的规划概念。
什么是城市建设制度?按照制度经济学家诺斯(Douslass C.North)的定义，制度(
Institution)是“游戏规则”。城市建设制度就是城市建设的“游戏规则”，城市规划 体系和城市开发控制属于城市建设的规则。与规划方案或规划体系相比，市场经济体系 下的城市建设制度在建设城市方面起更大、更重要、更关键的作用。城市建设制度决定 规划与市场在城市开发中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规划是否有控制开发的能力——“规 划是裁判”；规划是否有引导开发的能力——“规划是龙头”。新加坡牛车水地区改造 的案例研究表明，除了城市总体规划和旧城保护规划之外，下列政策和措施对高质量改 造起了关键的作用：提供公共住宅迁移旧城居民——降低房屋业主自发改造的压力；住 宅租金冻结法令——使得房屋业主没有经济动力从事无序的自发改造；强制性征地法— —有效地降低大量小地块整合成大地块的交易成本；政府售地计划——整合后的大地块 ，附上规划要求和开发条件，再交由市场开发；最后是开发准证——规划局的开发控制 。旧城改造的形式和时机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和引导。由此可见，美好城市的建成远远超 出规划方案本身所能达到的。在城市物质形态方面，城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和城 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是从城市建设制度的角度着手讨论如何按照规划目标进行城 市开发(朱介鸣，2004)。如果规划师的最终目的是建成美好的城市，显而易见，了解和 认识城市建设制度是关键所在。
5 研究中国的城市建设制度，推动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发展
古典经济学信奉“看不见的手”，市场的机制就是供需平衡以及调节供需平衡的价格 。制度经济学则认为，“看不见的手”固然重要，但能够使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市场经济 的前提。市场运作的机制是由制度限定的。市场经济的效率由产权结构和交易费用决定 ，“看不见的手”在这个制度框架内发挥作用，制度决定经济效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一直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推动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直到2002 年，世界银行才认识到制度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发表了标题为《为市场建立制度》的 年度报告(World Bank，2002)。许多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富有，是在于市场经济 的高效率和激励机制。许多市场经济的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贫穷，以前一直认为是政府 过多的干预使得市场不自由，价格扭曲和垄断造成市场低效。现在认识到市场低效更多 是由市场制度不完善所造成，而市场制度不完善主要是在于政府能力不够。
笔者研究过孟加拉的达卡和越南的河内。因为贫穷，孟加拉国有许多城市贫民窟。奇 怪的是在其首都达卡，许多中等偏上收入的白领阶层的实际居住条件也大大低于他们所 追求的居住需求，住房价格高昂。几乎所有的住房开发要素都是当地要素(土地，建筑 材料，施工等)，所以住房价格是当地化和相对低的。居民工资低，但是住房开发要素 价格也低，贫穷国家相对富有居民的住房可以与富有国家有钱居民的住房一样地高质量 。为什么“看不见的手”未能调节住宅市场来满足达卡中产阶级的需求呢?研究的结果 表明，在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土地产权、规划管理、和住房金融方面，因为政府 管理无能，一个有效的住房建设制度未能建立。与其说达卡住房供应是市场失效，还不 如说是政府失效。越南城市人口密度与中国城市相似，但是河内土地利用率远低于其人 多地少的状况所要求的。地块划分细小，各家各自建设，建筑密度极高，但容积率无法 提高到市场需求所要求的程度。究其原因，与其特殊的住房建设制度有关。社会主义的 意识形态要求城市政府提供廉价的公共住房，但是长期的战争几乎耗尽了政府的所有财 力，无法提供国营企业职工住房。而只能给每个职工家庭提供一小块居住用地，由他们 自行建造住房。与以前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只拥有住房使用权不同，越南城市居民家庭拥 有土地使用权。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使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居民开始利用土地使用权开 发他们的地块，结果是城市中出现大量类似中国南方城市的“城中村”。中国的“城中 村”建立在集体所有非城市用地上，而越南的“城中村”是建立在国有的城市用地上。 越南不具备中国的城市住房建设制度，众多细小的地块无法整合起来进行有规模的开发 。同样，不了解美国的城市建设制度Urban Regime，就无法理解它的大都市地区中心城 复兴的过程(Zhu，2001)。
城市建设的质量和效果取决于城市建设制度。从这个角度分析，市场经济体系下的城 市规划实际上是城市建设制度的组成部分。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制度内所占的地位因国 情不同而不同。根据笔者在海外生活的体验判断，在美、英、新加坡三个国家之间，城 市规划的地位在新加坡最高，英国次之，美国最低。可以说，新加坡城市是规划的成果 ，而市场的力量在美国城市建设中起的作用远远超出规划的力量。自1990年代以来，每 年有众多的中国城市政府官员代表团到新加坡访问学习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经验，所看到 的都是具体的诸如城市结构，公共住房，交通结构，绿化设施等表面现象。殊不知在那 些现象背后恰是一个城市建设制度在起作用，没有那个城市建设制度就没有今天按照规 划目标建设的新加坡城市(Zhu，1997)。
中国城市建设制度的大背景是改革开放所推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Zhu，200 0a)。一方面，特殊的转型经济形成两种制度和两种激励机制的并存，此消彼长；另一 方面，“发展是硬道理”，通过快速发展减低因利益分配重组所带来社会冲突的机率。 城市建设制度作为转型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出现了“双重土地市场”(dual land
market)和“土地模糊产权”(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over land)的制度安排(Zhu ，1994；Zhu，2004a)。“双重土地市场”在维持现状土地制度的同时引进了商品化土 地批租，促使房地产市场自1949年后重新在中国城市中发挥作用，城市开发蓬勃展开， 成就前所未有。正如单位制度的渐变对住房市场商品化同时产生了正面和负面的作用(
Zhu，2000b)，“双重土地市场”和“土地模糊产权”的负面结果是产生了广泛的“寻 租”现象，土地低效开发，成为滥建“开发区”、房地产市场过热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 (Zhu，2002；城市规划汇刊编辑部，2004a)。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有各类开发区3837家 ，开发区规划面积达到3.6万km[2](http://www.people.com.cn/GB/14857/22238/28463 /28464/2015058.html，查于2002-10-09)。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政策使得地方政府成为“ 地方发展政体”(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因而成为地方政 府经营地方经济的工具(Zhu，1999)。随着“地方发展政体”能力的加强，其城市开发 的掌控能力显著提高(Zhu，2004b)，从“土地使用权”向“土地开发权”的转移完成了 土地市场商品化的转型过程(Zhu，2004c)。不了解这个独特的转型期间的城市建设制度 ，就无法深切地了解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状况和特点，这就是我国的“市场现实”。规 划做“龙头”就要了解“龙身”。如果“龙头”是“规划理想”，“龙身”就是“市场 现实”。不了解“市场现实”的规划师只能使他的“规划理想”与“市场现实”毫无关 联。
有这样一个说法：除了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之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在于 社会管理的水平。发达国家管理有序，能够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解决问题；而发展中国 家却是组织能力有限，产生许多混乱和无序。国家的进步不局限于经济水平和科技水平 的提高，也在于管理组织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如何提高建设美好城市的能力是中国城 市规划理论发展的根本方向。转型经济下的城市建设制度促成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度城市 发展，但也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①居住区大盘开发的本质是开发商取代了政府提供公 共物品、遏制房地产开发外在性的功能，但开发商不负责更大范围城市功能的空间协调 ；②“城中村”是市场提供的没有安全保障的低收入居民住房，因为目前政府社会再分 配的能力有限；③外商工厂业主提供的工厂宿舍是将低收入住房企业化，而非社会化。 可以说，那些不尽人意的城市开发现象与政府的城市管理或经营能力有关。规划师要参 与到城市建设制度的转型过程中，充分利用“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国家走向正 式制度的象征——的趋势，争取城市规划在城市建设制度中的领导地位。土地资源极其 缺乏、人口高密度的中国城市无法享用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开发模式，而只能采用以规 划引导市场的城市开发模式。前者如美国，后者如大多数欧洲国家和新加坡。在规划能 够成为“龙头”之前，至少先要成为城市开发的“秩序”，保证城市建设有序展开。城 市土地资源的“睿智”管理和适合人口高密度特点的规划方案应该是规划理论必须重视 的两大要点。
6 结论
西方社会从愚昧走向文明的重要里程碑是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由此奠定了西方走向 现代化、成为经济科技强国的基础。文艺复兴颂扬人文价值，以人为本。值得重视的是 ，与文艺复兴运动同时展开的还有理性主义运动(Rationalism)。城市规划应该强调以 人为本(赵民，2004)，城市规划也更应该强调理性主义。现代化(Modernization)就是 人文价值和理性主义，两者缺一不可。相比较，规划师似乎更缺乏理性主义(城市规划 汇刊编辑部，2004b；郑时龄，2004b)。规划当然要有理想，那些西方的经典规划方案 理论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文关怀的理想。规划师更要有理性，要理性地建立从市场现实通 向规划理想的桥梁，建立通过市场实现规划理想的机制。1980年代已错过了对“规划规 划墙上挂挂”现象的研究认识，今天规划师不要再错过对如火如荼而不尽人意的中国城 市发展，及限定城市发展的城市建设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和认识的机会。规划师的最终职 业目标是在解决当下城市问题(住宅短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建设有经济 效率、社会公正和环境可持续的理想城市，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做理想的方案。至于规划 方案本身，规划师要积极地面对市场。过去的规划确实只注重自上而下的理想秩序，而 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手”所调节的自下而上的供需关系。规划往往无法提供市 场能提供的灵活、及时对需求的反应、及选择的自由。规划应给市场留有余地，好的规 划是理想秩序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平衡。若是如此，城市开发的市场调节部分将凸现出开 发控制作为城市规划第一形式的重要性。市场体制是经济民主，市场经济下的城市规划 也必然会被民主所推动。由此来看，规划过程迟早会提上议事日程。
作者介绍：朱介鸣，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环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