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讨论提纲：
一， 确定题目，公平与效率：如何权衡
二， 简单阐述公平与效率的定义、关系，
三， 政府进行公平与效率的选择需注重的几个问题。
小组讨论提纲
一， 题目：公平与效率：如何权衡。
二， 确立观点：公平与效率的定义及其内在联系。
三， 联系实际，举例论证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国家如何进行公平与效率的最大化。
公平与效率：如何权衡
“公平与效率的冲突是最需要加以权衡的社会经济问题，它在很多的社会政策领域一直困扰着我们。”
公平与效率两个似乎怎样也无法联系到一起的名词，随着西方国家通过对市场经济干预形成“福利国家”而逐步显现，在走“福利国家”路线的过程中，市场要对绝对大多数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定价 负责，而政府则负责维持市场的稳定以及向穷人。失业人员和老年人提供社会安全保障。
通过美国医疗法案的改革与通过，不难看出在政府政策中最具争议的是针对穷人的社会保障计划，穷人是否应该得到应有的保障收入？或者是提供最低水平的生活标准的住房、医疗？税收改革的能否
起到资产的再分配？抑或有效的促进经济增长？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民主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这些问题也越发引起更多争议，我们绝大多数人认为国家变得繁荣富强时，它一定会将其收入中更大一部分用于救助国内的贫困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之前中国税收的改革中，因为税收负担的过重，绝大多数的人一致认为应当降低税率，或者提高最低征收的标准。从此不难看出，保证收入分配公平是政府公共政策中最困难也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认识，并就公平与效率进行权衡并展开讨论。
要了解公平，自然就要明白不公平的起源，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收入不公平的根源之一是财富所有权的不公平，那些极为富有的人享受着远远高于一般家庭的丰厚收入，而那些没有财富的人的收入则少得可怜。在中国，造成不公平的最大根源不是劳动收入的不公平，也不是能力和技能的差距，而是房地产，矿产等与国家资源有关的行业，在这里，政府的幕后人为因素造成了这种人与人之间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房地产业的基本要素就是土地，卖房子实际上是卖土地。而对于土地，按现行土地用途管理政策，政府和房地产商既是“垄断买方”，又是“垄断卖方”，一方面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另一方面向群众高价售房。房地产业产生的级差暴利，除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外，都被少数房地产商拿走了。随着房价暴涨，“没有房子的人”已被远远甩出财富形成的大门之外。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近年来这里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这与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资源税额低、开采成本低、不承担环境恢复责任……这是“煤老板”、房地产开发商超常致富的“秘诀”，也是分配手段调节失灵、贫富差距拉大的“症结”。在这些个人聚拢财富的过程中，政府没有起到监督、监管，甚至出现站在少数人一边导致了不公平趋势日益增大。
那么公平到底如何定义，首先，民主社会注重政治权利的平等，即人人平等，言论自由，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在同一赛场中按照同一规则进行比赛，所有人都应该进入最好的学校，进行最好培训，人与人的差别应当消失，但是这种公平无疑很难实现，还有种情况就是无论人的杰出与否，都应该享受同等消费水平，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中国通过人民公社证明一味坚持这种公平，导致的结果是严重阻碍经济机制发挥作用，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和能动性在社会生产的过程被无限的惰化。因此在实现绝对的公平时无疑会将效率最低化，因为既然做好做坏都是一样的结果，那不如不做。然而效率却是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投入与产出、所费与所得的对比关系，任何企业乃至政府在社会活动与经营生产中都会追求效率的最大化，期望用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回报。这无疑与人人公平是相互矛盾的。问题自然
转化成我们到底愿意用多少效率为代价来换取更多的公平？
大多数的再分配计划事实上对效率有着影响，如果国家通过对最富者实施高税收来进行财富的再分配，那么高收入者的储蓄和工作热情不可避免的受到损伤，因为既然那是我的付出劳动所得，为什么只对我进行那么多的征收，直接会导致富人的流失，和为了追求财富而进行的冒险的减少，也有可能导致发明与创造的减少，同样，如果社会为穷人提供了足够的保障或者丰厚的福利，贫困的刺激就会减少，人们就可能因此减少工作，或者对低级劳动渴望高级收入，从希腊的高福利导致债务危机，不难看出这种不具备条件却一味追求公平导致的后果。
追求公平可能会对效率产生怎样的恶果呢？首先，政府必须雇佣大量税收人员，社会保障人员去分配收入，导致征收的钱财很大一部分花在了这些人身上；其次，随着税收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不可避免的受挫，因为努力工作最终获得的报酬尽然很大一部分可能落入政府口袋，那不如闲暇之余喝杯咖啡；当然最大的可能是导致储蓄的流失，因为一方面充分的社会保障导致人们对未来风险的预期降低，没有必要为将来储蓄，另一方面则是储蓄没有任何前途，不如进行极大的风险投资来获得更大的利润。例如此次，中国温州大量的工厂倒闭，大量老板进行跑路，而最根本原因就是无法贷款，进行了民间的高额借贷，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既然钱存在银行没有多少利息，那不如进行放贷，结果银行的存款更加缺少，更加无法进行放贷，工厂无法贷款，那只能去民间融资，借贷。最终借贷超过利润所得，在
无法偿还基础上，只有自杀或者逃跑。
那么在这个时期，政府应当如何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政府对政治权利的垄断，使得政府应当肩负特殊的责任来保证效率，这种效率的根本在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应当放弃一味追求GDP的政策，对国家的经济体制中各行业所占比例进行调控，尤其加大对制造业的扶持，减少水泥，房地产等行业的开发，之前中国人制造的产品主要出口，从而创造外汇，如今应当通过提高工人工资，创造内需来进行消化，避免如今民弱国强的现象持续下去，民弱国强最终结果必然是人们对政府乃至国家失去信心，同时，政府必须创造一个人人可以通过自身才能进行竞争的平台，对垄断性企业和垄断行业获取利润的人进行高征收，进行财富再分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公平与效率的同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