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西民族人口构成看中国民族政策的走向
作者：易贤富
中国目前的民族政策是有问题，笔者在湘西，深有体会。经过宋朝的怀柔归化和清朝的改土归流政策，湘西民族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1949年，怀化地区全区总人口206.34万人，少数民族仅有13.2704万人，只占总人口的6.4%。但解放之后采纳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思路（凡是采纳斯大林这种民族思想的国家都出现分裂，如南斯拉夫一分为六，苏联被解体成俄罗斯等十多个国家），人为制造新民族（比如土家族）。通过民族识别，湖南、湖北、重庆、贵州毗连的武陵山地区一些所谓的“五溪蛮”被人为确定为单一民族--土家族，并且在1957年成立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3年又成立了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其后还成立了酉阳、秀山、石柱、长阳、五峰、印江、沿江等民族自治县。这一个1957年通过逆历史潮流“分流为土”而诞生的新民族现在人口有八百多万，成为一个大民族了。 五溪地区由于地理的原因，形成了比较独特的文化，但从血统上大多是汉族（从江西搬过来的为多）。土家族其实也是汉族。湘西彭氏土司是唐末从江西搬过来的。酉阳冉氏土司是从山东搬过来的（有人认为是冉闵的后人）。向氏土司应该是五溪地区一个古老的姓氏（但仍然属于汉族），但是五溪地区的向氏有些被认定为土家族，有些被认定为汉族（比如怀化向氏是大姓，但是汉族）。其实不能想当然用“蛮”来判断就是少数民族。比如我们易氏家族，南宋从江西吉安搬过来，在雪峰山东麓的塘湾镇、洗马乡有两万多人，虽然离雪峰山西麓的雪峰镇、群峰乡、铁山乡也不算远，但是很少与那边的家族（如杨氏、田氏家族）通婚，也不与罗溪和麻塘山的瑶族通婚的。我们家族主要通婚对象主要是在雪峰山东麓这个小盆地（溆浦县龙潭镇、黄茅园镇，洞口县江口镇、月溪乡、渣坪乡，绥宁县金屋塘镇，都是汉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体系，诞生了一些独特的文化，比如有独特的方言；有一个驱鬼的宗教（栳师，音译）；还产生了一种叫做雪峰“断颈龙灯”的民间文化（我小时候就舞过龙灯），2008年成功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洪江市正在抓紧做好雪峰“断颈龙”申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项准备工作。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掺杂少数民族血统，但是性格上似乎比雪峰山西麓的一些少数民族更“蛮”，打起架来还占上风。如果没有家谱记载，让“学者”继续“研究”、“划分”民族的话，我们这个雪峰山东麓盆地也可能被划为单独民族的。 1980年代响应胡耀邦的新的民族政策，又进行了一次民族识别，为了享受民族优惠（比如经济优惠政策和高考加分），纷纷改为民族自治县，现在怀化市有5个民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怀化市的会同县和邵阳市的绥宁县也在申请为侗族自治县。很多只有1/16少数民族血统的也转为少数民族。有些根本就没有少数民族血统，但是为了高考加分等原因也改为少数民族了。民族的问题（如改族）只有爷爷知道，到孙子一辈就不知道改族的事情了，就会有民族意识了（南斯拉夫的“人为制造”的新民族相继独立）。2000年人口普查，怀化全市有46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84.92万人，占总人口39.9%。到2005年，全市在册总人口498.37万，其中侗、苗、土家、瑶、白、回等少数民族190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40%。会同粟裕（以及世代家族）一直认为自己是汉族，但是粟裕去世多年之后被“考证”出是侗族，被称为是侗族的英雄儿女了。原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祖籍在怀化，说不定今后有人也会"考证"出杨尚昆也是侗族了。据湖南会同《粟氏族谱》记载：“粟氏衍自江陵，迁于建业上元县”。在《粟氏族谱》卷首上《原序》中记载：粟氏“祖顺朝，江南江西府上元县人„元初至元间以武进士„公奉命镇文坡等处„尽于王事，遂寓居通道之文坡„贵公生子通魁于洪武十八年（1385）徒居会同高溶村（今会同连山高涌村）„次子总全公又徒城东之清溪小坡旧寨（今会同坪村小寨村）„”；卷首下《迁徒志》中记载：“顺朝，原居文坡司„通魁，由文坡司徒
住会同高溶„总全，由高溶迁居清溪旧寨„”。《粟氏族谱》卷之一中记载：“第一世：开基始祖顺朝，登至元进士„第二世„荣贵，朝公次子„第三世„通魁，贵公次子„第四世„总全，魁公次子，住清溪„”卷之八和卷十五中同时记载：“第二十九世，多珍，享公次子，字裕，生光绪丁未七月初二（1907年8月10日）„”会同粟氏始祖是粟实寰，有五个儿子，长子粟顺朝是元朝至元年间的武进士，官游击（武官）。明朝建立以后，粟顺朝受命到湘西镇压“蛮峒”起义。从那时候开始粟顺朝带着老婆胡氏、长子荣富、次子荣贵及其弟顺京、顺主、顺位、顺仁来到湖南。顺朝死后，他的家族“遂寓居通道之文坡”。而顺朝的四个弟弟家族也“各择乐土，渠阳、黔阳皆其裔也。” 后来粟顺朝的长子粟荣富回到原籍上元县（今江苏南京）看守祖先坟墓。而粟顺朝的次子粟荣贵生的儿子叫粟通魁。粟通魁于洪武十八年徒居会同高溶村。这就是粟氏家族来到会同的始末。可见，粟裕家族确实是汉族。粟顺朝当年到湘西是为了镇压“蛮峒”起义的，想不到他的后人却与“蛮峒”一起被划为了侗族。粟裕家族世代认为自己认为是汉族，粟裕却在死后被别人出于利益考虑而变成侗族了，荒唐至极！
杨尚昆是四川潼南县双江镇人氏，关于他的祖籍，《杨尚昆回忆录》中讲得很清楚，他说：“双江镇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童南，县里下在修县志。我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现属于怀化市中方县铜湾镇黄溪村）定居。清康熙35年（1696年），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杨主席的记述，明确了潼南县双江镇杨氏家族是从江西省泰和县迁徙的。 杨尚昆是湖南黄溪杨氏开基祖杨文秀的后裔，杨文秀是泰和杨氏开基祖杨允素的7世孙，杨允素又是吉水杨氏开基祖杨辂的6世孙。1278年，杨文秀赴湖南零陵县任县令。第二年，南宋灭亡，元朝开始，因战事尚未结束，携带家眷的杨文秀不能回老家泰和，便选择辰溪县的黄溪村开基立业。明末清初时，黄溪村有一位名叫杨通辉的人，他是杨尚昆的7世祖。杨通辉长期在四川做官，致仕后，仍回辰溪县黄溪村居住。于清康熙四年（1665）修建窨子屋，高墙围立，坐北朝南，六进二层，主大门为“八字大门”，雄伟壮观，东西各设小大门。屋内设正房、厢房、中堂、茶堂、厨房、金库、天井等，总面积为600平方米。杨通辉60岁生光基，90岁卒，葬黄溪祖山坪骆驼背包形，“背包 ”意整装待发，准备远征，发迹在外。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清康熙年间，朝廷组织了历史上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杨通辉的儿子杨光基因在四川出生、成长，对四川怀有一种特殊的眷恋之情。为了开拓新的基业，1696年（康熙丙子年），37岁的杨光基出售祖宅充作盘缠，携妻儿（子四：昌仁、昌义、昌礼、昌智。川生昌信、昌德）从湖南辰溪迁徙到四川蓬溪县，并选择涪江左岸的姬家坝居住。结合一些家谱资料，发现康熙丙子年是一个移民的重要年份。我们易氏家族也有很多人在同一年移民四川的。比如黔阳易氏总谱人物传“笃行传”记载：“文上字登瀛，质性诚悫，贻谋宏远。康熙丙子，诏移楚民实蜀地。公年逾杖国，子六，孙曾数十，长孙心会，入邑庠，家赀亦丰，毅然舍去，举家西行，止成都金堂县，心会复入金堂学，为恩贡。心融、心裕、心恰，相继游泮食饩。后裔蕃衍，分居成都、汉川、德阳，为蜀中望族。公在蜀，日以孝弟力田训导子弟，蜀人化之。族人至其地者犹悉称公之盛德。”清朝四川人口繁衍非常快，现在易文上在四川金堂有两万多后裔。
岳等3人专程从四川省潼质县双江镇来黄溪与族亲叙述离别多年的骨肉之情，并一起给杨通辉等先祖扫墓。地志办、市志办等单位领导热情接待了他们，市档案馆印存了一套双江〈杨氏族谱〉。1992年4月，76岁的杨尚颜老人（杨尚昆堂弟）又专程由四川来黄溪，与族亲一起给杨通辉扫墓、立碑。怀化市政府、市政协、市志办等单位领导热情接待了杨尚颜老人。1991年3月，怀化市委常委杨连贤和市志办等领导专程赴成都拜见杨尚明老人，由他开具介绍信转赴北京杨尚昆主席，想敬请他老人家题词《怀化市志》名，赵秘书长转达杨主席指示：“感谢怀化人民和黄溪父老乡亲为我找到了祖籍”。
土家族是人为制造出的民族。而侗族的领袖杨再思本身也是汉族，他父亲于唐宣宗大中年间，由淮南（今江苏扬州）丞授金吾将军，边叙州（今湖南黔阳）。现在怀化、湘西州、贵州的铜仁、黔东南州有数百万人自认是杨再思的后裔。不但侗族认杨再思为祖先，一些土家族也认杨再思为祖先。我们家族是从江西搬过去的汉族，我们后面分迁了一些人到湖北恩施土家族自治州，但是恩施的有些族人自认是土家族了。由于杨再思家族控制五溪地区数百年，并且后面杨氏也是湘西和黔东的大族，很多侗族其实是牵附为杨再思后裔，尤其是杨姓容易牵附（比如将自己的字辈改动），其他姓氏也可能改姓。姓氏牵附或攀附现象，在古代在某大姓控制地区，是一种无赖的屈从，无赖的求生之道。在五溪地区不少族谱中累见不鲜。吴国兴先生看过新晃一吴姓的家谱，就曾以杨姓“再、正、通、光、昌、盛、秀”的字辈为该吴姓的字辈。这就是在杨再思氏统治地域，其他姓氏屈从攀附的典型例证。怀化杨尚昆家族本来是南宋末年搬到怀化的，与唐末的杨再思不相干。但是杨尚昆祖籍地中方县铜湾镇黄溪村杨姓从明朝开始启用：“文子通光昌俊秀，世传宣尚绍先宗„„”，与杨再思后裔的“再正通光昌胜秀”字辈基本一致。如果不加考证，还以为黄溪杨氏也是杨再思的后裔。
唐朝以来，湘西地区由于人口稀少，繁衍比内地要快一些，但是也不是太快。比如我们家族从宋朝搬过来，人口繁衍远远比在江西宜春、湖南长沙易氏集聚地要快，但是现在在黔阳本地也只有五万人（并且还是繁衍的特例）。繁衍最快的主要是清朝的四川。湘西离四川很近，四川、重庆很多人是从湘西搬过去的，使用的是同样的西南官话，风俗习惯也基本一致。但是不知何故，大多数四川、重庆人的家谱说是来自离四川很远的湖北东部的麻城和孝感，比如湖南黔阳易氏在清朝的时候有数千人迁往四川，在那里应该有十多万、二十多万后裔，但是很多支系的家谱却说成是麻城的，后面仔细理清家谱或核对墓碑，才发现是来自黔阳。杨尚昆的家族也曾称声称是迁自湖北孝感。如果算上迁往四川的人口，杨再思是有可能有数百万后裔的（但四川由于在迁移过程中家谱丢失，绝大多数人是找不到祖籍的）；但现在湘西和贵州的数百万杨氏自称是杨再思的后裔，从人口繁衍角度，是难以置信的。
沅陵西南以及溆浦、辰溪、泸溪、古丈、永顺、张家界等地与沅陵交界的地区的的人民除了会说西南官话外，还说一种不同于当地官方语言的方言—乡话。分布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人。由于民族优惠政策的诱导，乡话地区的人普遍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有人干脆称作“瓦乡族”，但更多的是称作“瓦乡人”。当地人多次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民族地位，而他们的主要依据就是“乡话”这种与众不同的“语言”。沅陵一直想将这个人群划分为单一的民族，成立民族自治县。1956年，王辅世先生调查了泸溪县的乡话，并于1982年在《语言研究》上发表论文《湖南泸溪瓦乡话语音》，1985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论文《再论湖南泸溪瓦乡话是汉语方言》，认定乡话是一种汉语方言。结果招致当地人的忌恨，认为研究结论妨碍了他们成立民族的事业。应该说清朝的“改土归流”是有科学依据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而后面的“分汉为土、侗”是逆历史潮流的。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2006年黑山共和国的全民公决，曾经辉煌的“南斯拉夫联邦”在十几年内一分为六，“南斯拉夫”这个曾经光荣的名字彻底消失。南斯拉夫的解体很大程度可以说
是因为人口和民族政策，“得益于”铁托的民族政策。整个铁托时代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之一的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而被被铁托整下台。在压抑处于人口和经济强势的塞尔维亚族的同时，却照顾和优惠人口较少的其它民族、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决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作了有利于 “压制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新民族”相继独立。在没有主体民族的国家与地区，“谁想独立就让谁独立”的结果必然是爆发旨在争夺土地、资源与统治权的无止境的种族战争与极其残酷的种族清洗，这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好处。各民族（包括汉民族）创造的文化需要保护(湘西很多汉族也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也需要加以保护)，但不要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民族优惠政策和旅游）而人为“制造”民族意识，为今后的社会留下不稳定因素！如果今后真的要调整行政规划，建议取消民族自治区，要创造有利于民族融合的行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