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不过在政治上他就显得格格不入，数次被贬官。不过作为一个文人，针砭时弊很正常，虽然他相当尊敬司马光，但有时候也会对司马光的一些政见持不同意见。
苏轼为什么讽谑司马光“鳖厮踢”
据明代谢肇淛撰《五杂俎》卷十六载：“东坡与温公论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温公不谕其戏，曰：‘鳖安能厮踢？’曰：‘是之谓鳖厮踢。’”
所谓“鳖厮踢” ，其实是苏轼即兴发明的一个新词儿。鳖，俗名甲鱼、脚鱼、团鱼。“厮踢”，就是厮打踢蹬。了解鳖的习性的人都知道，它遇到情况时不会和对手厮打，只会一个劲儿地往泥里钻，同时不顾一切地用后腿胡乱踢蹬，行为十分愚蠢可笑。于是，苏轼就用“鳖厮踢”来讽谑司马光对变法派不分好歹的胡乱攻击和打压。
《五杂俎》这部笔记里还说：“一日，相与共论免差役利害，偶不合，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可见苏轼与司马光论事不合，是关于差役法以及王安石变法的争论。而且苏轼内心很有些气愤，当面只用“鳖厮踢” 讽谑，回家就气得不行，连呼“司马牛”。也就是说你司马光简直就是一头犟牛！看来，苏轼对司马光的批评还是很尖刻的。
按一般见解，凭苏轼和司马光关系，他应该是不会这样对待司马光的。司马光比苏轼大二十多岁，与苏轼的父亲苏洵同辈份，而且关系很好，苏轼母亲程夫人的墓志铭就是司马光撰写的。苏轼兄弟参加的最重要制科考试，司马光就是他们的考官，按规矩也就是苏轼的恩师。最重要的是，苏轼因为批评王安石变法而遭受党争迫害，坐牢贬谪，是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才把苏轼召回朝廷任职的。苏轼自己也称 “从游司马光二十年”。那么，苏轼为什么会如此讽谑司马光呢？
这其实是因为，司马光在重新执政后，对王安石变法派的打击迫害和对新法的一概否定废止、实在是搞得太过份了。
对于司马光的如此做派，正直的苏轼当然就顾不得长辈、师生和恩公的关系了，他不能不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苏轼用“鳖厮踢” 讽谑司马光，确实是对其顽固保守的绝妙讽刺。
苏轼之所以这样批评司马光，不仅因为他为人率真正直，无论老臣官吏，包括司马光和王安石，凡有不当言行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揶揄讽谑；更重要的是，苏轼的从政精神是和那些搞党争的官员截然不同的。他不会站在党争的立场而罔顾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他对朝政都是坚持实事求是、秉公而论。在王安石变法中，苏轼曾经率直地批评其过失，哪怕是因此而获罪也不屈服；但对变法的正确举措，他还是表示赞成的。当司马光执政后一概否定新法、一味打击新党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昧着良知苟且，哪怕是落得两面都得罪。本读书人曹宗国认为，苏轼对司马光的讽谑批评，是一位正直士大夫应有的表现，实在难能可贵。
苏轼为什么与程颐结怨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
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