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与不可见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媒介－９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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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群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中国媒介与女性关系进行深入观察，透过一些可见的议题和现象，以
及不可见的社会深层机制与缘由，对当代纷繁复杂的中国媒介与女性景观进行学术层面的系统梳理。作者认为＂－３前中国的媒介与女性关系具有以下一些特点：“可见的呈现：媒介成为性别议题呈现的主要场域”、“可见的推动：媒介成为为女性赋权的利器”、“不可见的制造：消费文化与传统性别文化结盟”、“不可见的缘由：理论研究与媒介现实错位”。
【关键词】中国媒介；女性研究；社会性别；显性；隐性
我们生活在一个环境和拟态环境共同呈现的时代，一个媒体建构与真实现实相互作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海量的复杂信息正在深刻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和行为，同时也颠覆着新闻教育强调的所谓“眼见为实”。尽管传媒建构的“真实”都是来源于社会现实，但我们常常发现，这种经过传媒建构的拟态现实似乎比现实更加逼真，更令人相信。
传播学教材里有个经典的例子：一个小朋友问他的父亲，如果一棵树倒了，媒体没有报道出来，这棵树算不算真的倒了？这个看似童言无忌的稚嫩语言反映出深刻的传媒逻辑：在一个媒介化的时代背景下，可见还是不可见，并非仅仅取决于个体的物理形态，而取决于被媒介呈现的虚拟镜像形态。
中国媒介与女性研究发轫于１９９５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这一研究不仅是女性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也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流派；不仅是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世界范围的重要研究议题。媒介与女性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这一研究依然在传播研究中属于比较边缘的学科，聚焦于这一领域的学者还比较少，而且，对于中国媒介与女性的发展现状还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思考。
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对当代中国媒介与女性关系进行深入观察，透过一些可见的议题和现象，以及不可见的社会深层机制与缘由，对当代纷繁复杂的中国媒介与女性景观进行一次学术层面的系统梳理。努力去发现和阐释当代中国媒介与女性发展中的事件与事实，行为和理论，勾勒出当代中国媒介与女性状态的
真实全貌。
整体来看，当前的中国的媒介与女性的关系发展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可见的呈现：媒介成为性别议题呈现的主要场域
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性别关系是标准的私事，只是闺阁相谈的话题，连街头巷尾的议论都很少，更不用说开展公开讨论。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转变和媒介作用的加强，性别议题不仅在媒介中得到同步映现，而且还成为引起社会热议、公断甚至影响法律政策的策源地。相比较于其他交流渠道的壅塞和缓慢，媒介具有快捷性、广泛性、复合性等多重属性，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信息传送到舆论场的中心，并在最大范围内影响到受众。
首先，媒介积极关注两性热点话题。
近年来，性别议题在媒介中日益凸显，各类相关话题的数量日益攀升，这折射出来的不仅是社会转型时期两性关系的变化，还有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变化。
比如：媒介热议“剩女”话题。“剩女”是指在年龄已过婚期而未嫁的女性。教育部２００７年８月公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６）》①中，剩女被列为１７１个汉语新词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将家庭设定为女性终生的归宿地和价值实现之所。“剩女”群体对中国传统的性别关系和婚恋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也让媒介关注这一现象。
目前，多家电视台连续推出多个相亲交友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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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利群：可见与不可见
邀请全国单身女性直接上台征婚，收视率颇佳。此外，以“剩女”为题材的电视剧也不断播出，也收到了较好的反响。通过将个人感情公开化的方式，媒介成功将公众目光聚焦于“剩女”群体，并引发了社会对于剩女现象的热烈讨论。
其次，媒介引导公共舆论，推动公共政策。媒介成为性别议题集中呈现的场域，还体现为通过媒介传播，构建话语体系，引导公共舆论，从而推动政策的改善，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如近年来媒体普遍比较关注的“男女同龄退休”问题。上世纪５０年代，中国政府规定男干部的退休年龄为６０岁，女干部为５５岁。８０年代后，该政策越来越遭到质疑。２００３年中国妇女“九大”召开期问，有代表直接提出“男女公务员同龄退休”的建议，经媒体发布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②
从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近十年间，媒体为公众意见的发表搭建了平台，围绕“男女同龄退休”展开的争论，持续时间之长、跨度之大、涉及人群之广，都是非常罕见的。如凤凰卫视曾邀请专家座谈，深入探讨该话题；大型门户网站新浪网曾发起相关调研，吸引了７万余名网友参与并发表意见。这些公共讨论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直接推动了政策的改善。目前，上海等七、八个省市已率先实施处级女干部６０周岁退休的政策。④
可见，媒介的持续聚焦，打破了现实社会的封闭和凝滞，以营造拟态环境的方式，构建虚拟空间和场域，让性别议题得以凸显在公众面前。并通过议程设置，不断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激发公众的代入感，发挥舆论导向的效能，引发全社会共同关注、思考、改善性别问题。
启蒙，传播发挥其真正的功能，即沟通、在社区组织和成员之间建立共识，推动具有更全面涵义的发展的实现。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联合国及相关的国际发展机构基于国际妇女运动实践经验，提出赋权妇女是实现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重要途径。１９９４年，联合国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行动纲领》中，专门将“男女平等、公平和赋权妇女”作为一章，指出“赋权妇女，让她们自主，提高她们的政治、社会、经济地位，改进她们的健康状况，本身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㈣在中国，媒介对女性赋权的作用也日益显著：
首先，媒介为女性提供信息资源。
赋权意味着增加对资源和决策的控制力和支配力。而信息则是人们进行判断、思考、行动的基础。媒介是信息的载体，并具有实时性和广泛覆盖性，因此成为赋权的有力工具。２０１０年，中国有广播电台２２７个、电视台２４７个、广播电视台２１２０个、教育电视台４４个。年末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９６．７８％；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９７．６２％。２０１１年全国共出版期刊９８４９种，出版报纸１９２８种。④多种媒介形态交织成一个巨大的信息网，为更多的女性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推动她们的发展。
其次，媒介为女性提供表达空间。
在历史长河中女性长期是沉默者，媒介的兴起为女性带来更多表达机会与更广的表达空间。近年来中国妇女组织积极争取大众媒介的支持与合作，传达弱势群体的声音，表达女性的诉求与观点。
近年来中国妇女组织积极争取大众媒介的支持与合作，传达弱势群体的声音，表达女性的诉求与观
二、可见的推动：媒介成为为女性赋权的利器女性赋权概念是在总结当代世界妇女运动、特别是总结妇女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取得的重要成果。④其含义是，女性要想从社会的发展中受益，要在就业、教育和其他发展机会方面与男子平等，不能一味依靠社会来保护，更重要的是赋权于女性，使女性掌握主动权，成为发展的主体。
在女性赋权的课题中，媒介功能独特，而又责任重大。赋权的本质特点就是赋予社会成员管理自我、社区及相关事务的权力，并在管理和解决问题中与他人分享知识和技能。在赋权的视野中，传播必不可少。⑨传播是人们彼此间的对话、理解、认识共同问题的有用渠道，是解放精神和心理枷锁的工具。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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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如北京的民间妇女组织经常联系的媒介有：《中国妇女报》、《农家女百事通》、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北京电视台及《北京日报》等其他诸多报纸的“女性”、“婚姻家庭”版面或栏目、《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北京信报》、《京华时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⑧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大众媒介，也有力地推动着女性表达。女性在媒介空间中的发声，唤醒人们对性别问题的注意，逐渐改变社会的性别成见，促进了女性赋权。
再次，媒介为女性提供参与渠道。
女性赋权是一个参与的过程，强调在参与中赋权。而媒介具有开放性、互动性，为女性提供了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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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渠道和平台。如，十多年来中国大众媒介成为“家暴”公共讨论的重要平台，家庭暴力得以由一个隐蔽的、私人领域的问题变成一个公共问题。这也是一个女性参与的过程。家暴案件中的女性当事人、性别学者专家、妇女团体、女性传媒工作者以及众多普通女性长期不懈的参与，汇聚起声音和力量，在社会中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推动着公共政策的优化。《反家庭暴力法》已纳入全国人大２０１１年首批立法立项论证试点项目＠，代表着中国女性赋权的一项重要进展。中国女性运用媒介进行公共参与的意识在不断增强，深刻推动着女性赋权。
总之，媒介是呼唤正义和公平的利器，是为女性赋权的公器。中国媒介的大力实践，有力地提升了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可见度”。
体制造“剩女”而非女农民工，是因为剩女是“三高”群体（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也是具有有购买力的群体。传统文化对婚姻的重视，被消费文化所利用。媒体在关注剩女婚恋的同时，也将她们塑造成了一支消费主力军。举凡地产、ＩＴ、奢侈消费，全都主打剩女市场。在大众传媒的推动下，奇特的“剩女经济”现象得以出现。
再次，传播适应消费文化的性别话语。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出现过以“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的性别话语。这些性别话语体现了政府对于男女平等的倡导。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性别话语，如全国妇联倡导女性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积极提升女性独立和自身素质。
在消费文化的刺激下，社会制造了“干得好不如
三、不可见的制造：消费文化与传统性别文化结盟
性别议题在媒体中的高频度出现，并非只是源于媒体的责任意识，也是媒体自身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近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消费文化逐渐成为影响巨大的社会浪潮。消费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实际需要，同时也在不断制造、刺激大众的物质欲望。其背后是商家赤裸裸的利益追求。消费文化巧妙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子，特别是传统性别文化要素。大众传媒既是性别议题呈现的场所，也是消费文化和传统性别文化合谋的场所，还是二者合谋的推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制造具有消费示范性的女性形象。
对女性美的强调是传统性别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虽然对“美丽”的界定各不相同，但“女为悦己者容”，女性的美丽的最终目的是为取悦男性。消费文化下，女性的身体、外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商业化的资源和消费欲望的载体。
消费文化与大众媒介合谋，塑造了大量时尚的女性媒介形象。她们共同的特征是：美丽性感，她们似乎不受传统性别文化的束缚，但她们无一不体现传统文化说界定的女性气质，即便是“女强人”类型，仍然是妆容精致，名牌傍身。这些时尚的女性形象更多地具有消费品的意义。女性被进一步物化和商品化，强化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地位。
其次，制造促进消费需求的性别议题。
媒体和传统性别文化、消费文化合谋制造一些吸引眼球的性别议题，制造消费焦虑，促进消费需求。
同样以剩女为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媒
嫁得好”的性别话语，并通过各种媒介样态如婚姻家庭剧、征婚节目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这一话语中，女性的素质被分割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个体主义原则的现代竞争能力，即所谓的“干得好”。另一个是基于两性关系中女性作为附属角色的定位。即所谓“嫁得好”。田
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夫唱妇随”的关系模式，两性关系上主张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等级模式，形成了男性承担养家责任、女性相夫教子的社会习俗。女性个人的能力不被重视，反而以女性婚姻的对象衡量女人个人价值。
四、不可见的缘由：理论研究与媒介现实错位中国媒介与女性发展呈现出来的众多复杂特征和现实问题，其实也和这项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状态有密切关联。
首先，舶来理论与中国本土国情的磨合。
中国媒介与女性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来自西方学界的社会性别理论和传播学理论，这两种理论作为舶来品，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不是天然的契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有自身的性别文化和价值观，中国女性的发展历程也和西方女权运动历次思潮的发展并不一致。
例如，近代中国是由男性精英发起“妇女解放运动”，它是整个中华民族国家革命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场自觉的女性运动，因此女性研究也和民族国家革命的政治话语密切关联。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将“男女平等”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之一，在国家化的性别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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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是一种以男性为标准的“平等”，典型的女性形象是“铁姑娘”这样的消灭了性别特征的劳动妇女的形象。８０年代之后，两性差别的研究成为了热点，与此相应，“女性气质”的媒体塑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并一直持续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剧烈嬗变，一些倡导女性回归传统角色的思潮逐渐占据了社会话语的一席之地。这些社会发展的现实都有着独特的中国国情特色，并不是西方舶来的理论可以直接关照和解释的。
社会性别理论和传播学理论的传人为中国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范式，也逐渐成为了中国学者们进行研究和社会干预的有效分析工具。但是，一方面因为西方的诸多理论引进中国的历史尚短，也不够体系化，因此国内学者在消化、发展与创新上力有不逮；另一方面，因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西方存在很多相异之处，如何将理论贴近实践，如何开拓本土的创新观点，以及将来我们如何能够创造出自己的性别传播理论，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其次，同质化研究滞后于复杂现实。
就中国目前媒介与女性研究的现状来看，学者的研究同质化严重，创新点不多。很多研究还局限于媒介呈现中的性别歧视，对于媒介发展和女性现状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相当一部分研究没有关照到媒介与女性发展的现实需求，无法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从媒介与女性研究的内容来看，有研究者对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１０年，在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期刊数据库“ＣＮＫＩ期刊网”上发表的有关媒介与女性的研究文章进行调研，相关论文共有１４００余篇，其中，探讨“媒介呈现的女性形象与性别观念”的研究在这１６年中占有较高的比例。相较而言，针对于“媒介与性别研究的理论方法”以及“女性媒介”和“女性受众”的研究，研究数量均不足总量的两成。凹
可以看出，中国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出现最频繁的议题乃是对媒介所呈现的女性形象的探讨，其次是对媒介所呈现出的性别观念进行阐释。从研究对象来看，中国媒介与女性研究最感兴趣的话题是是影视和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同质化使得中国媒介与女性研究暴露出很多视野局限，也使得理论探索与媒介现实不断出现错位。
纵观中国媒介与女性的发展，既有热议的性别议题，积极的媒介公器，这些触目可及、随处可见的媒介现象。另一方面，在热闹的媒介表象之外，还有一些深层的媒介机制、社会文化等看不见的线索在左右一切。其实，媒体对女性发展的作用，既有正向推动，也有负向阻碍。在可见与不可见之间，媒介与女性的发展交织出一幅复杂生动的图景。
我们相信，随着更多的研究者和行动者的推动，不可见的媒介机制将更多的加以调整和改变，在可见的场域中，媒介将发挥越来越多的“正能量”，推动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的社会的进步。
注释：
①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２００６）），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
②刘军、蒋永萍、张李玺、冯媛、丁娟、荣维毅：《关于“男女公务员同龄退休问题”的讨论》，《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０３年第６期。③陆建民：《处级女干部６０周岁退休：从提案到政策》，《中华女子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④谭琳、陈为民：《女性与家庭》，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⑤王锡苓等：《发展传播学研究的“赋权”理论探析》，ｈｔｔｐ：／／ｒｏｌｌ．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２０４０５／ｎ３３９８２２９６８．ｓｈｔｍｌ。
⑥转引自谭琳、周盎：《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公共政策的赋权性分析——中国和韩国国家层面公共政策的比较》，《妇女研究论
丛》，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⑦数据来源：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网站公布的统计报告。⑧
ｈ卫：《媒介、性别与传播行动主义》，《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０９年增刊。
⑨《（反家庭暴力法）下月开始进行立法立项论证》，《新京报））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３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ｒｎ／１Ｉ／０９２３／０５／７ＥＫ３Ｋ５ＥＧ（ＩＩ）１１２４Ｊ．ｈｔｍｌ。①吴小英：《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⑩徐艳蕊：《媒介性别论：面向本土的媒介性别研究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脉络》，《中国传媒报告》（Ｃｈｉｎａ
１期。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１年第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党委副书记、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毓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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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与不可见——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媒介与女性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刘利群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现代传播
Modern Communication201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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